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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借百年系庆之机，北大中文系创立两个高端讲座，分别以曾任教于此的鲁迅、胡适命名。前者是单一演讲，每年六七讲或八九讲，邀请对象是大陆及台港澳的退休教授；后者是系列讲座，每年一次，邀请的是国外著名学者。两个讲座比翼齐飞，体现我们的学术理想及人文情怀。在《“薪火”何以能“相传”——“鲁迅人文讲座”开场白》 （《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15日） 中，我提及：目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对于退休教授很不公平。作为一个小小的系主任，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某种变通的方式，对那些为中国教育及学术作出贡献的退休教授，表达尊崇与敬意。谁都知道，各著名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名声，很大程度是上一代甚至上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我们作为受惠者，应该有感恩之心。为了更好地表达我们对前辈学者的敬意，我向中坤集团提出经费申请，加上学校的配比基金，现在可以从容运作了。
去年的“胡适人文讲座”，我们请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教授，今年则请挪威奥斯陆大学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教授。“鲁迅人文讲座”以北大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创办人乐黛云教授打头，接下来有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家炎、前台湾大学教授曾永义等。很荣幸，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
黄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系友、前北大中文系教授。说来凑巧，二十四年前，我刚博士毕业，留在中文系任教，首次参加系里活动，竟然是欢送黄修己教授南下赴中山大学任教。我是从中大来北大念书的，记得欢送会上，黄教授还开玩笑说，这下子拉平了，中大给北大一个，北大也给中大一个。当然，不是因为我留校，黄教授才南下的，二者之间，纯属时间上的巧合。
1984年，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中国的学位制度刚建立不久，大家没经验，博士生不用修课，就是师傅带徒弟。我每周一次，到王瑶先生家聊天，受他的熏陶——他抽烟斗，基本上不停顿。因此，中文系很多名教授——包括黄教授的课，我都没有听。事后想来，真是后悔莫及。因为，很多北大老学生告诉我：在中文系，黄教授以雄辩著称，课也讲得特别精彩。记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讲中国现代文学，请的就是北大的黄教授。那时没有百家讲坛，否则，这是不二人选。
我说没正式听过黄先生讲课，很遗憾，这不是客套话；虽然通过读书，我也能了解黄教授的学问与思想，但这跟听课不一样。去年，我发表《“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忆、重构与阐释》 （《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 ，特别提及课堂的重要性。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也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可以这么说，虽然我在北大获博士学位，但我的“课堂记忆”基本上属于中山大学。念博士期间没修课，是个很大的遗憾。因为，留校任教后，不太好意思去听别的老师讲课——弄不好，人家以为是来监督或者挑刺的。
黄教授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文学专业学生，参加过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是主将之一。日后，对这段酸甜苦辣的青春日子，黄教授有很好的追怀与反省。黄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赵树理评传》等，另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携同众弟子撰写百万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
从《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再到今天的讲题“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过去和未来”，我相信，黄教授关于“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持之以恒、日益深邃的思考，对北大中文系师生将有很大的启示。
（初刊2011年4月21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