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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严家炎先生的学术品格，很多人马上联想起他“严加严”的绰号。没错，“严谨”确实是严先生治学的重要特征。但在去年发表的《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及其他》 （初刊《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转载） 中，我提及“严谨”是不少优秀的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高举大旗，站稳脚跟；第二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若论治学风格，这第二代学者的特点是，严谨求实之中，不乏开拓进取，努力开枝散叶，往各个方向发展，如文学史、思潮流派、文体风格，还有学科史等。”也就是说，单表扬他们治学严谨还不够，还得更多地描述其如何开拓进取。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很多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论断，其实是他们多年努力奋斗的结果。关于这点，读严先生早年的《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感觉尤其明显。
比如严先生那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对于当年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小青年来说，确实是振聋发聩。此文强调“从根本上改造我们的学风，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固然是整个时代思潮的折射，但为萧军的罪名辩诬、重评丁玲的《在医院中》、批评“左联”的关门主义，以及由阐释郭沫若《匪徒颂》引发的注重原始材料，都是那个时候学界必须直面的难题。而谈及如何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及疆域，比如批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只讲汉族，不讲少数民族”，“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体文学，也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以及主张关注“抗战时期各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孤岛’文艺运动、沦陷区文学（包括伪满文学、台湾文学）等”，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正因此，在上述论文中，我曾有如下评价：“《求实集》开卷头三篇，《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乃作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二三，写于1979—1982年间，是这个学科拨乱反正期间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当我拿到《严家炎全集》 （新星出版社，2021） ，迫不及待地想重温这些名文时，发现全都换了位置。前两篇收入第七卷《问学集》，第三篇收入第十卷《对话集》。而第二、第三卷虽然依旧使用《知春集》《求实集》的书名，其实已经面目全非。作者自我期待甚高，希望与时俱进，可新旧杂陈的结果，模糊了原先的历史面貌，效果并不好。以今天的眼光审视，这两部论文集确实有很多遗憾，可那代表了八十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界的水平与视野，其实不应该解散重编的。
正因为“知春”，才有可能“求实”；而“求实”的目的，是开拓进取，故必须兼及“严谨”与“创新”，也就是“坚持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这些特别“八十年代”的论述思路，其实很有学术史意义，值得保留与记取。十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出版讨论会，我提及樊骏先生在学术上有“洁癖”，具体表现就是在编选《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时，将大量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而我认为，“那些曾收入《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参见程凯《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学术讨论会纪实》，《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其实，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我辈做得再好，也只是桥梁与界标。能在特定年代发挥作用，这就已经了不起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这样的名著固然值得称颂，而像樊骏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严家炎的《知春集》《求实集》那样曾发挥很好作用但犹如昙花一现的著作，是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文献，同样值得我们追忆——尤其是从事学术史研究的，更是无法绕开。
这就说到我在“严家炎学术思想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那句话：“严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这里想说的，不是事功与文章的张力；表扬严老师作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曾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不是我的责任。我想说的是，单就学术贡献而言，如今的全集，无法容纳或体现他主编文学史教材的业绩。
2021年10月严家炎先生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严家炎、谢冕两位先生合影
1961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严家炎，被抽调到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说，此举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长期使用的主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上卷一、二册，署唐弢主编；1980年推出下册，署唐弢、严家炎主编。全书合印，统一署唐弢、严家炎主编。2002年，年近七旬的严家炎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重披战袍，主持列入“十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历经八年奋斗，严家炎主编、十位学者通力合作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终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推出。
将近十年前，我曾撰文，对于严先生花那么多精力主编教材表示不太以为然，因教材明显受制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有某些难以逾越的陷阱。但严先生说，就对一代学生的影响而言，个人专著无法与教材比。他说得有道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中文系的社会影响力，与若干套由北大教授主编的教材有直接关系。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主编教材的能耐，比如我就曾铩羽而归。当教材主编，需知识全面，视野开阔，论述稳妥，领导放心，群众接受，出新而不违规，推进而又有序，而且擅长协调各种内部矛盾，能跟各种官方机构打交道，这是一种特殊的本事，不是学问大就能做得好的。虽然人文学更多依赖个体智慧，没必要都搞成大兵团作战，但学界确实需要少数德高望重且公正无私的学术组织者。这也是我感叹《严家炎全集》未能全面体现严先生学术贡献的重要原因。
谈及严家炎的“严谨”，即便不太熟悉的师友，也都能举出不少例子。严先生的这个特点我是承认的，但考虑到“律己”与“待人”有别，建议加上“宽容”二字，方才比较全面。我不是严先生的及门弟子，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问学求实录——庆贺严家炎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方锡德、高远东、李今、解志熙编） ，没有邀我参加。因我一开始跟着王瑶先生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大中文系任教，严先生对我这个晚辈兼同事，是比较客气的。或许正因此，我得以窥见他的另一面——虽居权威地位，但允许年轻一辈挑战，或探寻不太一样的学术道路。
有三件我切身经历的小事，很能显示严先生的气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严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我负责第一卷，严先生第二卷，吴福辉第三卷，钱理群第四卷，洪子诚第五卷，黄子平第六卷，算是一时之选。我们开了好几次会议，协调写作思路以及第一卷大纲，但到具体写作时，严先生说，都是成熟的学者了，文责自负。那年我才三十五岁，北大年轻讲师，严老师放手让我按照自己的立场及趣味写作，写完没有审稿，直接送北大出版社。等到1989年12月拿到新书，才发现年轻气盛的我走得实在太远，跟他的学术思路及立场有较大的差异，以至衔接起来很麻烦——这也是第二卷以降一直出不来的原因。不过，无论私下还是公开场合，严先生都没有抱怨我的特立独行。在课题组内部讨论会上，谈及此书，严先生有褒有贬，“我觉得平原写的这卷小说史，学术水平很高。我读的时候很兴奋，有些地方超出我意料之外的好”；“这本小说史力图把论的展开和史的叙述融合在一起，这是优点；可缺点是这么一来，基本的史实不大容易谈清楚” （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18—3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我曾设想，如果不是严先生的放纵，让我自由发挥，这本书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也很能体现严老师宽厚的另一面。记得是2010年前后，那时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到了学术评奖的时候，号召教师们提交论文或著作。严先生送来他发表的一篇论文，我看了很为难。严老师的论文当然写得好，可其他老师提交的基本上都是专著，在名额有限的前提下，学术委员们投票，是不怎么看名教授的情面的，该怎样投就怎样投。听了我的顾虑，严老师马上说：没关系，把我的撤下来；我是怕没人提交，才响应系里号召，既然有那么多老师提交成果，当然是年轻老师先上。
第三件事，北大中文系老师大概都记得。严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了讨论会，很多年长的先生给予表扬。严老师于是大有信心，问我中文系能不能将其作为指定教材。我说北大中文系的传统是，主讲教师有权选教材，严老师一听就明白。我建议围绕此书，北大中文系近、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师开一个讨论会。严先生很开心，说座谈会纪要可以交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刊发。
这事本来挺好的，没想到严先生用力过度，座谈会上花很多时间论证他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新见解。其他老师也被带了节奏，全都围绕这话题展开，扭都扭不过来。除了一位年长的老师，在座年轻老师基本上都反对严老师的意见。严老师喜欢争辩，越有反对意见，越激发他发言的热情。最后，座谈会记录稿整理出来，我一看，与原先的设想相差十万八千里。本意是表扬严老师的，最后变成了都在与严老师争辩。我了解年轻老师的学术立场，他们很尊敬严老师，但眼下这个话题，要他们调转船头，改批评为表扬，那是不可能的。我将记录稿发给大家，请各自修订，返回来的结果不出所料。我跟严先生商议，这样的座谈会记录稿刊发出来，对双方都不好，外面的人不了解，还误以为我们内部有很大矛盾。严先生迟疑了两个月，最后告诉我，不发了。
对这个结果，我很歉疚，跑去跟师兄钱理群说了。老钱很得意，说：这种事情，也只有在北大才能做得到。学生不担心得罪权威，老师苦恼的是无法说服学生，各自都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为时势及权威所动，这或许正是北大人值得骄傲的地方。
2021年10月3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