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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极大改善了生产关系，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2012年关于推动经济发展要素作用的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改革开放”是过去30年中对经济发展作用最大的原因（评价值为4.50，5分制），其次才是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的投入，包括“资本投入”“自然资源利用”及“劳动力投入”。调查表明，企业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和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见表1-5）。
表1-5 企业家关于过去和未来推动经济发展要素作用的判断（2012年）
注：第7列评价值是由（“非常大”×5＋…＋“非常小”×1）/100计算得出的，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分值越大，表示作用越大，反之则越小；第11列评价值是由（“上升”×3＋“不变”×2＋“下降”）/100计算得出的，最高为3分，最低为1分，分值越大，表示作用上升越多；反之则下降越多。
这30年我国实施了大量的配套改革，主要集中于垄断性行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历年调查数据显示，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评价均值为2.32，4分制）和产权制度改革（评价值为2.22）方面成效较大，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均呈现不断改善的趋势（见表1-6）。
表1-6 企业家对有关改革成效的评价（%）
注：第3～6列的数据为企业家选择相应答案的比重，第7列的数据为以4分制（“效果很好”×4＋“效果较好”×3＋“有些效果”×2＋“尚未见效”×1）/100计算得出的。分值越大，表示企业家认为该项改革成效越大；反之则越小。
外部环境的各种要素构成了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软环境，其重要性在不断提升。2002—2022年追踪调查数据反映了不同环境要素对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影响力变化。总体而言，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是历年来对企业家队伍成长影响的最重要因素，历年综合评价值分别为3.30和3.24，排在所列六个影响因素的前2位（5分制，见表1-7）。近年来，法律环境的重要性显著上升，评价值从2002年的2.97上升为2022年的3.22，成为对企业家队伍影响因素评价值最高的相关因素之一。其中，36.8%的企业家认为法律环境的好坏对企业家队伍成长非常重要（见表1-8）。
表1-7 有关因素对企业家队伍成长的影响（评价值）
注：评价值是由（“很有利”×5＋“比较有利”×4＋“一般”×3＋“不太有利”×2＋“很不利”×1）/100计算得出的，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分值越大，表示该因素对企业家队伍成长越有利；反之则越不利。“历年综合评价值”为各年度相应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表1-8 有关因素对企业家队伍成长的影响（%）
续表
续表
注：评价值是由（“很有利”×5＋“比较有利”×4＋“一般”×3＋“不太有利”×2＋“很不利”×1）/100计算得出的，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分值越大，表示该因素对企业家队伍成长越有利；反之则越不利。
在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上，各级政府部门的作用至关重要。调查数据显示，在市场化初建时期，32.7%的企业家认为政府机构与职能调整“尚未见效”，到了深化改革时期，这个比例显著下降，说明相应变革初见成效（见表1-9）。另外，2011—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地方政府干预较多”上升较快，从2018年的9.0%持续上升至2022年的14.2%（见表2-11），可见地方政府的体制改革和简政放权仍然很重要，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依旧是企业家的普遍希望。
表1-9 企业家对政府机构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成效的评价（%）
市场化指数是衡量市场经济制度确立的一个重要指标。
调查分析发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总体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见图1-1和表1-10），市场化指数从4.17提升到8.77（10分制）。从具体指数来看，非国有经济得以长足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及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也呈现出显著良好态势。而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及产品市场发育程度的维度上，指数有些波动调整，值得重视。
图1-1 市场化指数（1997—2022年）
表1-10 市场化指数（1997—2022年）
注：1．市场化总指数反映的是省份与省份之间市场化进程的相对情况，由五个方面指数合成。每个方面指数各自反映市场化的一个特定方面，五个方面指数分别由若干下辖分项指数合成。
2．基础指数的计算以基期年份作为基准，在基期年份采用0～10分的相对评分系统，以该分项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为10分，最低的省份为0分；其余省份的评分为0～10分，根据其该项指标与评分最高和最低省份的相对差距计算，后续年份评分仍以基期年份为基准，允许超过10分或低于0分。
3.2016—2019年数据以2016年为基期，2008—2015年数据以2008年为基期，1997—2007年数据以2001年为基期。基期不同的年份，评分不可直接进行比较。中国市场化指数（China market index，CMI）数据库的市场化指数已经过进一步的技术衔接处理，使不同时间段的指数跨年度可比，但与过去已出版的纸质报告公布的指数有数值上的差异（https://cmi.ssap.com.cn/instruction）。
历年调查数据显示，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从具体评分来看，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综合评价值从2006年的2.84上升到2021年的3.41（5分制）。2010年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评价呈现出快速提升趋势（见图1-2和表1-11），表明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图1-2 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综合评价（评价值）
表1-11 企业家对外部营商环境的评价
营商环境涉及多个维度，从年度数据的跨指标横向对比来看（见表1-12），企业家评价最好的是“法制环境和市场秩序”，其次是“政府行政管理”和“诚信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从2012年以来明显提升；评价居中的是“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金融服务”；评价相对较低的是“人力资源供应”（见图1-3）。
表1-12 企业家对外部营商环境的整体评价（评价值）
注：1.“政府行政管理”“法制环境和市场秩序”“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诚信的社会环境”是由各自包含的具体指标的评价值进行算术平均后得出的结果。
2.“综合评价”是由当年外部环境的各方面的评价值进行算术平均后得出的结果。
图1-3 企业家对营商环境的整体评价（评价值）
调查还发现，企业家对技术创新支持的评价稳中有升，尤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评价呈现明显提高的趋势，从2006年的3.21上升到2022年的3.86。这表明了国家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创新方面的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总体来看，尽管企业家认为企业营商环境总体上有改善趋势，但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指数的打分较低，表明改善营商环境还任重道远。尤其需要改善的是营商环境中的人力资源供应和金融服务。调查显示，营商环境的人力资源供应维度表现欠佳，不仅历年来是营商环境中评价较低的维度，而且近年来有所下降。相较于2019年数据，2021年该指标出现下降，新冠病毒疫情对人才市场的冲击需要妥善处置。企业的金融融资环境也不佳，尤其近几年企业家对获得融资服务难度的评价是“变得更难”。
30年来，不断开放的国内市场促使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1998—2022年企业国际化的调查显示，从2005年开始，样本企业的产品出口海外的比重有了显著的提升（接近50%）。不过，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及全球经济放缓，企业的出口数量及出口额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状况值得重视（见表1-13）。
表1-13 企业产品出口情况（%）
注：“—”表示该年度没有涉及此项调查内容。以下同。
在企业不断融入国际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1999—2003年连续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关于“加入WTO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年均约38.6%的企业家认为“好转”，比认为“恶化”的多12.6个百分点。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积极影响还要更大些，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22.3个百分点。
加入全球竞争对国内商业信用的增加、不正当竞争的减少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关于企业所处的商业信用环境的调查发现，从2001年开始，企业的商业信用环境有了显著的改善。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面临的不正当竞争大致保持平稳下降趋势（见图1-4）。在2022年的调查中，58.7%的企业家表示在市场中从未受到不公平竞争，1995年数据显示，在市场化初建时期这一比例仅为23.5%（见表1-14）。
图1-4 企业所处的商业信用环境
表1-14 企业在市场中是否受到不公平竞争（%）
历年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企业在各项管理和创新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2013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与世界一流企业较大的差距体现在“有优良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评价值为3.26，5分制，分数越大，差距越大）、“有优秀的管理团队”（3.25）、“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3.23）等方面（见表1-15）。
表1-15 企业各方面的表现与行业中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2013年，%）
总体来看，在技术、制度、管理、利益相关者等方面，中国企业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具体来说：在技术方面，虽然有一些企业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是大多数企业家认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还没有形成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品牌形象；在制度方面，大多数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公司治理结构的规范化还任重道远，优秀领导人、管理团队和人才仍然匮乏；在管理方面，企业管理的组织方式、决策方式和技术手段等方面都有待改善；在利益相关者方面，大多数企业的最大化利用资源的能力、环境保护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标学习，企业各个方面的管理水平在稳步提升。
2022年针对新期望、新要求的调查数据显示，25.1%的企业家感受到外部环境近10年来对其领导企业“提升国际化水平”的要求，大型企业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对此感受更深。作为拉动经济发展与核心技术创新的有生力量，“专精特新”群体中也有可观比例的企业感受到外部环境对企业开放发展的新期望（见表3-1）。
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成长的核心动力。2012年调查显示，企业家认为对未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为“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的创新”（见表1-5）。调查表明，企业家普遍认同技术不断变革是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见表1-16）。
表1-16 对“新技术的涌现和新产品的推出很普遍”这一说法的认同程度（%）
注：评价值是由（“很同意”×5＋“较同意”×4＋“中立”×3＋“较不同意”×2＋“很不同意”×1）/100计算得出的，最高为5分，最低为1分，分值越大，表示越认同该说法；反之则越不认同。
而对技术变化的调查显示，近七成企业家认为当前技术变化很快及技术竞争激烈，从2008年到2017年呈现递增的趋势。同时，技术变化和新产品的推出成为增强企业的创新努力的主要驱动力（见表1-17）。
表1-17 市场竞争、技术变革与企业创新努力（%）
注：表中数据基于2016年企业家年度追踪调查问卷；第3～7列数据为选择相应答案的比重，第9列数据为相关系数，**代表 P ≤0.05，*代表 P ≤0.10。
另外，2015—2022年的数据对比反映了企业所在地的创新氛围逐步好转，具体表现在“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在逐步上升，“对‘山寨’产品接受程度”也在不断降低（见表1-18）。但环境中对开拓性创新的鼓励氛围不足，鼓励冒险和开拓进取的程度停滞不前，企业间模仿程度没有降低。
表1-18 企业所在地的创新氛围
注：评价值是由（“很高”×4＋“较高”×3＋“较低”×2＋“很低”）/100计算得出的，其中“对‘山寨’产品接受程度”的计分方式与之相反；“企业间产品模仿程度”评价值是由（“很少见”×4＋“较少见”×3＋“较普遍”×2＋“很普遍”×1）/100计算得出的。最高为4分，最低为1分，分值越大，表示企业所在地创新氛围越浓；反之则越淡。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新产业、新商业模式、新业态发展的历史机遇，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企业家提升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对比1995年与2022年调查发现，与早年相比，我国企业对外部技术的依赖度在下降。关于“企业当前技术进步主要依靠的模式”，企业家选择“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的外部直接获取模式下降了20.4%，“依靠本企业的技术力量自行开发”的技术进步模式由1995年的43.7%增加到2022年的56.7%，上升了13%（见表1-19）。这表明虽然仍然有近1/4的企业采用跟随模仿式创新，但是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企业采用自主式创新。调查还发现，相较而言，大型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依靠本企业的技术力量自行开发”的比例较高。
表1-19 企业当前技术进步主要依靠的模式（%）
技术创新带来商业模式的创新，这也成为近10年来中国企业的创新特色。关于企业创新的自我评价，2012年调查显示，41.0%的企业家认为企业在“商业模式上适应了‘网络经济’的需求”；2020年调查显示，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时，41.9%的企业家考虑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渡过难关。2021年调查显示，49.2%的企业家认为启动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以《有限责任公司暂行管理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为标志，我国从1992年开始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进一步加速了我国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课题组30年长期追踪调查涉及股份制改造、理顺产权关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诸多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重点关注制度变革，打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旧体制的束缚。1998年的调查表明，有59.3%的企业家认为自己企业“完成了公司制改造”。同时，促进民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改革不断深入推进。2003年有32.8%的非国有企业表示“已经或打算”参与兼并国有企业；在2014年推出混合所有制后，有12.9%的企业表示“非常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2021年，已有54.7%的企业“非常积极”和“比较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见表1-20）。
表1-20 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的积极性（%）
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制度变革的主要任务不断向更高层次上的制度创新转变。2006年的调查显示，企业家对自己“企业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符合程度的评分为5.34（7分制），表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取得显著成效。59.0%的企业家支持2007年推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认为该法规从根本上可以保护个人财产安全。2009年的调查数据表明，42.9%的企业家对创业板的推出持正面态度。随后，88.0%的企业家认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成效很大”和“成效较大”。2013年，95.3%的调查企业认为已经部分或完全实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