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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令小六苦恼的佐伯，两三天后回了信。信写得极其简单，写在一张明信片上都绰绰有余的几句话被郑重其事地写在信纸上，装进信封里，贴了三钱邮票，而且是婶婶写的。

宗助下班回来，把紧巴巴的窄袖工作服换下来，在火盆前一坐下，就看见了这封插进抽屉里，特意露出一截的信封。他喝了一口阿米沏的粗茶，立刻剪开了封口。

“怎么，说是阿安到神户去了。”他看着信说。

“什么时候？”阿米把茶杯放在丈夫面前，弯着腰问道。

“没有写什么时候，只写了他过不多久就会回京，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

“什么过不多久，一听就是婶婶的腔调。”

对于阿米的说法，宗助没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他把读完的信卷好塞进信封，随手一扔。已有四五天没有刮胡子了，他厌烦地摩挲着胡子拉碴的腮帮子。

阿米马上把信捡起来，并不是想再读它，只是放在膝盖上，望着丈夫问道：

“信里说过不多久就会回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等安之助回来后，和他商量一下，再给咱们回复的意思。”

“过不多久，也太含糊了，哪天回来都没写呀。”

“算了吧。”

为了确认一下，阿米把膝上的信打开看了看，然后照原样叠好，把手伸向丈夫：“把信封递给我。”宗助把夹在自己和火盆之间的绿色信封拿起来递给妻子。阿米噗地吹鼓了信封，把信装进去，便到厨房去做事了。

宗助并没有把这封信放在心上。他想起今天在办公室里听同事说，他在新桥附近遇见了近日来日本游览的英国基奇纳元帅。他不禁想，人若是有了名气，不论走到哪儿，都会惹人注目。也许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命。回顾自己从过去到现在的命运，再放眼那延长线上的、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未来，与基奇纳这个人的命运比较一下，真是天差地别，简直无法相信同属于人类。

想到这里，宗助一个劲儿地抽烟。傍晚刮起了风，就像是从远处呼呼吹来一般。风声偶尔停歇片刻，显得分外寂静，比风声大作的时候更让人寂寞。宗助抱着胳膊，心想又快到失火钟声被敲响的时节了。

他到厨房去，看到妻子正在熊熊炉火上烤着鱼片。阿清弯着腰在水槽前洗腌咸菜。两个人都不说话，各忙各的。宗助开着格子门，听了一会儿烤鱼滴油的刺啦刺啦声，又默默地关上拉门，回到原来的坐垫上。妻子的眼睛一直盯着烤鱼。

吃过饭后，夫妻二人围着火盆对坐时，阿米又说道：

“佐伯家的事，真不好办哪。”

“嗯，没有办法。阿安从神户回来之前，只能等着了。”

“在那之前，你先去跟婶婶见个面，说明情况不好吗？”

“是啊。不过，我想他们很快会给个说法的，暂且等等吧。”

“小六会生气的。”阿米特意提醒他，微笑了一下。宗助低下眼睛，把手里的牙签插在领口处。

隔了一天后，宗助才把佐伯家的回信通知了小六。在信的最后，照例追加了一句“很快就会解决的”。他觉得暂时在这件事上可以轻松些了。在事情的发展没有再度迫近眼前时，还是忘掉它，可少烦心一些。他抱着这样的心态，每天到职场上班，然后下班回家。

宗助回来得很晚，回家之后，很少再外出应酬，也不大见客。没什么事的话，就让阿清十点钟以前去睡觉。夫妻俩每天吃过晚饭，照例面对面坐在火盆两边，聊上一个多小时。话题一般围绕着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过，欠米店的钱，这个月底能不能还上之类窘困家事，还不曾进入过他们的话题。虽如此，小说或文学批评方面姑且不说，就连男女之间热情洋溢的动人情话也从不涉及的。他们还不算老，却仿佛已成了过来人似的，日子一天天变得清淡起来。外人看来，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平淡无奇的平凡人，是按照因循结为夫妇关系的。

从表面上看，他们夫妻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从他们对小六的事表现出的态度，可大致想象出来。不过，阿米毕竟是个女人，提醒过宗助一两次：

“阿安还没回来吗？这个星期天，你真得到番町去一趟了。”

“嗯，去一趟也可以。”宗助只是这样回应，等到了星期天，他又若无其事，就像忘了似的。阿米也不责怪他，要是天气好，就对丈夫说：

“你出去散散步吧。”

要是下雨或刮风，她就说：

“幸好今天是礼拜天啊。”

幸而小六后来一次也没有来过。这年轻人爱钻牛角尖，想要做什么，就非要干到底，这一点很像学生时代的宗助。不过，说不准哪天改主意了，他就把昨天的事忘个精光，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不愧是兄弟俩，这个毛病也跟宗助年轻的时候如出一辙。还有，不知他是头脑明晰，将感情注入了理性，还是给感情添加了逻辑的框架，凡事都认死理，一旦认定了一个理儿，就喜欢将其发挥到极致。加上他身体好，精力充沛，凭着年轻气盛，任性而为。

每次见到弟弟，宗助都感觉从前的自己复苏了，活生生地就在自己眼前。有时他为此而心神不宁，也有时感到痛苦。每当此时，宗助心里就想，这莫非是为了时时唤醒对自己过去任性而为的苦痛记忆，老天让小六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吧。这令他很害怕。不过，一想到这家伙或许就是为了和自己陷入同样命运而生下来的，又倍感忧虑起来。有时候，不只是忧虑，而是心情不爽。

但是，到今天为止，宗助从未对小六说教过，也没有对他的前途给予过什么建议。他对待弟弟的态度是很平庸的。正如他现在的生活平平淡淡，完全看不出他是个有故事的人一样，他对弟弟的态度，也不轻易摆出可称得上有阅历的长者的做派。

宗助和小六之间，还隔着两个男孩子，可他们都夭折了，所以虽说是兄弟，年龄却相差了十来岁。而且宗助因某个缘故大学一年级时，转学去了京都，因此兄弟俩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到小六十二三岁为止。宗助还记得，小六从小就是个又固执又不听话的淘气包。那时父亲还活着，家里条件也不错，雇的车夫住在宅子的平房里，生活很快乐。这车夫有个比小六小三岁的孩子——阿兼，从早到晚陪着小六玩耍。有一年夏天，烈日当头的晌午，他俩把点心纸袋子套在长竹竿上，在大柿子树下捕蝉。宗助看见了，就喊：“阿兼，不戴帽子，大太阳下晒这么长时间，会中暑的，赶快把这个戴上。”将小六的旧草帽递给了他。小六见哥哥随便拿自己的东西给别人用，特别生气，猛地从阿兼手里夺回帽子，扔到地上，一脚把草帽踩瘪了。在宗助光着脚从檐廊上跳下来，打了小六的脑袋一巴掌。从那时候开始，宗助眼里，小六就是个坏小子。

大学二年级时，宗助因故退学了，又不能回东京的家。他从京都直接去了广岛，在那里住了半年光景，其间父亲死了。母亲早在六年前就已经不在了，结果只剩下了父亲二十五六岁的小老婆和十六岁的小六。

接到佐伯发来的电报，宗助便回到阔别多年的东京，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打算把家里的财物清理一下。在清理过程中，他意外地发现财产比自己预料的要少，而不该有的欠债却很多，不禁大吃一惊。他去跟叔叔佐伯商量，叔叔说：“没别的办法，最好把宅子卖了吧。”并商定给父亲的小老婆一大笔钱，马上将她休掉。小六则暂时寄养在叔叔家。但是，最值钱的宅地可不是说卖就能卖掉的，宗助只得请叔叔先垫付一笔钱，把眼下应对过去。叔叔是个好做投机生意的人，曾经投资过各种行当，却屡屡失败。宗助还在东京的时候，他就经常花言巧语地说服宗助的父亲，拿出钱给他投资。宗助的父亲大概也有贪欲，以这个方式给叔叔经商投进去的金额绝对不是个小数。

即便是父亲去世后，叔叔的境况似乎也没有多少改变。不过，由于欠着父亲生前的人情，加上这种人在关键时候，往往比较灵活，所以，叔叔欣然答应宗助帮着清理家产的事。作为交换条件，宗助也把有关典卖房产的一应事宜全权委托给了叔叔。简而言之，为了获得急需的钱款，宗助将土地房屋拱手相让了。

叔叔表示：“这房产要找个合适的买主卖掉，不然可就吃亏了。”

家具等等占地方又不值钱的，宗助通通卖掉了，只有五六幅挂轴和十二三件古董，叔叔的意见是：“若不能慢慢地寻找真正识货的买主，损失太大。”宗助就把这些藏品委托叔叔保管。除去各种花费后，宗助手里只剩下了两千元左右的现钱。他知道，从这里面还必须拿出一些给小六做学费。假设自己每月给小六寄钱，以自己当时还不安稳的收入，恐怕很能实行，苦思之下，他咬咬牙，给了叔叔一千元，把小六托给了叔叔。宗助觉得，自己虽然中途退了学，无论如何也得把弟弟培养成才。最后，宗助给小六留下了“这一千元钱用完之后，哥哥还会为我想办法”的不确定的希望，又回到广岛去了。

过了半年以后，叔叔亲笔写信来说“房子终于卖掉了，你就放心吧”，可是关于卖了多少钱，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宗助写信去问，隔了两个星期才回信，说是卖房子的钱足够偿还那笔债，不必担心。宗助对这个回复虽然很不满意，但考虑到信中写了“详情容见面再叙”云云，便想立刻动身到东京去。不过，当他跟妻子半是调侃地把情况一说，阿米不无遗憾地说：

“可问题是，你又去不了，没办法呀。”照例微微一笑。

这时，宗助才好像经过妻子提醒，刚刚意识到似的，架起两臂思考起来。无奈眼下正处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请出假来的境遇，最后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万般无奈之下，宗助又给叔叔写了三四封信，叔叔每次的回复都是同样的：“等见面时再详谈吧。”

“这就无法可想了。”宗助气愤地对阿米说。又过了三个月，宗助终于找到了机会，正准备带着阿米去一趟久违的东京时，赶巧高烧不退病倒了，后来又被确诊为伤寒，在床上躺了六十多天。下床之后，身体很虚弱，之后的一个来月都不能照常工作。

宗助身体刚刚恢复后不久，又得从广岛移居到福冈去了。他觉得不妨利用调动之前的机会，到东京去一趟。结果又因为种种情况的制约，还是没有成行。只得坐上下行的列车，顺从命运的摆布了。那时候，抵押东京的房产时得到的那笔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宗助夫妻在福冈生活的两年期间，过了一段艰苦的日子。常常想起自己在京都求学的时候，随便编个借口，就能从父亲那里索要大笔费用，随意花销，和现在的境况一比，他无端地害怕起了因果报应。有时，他悄然回顾逝去的青春，才知道那是自己荣华的顶点，恍如大梦初醒时眺望遥远的云霞一般怅惘。每当他感到痛苦难耐时，就开口对阿米说：

“阿米，这件事搁了好久了，要不还是去跟东京那边谈谈吧。”

阿米当然不会加以反对，只是低着头，担心地回答：

“不行啊，叔叔根本不守信用的。”

“对方说不定认为我们不守信用呢，我们也以为对方不守信用。”宗助自信满满地说。

可是看到阿米垂着眼睛的样子，立刻泄气了。这样的对话，起初一个月有一两回，后来两个月一回，最后变成三个月一回，宗助说：

“算了吧。只要他能照看小六，其余的事，等以后去东京再当面谈吧。阿米，你看这样办好不好？”

“那当然好。”阿米回答。

宗助从此就把佐伯的事搁在一边了。他是这样考虑的，即便想到自己的过去，也不好向叔叔开口要钱。就是说，这样的交涉，他还从来没有在信里写过。小六有时写信来，大多是很短的几句。宗助只记得父亲去世后，在东京见到小六时的模样，所以他以为小六还是个天真的小孩子，自然没想过让小六代表自己同叔叔进行交涉了。

这对夫妇，就像世上那些看不到阳光的生物，受不了严寒，抱在一起取暖一样，是一直互相依偎着生活过来的。生活艰苦的时候，阿米总是对宗助说：

“可也没别的办法呀。”

宗助也对阿米说：

“再忍一忍吧。”

在他们之间，绝望、忍耐总是如影随形，未来和希望却几乎没有踪影。他们不怎么谈论过去，有时甚至不约而同地回避那些话题。阿米有时这样安慰丈夫：

“用不了多久，会时来运转的，怎么可能老是这么倒霉呢。”

宗助听了，不得不感到这话就像是命运的毒舌借真心对自己好的妻子之口，捉弄自己一样。每当这种时候，宗助都不置可否地报以苦笑。要是阿米不以为然地继续往下说时，宗助便狠下心甩出一句：

“咱们就是没有权利期待好运的人，你知道吗？”

阿米终于意识到丈夫的不快，不再说话了。然后两个人默默无言地对坐着，不知不觉地落入他们自己挖掘的“过去”，这个黑暗的地窖之中了。

他们是自作自受，将自己的未来毁掉的。所以他们很清楚，人生的旅途上不会再出现斑斓的色彩，只想相互搀扶着往前走。对叔叔处理地皮房产之事，原本就不抱多大的期望，只是偶尔想起来，宗助会说：

“不过，以现在的行情，即便是贱卖，也会比当时叔叔给的价钱多一倍。咱们真是冤大头啊。”

阿米凄凉地笑笑：“怎么又提房产了？你老是忘不了那个事儿啊。不是你拜托叔叔，处理一切的吗？”

“那不是没办法吗。当时那种情况，不那么办也不成呀。”宗助说。

“所以呀，叔叔他们说不定认为，是自己拿钱买下了这个房产呢。”

听阿米这么一说，宗助也觉得叔叔的处置有些道理，但嘴上仍不认输：

“他这么认为，可不太好吧。”这个问题随着谈论的次数渐行渐远了。

这对夫妻就这样寂寞而和睦地生活着，到了第二年的年底，宗助邂逅了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杉原。杉原毕业后，考上了高级文官，此时已经在某个政府部门里奉职。他因公务专程从东京到福冈和佐贺来出差。宗助虽然从当地报纸上知道杉原何时到达，下榻何处，可是他羞于以一个失败者之身，在成功者面前低头哈腰，又是学生时代的旧友，自己有充分理由回避。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不打算到旅馆去见杉原。

不料，杉原却打听到了宗助蛰伏在这里，非要见他一面。宗助也只好硬着头皮见了面。宗助能够从福冈调到东京去，全仗这位杉原的鼎力相助。当杉原来信说，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时，正吃饭的宗助放下筷子，对妻子说：

“阿米，咱们终于可以去东京啦。”

“那可太好了。”阿米看着丈夫的脸。

到达东京之后，两三个星期一转眼就过去了。对于一个新安家的，重打鼓另开张的人来说，在忙得四脚朝天的时候，在包裹他们的大都市空气不分昼夜剧烈震荡的刺激下，根本没有考虑问题的闲暇，也不知该从哪里一步步着手才好。

他们乘夜行火车抵达新桥的时候，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叔叔和婶婶。也许是电灯光线的关系，宗助觉得叔叔他们的脸色并不太好。路上因事故罕见地晚点了三十分钟，这也像成了宗助的过失似的，二位的表情显得颇不耐烦。

宗助记得当时婶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呀，阿宗，多日没见，你可真是显老啦。”

他把阿米初次介绍给了叔叔和婶婶。

“这就是那位……”婶婶欲言又止地望着宗助。阿米不知该怎样寒暄，只是默默地低着头。

小六当然也跟着叔叔、婶婶一起前来接他们两个了。宗助一看到小六，才发现弟弟长得比自己还高了，很惊讶他发育得这么快。小六初中刚毕业，正准备上高中。他见了宗助，连“哥哥”或是“你回来啦”都没说，只是笨拙地行了个礼。

宗助和阿米在旅馆里暂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这段时间，叔叔和婶婶对他们多方关照。对他们说“零碎的厨房用具就用不着买了，不嫌弃旧的话，就用我们的”，送来了足够这个小家庭用的全套锅碗瓢盆。

“怎么说也是新安家，杂七杂八的花销少不了。”叔叔说着，又给了宗助六十元钱。

安家后，诸事繁忙，转眼就过去了半月有余。在外地时二人经常念叨的房产之事，宗助始终没好意思对叔叔开口。

“你还没有向叔叔提过那件事吗？”有一天，阿米问道。

“嗯，还没有。”宗助好像刚刚想起似的回答。

“奇怪啊，你不是特别惦记吗，怎么回事？”阿米嘲笑地说。

“可是，我忙得哪有时间呀。”宗助辩解道。

又过了十天左右，这回宗助先提起这事来：

“阿米，那件事我还没有说呢。我实在不想再提这事了，怪麻烦的。”

“要是不想提，就不要勉强自己啦。”阿米回答。

“可以吗？”宗助反问她。

“还问什么，本来不就是你的事吗？我一直就无所谓的。”阿米答道。

宗助说：

“要是郑重其事地询问此事，显得挺别扭，还是等以后有合适机会再问吧。以后肯定会有机会的。”就这样把事情撂下了。

小六一直无忧无虑地住在叔叔家。若是考上了高中，他就得住校，连这件事，他好像都已经和叔叔谈妥了。也许是他觉得刚来东京的哥哥不会负担他的学费，所以有关自己的事，不像跟叔叔那样什么都愿意说。由于住在叔叔家，他和堂兄弟安之助关系很亲密，他俩倒像是亲兄弟似的。

宗助很自然地就渐渐不大去叔叔家了。偶尔去一次，也往往是出于礼貌，形式上拜访一下了事，回家的路上总感觉很没意思。后来，他甚至一说完问候的话，就想马上告辞出来。这种时候，哪怕坐上三十分钟，叙叙家常，对他来说都是受罪。而对方也好像有些生分，显得拘谨不安。

“再多坐一会儿不行吗？”婶婶照例挽留他，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是坐不住了。然而，不偶尔去看望一下，心里又觉得愧疚不安，于是又去了叔叔家。每次回去，宗助总是主动低头致谢：“小六给你们添麻烦啦。”可是，关于弟弟将来的学费的事，以及自己托叔叔卖地皮房产的事情，他都张不开口。不过，尽管宗助每次都懒得去不感兴趣的叔叔家，也还是偶尔要去一趟，不单是出于为了维持世俗的叔侄间血缘关系的义务，还因为有机会的话，他试图了结一件憋在心里多年的事，这是不言而喻的。

“阿宗完全变了个人哪。”婶婶有时对叔叔这么说。

“说的是啊，碰上那种事，恐怕对他有些影响。”叔叔回答，言外之意是因果报应很可怕。

婶婶强调说：“的确很可怕呀。阿宗原来可不是这么无精打采的，是个活泼得让人嫌烦的孩子啊。可是两三年不见，老得简直认不出来了。现在看着，比你这个老头子还像老头子呢。”

“怎么会呢？”叔叔说。

“我不是说他的模样，是他的神情显老。”婶婶还在分辩。

老夫妇之间这样的交谈，从宗助到东京来以后不止一两次了。宗助每次去看望叔叔时，也的确像是他们眼里看到的那个样子。

说到阿米，自从在新桥车站，跟两位老夫妇见面以来，她就没有进过叔叔的家门。在对方看来，这侄媳妇嘴里“叔叔、婶婶”叫得很亲热，可是，临分别时，叔叔和婶婶邀请她：“有空来家里坐坐吧。”她只是低头应承“谢谢”，却不曾去拜访过一次。就连宗助也忍不住劝她：“到叔叔家去一趟吧，怎么样？”

“可是……”她的脸色很难看，宗助也就不再提这事了。

这两家人在这样的状态下过了一年后，没想到精神头比宗助更年轻的叔叔突然死了。他得的是脊髓脑膜炎的重病。因为患了感冒，在床上躺了两三天，上厕所回来时，正要洗手，拿着舀子就昏倒了。还不到一天的工夫，人就归天了。

“阿米，那件事，到底也没来得及跟叔叔说。”宗助说。

“你难道还打算问那件事吗？我看你也真是够执着的。”阿米说。

又过了一年后，叔叔的儿子安之助大学毕业，小六也上高中二年级了。婶婶和安之助一起搬到了中六番町。

到了第三年，小六趁着暑假，去房州玩海水浴，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九月，他从保田横穿过去，从上总海岸沿着九十九里滨，最后到达铫子后，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回了东京。回东京才两三天，他就跑到宗助家里来了。那是一个处暑的下午，小六晒得黝黑的脸上，唯有那双眼睛炯然发亮，简直像个南亚人，他一走进离阳光比较远的会客间，就躺倒在榻榻米上，等哥哥回来。一看见宗助，他就一骨碌爬起来，直言不讳地说：

“哥哥，我来找你有点儿事。”

见他这么严肃，宗助不免有些惊讶，连西装也来不及换下，就忍着暑热，听小六说起来。

据小六说，两三天前，他从上总回来的当天晚上，婶婶对他说：“不好意思，学费只能替你交到年底，以后就不再负担了。”小六自从父亲死后，就被叔叔领养了，到现在为止，叔叔一直供他读书和吃穿，还给他些零用钱。因此，就像父亲在世时那样，小六生活得无忧无虑，因此惯性，直到那天晚上为止，学费的问题他从未考虑过。所以，当他听到婶婶的宣布时，有些茫然失措，连句像样的话都说不出来。

到底是女人，婶婶充满同情地花了一个多小时，对小六详细解释了不能再继续照料他的理由：叔叔去世了，紧接着发生的经济变化，以及安之助将要毕业，毕业以后面临的成家问题等等。

“可能的话，我怎么也要供你到高中毕业，所以一直苦撑到今天。”

小六重复了一遍婶婶这句话。当时，小六忽然想起前年，哥哥为父亲丧事来东京，安排好一切后，临回广岛前，曾经对他说过“你的学费都预付给叔叔了”这件事，一问婶婶，婶婶很惊讶地回答：

“不错，当时阿宗是留了一些钱走的，可那些钱早用完了呀。你叔叔在世的时候，你的学费就是拆借来的。”

由于哥哥没有交代过留给叔叔的学费有多少，够几年的，所以婶婶这么一说，小六也无话可说。

“你又不是孤儿，还有哥哥嘛，应该跟他好好商量商量呀。当然，我见到阿宗，也会对他说清楚的。要说阿宗最近也很少来，我也好久都没有见着他了。所以你的事一直没机会和他说呢。”婶婶最后说了这些。

小六一五一十地学说完了，宗助只是瞧着弟弟的脸，说了声“真麻烦”。他既不会像以前那样火冒三丈，当即去找婶婶理论，也没有对这位弟弟表露什么不满情绪——过去弟弟总是很疏远自己，似乎可以不靠自己照顾，现在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跑来找自己。

小六有些惊慌失措，他想当然的美好未来，一瞬间毁了一半，这都要怪罪他人似的。宗助目送着小六的背影，站在昏暗的家门口，眺望了好久格子门外面的夕阳。

当晚，宗助从后院剪了两个大芭蕉叶，铺在会客间的檐廊上，他和阿米坐在芭蕉叶上一边乘凉，一边谈起小六的事。

“婶婶的意思不会是让咱们照料小六吧？”阿米问。

“这个，不见面谈，怎么知道她什么打算啊。”宗助说。

“肯定是这个意思。”阿米在昏暗中，啪哒啪哒摇着团扇。宗助没有说话，他伸长脖子，眺望屋檐和山崖之间的一条天空。两个人默默地坐了半晌，阿米又开口道：“可是，咱们哪行啊。”

“要供他到大学毕业，靠我的薪水可不成。”宗助对自己的能力很清楚。

然后就转到别的话题了，没有再提小六和婶婶的事。过了两三天，就是星期六，宗助下班回家，顺便去番町见婶婶。

“哎哟哎哟，可真是稀客啊。”婶婶比以往都热情地接待了宗助。这时，宗助忍着厌烦的情绪，终于把憋了四五年的那件事，给婶婶端了出来。婶婶自然是极力辩解。

婶婶说，宗助的房产卖出后，叔叔得到多少钱，她记不清了，好像是替宗助还了那笔救急的欠款后，还剩下四千五百元或是四千三百元。叔叔的意思是，那房子是宗助交给自己典卖的，因此不管剩多少，都可以看作是自己的所得。但是，他不愿意被人说成是卖宗助的房子，从中渔利，就以小六的名义代为保管，算是小六的财产。而宗助因为做了那件事，已失去了继承权，所以没有权利得到一文钱。

“阿宗，你不要生气啊，我是如实传达叔叔的话。”婶婶特意说明，宗助沉默着听她继续说：

“不幸的是，以小六名义保管的那笔钱，转眼间就被你叔叔换成了神田繁华大街上的房产。可这座房子还没等上保险，就因失火被烧毁了。因为购买的时候也没有告诉小六，所以这事也就一直瞒着他。”

“详细情况就是这样，对阿宗你也是很抱歉的，可是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你就当这就是命，想开些吧。要是你叔叔还活着的话，怎么也会有办法的。养活小六一个人，应该不是问题。即便叔叔不在了，只要我的条件允许，我会还给小六和烧毁的房子相当的财物的，再不济，我也会尽我所能，供他到毕业的。可是……”

此外，婶婶又说了些内情，是关于安之助就职的事。

安之助是叔叔的独生子，今年夏天刚刚从大学毕业。他在不愁吃穿的环境里长大，而且除了同学之外，没有其他交往，所以颇有些不谙世事，然而正是这不谙世事使他以从容的气度，走进了社会。他的专业是工科的机械学，即便在企业热冷却下来的今天，全日本有那么多公司，怎么也能找到一两个适合的工作。可是，大概是受老子冒险个性的遗传，他一门心思想自己开拓事业。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位同学科的学长。这位学长在月岛那边创建了一家自己的小工厂。他和这位独立经营的学长商量之后，自己也投入了一些资本，打算合作经营。婶婶要说的内情就是这件事。

“结果呢，由于仅有的那点儿股票都入了那个工厂，说现在我家穷得叮当响都不为过呢。在外人看来，我们家里人口少，又有房产，不愁吃不愁喝的，可这也怪不得人家啊。前几天，阿原的母亲来家里，还说什么‘哎呀，没有人比你过得更自在啦，每次来都见夫人仔细擦洗万年青的叶子呀’，其实冷暖自知啊。”婶婶诉说道。

宗助听完婶婶的解释，脑袋一阵发蒙，一时答不上话来。他心里明白，这是神经衰弱造成的，使自己失去了能够像以前那样立即做出机敏、明快判断的头脑。婶婶知道宗助不会完全相信自己说的那些，所以连安之助投了多少金额都告诉了他，是五千元左右。还说，安之助眼下必须靠每月的一点儿工资和五千元股份的分红生活。

“即便那分红，还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呢。搞好了，可以拿一成到一成五，搞不好，还说不定都打了水漂呢。”婶婶补充道。

宗助觉得婶婶的做法，并没有多么蛮不讲理，心中很犯难。可是对于小六的将来，自己不发一言就返回，也未免太说不过去了。于是，他先不追究过去的事，转而问起当初自己以小六学费的名义，预付给叔叔的那一千元是如何使用的。

“阿宗，这笔钱可真是都给小六用啦。小六上了高中后，这个那个的，已经花了七百元喽。”婶婶回答。

接下来，宗助又捎带着问起叔叔代为保管的书画古董。

“那些东西就别提了，碰上骗子啦。”不料，婶婶说到这儿，瞧着宗助说：

“阿宗，怎么，这件事没跟你说过吗？”

“没有啊。”

“哎哟哟，你叔叔忘了把这事告诉你啦。”然后，婶婶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宗助回广岛后不久，叔叔就把这些藏品托付给一位姓真田的朋友代卖。听说这个人精通书画古董之道，平素经常周旋于买家、卖家之间，见多识广。他痛快地接受了叔叔的委托，说某某先生对什么有兴趣，想看看货，又说某先生想看看那个东西，就让他过过目吧。就这样，把东西拿走以后就没还回来。催促他拿回来时，又说什么因为买主还没有送来，总是推三阻四地搪塞，到了也没有还回来。到最后，大概是觉得实在推托不了了，那人就躲了起来。

“不过，还剩了一个屏风呢。前日搬家的时候，阿安看到了，还说这是宗哥的东西，回头有机会，应该给他送去。”

听婶婶的口气，对宗助寄存的物品好像毫不在意似的。而宗助觉得既然东西已经在她家存放到现在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看婶婶丝毫没有受到良心责备的愧疚，宗助也没有太生气。

“阿宗，反正我们家也不用它，我看你还是拿回去吧，怎么样？你没听说最近，这类古董价钱见涨吗？”当婶婶说出这番话时，宗助想把屏风拿回家了。

从仓房把屏风搬到亮处一看，果然是自己熟悉的那个两折屏风。下面密密麻麻地画着胡枝子、桔梗、芒草、葛草和女郎花，上面是银粉绘出的一轮满月。在旁边的空白处，题有“山野行路月当空，月中绽放女郎花其一 ”。宗助跪下来，凝神端详着银色的焦黑边缘和被风吹得翻卷的干枯葛叶，其中有一枚福饼大小的朱红色圆章轮廓，里面写有行书“抱一” 的落款，看到这里，他眼前不由得浮现出父亲在世时的情景来。

一到正月，父亲就会把这个屏风从昏暗的仓房里搬出来，摆在玄关前，在它前面放上个紫檀木的名片盒，用来存放收到的贺年片。那时为了图个吉利，会客间的壁龛里一定要挂上双虎图。宗助至今还记得，父亲曾经给他讲过，这不是岸驹画的，而是岸岱的墨宝。这幅老虎画面上有一块墨迹：老虎伸出舌头，喝峡谷里水，鼻梁上沾了点儿墨。父亲特别在意这个，一看见宗助，就要说：“你还记得这事吗？这是你小时候淘气涂上去的。”总是露出又好笑又可气的表情来。

沉浸在往昔回忆中的宗助，跪坐在屏风前，对婶婶说：

“婶婶，那我就把这个屏风拿走了。”

“好，好，你拿去好了，也让它派上些用场吧。”婶婶好心地说。

宗助将屏风一事拜托婶婶后，就告辞回家了。吃过晚饭，又和阿米到檐廊上，两人穿着白底单和服并肩坐在暗处，一边乘凉，一边谈论画轴的事。

“你没见到阿安吗？”阿米问。

“嗯，婶婶说阿安星期六也要在工厂干到晚上。”

“真够辛苦的呀。”阿米说道，却没有对叔叔和婶婶的做法评论一句。

“小六的事，到底该怎么办呢？”宗助问。

“是啊。”阿米只回道。

“要是追究起来，咱们也有咱们的道理。不过，跟他们去理论没有用，最终只能靠打官司解决了。咱们手里又没有证据，官司打不赢的。”宗助想到了最坏的可能。

“打不赢官司也无所谓啊。”阿米马上回答。宗助只有苦笑着放弃了。

“说起来，还是得怪我那时候，分身无术，来不了东京啊。”

“可是，能来东京的时候，这些事又不那么重要了。”

夫妻俩这样说着，又从房檐底下窥探那道细细的天空，猜测了明日的天气后，钻进了蚊帐。

到了下个星期日，宗助叫小六来家里，把婶婶的话，一句不少地原样告诉了他。

“婶婶没有对你讲过这些情况，可能是知道你性子急，也可能觉得你还是个孩子，才没有告诉你，这个我也不清楚。事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宗助说。

对于小六来说，就算哥哥解释得再详细，他也不会满意的。

“真是这样吗？”他面带愠怒，不满地看着宗助。

“有什么办法呀，不管是婶婶，还是阿安，都没有什么恶意吧。”

“这个我当然知道。”弟弟的语气很严峻。

“难道你在怪我吗？我这个人肯定是不好。从过去到今天，我都是个一无是处的人。”

宗助躺倒在地，抽起了烟，没有再说话。小六也默不作声，凝视着立在会客间角落里的那个抱一画的两折屏风。

“你还记得那个屏风吗？”少顷，宗助问。

“嗯。”

“是前天佐伯家寄来的。父亲的遗物中，我手里只有这件了。如果它能换作你的学费，我马上就给你。可是靠这么个油漆剥落的屏风，也不能供你到大学毕业呀。”然后，宗助苦笑了一下，诉苦说：“大热的天，还立着这玩意儿，太不正常了。可是，没地方收藏，只好如此。”

小六虽然对这位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乐观又迂腐的哥哥一向看不惯，但到了关键时刻，兄弟俩也绝不会争吵。这时，小六也是一下子软下来，问道：

“屏风的事我不管，以后我该怎么办呢？”

“这是个麻烦。但愿年内能有个眉目吧。你好好想想看，我也考虑考虑怎么办好。”宗助说。

以弟弟的个性，最不喜欢这样的半吊子状态。小六向哥哥倾诉起来，在学校不能安心读书，回家没地方准备功课，这样的生活实在忍受不了。可宗助听了，还是那个态度。当小六越说火气越大，抱怨个不休时，哥哥也来了气，不客气地说：

“为这么点儿事，你就这么多抱怨，那就随你的便吧，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哪怕退学也没关系。你比我可有能耐多了！”

这么一来，哥儿俩就谈不下去了，小六一赌气回本乡去了。

宗助泡了澡，吃完晚饭，晚上和阿米一起去附近赶庙会。他们买了两盆花，一人抱着一盆回了家。卖花的人说，得让花儿着着露水，他们就打开了崖下那扇挡雨窗，把两个花盆并排放在院里。

钻进蚊帐后，阿米问丈夫：

“小六的事，谈得怎么样啊？”

“还没有好法子呢。”宗助答道。

仅仅过了十分钟，夫妇俩便都甜甜地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宗助又开始了紧张的上班族生活，无暇去考虑小六的事。回家后，就是闲待着没事，他也怕面对这个问题，好好考虑怎么解决。他那颗满头黑发的脑袋，受不了这类烦琐的事。过去，他很喜欢数学，对特别难解的几何题，他也能耐心地在头脑里画出清晰的图来。一想起这些，连他自己都感到害怕，才短短几年，自己的变化也太吓人了。

不管怎么回避，小六的身影每天都会朦胧地出现在他的头脑里。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觉得应该帮这家伙安排安排以后怎么办。然而，转念一想，也不必那么着急，又自己否定了。就这样，他怀着如鲠在喉般的感觉，一天天地过着日子。

转眼到了九月末，每天晚上都能眺望广袤银河的璀璨繁星。一天傍晚，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安之助突然来了。对于宗助和阿米都是意料之外的稀客，两个人猜测，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果然，安之助要跟他们谈小六的事。

安之助说，前几天，小六突然到月岛的工厂来了，跟他商量关于自己学费的事。他说，详细情况已经听哥哥告诉他了，但自己一直做学问，到头来要是上不了大学就太遗憾了，他打算哪怕是借些钱，也想尝试自己闯一闯，问安之助有什么好法子。安之助回答：“你也要跟阿宗哥好好谈谈。”小六马上打断他的话，对安之助大吐苦水：“哥哥那人根本就指望不上。哥哥自己大学没有毕业，所以觉得人家中途辍学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件事，要是追究的话，哥哥是有责任的，可是他反倒事不关己似的，我跟他磨破了嘴皮子，也不当回事。所以，我能依靠的人只有你了。被婶婶正式拒绝之后，来求你帮忙，是不大合适，可我觉得你比婶婶明白道理，所以才跑来找你的。”小六一味地诉苦，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

安之助只好安慰小六说：“不可能的，阿宗哥对你的事也操了不少心，最近应该会到我家来商谈这件事的，你就放心吧。”好歹把小六打发走了。临走时，小六从袖口里掏出好几张白纸，说是要用这纸写请假条，请安之助在上面盖个章，对他说：“在决定退不退学之前，我也没办法安心学习，没必要每天按时去学校了。”

安之助说工作很忙，谈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对于小六的事情，两个人也没有拿出个具体方案。安之助临别时只是说：“什么时候方便，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协商一下吧，可以的话，最好叫小六也参加。”

“你想什么呢？”剩下他们夫妻俩时，阿米问宗助。

“我恨不得变成小六呢。”宗助把两手插在腰带里，微微耸起肩膀说，“我这么担心他千万不要陷入和我一样的命运，可人家根本没把我这个哥哥放在眼里，真是受不了。”

阿米撤了茶具，端到厨房去了。夫妇俩没有再谈下去，照例铺好床睡觉。在他们进入梦乡时，清澈的银河高挂在天空。

下个星期日，小六没有来，佐伯家那边也没有什么消息，宗助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夫妇俩每天早上，露珠闪烁时分就起床，仰望灿烂的阳光照射在屋檐上。到了晚上，二人对坐在褐色竹台的油灯两边，影子被油灯照得老长。聊天间歇时，只有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这也是常有的事。

即便这样，夫妻俩还是谈到了小六的事。小六非要继续读书自不必说，即使辍学，他也得暂时搬出眼下寄宿的地方，这是明摆着的。那么，他只有仍旧回佐伯家，或者来宗助家住，这两个选择。佐伯家尽管说了那些话，但只要跟他们商量，也不会太绝情的。不过，让小六继续上学的话，他的学费、零花钱等等，宗助这边不负担就说不过去了。可是，以宗助的收入确实负担不了。夫妇俩细算了一下每月的收支，结论是：

“还是不行啊。”

“怎么也不够啊。”

夫妇俩对坐的餐室挨着厨房，厨房右边是女佣房间，左边还有一间六铺席屋子。家里人口不多，加上女佣才三个人，阿米觉得这六铺席屋子没别的用途，一直把自己的梳妆台放在朝东的窗户边。宗助早上起来，洗完脸吃好饭，也到这里来换衣服。

“要不然把那间六铺席收拾出来，让小六住进去如何？”阿米提议。阿米是这样考虑的，我们负担小六吃住的话，其余的花销，就由佐伯家每月资助一些。这样就能如小六所愿，上到大学毕业了。

“衣服呢，可以把阿安和你穿剩的旧衣服改改给小六穿，对付一下。”阿米补上一句。

其实，宗助的头脑里也想过这个方案，只是顾虑阿米的心情，他自己也不太情愿，就没有说出来。所以妻子主动提出这个建议时，他自然没有勇气拒绝了。

当宗助将这个情况写信通知小六，表示“只要你同意，我就去跟佐伯家商量一下。”当天晚上，小六一接到信，就打着伞，冒着大雨跑来了。看他高兴的样子，就好像学费已经不是问题了。

“其实，婶婶以为我们对你的事，以后就大撒手了，不闻不问，才会那样说的。哥哥要是手头稍微宽裕一点儿，也早就给你解决啦。你也知道，我们实在没法子呀。不过，只要我们去说明情况，婶婶也好，阿安也好，恐怕也不好回绝的。一定可以解决的，你就放宽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啦。”

小六听了阿米的保证，又冒着大雨回本乡去了。中间只隔了一天，他又来问哥哥怎么还没去啊。又过了三天，他跑到婶婶那儿一问，说哥哥还没有去，于是又来请嫂子催促哥哥尽快去一趟。

宗助嘴里说着“就去，就去”，不知不觉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秋天。在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下午，宗助觉得时间拖得太久了，便为了这件事情，给佐伯家写了封信，希望到番町见面协商。婶婶回信说，安之助已经到神户去了，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