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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教育对国民意识的培养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和国民意识觉醒的重要性,这种认识推动着中国教育的转型,使教育开始承载国民培育的重要责任,近代教育蓬勃发展起来,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与国民素养培育直接相关的教科书层出不穷,构建了国民素养培育的社会氛围。

(一)教育与国民启蒙关系之认识

康有为提出创立“国民学”以“鼓荡国民,振厉维新”,倡导地方设立小学、中学和大学,“以普之国民学为师。” 梁启超力图探索培育新国民的途径,引导近代国民培育的方向。邹容将理性革命与教育结合起来,他提出革命与教育国民争取“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的目标结合,扭转国民“人格不完”的颓势才是“文明的革命”。因此,“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邹容力倡革命教育,培养“国民之精神”,使国民“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疲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相亲相爱,爱群敬己”“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近代国民品格。 “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 成为近代救亡者的共识。尤其在庚子之祸后,“上有各府州县官学堂之设立,下有爱国志士热心教友蒙学女学各种私立学堂之设立,游学之徒,数以千计,足迹遍东西强国,岁资费千百万以上,时有增加,未有已日,不可谓非一时之盛。” ,到1911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达五万两千五百余所,学生总数达一百五十六万余人。 北洋时期学校和学生数增长更为迅猛。

表 民国初期学校与学生数增长

“人无教育,是曰非人;国无教育,是曰非国” 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近代教育的发展为中国国民认知和国民意识养成奠定了基础。

(二)新式学堂与国民之培养

中国最早展开系统西式教育的是教会学校,到1889年,仅新教教会学校即达到1086所,学生人数为16836人,1892年,天主教学校为633所,学生10933人。 这里的教师以西方传教士为主,后大量补充教会学校毕业生。教师基本都是接受西式教育具备近代思想的。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新式学堂也大量聘用外国教师,如京师同文馆先后聘请八十多位外国教师,几乎是中国教师人数的两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专业化的师范学堂大量建设起来,到1907年师范毕业生在各地基础教育任教的达13728人,占教师总数的37.13%。 到1909年师范毕业的中小学教师达到41063人。因新式教师短缺,清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青年留学日本,1898年至1911年,留日学生多达45066人,其中多数学生学习师范速成科 。这些通过近代新式教育,在知识结构、价值观、社会心理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教师群体开始担负起培养新式人才的使命,使新式学堂能够发挥起提高国民素养的责任。

新式学堂逐渐摆脱了传统教育的牵绊,至民初多以培养国民为宗旨,其科目的设置和教科书的选用走向理性和务实,强调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爱国精神的培养以及对于自身自立与国家建设的能力养成。如张肇桐编写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在广告中强调:“小学读本,以发育爱国精神为最要。本书于近世国权之得丧一有加意,务令儿童有所感发。” 留日学生曾鲲化谈到其编写《中国历史》的宗旨:“为我国民打破数千年腐败混杂之历史范围,掀拔数千年根深蒂固之奴隶劣性,特译述中国历代同体休养生息活动进化之历史,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排繁冗而摘要言,革旧贯而造新体,寻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妙理,究枉尺直寻、小退大进之真相,轩文轾野,去锈发莹,以为我国自古以来血脉一统之庞壮国民显独立不羁、活泼自由之真面目,懿与铄哉!” 新式学堂推动了国民教育的发展。

(三)教科书的国民意识启蒙

教科书的启蒙作用逐渐被重视起来。新式教科书不断渗透西方近代国体、政体知识,民主政治的近代话语逐渐促进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近代语体结构和语言习惯的形成,诸如国民、主权、权利、义务、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共和、选举、议会、自治等词汇被大量引用和渗透到国民的政治认同中来。一些教科书还大量介绍关于民主政治的知识,如1906年的《蒙学论说实在易》中就有《植国之要在法律论》《泰西国民有议政权论》《权利与责任相联论》等国民意识启蒙性质的课文。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出现了教科书的编撰和改定潮流,在教科书的名称、内容、体系等方面都展开了近代知识体系意义上的全面改造,尤其重视普及国民常识以利于培养国民参政的意识与能力。对于政治学常识、国家国体政体的认识、国民参政权利与能力、五族共和和民族平等等知识大量出现在教科书中,相关课文内容如下表:

表部分民初小学国文、修身教科书中关于民主政治的相关课文

教科书是国民终身教育的起点,对国民一生的意识、心理、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习惯、生活态度、智力结构和伦理结构等都会形成不可磨灭的影响。社会启蒙只有启蒙到文化和思想的层面上才能使社会政治经济的演进具有实质性的发展。

近代教育成为国民意识培育的重要途径。李达曾感慨于他在进入新式学堂就学后的收获:“十五岁的时候,我考入一所享受公费待遇的中学,并开始接触一些新的知识,逐渐知道一些国家大事。如看地图中,知道过去常常议论的‘洋鬼子’国家就是英、美、德、法、意、日、俄、奥等国,他们都是侵略中国的;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政治的黑暗,清廷的媚外。……开始有了一点儿爱国观念,知道爱国了。” 近代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国民意识培育的社会氛围,将国家、政府、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结合起来,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国家意识结合,推动了国民意识和国民素养认知的体系化和近代化发展,探索了国民培育的近代路径。 N4zkIIdCwBrmO16T/uimqYryyNVbFHG7ANyd653s1MexevvFwII9fpLuGmHyzK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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