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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素养指国民的知识、学问、视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怀疑的能力、批判的思维、自律之品格和公共关怀的责任，这是现代社会公民担当一定公共角色应具备的品质和素养。
何样之“国民”能承载“民权”，担负起救国的责任？近代中国对国民素养之语境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近代以来较早认识到国民素养培育重要性的是严复。严复认识到要利用国家的近代化来救国必须先要从国民的思想启蒙开始。“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然则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经，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本所以期百年之盛大，标所以救今日之阽危”
。严复认识到国民个体力量的形成有助于“合群”救亡，这种认识在近代是难能可贵的。学者郭国灿认为严复的思想，强调了“个人自由、自存、自主、自强、自立的基本权利”
。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认为严复将中国摆脱落后的希望寄托于“国民”，主张国民的培育就是要以树立“为集体服务的公益精神”
为目标，使“国民”能够发挥一己之力，为挽救国家贡献力量。严复对于自由主义的关照是以其来增进国家实力为基本前提的。由于严复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以及对中国“国民”现状的思考，他并不完全信任“国民”，所以他强调国民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军营式铁的纪律约束和集团合作精神”
，这就使“国民”在目的和价值上仍然成为“国家”功利性的依附者，基于此目的才产生了严复的“民智”“民德”“民力”的国民素养的构想。这一构想虽有局限，但也迈出了近代“国民”素养探索的第一步。
维新派在变法失败之后遂转向改造国民以救国，对于“国民”素养的认识更加丰富。梁启超认识到了“国民”素养构建的现实价值，于是开始阐释“国民”所蕴含的近代含义。——黄遵宪在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后大受触动，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权、自由之说，皆是也”
。同时梁启超反思了中国国民性，“吾国人者，亢宗之念，怀土之情，以校他族，强有加焉。语于爱国宜无待教诲激励”
。梁启超从历史、政治以及社会的视角阐释了传统国民性形成的原因与问题，宗族关照与地方利益的存在，使中国“人自为政，地自为域”，“……各自为界，豆剖瓜分，至于不可纪极，而各皆以排外为唯一之能事，遂以二千年大一统之国，几复返于土司政治。……我本部各省府州县之树畛域而争鸡虫者，……惟见亚细亚大陆东部有二十余部落，各部落中又有其小部落，为数至千数百而未已，而所谓中华民国者，果安在也？而一年来之政象，实向此轨以趋焉，可痛可惧，莫此甚也。”
梁启超还从历史传统、宗教改革、自治习惯和公共团体观念等视角对比了中国与欧洲政治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指出国人“公共观念至薄弱”
，“私家之事，成绩可观者往往而有，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毁坏。而国人之公共心之所以缺乏，主要是因为我国民均抱此‘先私后公’之恶习。”
在梁启超看来，要救国首先需要学习西方近代政治模式，这就要求“国民”有较高的政治素养，而国人素养远未达到实现民主政治的需求，“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
国人缺乏自立、自治的近代“国民”素养，国家发展举步维艰，所以梁启超极力抨击国人的奴性品格，大声疾呼“人者何？人格之谓也”
，国民应具有“不依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于世界”
的独立自治的精神与人格，这是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保障。“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
个体的道德塑造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合群”救国的途径。在塑造手段和塑造目的上，梁启超对于“国民”的认识与严复是相近的。但梁启超更为直接和明确地举起了“民族”的大旗，也更为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需要的“国民”应具备的素养。“梁启超的国民独立人格是指希望国民排除一切外在权威，摆脱奴隶性，实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自牧、自任，树立明辨是非善恶的独立精神，是以‘公理’作为理性的判断标准。”
梁启超办报刊、倡小说，以“时务体”呼吁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希望国民读报，则“全世界之智识，无一不具备焉”
。他甚至将小说视作开民智、养民德、励民志“熏、浸、刺、提”的启蒙工具。梁启超开启民智之影响的直接受众是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中国民众启蒙的闸门一经打开，便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启蒙浪潮。此后，报纸杂志文章刊载逐渐以“易读易传”作为标准之一，至五四时期文学的白话化和通俗化成为一种潮流，价值维度均以启蒙为鹄的。从改良国民性进而改进群治的角度来说，以小说创作来启蒙也成为“经国之大业”，娱乐消遣的市民文化方式也具有了“载道”救国救民的时代责任。
民族实业家周学熙在1903年考察日本时反思“明治以前，其民情之顽固有甚于中国，而何以一旦翻然，能使庸夫俗子心志如此之灵敏”。
他认识到“盖所以开通风气者，必有要领！其铁路、轮船、电报、德律风（电话）之数者观之，足以大启民智欤！”
日本“其民生而习乎交通洞达之场，智慧日增，而不自觉。”
周学熙遂以“开启民智”推动实业发展。1904年，《东方杂志》曾刊载《论贫与愚之因果》一文，提及中国的问题“中国有至大之患二，一曰贫，二曰愚。此二者有其一焉，则足以亡国灭种”，二者相伴相生，“故曰，救中国之贫，宜先开民智”
。随着中国知识界对国民素养的反思，近代知识分子得出了中国国民素养与西方的差距是因为中国发展滞后，特别是政治现代化水平低下的重要结论。国民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中国将选择怎样的近代政体以及社会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消解。
孙中山在严复、梁启超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国民素养的内涵。“夫人群之进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时期，曰‘行而后知’之时期，曰‘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
孙中山认为国人受教育与接触科学和运用科学方法的机会远不及西方，这是国人缺乏理性精神的重要原因。在专制蒙昧束缚之下，国人对国权和国事的淡漠非常普遍。孙中山在反思辛亥革命得失的原因时谈道：“推倒满清之后，成立民国，那般旧官僚还不知道民国是什么东西，人民又不知道怎样做主人去监督他们……到了民国，人民本是主人，应该有权可以监督他们的，但是初次脱去奴隶的地位，忽然升到主人的地位，还不知道怎么样做主人的方法，实行民权。”
孙中山认识到要实现政治的根本变化，必须要用政治、教育等手段提高国民的素养。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反思国民性的重要时期，人们对国民性的批判和构建也更为激进和深入，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弥补之前改良与革命对社会认知的缺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这些在西方工业化时代流行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弥补着他们对“国民”素养认知的不足。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私利与公德、解放传统与盲信西方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探讨的焦点。但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思路，并没有突破梁启超的探讨。与梁启超一样，他们也认为没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
他们逐渐演变成了“国民性决定论”者，陈独秀也有类似论述，“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陈独秀认为具有“新人格”的国民是革新国家、革新社会和“民族更新”的前提。陈独秀在《随感录》中期望“国民的智识快点普及”
，以此作为其完成救亡的基础。李大钊主张国人应“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弃罪恶之我，迎光明之我；弃陈腐之我，迎活泼之我；弃白首之我，迎青年之我；弃专制之我，迎立宪之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国民”素养的认知虽未脱离以人权求独立的功利性逻辑，但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更为猛烈。对“国民”的启蒙也开始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当时影响极大。“陈独秀参与创办了《民国日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李大钊参与的《晨报》、青年学生创办的《国民》尤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为宗旨，罗家伦的《新潮》、毛泽东的《湘江评论》等等，他们关注国民，宣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思想，对国民启蒙和思想解放以及近代国民意识的塑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胡适认为民主制度的实践是国民性改造的前提，而国民性改造首先应关注国民的思维方式。对于国民、国民性和国民素养的探讨成果日益丰富，也越来越推动了“国民”构建与塑造的阵地由思想界向教育界拓展，由学理探讨走向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