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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并未像西方一样形成公民社会。在工业文明的迅猛冲击之下，中国的传统经济、政治模式、社会结构、传统意识与价值观念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受到冲击和质疑。西方文明以一种近乎“异端”的面相，强势楔入中国这个稳定的传统文明的体系之中。历来能够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化冲击为吸纳的中华文明面对此次危机却无力招架。中华文明将向何处去，成为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可以想见当时国人的彷徨、迷茫与无措。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作为具有几千年优秀历史和文化的民族如何去面对强势外来文化的挑战？这些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愿面对却又必须全力应对的全新课题。是以秉承文化自我保护的“中学西源”理论为“变局”归因，还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半遮掩地向西方学习，或者是虚怀大度地肯定西学，甚至是全盘倾倒于西方文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挣扎、抗争、诘难和学习中艰难地探索着中国的文化出路，同时也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折时代，转换之艰难，改变之痛苦，过程本身即充满了混乱、惶恐、挣扎与悲情。思想界的认识自然也交织着错愕、彷徨、迷乱和痛苦的各种复杂情感。因此，在与西方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中，各种西方来的事物也开始以一种“中国式”的变通和理解被解构和异化。在救国的语境之下，西方的“市民”“公民”“民族”“国家”“自由”“民主”与“宪政”等概念与中国原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传统融合，演化为“国民”“国权”等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成为国人追求民主的话语载体，推动着新国民构建的浪潮，同时也承载了近代中国完成“独立”与“富强”两大课题的先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