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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作为国民的基本素养之一的认识很快在知识界得到认可。《湖北学生界》将传播科学、唤起国民之精神作为刊物的宗旨。陈独秀提出，“科学智识之增长人间精力、效率之高度，其事至明。人间若不幸无此智识，任至何时，亦固守愚昧劣等之生活状态以终。”
科学不再仅仅是人们理性认识世界的工具学科，还是国民脱离蒙昧、成长为现代人的必备素养。因此，奔走于弘扬科学的道路上的知识精英们希望以更丰富多元的形式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传播给国民群体，使普通国民也能广泛接受他们对科学救国的认识。期刊、团体建设、翻译西方书籍、演讲与实践、社会调查、健康生活、谋生技巧与实业知识介绍等科普宣传逐步增加了国民的科学常识。
科学家叶建柏呼吁，“人人求有普通知识”，“竭力教授小儿以完全真正精确之普通科学智识，以为将来成事之基。”
蔡元培提出了对科学教育价值的认识，“智育则届精神方面，精神愈用愈发达……盖人之心思细密，方能处事精详。而习练此心思使之细密，则将赖于科学。”
蔡元培在《对于教育之意见》中提出了现代人应必备知识和技能、道德修养和健全人格这两大素养。他要求青年“勇猛精进，旁求知识，以造就为国家有用之材”
。进步知识分子的呼吁，近代媒体、近代教育和科学社团对科学素养文化氛围的营造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断融合等等诸多因素，都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向日益开放自主的方向发展。旧的教育体系和旧的教育制度逐渐被破坏，教育呈现出新的活力。新式学校的学科设置除秉承国家学制要求设计了基础教育课程外，也会探讨国民应具备的常识性科学知识和基本的科学方法以及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制定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的“算术”周课时数占周课时总数的21.2%；规定高等小学堂的“算术”和“理科”（自然课）的周课时数占周课时总数的20%。
1913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课程标准》，规定中学开设“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周课时数占周课时总数比重，男生为25.7%，女生为22.6%。
《壬子癸丑学制》规定了高等小学需要开设的科学学科有植物、动物、生理卫生、矿物、自然现象等。至1922年，教育部施行新学制——壬戌学制，因仰慕美国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学术自由而以美国教育为蓝本。很多新式学校还配备有实验室、科学馆、标本室等，鼓励学生独立观察、实验和探究，以培养学生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
科学作为培养国民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得到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这种认同也在媒体、社团、教育、科学研究等领域广泛宣传和实践。一般概念意义上的“科学”逐步得到了扩展，并作为常识性知识与方法进入基础教育领域，成为国民素养培育的普遍性知识。近代中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广泛设置科学课程，建立完整的国民知识结构，其目的是增进国民的科学素养和培育国民的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的介绍以科学启蒙为基本要求，并帮助国民具备基本的科学思维方式和科学理性。
在对常识性知识的探讨中，公民的常识性知识、史地常识、自然科学、工具学科、美学常识、技术类常识等成为主要的常识教育内容。公民的常识性知识指的是帮助国民增进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常识，这是国民进入现代生活的必备知识；历史知识是帮助国民从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人类文化演进的视角认识现实；地理知识是帮助国民认识地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认识本国和其他国家地理、物产、人文、交通状况，帮助国民正确认识国家在自然、人文等方面的世界地位等，同时以世界的视角认识人类共性和个性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是要国民认识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界以及认识自然的规律，引导国民掌握认识自然的方法与培育国民的科学精神，帮助国民摆脱迷信、愚昧的状态。
国民素养的培育关注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国民个人的发展与进步。常识性的知识既是要增进国民对社会、自然等知识的初步认识，更是对国民个体天资的试探，使国民能够依据个性和社会需求对自己进行生涯规划，以利于社会与国家在兼顾个体利益与特质的基础上高效、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