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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三巨头”出版文集，是中坤集团好几年前就定下来的战略。如此宏愿，随着12卷本《谢冕编年文集》的出版，终于圆满达成。作为后学，我更觉欣喜。
2010年1月19日，“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研讨会”在北大举行，那时我不在京，无缘与会聆听高见。不过，事后拜读赵园、曹文轩等人据发言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很是感动。
2010年11月26日举办的“《孙玉石文集》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并负责“开场白”。这篇题为《诗人气质的学者》的短文，刊出时被擅自改题，我表示抗议，《新京报》赶快更正并致歉。
今天的“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发布暨学术座谈会”，我能够代表北大中文系及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向尊敬的谢冕教授致意，深感荣幸。
谢冕老师的书，从《北京书简》 （1981） 、《共和国的星光》 （1983） 、《中国现代诗人论》 （1986） 、《文学的绿色革命》 （1988） ，一直到《一八九八：百年忧患》 （1998）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98） 、《回望百年》 （2009） 等，我都多少阅读过，只是因为不做诗歌研究，此处还是少说为妙，以便藏拙。更何况，我看到了下面的座谈会发言题目，如孙玉石的《读谢冕诗学思想感言》、吴思敬的《中国当代诗坛：谢冕的意义》、任洪渊的《谈论谢冕，就是谈论一个诗歌年代，谈论一种诗歌选择》、黄子平的《通向“80后”的路》等，明显比我专业多了。
2008年10月与乐黛云先生、谢冕先生在中文系组织的会议上
因此，退而求其次，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好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技术活，本身必定蕴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作者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某种投射——虽说有点夸张与变形。谢老师的书，很少掉书袋，立场鲜明、快意恩仇，一如其为人与处世。无聊不读书，有病才呻吟，故文章容或粗放，但虎虎有生气。第二，谢老师在北大教书，或许被作为“学院派”看待，我则认定其学术路径，更像是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批评家”。可以这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诗评家的谢冕先生的最大意义，不在其学养丰厚，而在其始终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第三，有两种著述风格，同样值得钦佩：或觉世，或传世，二者努力方向不同，各有千秋。问题在于，好的“觉世之文”，照样可以传世。最好的例证，便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两相比较，谢老师的立场及文风，与今日中国学界讲究精工细作略有不同，更接近八十年代学界风气——冲锋陷阵，开拓进取，虽不够缜密，但有精神。
和孙玉石老师、洪子诚老师一样，谢老师也是有明显“诗人气质的学者”。甚至可以说，谢老师的诗人气质更明显，盖过了其学者的风头。很欣赏洪老师为《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座谈会拟定的标题——“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这也是我的判断，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记得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1951年4月19日被解职后在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诗人更是如此，永远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赞叹及倾慕。前些天，有机会与谢老师一起赴伊斯坦布尔参加第四届亚洲诗歌节，相处一周，深刻领会了其“诗人”气质不但没有消减，反是“老而弥坚”，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面对着如此“诗意的人生和学术”，我辈后学，感慨万千：凝聚作者几十年心血的《谢冕编年文集》固然值得亲近，那个无论得意还是失意、课上还是课下、开会还是游览，一路走来欢歌笑语、阳光灿烂的老教授，更值得你我钦佩与赞叹。
2012年6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12年7月6日《北京青年报》）
今天下午同时有两个会，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七十周年纪念会，一是乐黛云先生新书发布暨讨论会，只能二选一。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理由是：我不是人文社的重要作者，可我是乐老师的重要学生。那边规格很高，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无所谓，说不定还地方太小坐不下；这边是众多弟子及后学向乐老师致敬，有我发言的时间与空间。
虽然熟悉乐老师的经历及著述，第一时间拜读《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道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 ，还是很感动。考虑到乐老师“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拓荒者、奠基人”的称号广为人知，就从这里说起。
今天谈比较文学，只是众多学科分支之一，没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比较文学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书的那个时候，比较文学的影响力可以说是覆盖性的，人文学科各领域，多少都有比较文学的印记。不一定是某部著作或某个人物，而是比较文学的思路、方法及眼光，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领域。
我自己研习的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有过高光时刻，聚集了大批优秀学者，深度介入思想解放大潮。为什么能有如此业绩，我做了如下推演：第一，鲁迅研究的立场及队伍。“文革”期间别的学问都不能做，只有鲁迅研究还能坚持。所以，八十年代中国重要的现代文学专家，大都是从研究鲁迅起步的。而且，研究者追摹鲁迅的气节与风骨，而不仅仅是资料考订或思想论述。第二，那一代学者大都经历过“上山下乡”，或者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回过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往往能洞幽烛微，穿透那些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第三，跟比较文学的渗透和改造有直接关系——相对于其他学科，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天然地容易理解与接受比较文学的思路及方法。或许只是借鉴些二手的理论及资料，但心有灵犀，不无启迪，然后就是自由发挥了。比如我写过一篇登在《鲁迅研究》1984年第2期的文章，题为《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当初反响很好，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因我大谈布莱希特，可一点德语都不懂，读的都是中译本。学术准备不足，可敢于大胆立论，且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那种眼界的开拓与思维的活跃，很大程度得益于比较文学著作的译介。
2019年12月在中国文化书院聚会上与乐黛云先生合影
总结乐黛云先生的治学特点，不妨称之为“既开风气也为师”。开风气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与心境坐下来认真经营自己的著作。因为，开风气需要学术敏感，需要开拓精神，需要学术组织，需要登高一呼，这样一来，大量的社会活动会挤占著书立说的时间。所以，“但开风气不为师”，那是常态。乐老师不满意于只是引领风气，而是认定“最重要的是要拿出实绩” （《九十年沧桑》第195页，下同） 。这个“实绩”，包含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也包括个人著述，比如早期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等。比较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崛起，硬是在石头缝里扎根生长，迅速改变了学界的偏见，与乐老师这种左右开弓——学术组织与个人著述并重——的策略，有很大关系。
我曾经说过，乐老师属于大器晚成。这么说，大家或许印象不深，如果我换一种说法——掰着指头算，乐老师学问上轨道，是五十岁以后，大家会很震惊。回看二十世纪中国学者，每代人都不容易。或者因频繁的战争烽火，或者因不断的政治运动，我的老师及老师的老师辈，很少有二十年平静读书的机会。表面上乐老师起步很早，1950年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自然是备受政府关爱；北大毕业留校任教，更是意气风发。可1957年一个大浪过来，“我成了‘极右派’” （第62页） 。接受劳动改造的屈辱与艰辛，性格坚强的乐老师是挺过来了。可学问上的耽搁，谁也补偿不了。直到《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刊出《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我以为乐老师在学术上才真正站立起来。而那一年，乐老师五十岁。好在此后四十年，乐老师抓住众多转瞬即逝的机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
今天的孩子们普遍信奉“出名要早”，都二三十岁了，还没名满天下，于是很沮丧，说是“太慢了”“太晚了”。其实不该这样的。看乐老师履历，五十岁才真正上路，而后一路狂奔，几乎没有停下来喘气或歇脚的念头。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而且再也不肯撒手。这是乐老师最让人敬佩的地方。从五十岁到九十岁，由“现代文学”而“比较文学”而“跨文化研究”，乐老师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每个涉足的领域都留下深深的印记。有的人起了个大早，可最后只能赶个晚集；乐老师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直到近几年，仍有很好的成果问世，这实在是个奇迹。大致了解现代中国学术的坎坷历程，再来拜读《乐黛云学术年表》 （第318—331页） ，我辈后学很难不惊讶与感叹。
谈乐老师的功绩，还必须提及中国文化书院。有人将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中坚，描述为国学（中国文化书院）、科学（《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与人文（“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三大山头。我属于强调引入西学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但我对注重传统的中国文化书院充满敬意。这个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和汤一介发起，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及海外数十位著名教授创建的学术团体，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当初年少气盛，觉得中国文化书院不怎么样，因为他们主要靠老先生，且以整理及传播为主业，学术上原创性不足。但实际上，九十年代以后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书院是起很大作用的 （参见陈平原《遥望八十年代——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另外，八十年代活跃的众多民间学术团体全都烟消云散了，唯独中国文化书院还在坚持活动。单凭这一点，都值得你我敬佩。这当然不只是汤先生、乐先生个人的功劳，今天在座的王守常、陈越光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乐先生的主业是比较文学，本该崇洋；因为汤一介先生的关系，她积极参与中国文化书院活动。表面看是人际关系，实则大有深意。作为“首批参加这一组织的积极成员”，乐老师最初确实属于配角；但要说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 （第174页） ，缺了乐老师还真不行。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一般认为，中国文化书院偏于守旧；但有了乐黛云，此学术团体的多元化得到很好的呈现。更何况，1989年4月，乐老师在中国文化书院等主办的“五四运动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将知识分子研究、比较文学训练与中国文化书院宗旨很好结合起来，且从此确立了自家的跨文化研究视野 （第181、252页） 。可以这么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连续撰写三篇有关《学衡》的论文，在乐老师，不仅仅是配合书院工作，更是自身学术转型的需要。增加历史感，开拓新领域，从比较文学转向跨文化研究，这是关键的一步。
详细描述乐老师的学术贡献，自有及门弟子或同行专家。我更想谈谈她的回忆录写作。理论上，谁都能写自传或回忆录，但实际上，这一文体非常“势利”，或者说不平等——成功与否，与写作技巧相关，但更重要的是生活阅历。单就自传而言，阅历决定视野，情节决定高度。若生活平淡，无论你如何努力，写出回忆录来，都是很难吸引读者的。乐老师是有故事的人，这是第一要素；故事之外，还得有才情，否则再精彩的故事也讲不好。其实，最难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坦荡的心境——愿意且能够真诚地表述你的得失成败，这样读者才能与你共享喜怒哀乐。
这里牵涉个人气质，也与时代氛围有关。八十年代的政治空气以及伯克利的文化环境，催生出英文传记To the Storm这样的好书 （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 。就像乐老师自己总结的：“由于我确实毫无讳饰地真诚袒露了我的心，这本书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第158页） 眼下这部《九十年沧桑》，体例上介于自传与回忆录之间，精神上则承继那部已译成德文、日文的英文传记。时代不同了，但乐老师的精神状态及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此书虽由众多散文随笔集合而成，好多坚硬的内核依然存在。
用个人生平或家族史来折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这个框架是容易搭建的，但要真正写好很难。除了本人故事足够精彩，还得有坦荡的胸襟，以及自我反省的能力。大凡写回忆录者，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是过分自恋。回首往事，尽可能拣好听的说，这是人之常情。明知真话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就是真相，但必须尽可能忠实于自己的记忆，拒绝夸饰乃至故意编造。另外，还得敢于直面自身的缺失；若是能像鲁迅那样，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抉心自食”，那是最理想的。《九十年沧桑》中的乐老师，能够冷静地面对自己的一生，有时甚至还会自我调侃，如“我觉得汤老先生对我这个‘极左媳妇’还是有感情的” （第77页） 。类似这样自嘲的语言，在这书里多次出现。
作为一本回忆录，《九十年沧桑》很好读，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书做得不错。但因我对乐老师太熟悉了，她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故略有一点不满足。严格说来，此书不算新书，而是根据她的英文自传与汤一介先生合撰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 ，以及随笔集《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等，重新剪辑而成。可不可以这么做？当然可以，而且确实需要。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便同行专家，也不见得对乐老师整个生命历程有整体性的把握。若能一编在手，乐老师的音容笑貌、思想历程以及学术贡献一目了然，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既然因年迈无力经营完整的自传或口述史，借用众多散文随笔剪辑而成，是个讨巧的办法。
如果说有什么缺憾，在我看来，主要是编者没在各章节下面加注，说明材料的来源及出处。若加注，可回避各章节不连贯、不平衡的诘难。比如为什么《1948年的北大中文系》这么写，那本来就是为了追怀解放初期因各种原因离开北大的沈从文、废名、唐兰三位先生，故没必要牵涉其他人，你不能追问难道1948年北大中文系就是这个样子吗？另外，不同时期撰写的文章，语境、内涵及意义是不一样的，时过境迁，有的说法不见得很妥当。没必要刻意修改或掩饰，加个注就解决问题了。看得出来，编者做这书非常用心，且得到了乐老师的高度赞许。我的建议是，此书重版时，附一个各章节资料来源的说明，供有兴趣的朋友追根溯源。说不定还有读者更上一层楼，通过对照阅读，品鉴你摘编是否合适，组合有无道理，或者还有哪些潜藏的富矿值得进一步开采。
最后，还想说说我与乐老师的具体交往。我不属于乐黛云先生的“嫡系部队”，只是因乐老师早年曾随我的博士导师王瑶先生读书，故对我另眼相看。1984年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乐老师已经竖起了比较文学研究大旗，明知我不是那块料，还是将我收入麾下。理由是：凡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都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潜质。1990年，乐老师主持了首届全国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我的《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 （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有幸入围，且获得了一等奖。不过坦白交代，本来得的是二等奖。考虑到获一等奖的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获不获奖对他们无所谓，乐老师灵机一动，将一等奖变成了特等奖，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升级了。善解人意的乐老师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
去年八月，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那是我的“学术史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其中第一章《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是根据我在“多元之美”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2001年4月8—10日） 上的发言稿整理而成的，初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又见《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 （漓江出版社，2002） 、乐黛云与孟华编《多元之美》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等。当初北大比较文学所副所长孟华教授受乐老师之命，坚邀我与会。我因长期不做比较文学而胆怯，孟华的游说很精彩：正因知道你不一样，才坚持邀你参加，要不怎么叫“多元之美”？这巨大压力下的思考与表达，害得我辗转反侧，没想到竟催生出对我来说如此重要的成果。
我担北大中文系主任期间 （2008—2012） ，曾组织编写若干书籍，其中最值得骄傲的，莫过于《鲤鱼洲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鲤鱼洲位于江西鄱阳湖畔，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一血吸虫病疫区成为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书出版后，我这样回答记者提问：“在官方记述之外，我们希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为不同时代的北大师生生活留下记录，在还没有盖棺论定的历史结论的时候，立此存照，留点资料。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它将很快过去，写文章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在岗的教师对此没有了解。那段历史现在不谈，再不去回首烟波浩渺处，它就将沉入历史湖底。我们在做的是打捞记忆的事。” （参见许荻晔《“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2012年4月5日《东方早报》） 此书的编写及出版难度不小，能做成此事，我很欣慰。而最早启发我思路的，是乐老师的《北大鲤鱼洲分校：空前绝后的草棚大学》 （《博览群书》2008年第4期） 。2010年6月，我给中文系老师们发信，说明编写此书的目标及宗旨（还有禁忌），同时附上此前已刊的乐黛云、洪子诚、周先慎三文，供大家参阅。
一次评奖、一篇论文，还有一部书稿，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提携与指引。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些如盐入水、有味而无形的言传身教。未名湖边，乐黛云先生勤勉耕耘、不断进取的身影，给我辈后学树立了绝好的精神标杆。
2021年4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21年4月14日《中华读书报》）
我的师兄钱理群教授又出新书了。不过，这回的新书不是独自撰写，而是联合主编。即便如此，《安顺城记》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 在老钱心目中也是分量很重、很重，以至多次提及，都说这是他晚年最大的项目，也是心愿所在。
出书就出书，为何强调“又”呢？那是因为，最近二十年，老钱的学术写作及出版呈井喷状态。每次朋友聚会，他都会掏出几本新书相赠，且笑嘻嘻地说：送不送在我，看不看随你。确实，常有朋友半开玩笑说：大家都很忙，老钱写书，我们读书，最后读书的赶不上写书的进度。
前北大校长曾不耻下问，征询我的意见：你们文科教授真的六十岁以后还能出成果？我回答三个字：“正当时。”因为，此前或知识积累不够，或日常工作太忙，还有家累什么的，没能彻底放开。六十岁前后，各种状态调整到位，真正有才华且愿意献身学术的文科教授，终于开始发力了，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最典型的，莫过于我的师兄钱理群教授。
2002年，满六十三周岁的钱理群教授，“循例”退出北大课堂。当初他的表态是：这是一段生命的结束，又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大家也就听听而已，知道他还会继续写作，但谁也没想到，失去北大舞台的老钱走入更为广阔的世界，左冲右突，越战越勇，将自家智慧与才华发挥到了极致。
1990年1月6日在老钱家，左起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
2021年6月泰康燕园合影，左起赵园、钱理群、陈平原、王得后、夏晓虹
此前虽也强调独立的姿态与批判的声音，追求“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人生道路，但多少受制于学院的舞台及视野。退休以后，老钱百无禁忌，自由挥洒，“逐渐走出现代文学研究专业，开始了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以及地方文化研究，并更深入、自觉地参与民间思想运动” （参见钱理群《八十自述》，《名作欣赏》2020年第3期别册《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 。就说出书吧，老钱至今撰写了大小书籍九十余种（含若干未刊），其中完成于退休前的仅26种（那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老钱退休二十年，其工作业绩已远远超越在岗时。
老钱有点特殊，不是每个退休的文科教授都能像他那样超水平发挥。除了社会责任与个人才华，还必须提及，老钱始终有一种紧迫感。第一次听他这么感叹，是1991年，那年他因病动手术，一开始怀疑是癌症，老钱很紧张，“病后就有了先前没有过的‘要赶紧做’的念头”，于是赶写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和《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老钱自称此次病痛促使其奋发，加快步伐，于是“迎来了自我学术、思想、生命创造的一个新的高潮” （钱理群《八十自述》） 。
这“要赶紧做”的理念，涉及老钱治学的一大特点，即先立其大，确定目标后，再根据自身情况调整策略。我曾戏称其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当然是引用铁人王进喜的名言，可历史上很多奇迹，都是这么创造出来的。老钱要做“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依常规看，不太可行，因他不懂外语，涉及这两个形象/主题/理念“自西徂东”的过程描述，只能借用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可老钱的学术感觉很好，且擅长趋避，“过程”一带而过，重点落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探究，故此书提出了若干思想命题，“是我的学术中思想含量最大的一部著作” （钱理群《八十自述》） 。与此相类似的，是他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当初我以为条件不成熟，因很多重要档案你看不到，只读公开出版的书籍，犹如雾里看花。但老钱笔锋一转，论述主题变成了“我和毛泽东”，最终写成了自我清理与历史建构并重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另一种历史书写》 （联经出版，2012；此书有日文译本及韩文译本） 。这种大处着眼，不过分拘泥于史料及规范的研究与写作，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学院派所不敢想象，也难以企及的。借用老钱的话，这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不是“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而是灵光一闪，发人深思——老钱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主要不是“完成”，而是“提出”。后来的研究者，可以通过追寻其思路，辨认其缝隙，克服其缺憾，而使论题获得大力推进与展开。
想大问题，出大思路，写大文章，这是老钱的特长，也是老钱对读者的期待与召唤。读老钱的书，不要过分计较局部的得失。涉及某些专业问题，即便像我这样才疏学浅的，也都能看出师兄的毛病；落到专门家手中，更是很容易横挑鼻子竖挑眼。单就具体论述而言，老钱每本书都不是特别完美，或者说并非“无懈可击”；可每本书都有新意，看得出作者一直在努力搏击进取。这与老钱的文化立场有关：拒绝成为纯粹的学院派，追求“学者与精神界战士”的结合。这使得他的很多论述，更像思想文化评论，而不是专深的学术著作，你只有读出老钱所有著述背后蕴含着的“当代中国思想进路及社会问题”，方能理解其真正的好处。这位学者的大部分著述，都不局限于书斋，而是连接窗外的风声雨声。也正因为有社会实践垫底，有思想道德引领，老钱的批判立场以及不断进击的姿态，才能博得众多掌声。说到底，这是孕育于大转型时代、记录着风云变幻、投射了个人情感、有可能指向未来的思考与写作。
老钱思维特别活跃，每天都有新见解，好主意更是层出不穷，只是不见得都能落实。这种性格，特别适合于当导师。老钱刊行第一本随笔集，是我帮助命名的，就叫《人之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背后略有自嘲的意味。不过老钱把它说开去，变成了重要的人生感悟。要成为导师，必须有个人魅力，才能吸引众多追随者——不一定是及门弟子，也不必执弟子礼，反正都愿意跟着老钱干活。老钱的名言：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好人本就不多，更要联合起来做事。老钱属于“春江水暖鸭先知”，擅长表达自己的超前思考，也喜欢挥手指方向，好多精彩的论述犹如行动口号，这与他早年热衷阅读毛泽东著作以及在贵州的民间思想群落中的领袖地位有关。至于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一回事，起码体现了某种理想情怀与实践方向。
每当老钱慷慨激昂、十分高调地谈论自己如何“做小事情”时，我就暗自发笑。不过，这个笑，没有任何恶意。我承认，倘若过于洁癖，那是做不成任何事的。老钱之所以能做成很多事，比如主编《新语文读本》、策划若干丛书、长期和众多青年交朋友，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等，都与他善于提倡、指导与协调有关——若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能做到的就必定很有限。老钱没有任何官位，单靠个人魅力，做成了很多事（包括这回参与主编《安顺城记》），这种民间思想及论述的魅力，近乎奇迹，以后很难再有了。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 （《读书》2012年2期） ，其中有这么一段：“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你可以‘只讲耕耘不问收获’——即不追随潮流、不寻求获奖、不申报课题、不谋求晋升，全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但这只能算是‘自我放逐’，其结果必定是迅速淡出公众视野。”
老钱以鲁迅研究起家，日常生活中，也颇有追摹鲁迅的意味。关注当代中国，介入社会现实，强化批评力度，追求精神境界，这些都是。但老钱有个特点，特别喜欢“三”这个数字，读钱理群《学术纪事（1981—2019）》：2005年完成了“我退休后的三大学术著作”，2007年“我写了三大本教育论著”，2008年“我做了三大演讲” （参见《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第12页） 。《八十自述》结尾处，总结了“三大人生经验”，连带检讨自家的三个缺憾。到了出版书籍，更是众多三部曲——在广为人知的“鲁迅研究三部曲” （《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鲁迅远行以后》） 、“周作人研究三部曲” （《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读周作人》） 、“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 （《1948：天地玄黄》《1949—1976：岁月沧桑》《1977—2005：绝地守望》） 外，还有“当代民间思想史研究三部曲”“当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三部曲”等。老钱的自我定位，首先是“文学史家”，这就要求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上形成独立的文学史观、方法论与叙述方式，于是，在大获全胜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之外，老钱正全力以赴独立撰写《钱理群新编现代文学史》，以便形成“文学史三部曲”。
老钱的文章及著述，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里有立场问题，也有文风问题。老钱写作很快，每天三五千字，那是很稀松平常的。只要想好了大思路与写作框架，提笔就来，长江黄河，浩浩荡荡，以大视野及风神气象取胜，不计较细枝末节。不是说材料或细节不重要，而是正在兴头上，顾不及那么多，先写下来再说，日后自有专家帮助打扫战场。
作为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老钱平时说话或写文章，喜欢用大词，且论述时不怎么自我克制，擅长总结与提升，有时不免疏于论证。其论述风格，较多地保留了八十年代特色，年轻一代不见得愿意接受并欣赏。但老钱不管这些，依旧沉浸在自家的思考与写作激情中，每天笔耕不辍。我等常人，写作时容易犯困；老钱则反过来，不写就困，很容易睡着。年方八二的老钱，平日思如泉涌，每天兴致勃勃，没有变法不变法的问题，一直往前走，直到有一天写不动，那就真的“完了”。
读钱理群《学术纪事（1981—2019）》，2013年已宣称：“本年，在写作上是我的‘收官之年’，即将原先铺得过宽的写作范围做最后的扫尾工作。”那是因为，由于身体等原因，老钱必须转移阵地。2015年7月10日搬进泰康之家（燕园）养老院，此消息一经友人公布，还曾引起轰动，许多人不解，以为老钱“穷途末路”了，殊不知他是为了集中精力写作。自称晚年生活要好好调整，多多休息，“在生命的不息燃烧与超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可你听听他的自述：“在养老院的四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三部重要著作” （《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第15页） 。先不说这三部大书的厚重与广博，单是“约二百五十万字”就足以把人吓倒——每年撰写五十多万字的学术作品，这哪里是养老院，分明是写作营！
老钱说《安顺城记》是他晚年最想做的大事，好像是收尾工程的意思。其实，老钱的话不能太当真，每回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论新的想法，鼓励他写出来，只见他神秘地眨眨眼，说已经快写完了。至于能不能出版以及何时出版，不在老钱考虑范围内，写作的目的，是让后人了解这个时代一个读书人思考的高度与广度。
既然老钱那么喜欢三部曲，这回《安顺城记》也不会是孤军奋战，我替他总结：加上此前合作主编《贵州读本》 （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以及独立撰写《漂泊的家园》 （三联书店，2016） ，乃老钱的“地方文化研究三部曲”。
“地方文化研究”并非老钱的主攻方向，但贵州是他除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家园。老钱多次说过，不了解他与贵州/安顺的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他的学术与人生。谈论贵州、研究安顺，是内在于他的人生和学问之中的。这事肯定要做，至于什么时候做，以及做成什么样子，那是机缘凑合的问题。看得见的是十八年的生命记忆，以及众多新老朋友的精诚合作；压在纸背的，则是多年从事现代文学、当代中国政治、知识分子精神史以及民间思想运动研究的思考。
比起很多更有文化、更多人才、更为富裕的省份来，贵州有老钱这样的“志愿者”，实在是十分幸运的。这位退休教授，自带干粮，千里奔袭，集合很多同道，做成了《安顺城记》，其经验其实很难复制。我不想过分夸大老钱在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能力及贡献，我只是说他起到了“发动机”那样的主导作用。我们相约关注地方文化（这里有更为广阔的学术思考，不仅仅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他编《贵州读本》，我编《潮汕文化读本》 （与林伦伦、黄挺合作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7） ，应该说效果都不错。可他主导《安顺城记》一路顺风，我的《潮州城记》则偃旗息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潮州”已不存在，分割成了汕头、潮州、揭阳三个地级市，竞争多而合作难；还有一点，我没有老钱多年深耕贵州所形成的深厚的经验与人脉。
老钱特别擅长自我总结，这既是史家立场的体现，也与其诸多开风气之先的努力在国内学界没有得到充分肯定有关（老钱至今未在国内获得过任何重要的学术奖项）。因此，老钱著作（尤其是主编的书）的序言特别值得玩味。《贵州读本》的前言题为《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文末是：“这件事需要持之以恒地长期坚持下去，需要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安顺城记》的序言则是《集众人之手，书一家之言》，将此书的特点及突破，包括“贵州本地人用自己的语言，真实而真诚地描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使命，“仿《史记》体例写一部《安顺城记》的创意和设想”，以及“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努力，还有全书编写的十个方面的理念与要求，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主编及总纂是如何汇聚68位从三〇后到八〇后的撰稿人，让“六个年龄段的作者通力合作，并且各得其所”，最终达成“立一家之言”的目标。老实说，这个操作难度之大，一点不亚于艰深的个人著述。
若想了解为什么选择这么一种操作策略，建议阅读收入三联版《漂泊的家园》中的《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第323—332页） ，那是老钱2012年12月在《安顺城记》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论“编写《安顺城记》的理念、方法和史观”，还有好多具体措施，涉及“民间修史”的方方面面。将此文与日后正式刊行的七卷大书相对读，不难明白老钱这位“规划师”所起的巨大作用。
最后，请允许我引一段老钱的自述：“《安顺城记》的确贯穿着我们的历史观。其一，这是一部以安顺这块土地，土地上的文化，土地上的人为中心的小城历史；其二，突出安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突出‘多民族共创历史’的史观；其三，强调‘乡贤与乡民共创历史’，既突出乡贤世家的历史贡献，也为平民世家立传；其四，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为一炉的‘大散文’笔调书写历史，这是对历史叙述的基本要求。” （《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永恒》，2021年4月9日《北京青年报》） 如此精彩的自我概括，我已经不能赞一辞。
2021年4月2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2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