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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才是日本

很多中国人在谈到日本起源的时候,都愿意摆出一副专家的姿态来,他们热衷于翻阅各种各样的史料,为日本国的起源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依据。

当今最流行的说法是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乘由50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去东海寻找仙岛求长生不老之药,但却一去不回。

后来,便有了各种各样关于徐福的传说,而说的最有鼻子有眼的便是徐福漂到了日本列岛上,传说这时的日本仍处在石器时代,是徐福为他们带去了大秦文明,给野蛮不开化的日本土著人带来了开明的文化。

中国人之所以喜爱这样的传说,究其原因不过是想证明中国人是日本人的祖宗。这是中国人喜欢鼓吹,且乐于鼓吹的言论,就像是郭德纲总是想当于谦的“父亲”一样,因为那样多少可以掩饰自己那段羞辱抗战历史,能从中得到些许的快感。

但中日之间的战争,真的是像哥俩打架一样,打完了,又抱在一起重新做了兄弟?我想,中日之间连年的仇恨绝对不是同宗同源这样的词语可以化解的,也不是一种谁是谁的祖宗,谁是谁的老师这样的浅薄观点可以解释得清楚的。

日本这个国家具有整齐划一的国民性,具有那种大和民族的独特标签,想要了解这个民族的特性,就应该基于日本本国的资料来进行研究。

日本人关于自己民族起源的说法,源于成书于八世纪初两本古书,一本叫《古事记》,而另一本叫《日本书记》。但是由于这两本书成书比较晚,所以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赝品中的赝品,不把它作为基本的资料做研究。但是,我在图书馆借来了这两本书做了仔细地阅读,发现这两本书和中国的《山海经》等书很相似,它把日本的起源归缘于一个神话传说的时代。

神话传说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荒诞的故事或浅薄的想象,其实每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都是一种民族意识的集大成的体现。

在这两本书的记录中,日本的起源是这个样子的:

《日本书记》上说:“天地始分之时,有诸神生于高天原”,所谓高天原就是孙悟空大闹过的天宫神界,当然在日本人的天宫中住的不是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而是他们自己的神。

日本的神仙跟中国有很大区别,他们不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他们也会娶妻生子,毫无顾忌的繁衍后代。在日本的高天原中繁衍的神仙,共有七代,一共十二位。

最后一代神,是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兄妹(《日本书记》中为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尊在日语中是神灵的意思),传说二人婚配,产下了日本列岛和统御世界的诸神。而这个传说和中国传说中的女娲和伏羲兄妹结合很像,但后边的故事就有着鲜明的日本传说的特点了。

在他们的儿女中尤以天照大御神(大姐头),速须佐之男命(《日本书记》为素盏鸣尊)和月读命是最被伊邪那歧夫妇器重的。

后来,天照大御神被派去统治高天原(天宫神界),速须佐之男命被派去统治苇原中国(人界),月读命被派去统治夜之国(冥界)。三子分治三界,本来可以互不干犯,谁料姐弟间却闹了点小摩擦。

先是速须佐之男上天去和天照大御神姐姐捣乱,但是“空中优势”明显的天照大御神很快打败了小弟。后来速须佐之男在地上杀死了神兽八歧大蛇(这个传说有借鉴刘邦同志事迹的嫌疑),并取出蛇腹中的草薙剑,献给大姐以赔罪,这才得到了原谅,得以回到人间继续他在人界的统治。

本来这场小规模的冲突也就是弟弟和姐姐捣蛋,姐姐抽了弟弟两个巴掌,大声吼道:“你小子老实点!”按说这种冲突不应该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可事事无绝对,这场小摩擦却在这两位大神的儿孙间演变成了一场超级战争。

速须佐之男的孙子叫苇原丑男,如果您看过安彦良和的漫画《大国主》的话,那应该对这个人物比较熟悉,没错,他就是统治本州西部的出云地方的大国主。

在大国主的治理下,人界的发展蒸蒸日上,非常繁荣。

天照大御神估计是已经进入了女性最为麻烦的一个时期,更年期!她看见弟弟的子孙把国家治理的如此之好,便心生妒忌,找来了儿子天忍穗耳命说:“苇原之千秋长五百秋之水穗之国,是汝之国土。”于是派遣诸神先下去收服人界的神们。

空中优势不是盖的,显然在日本的人界中没有像孙悟空那样的神仙,大国主之子言代主神和建御名方神很快被天界的天津神和建御雷神打败,于是大国主认栽,交出了出云等地。

天界打败了大国主后,继续向东扩张,基本平定了日本本土。于是,天忍穗耳命派其子下界来统治列岛,这个家伙在日本书中的名字太长了,叫“天迩歧志国迩歧志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迩艺命”,一共二十个字!

没必要记住这么长的名字,因为他还有个简单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天皇!

没错,日本人常常念叨的天皇陛下,意思就是天界派往人间的统治者。

以上就是日本起源的传说,虽然这些故事并不可信,却可以从中看出更多的文化因素,那就是日本人生性中的一种好斗的性格和一种带有不讲道理似的扩张意念,不管眼前是谁,即便是亲兄弟又怎么样?只要是我的障碍,都会毫不犹豫的动手。

时间到了纪元前后,日本列岛部分土著进入了奴隶制社会,据《汉书》记载,在西汉时期日本本土被分为诸多的小部落,这些部落为了重新统一日本,展开了凶残的兼并战争。虽然战争规模不断升级,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却都奈何不了谁。

而日本的再次统一源于大和王国的实力变强,大和王国控制着中国(指日本本州西部),后出兵夺取了本州的中心地区,并于大和建都。《古事记》中称,这一次战争,大和王国基本统一了全日本,而征服者就是尊号为神武天皇的神倭伊波礼毗古命。日本人之所以称呼自己为大和民族,正是因为大和王国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

日本从此开始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这在《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有零星的记载,可以佐证。而就在大和王国成立后,日本和中国间通过朝鲜列岛展开了间接的交流。

约二、三世纪时,大量朝鲜半岛上掌握了当时汉民族先进的生产、科学、文化的居民移居到了日本岛,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隔着日本海的那座大陆上原来还衍生着高度发达的文明。

随后,日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通过朝鲜这个“二道贩子”来获取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他们冒着被海浪吞噬的危险,远渡重洋跑到中国大陆。那时正直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的时期,据《后汉书》记载,刘秀不好意思让他们空手而还,送给了他们坚硬度超过铜兵器的铁剑(日本人压根都没见过的先进武器),一个可以照出人影儿的铜镜(还是没见过),还有一些代表着大汉强盛象征的玉器(连想都没想过)。

从此,草薙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也就是被日本人称为三大神器的剑、镜、玺,两千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为了宣扬“王权天授”的思想,便将用于宗教祭祀的祀器曲玉也列为了王权象征。于是,右手持剑、左手怀镜、胸前垂玺的王者形象便流行了开来。直到日本武尊统一日本,继续沿习了以剑、镜、玺为王者代表的习俗,使得剑、镜、玺终于成为了正统皇室独一无二的象征,流传直到今日。

而民间对于三大神器的崇拜降低了些许等级,但铁剑、铜镜和玉更是成为了日本贵族阶级的象征,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日本人贵族家里要是不挂着把铁剑,桌上摆着铜镜,供奉着玉石,你出门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当然,刘秀除了给日本人发了这三件东西外,还给他们弄了一枚印章,印章上写的是“汉倭奴国王印”!

倭国这样一个带有贬义的形象,从此便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形成了。倭国不仅承认了汉朝对日本的合法统治,并派出使节万里迢迢的渡海赴中国纳贡。日本人的唯唯诺诺,也让在大海一边的中国人低估了这位邻居的野心,而这种低估,竟然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才如梦方醒,原来有这么一匹饿狼就趴在中国大陆的卧榻之侧。

日本人善于且愿意向强者学习,无论是先进的文化、技术、理念甚至是武器,只有你比我强,我就能给你当孙子,磕头、屈膝都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个这种条件调换过来,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他们会认为无偿取得弱者的东西是理所当然,这种毫无道义可言的掠夺,往往会演变成血腥的屠杀。所以,日本的国民性中带有一种极其残忍的个性。

正是基于如此心态,日本民族才世世代代对大陆的花花世界,尤其对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地区垂涎不已,侵略之心不死。

而就在历史进入了四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在汉朝后,另一个强盛的王朝,大唐朝建立后。日本第一次露出了它森森的獠牙,就在这时大和国趁朝鲜三国分立之机,应百济之邀出兵登陆,并占据半岛南端的任那设“日本府”统治。

而这一次,日本选错了时机,更选错了对手,因为天可汗李世民已经把中国牵入了强盛的极致。而日本的行为直接触怒了大唐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中日间的首战由此爆发,泪与血的交织,情与义的融合,在这段长达千年的历史中慢慢展开了。 9llHhUGEZn8/wTGxUs4Wjtm1zguzum8KCAXTC98sJkWVjx47kW1ZGQx+MXxdWAC3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大汉王朝终结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可以说这是中国乱世的一个缩影。但大乱才能得到大治似乎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规律,随着乱世的终结,中国另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大唐成为了世界东方又一个标志性的超级大国。

唐高祖李渊仰仗着秦王李世民,平定了天下。李世民后经历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的宝座。不少精通玄学的占卜家都在预测,李世民将会是一个暴君,但李世民的表现却让这些人大跌眼镜。

李世民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我们先拿他和历史上其他的成功人士做一下对比,看看他到底有哪些优势?

跟秦始皇相比,他不折腾!

跟刘邦相比,他有贤惠的老婆!

跟赵匡胤相比,他统一了天下!

跟朱元璋相比,他不杀功臣!

这就是李世民,他有着自己宽容的政治态度和任人唯贤的远见卓识,他即位后,对内宽松,对外谦逊,为这个无比光辉的王朝奠定了坚若磐石的根基。

当然,一个如此灿烂的王朝得以铸就,仅靠对内政策上的开明还远远不够,在对外战略方面,太宗皇帝也显示出了他英明神武的一面,这种英明便是识时务。

在暂时无力抵御外族侵略、无法有效管理边陲的情况下,他可以隐忍,可以妥协,但他从未放弃过征服天下,统一中国的远大抱负和理想。

众所周知,唐太宗即位仅仅十二天,大唐帝国安全就面临重大威胁,东突厥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十万大军组成大规模突袭兵团,直插大唐的心脏长安,并在渭水扎下了营寨。唐太宗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只带少许人马亲临渭水,与颉利隔水而语,结渭水便桥之盟,东突厥军队方始退还。虽然事件最终“和平”解决,但李世民的心里却结了一个疙瘩,仇恨的种子一旦种在心里,那恶魔之花就终有一天会盛开。

李世民像个记仇的孩子,虽然表面上笑呵呵的,却在心里早就谋划了一套复仇的方案,复仇的方式叫反突袭。

三年后(公元630年),当颉利可汗还在他阴山的王宫中饮酒作乐的时候,却没有想到唐军如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恐怕还在以为那是李世民给他送来的仪仗队,但唐军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来就是一顿追打。

完了!不只颉利可汗完了,东突厥也彻底从阴山以南的地图上消失了。当唐军把颉利可汗带到李世民的跟前时,李世民只是微微的坏笑,“仁兄可曾记得那三年前的事吗?”

颉利可汗满脸懊悔,恨自己不该招惹李世民这只笑面虎,只好跟着苦笑,乞求他的宽恕。李世民爱记仇,却不爱杀人,他宽恕了颉利可汗,并赐以田宅,授右卫大将军。这样的安抚致使大量突厥人感恩戴德,他们开始自动内附,突厥血统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滚烫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扬名立万的捷径就是亲手打败一个非常有名的狠角色!在击败东突厥后,大唐的盛名立即传播开来,周边还在观望战事的国家和部落纷纷派人来到长安,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

在这时,摆在李世民眼前的仍旧是两条路,一条是把那些纷纷投靠的人当狗使用,另一条是拿这些国家当亲戚来相处。

还好,唐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颇具现代特征,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即在各民族共同尊奉大唐朝廷统治的基础上,承认外围民族一定的自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习俗,不设立同中原一样的州县,这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再次拥有的。

这就使得唐朝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太宗李世民其博大的胸襟和不服输的气质在此刻已深入唐人骨髓、融进唐人血脉。历史再一次证明了,盛名不只是通过陆地来传播,还可以通过海洋。大唐的威名和实力,当然也打动了跟中国隔海相望的倭国(公元670年前后才正式对外采用“日本”国名,为了简便叙述,以下倭国一律称日本)!

汉后有唐?那个大唐不会只是个传说吧?日本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他们决定派人再到大陆来看看。

公元630年,日本向唐朝这个大陆新政权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当他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美丽和富饶惊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平同志在访问日本后,发出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现代化”的感慨。而就在一千多年前,当这批日本使者到达大唐后,也发出了感慨,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了什么才叫强大!

但日本人不只会发感慨,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大唐王朝的实力,他们同时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大唐王朝为什么能拥有这样的实力?这种善于思考的国民性,才是日本人最可怕的地方。而善于观察和整理规律性的东西,是日本人更可怕的地方。

日本人很快发现,大唐的强盛,在于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唐太宗选拔人才,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先后,唯才是举,且皆委以重任。在他的武将班底中,从身份背景上来看,既有贵族出身的李靖,更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正是他们的衷心辅佐成就了太宗一朝的贞观治世景象。在政治方面,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主持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修成《贞观律》。

对外,大唐也并未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是真正的想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做朋友,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很多弱小的国家对大唐崇拜、敬畏。

回到日本的使者,将真实的情况反馈给了日本高层,日本也第一次抱定了向大唐学习的决心!

但是想上学,也要先交得起学费,日本当时国内的政治条件,很明显还不能满足入学的基本条件。

公元7世纪初的日本是个十分混乱的时代,各地的土地主们,有千百号人就敢称霸一方,国家政局相当混乱。中央政权中更是派系林立,整天你嚷嚷两句,我嚷嚷两句,吵个没完没了,天皇在这些权贵中间不过是个摆设,不要说进行改革,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开个会都很困难。

好在,要向大唐学习的观点,被当时最大的实权派圣德太子采纳。圣德太子是日本飞鸟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找来现在日元最大面额的钞票看,上面印着的就是圣德太子,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在他的支持下,一些有开拓进取意识的日本上层贵族青年远渡重洋来到了大唐,这是日本最早的一批“旅唐”留学生。

而在国内,圣德太子也照大唐的猫画起了日本的虎,他按照使者的描述,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推崇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极力主张巩固皇权。在官员任用上,他试图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依照才能和功绩授予官位。同时主张以和为贵,缓和国内外的政治对立。这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各大豪强的势力,在日本这个岛国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

但轰轰烈类的改革行动,却戛然而止,原来圣德太子虽然有李世民般的才能,却没有李世民的天命!公元622年,圣德太子被他的老爹天皇大人耗死了,虽然摄政,却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皇帝桂冠便病殁于斑鸠宫。这个政治权威的离世,使日本列岛再一次陷入大动荡。本来拥护改革的外戚苏我家族,为了争夺权势,竟然在圣德太子死后不久便血洗斑鸠宫,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势力完全肃清,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动摇家族独揽朝政的地位,本来进步的家族却在权力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日本改革陷入停滞。

但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不因某些人不想改变就不会改变,用我们政治书上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起到强大的反作用力。

就在这时,圣德太子种下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公元640年,圣德太子在世期间派到中国留学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归国。在他们之前,僧旻(一个日本和尚)已先期归来,并在贵族阶层中传授中国文化。

日本来华留学生在大唐期间,不只富有学习经验,有很多甚至争取到了在唐朝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的机会。日本留学的僧人们更是被唐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师从高僧,领受佛法。这些留学生成为唐朝先进文化的播种机。

就像是常年在国外俱乐部里锻炼的日本球员一样,他们一旦回归到国家队,就会把最先进的足球理念带给自己的国家,为日本足球带来不一样的变化。而这批留学生给日本带来的变化,便是号称日本历史上三大改革之一的“大化改新”。

实权派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辅臣中臣镰足都曾在南渊请安和僧旻等海归派门下求学,深得汉学精髓,并在这批归国人士的协助下制定了政治、经济改革的宏伟蓝图。“坚定不移地向唐朝学习!”成为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主流政治理念。

不过,历史的规律同样告诉我们,改革大多要借助血腥杀戮来实现,因为改革常常意味着权力的再分配,政争就是你死我活。日本皇极女天皇四年(公元645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极殿,皇极天皇正在接见朝鲜半岛的来使。

但庄严的朝堂上却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杀气,新一代政坛大佬苏我入鹿刚刚走进大殿,宫门瞬间被全部关闭,苏我入鹿尚未反应过来,就被利剑穿心,当场毙命。

在场的朝鲜使者大惊失色,就连皇极天皇本人也惊出冷汗,但残酷现实就在眼前,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都摆在那里。这次谋杀的策划者之一及直接执行者,就是当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目的再简单不过了,夺权!天皇不得不面对既成事实,默认了中大兄皇子的政变行为。

这次政变,改变了日本未来一千年多年的历史命运。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尽在中大兄皇子的预料之中,他顺利将皇族和多数贵族拉拢到自己一方,并结集起实力雄厚的武装力量。这支以私家军队为主力的部队盘踞在苏我家族雇请百济技工所建造的飞鸟寺,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迎击苏我入鹿之父苏我虾夷的反攻。但,反攻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于第二天就焚宅自尽了。能看清形势,苏我虾夷也算是个聪明人。

消灭苏我父子之后,革新力量很快组成新政权。习惯于幕后玩弄权柄的中大兄支持另一名皇室贵族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为皇太子,他的铁杆中臣镰足为内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实为高级政治顾问。新政权效仿中国唐朝建制,建年号“大化”,“大化”即“伟大变化”之意。以“法式备定”的唐制为蓝本,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并将首都从飞鸟(位于今日本奈良县境内)迁至难波(今日本大坂)。

至此!改革的障碍已经扫除。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权颁布《改新诏书》,这份诏书很长,但总结起来是三点:

一、效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全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国有,国家计口授田,对六岁以上公民,每六年按人口分田一次,所分田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政府。

二、建立中央集权制,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设置“八省百官”,建立中央机构,地方设国、郡、里。

三、兵制方面,首都置五卫府,地方设军团,公民服兵役。

日本人迎来了胜利般的曙光,富强似乎就在眼前。

而此时,日本这个民族的劣性也终于从他善于学习的优势下体现出来,那就是他一旦觉得自己强大了,就会去扩张,去伤害他国的利益,而此时一个重要的机会到来了,在不远的朝鲜半岛上,忽然发生了变故。 ZNJM+4G2zXdL0VZ4aTtZS+lqRtaoLxtK1RRfnwOoZSmVSpUydzVPtupvnWR+LD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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