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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讲古”，不限于用闽南语说书，而是扩展到一切对于古人及往事的生动叙述。具体到严绍璗先生 （1940年9月—2022年8月） ，那就是绘声绘色地讲述学界往事以及自家见闻。相对于他在比较文学和海外中国学方面的巨大贡献，这当然只是“小道”。专业贡献须由专家来评述，那样才够分量，我虽与他长期在北大中文系共事，也偶尔参加其组织的学术活动，但仅属比较文学研究的“友军”，故只能“不贤识小”。
最后一次见到严老师，是去年6月9日午后。乘着疫情稍为缓和，泰康燕园短暂开放，我们去拜访王得后、赵园夫妇以及钱理群师兄，从餐厅下楼，偶遇严老师，赶紧趋前致候。聊了好几句，可惜不得要领。此前老钱已告知，严老师精神状态不好，常常出现幻觉，老说有人要谋害他。眼看着平日很喜欢说话，语速极快，提及自家病情也都笑声朗朗的严老师，变得沉默多了，我心里很难受，但绝对想象不到，这竟成为永别。
前天下午接中文系告知，严绍璗先生中午十二时许不幸去世，我当即在朋友圈转了一篇他为北大110年校庆所撰文，怀念那个伟大的学术传统，也怀念作为这个传统重要一环的严先生！这篇题为《我的老师们》收入《严绍璗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卷五“读书序录”，同书还有《我的生命的驿站》。这两篇回忆文章都很能显示严老师的叙事能力。相识多年，好些事情听他讲过不止一遍，可每回聆听，都觉得别有风致；等到他落笔成文，更是显得婀娜多姿。可惜，我们能读到的严老师此类兼及学识与趣味的自述文字，实在不多。
2007年3月，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主办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其中有“汉学家与汉学史专题”，北大方面，严老师自然是不二人选，我则属于滥竽充数。关于这次会议，媒体报道很多，质量最好的当属《南方周末》 （2007年4月5日） 。除了《“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专访罗多弼》《“如果美国人懂一点唐诗……”——专访宇文所安》《与日本神话发生中国关系——严绍璗访谈》，还有我的专题文章《视野·心态·精神——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大概是严老师的讲述太精彩了，专业访谈之外，同日报纸又配了一篇严绍璗口述，石岩、张丽红记录的《严绍璗治学记》。那是我第二次听他讲述“鲤鱼洲上读日文版毛选”。
第一次乃2007年2月28日《中华读书报》刊出的《严绍璗：象牙塔里纯学人》 （陈洁记录整理，此文日后收入张哲俊编《严绍璗学术研究——严绍璗先生七十华诞纪念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那篇口述史更为生活化，也更能体现严老师说话的神情：
当时全国只有一种外文唱片《为人民服务》，用英文和日文朗诵。我买了来听，没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耳朵熟一点。1969年去江西五七干校，我带了日文版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我老婆说，别人会骂死你的，什么时候了还学日文。我说，日文毛选也是毛选，红皮书都一样的，都是毛主席说的话，没问题。就带去了。大家都这样，没什么好琢磨的，总要找点事做。一同的裘锡圭带了本新华字典去，背得滚瓜烂熟，发现问题就标出来，后来他成为文字学家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段子太有名了，以至我日后多次转述，添油加醋，每回都能让听者如痴如醉。这里的“添油加醋”并无贬义，因时代变化，须有一番注解，否则年轻一辈根本进入不了那个规定情境。另外，我还钩稽严老师在不同时期如何讲述这同一个故事，其中精微之处，值得认真玩味。
2007年的严绍璗先生，正可谓意气风发。这一年，中华书局推出他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共著录日藏汉籍一万余条目，是世界上首部全面著录保存在日的中国古籍的大型工具书，对中、日文化研究各领域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了完成此巨著，二十多年间，作者往返日本三十余次，调查日本各藏书机构及私人收藏的中国上古至明末的图书，并做了仔细记录。关于这套大书，学界传闻已久，北大校方也极为重视。《我的老师们》中称，最后冲刺阶段，主管文科工作的副校长吴志攀叫他将研究所的工作移交给副所长，全力以赴做好此事。这我能证实，因在该书出版座谈会上，吴副校长再次陈述这一观点——学校就该为大专家排忧解难，让他们集中精力做研究，这样才能出大成果。至于严老师本人，对此书出版极为得意，接受采访时称：“这本书就是我的墓志铭了。” （《严绍璗：象牙塔里纯学人》）
2008年1月30日《光明日报》上，刊发王庆环所撰专题报道《著名学者呼唤扎实学术风气》，称：“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学术座谈会上，任继愈、金开诚、汤一介等著名学者表示，当今学术界应提倡扎实的学术风气，学者做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报道中还有这么一段：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认为，学者只有从“笨功夫”做起，才能做出真学问。他说：“严绍璗教授取得的成绩，让我们反思目前的学术体制。看看一二十年来的好的学术著作，都和以下几个因素关联：个人、长期经营、没有资助或极少资助。紧赶着出来的东西，没有太好的。反观我们的学术奖励机制，在理工、社会、人文三类学科中，最不适应这一机制的是人文学科。目前我们的学术奖励机制一般都是采取事先资助，为了得到资助，很多学者们不得不把大量的功夫花在申报项目和做项目计划上，没有项目也得想出项目来，是紧赶着做学问。但人文学科中有另外一种学者，他们不会事先有课题，是一步步按照兴趣做出来的，对这种比较低调、慢热型的学者，我们的奖励机制应该考虑在事后给予物质上的奖励，这样大家才有可能二十年磨一剑，否则的话，大家都会‘短平快’。而北大这些年来还能做出一些事来，是因为针对人文学科的特点，北大采取了不是非常严格的学术评价机制。”
这当然是有感而发，希望借表彰严老师的大著，提倡独立研究，扭转中国学界过于急功近利的风气。事后，我应邀将此发言改写为《学界中谁还能“二十年磨一剑”》，刊200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虽说人微言轻，学者们的呼吁基本不起作用，但起码证明，我们未完全认同这个不合理的学术体制，也未彻底放弃理性的抗争。
说实话，面对这三大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我没有能力评判。我喜欢读的是严老师的《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以及《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尤其是后者，讲述他三十余次登上日本列岛查访八十余处收储汉籍的藏书处的经过，除了介绍许多汉籍珍本，更讲述访书的艰难险阻。对于像我这样的门外汉，那些关于书籍、书人、书屋的“探秘”，读起来更为兴致盎然。当然，这与严老师会“讲古”有很大关系。
2009年3月，我一时兴起，给北大中文系同人写信，说有感于居住环境及文化氛围变化，想为即将消逝的筒子楼编一本书，问各位有无兴趣。对于1950—1990年代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书人来说，“筒子楼”是一种典型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方式。不仅北大是这样，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学教师（以及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我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一历史记忆，不全是“怀旧”，也不是为了“励志”，而是相信个人的日常生活，受制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居住方式本身，又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的知识、情感与趣味。那种艰难环境下的苦中作乐、自强不息，还有邻里间的温馨与友情，后人很难体会与想象。信发出后，同人反应热烈，工作推进得分外顺利。这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初版、2018年5月重印的《筒子楼的故事》，出版后反响甚佳。
当初决意编此书，脑海里浮现的，一是郑洞天的电影《邻居》，一是金开诚的随笔《书斋的变迁》。1955年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起转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部长、副主席等的金开诚 （1932—2008） 学长，在1988年2月1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书斋的变迁》。其中讲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终于在北大分到一间十平方米的房间：“房中还有一张双人床，晚上睡三个人，白天便成为我的工作之处。无非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床前，把被褥卷起半床，放上一块没有玻璃的玻璃板，就可以又看书又写字。藏书就在床下，往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床上来用；但有时也不免要打着手电钻到床底深处去找书、查书。我就把这戏称为‘床上书斋’。在这个书斋上完成的工作倒也不少，备出了两门课，写出了两本书和几篇文章。” （参见我为该书撰写的代序《想我筒子楼的兄弟姐妹们》）
没想到严老师的《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对于大致相同的生活场景，有更为惊心动魄的描述：
1978年起，我参加了建立不久的中国社科院“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的活动，受命编撰《日本的中国学家》。这一作业开市的资本是我在1974年访问日本时得到的二百余张名片，国内所存资料极端困乏，我最先利用的当然是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早上6点半左右出发骑车到北海，下午5点关门回来，中午不得吃饭。问题是白天做的全是卡片，晚上需要铺开整理，三个二屉桌的面积很有限，便与儿子商量，他总是先睡觉，于是，我就让他把身体躺平了，我在他盖的毛毯或被子上平铺卡片。可怜的儿子很听话，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还问：“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太太后来说，“一听到别人说你是‘什么什么研究家’，我就想流泪，儿子为你付出了多少代价！到现在40岁了，我看他睡觉的姿势还是笔挺的！”这么说来，这个现在称为“工程”的作业，还真有点“血泪”的痕迹了。有时候小家伙一动弹，两三排卡片“呼”地滑到了地下。孩子有点紧张，会轻轻地说：“爸爸，爸爸，我不是有意的！”妈妈立即就说：“不要紧，不要紧，你翻个身吧！”我就把卡片捡起来再重新排过。一年半左右，这个101室中，在桌子和儿子身上平铺成的卡片终于完成了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国际中国学”的工具书。此书收录在世“日本中国学家”1100余人，64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书号 17190·004）。（陈平原主编《筒子楼的故事》第133—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如此窘迫的生存处境，很多北大教师都曾面临，只不过严老师会写文章，选择的细节很精彩，借助于与妻儿对话，让此情此景栩栩如生，单凭这一点，我相信此文能流传久远。
《筒子楼的故事》收文二十三篇，其中篇幅最长的，正是严老师这篇《我的生命的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总共二十三页，更重要的是加了好多注释，涉及时间、地点、人物等，一看就是精心准备，作为“著作”来经营的。其中一个长注提及江西鲤鱼洲，那是“文革”中北大教师的一段特殊记忆。
因许多老教师提及这段记忆，希望再接再厉，于是我又主编了自认为更有价值的《鲤鱼洲纪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修订本，2018年5月） 。在前言《回首烟波浩渺处》中，我引述了严绍璗先生的一段话，在“附记”中又提及他“对全书风格可能出现重大偏差提出警示”。因而，书刚一出版，敏感的记者马上追问：严老师有何警示，为何他没提交文章？我的回答很诚实：严老师主要提醒“这本书不要写成田园诗”，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事，而不只是感恩或抒情”。另外，“我跟严老师有很长时间的电话沟通，他说他打算自己写一本鲤鱼洲的专著” （参见许荻晔《“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2012年4月5日《东方早报》） 。最后这句话，记者的转述不准确，我说的是严老师正在写一本书，其中有关于鲤鱼洲的章节，故不便为我主编的书供稿。
事情过后，重读严老师的长信，我理解他的忧愤，敬重他的立场，也深知他为撰写回忆录所做的长期准备。那篇《我的生命的驿站》只是由于因缘际会，得以提前问世。与师友聊天、跟学生对话、接受媒体采访，不断谈论/锤炼/修正他的故事，其实都是在为那本很可能永远无法完成的回忆录做准备。某次聊天，我对他谈及的某人某事有所质疑，严老师很认真地说：“我是有日记的。”说实话，学海本无涯，我们上下这几代人耽搁的时间以及面临的陷阱又实在太多，在漫长的学术史上，大概只能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认真记录下我们在这个风云变幻、跌宕起伏时代的阅历、观察与思考，或许更值得期待，也更有价值。
我知道严老师有这个写作计划，可惜的是，能言善辩、特会讲古的严老师，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实在太少了。不知是因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还是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反正严老师的回忆录最终没能在生前完成并出版，令人扼腕。当然，“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
2022年8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22年8月17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