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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口失踪组有句老话，叫作没有破不了的案子。这话当然不能说绝对没错，但不能破的案子，在我们的记忆中，真是微乎其微。
有一件案子，我也说不好它是破了还是没破，那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案子。
报案的是失踪人的妻子。
报案人家在城郊。路非常不好走，开车在那一带行驶，如果不是豪华轿车，你会觉得太别扭了。
我停车在屋前车道，她亲自出来迎接，我多少觉得有些意外。想想看，她丈夫从前天8点出门，到第二天9点仍音信全无，她竟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我叫艾比，人口失踪组的。”
“你一看就像个警察，”她说，“请进。”
从她的声调，我分不出那是对我外貌的一种赞许，还是相反。
我跟在她身后，进入一个大房间，在一套奶油色的宽大沙发上面坐下来。
“梅里特太太，请告诉我细节。”我说着，取出小手册和原子笔。
十分钟后，我弄明白了。她所说的并不比我已经知道的多多少。
她告诉我，她丈夫——梅里特先生每天8点钟上班，他在AI公司任业务经理，中午在城里吃饭。下班开车回家前，总要到一个俱乐部喝两杯。她已经打过电话到俱乐部，但他们说她丈夫昨天并没去俱乐部。今早，他的汽车被发现停在办公大厦停车场。他是昨天下午大约4点30分下班的，之后就失踪了。她说，她不知道要怎么去推论。
“你们有没有小孩？”我问。
“有两个，一男一女，儿子十五岁，读中学，女儿十三岁。”
我判断她是四十岁——不美，也不算丑。
“你做不做事？”我问。
“没有。”
“我必须问一些你不喜欢的问题，”我说，“很对不起，但那是手续。”
“我知道，”她说，“我早有准备。在你没问之前，我先给你一个回答，我们夫妇相处得不太好。”
“你认为他可能是离家出走？”
“不，他不会那样的，”她向罩着霜的窗户吐口烟，“假如你了解他，你就会知道，他永远不会做那种事。”她停顿一会儿，又补充道，“他没有那胆量！”
我掏出香烟，点燃。所有的烟灰缸看来都像是摆设用的，我决定用手边最近的那一个——雪花石做的，旁边有像用手雕刻的图像。
“我想，你们已经查过各医院啦？”她问。
“是的，昨晚没有抢劫杀人，或任何其他类似事情发生。”
“梅里特不是那种会出意外的人。”她说。
“他身上是不是带着很多钱？”
“没有，一百元不到。”
“有些人可能认为那已经不少了。”
“梅里特不会有任何意外。”她说。
“假如有绑架行为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我提出意见。
“我怀疑。”她说。
“嗯，梅里特太太，你的推论是什么？你告诉我他不会离家出走，纵使你们处得不太好。你又告诉我他不可能出意外，绑架也不在考虑之内，那么，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
“假如我有推论，有意见的话，”她酸涩地说，“我可能就不会报警了，你知道，我可是不得已才报警的。”
我捏烟头，开始再动笔杆。她以明显的厌嫌的表情看着我。我问：“他以前没做过任何像这样的事情？”
“没有，”她短促地说，“我认为我已经说得明明白白。”
“嗯，”我说，“我们会去查看他的办公室，还有他来往的银行、俱乐部，还有他昨天吃午饭的地方。我们会留心犯罪报告和各医院。我需要一张照片和他的相貌描述。我们会把资料输入电脑。你要不要报纸和电台给你广播？”
“不要。”
“那么，我尽量保密就是了。”
“我来给你找几张照片。”她说着，急急离开起居室。我观赏、玩弄着那个有雕刻图像的烟灰缸，一直到她回来。
她递给我三张照片——两张是照相馆摆姿势照的（有一张和她合影），还有一张是生活照。生活照上，他是穿游泳裤和女儿站在湖边拍的。三张全清楚，那是一位年约四十、淡色头发、暗蓝色眼睛、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孔的男人。她提供给我的资料是：年龄四十一岁，身高五尺十一寸半，体重一百九十磅，金色头发，暗蓝色眼睛，没有胎记，普通身材。
我站起来告辞，“假如你收到什么信件或电话，请通知我们。”
“当然。”
“你们的孩子对这事反应如何？”
“我还没时间去发现呢。”
“你和孩子很不接近？”
“是的，梅里特比我更接近他们。”
“我明白了。关于他的俱乐部，请问叫什么？”
她给我一个乖戾的脸孔，“避难所。城里人喜欢讽刺那个俱乐部叫‘四十俱乐部’，我认为那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共有四十个会员。”
“我听说过，”我说，“而且只收男会员。”
“是的。”
“他们全是小康家庭的，大部分有家眷，但是妇人和孩子不准进入俱乐部。”
“所以才管它叫‘避难所’。”她讽刺地说。
“我会去查问的。”
“要去的话，4点30分到7点30分，”她说，“那时间他们差不多都到齐了。”
“好，”我说，“你先生喝酒喝得凶吗？”
“一般。”她说。
我合上小手册，“还有件事，”我问，“他有外遇没有？”
“没有，就我所知，他没有女人，大约十年前，他是有一个，但从那以后就没有了。”她补充说着，领我到前门，“你可以去打听他在俱乐部的朋友。”
“我会尽量小心，”我说，“但是消息可能会走漏。”
“你会浪费时间，”她说，“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和精力去交女人，我们结婚后，十六年来早就没有什么了。”
你不能说她不坦白，当我在咀嚼她的话意时，她为我关门。
“他有钱，”我说，“有些女人比较爱钱，不在乎别的。”
“他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我走出来，迎着凛冽的寒风，钻入汽车，一路痛苦地在冰冷的天气中回到局里。
我不在期间，案子没什么新发展，事实上，二十四小时以来，整个城里出奇地平静，没任何事情发生。我又去了火车站、巴士站，再从火车站到了北边八里路外的机场。那段路，稍许使我快乐一些。
梅里特的办公室在亚士丁大厦十三楼，那一楼共有七个办公套房。我和他的六位职员及接待小姐都谈了话，他们对老板的失踪都感到惊愕，同时也很难过。
他们没一个人认为他会抛妻弃子，尽管他们的婚姻不太理想，这一点，他们知道。我向男职员打听，老板是否和美丽的接待员有暧昧行为。他们都大笑说，梅里特先生不论走到哪儿，都不会去伤害女人。
我走到街头，叫来一辆警车，和两位巡逻警员一起，打开了梅里特的汽车。在汽车的小抽屉里，我发现了一盒化妆纸、一张地图、一包香烟、两盒火柴、一张停车票，还有两张戏院的票根。我把戏院的票根放进外衣口袋，打算去问梅里特太太。
我把梅里特家的住址告诉巡逻警员，告诉他们派人把汽车按址送去。然后回到梅里特的办公室，查出他平日吃午饭的地方。
回到办公室，差不多是下午5时，组长正在等我。
“怎样？”
“显然，他是在办公室和俱乐部的四条街之间失踪的。”
“你和谁谈过？”
“差不多每个有关的人都谈了。他昨天上午9点过一点儿上班，平常就是那时候上班。中午和平日一样，12点30分到楼下餐厅吃午饭。”
“自己一个人？”
“是的，平常都是一个人。在餐厅里的职员，没人注意到他的行为举止有何失常，他办公室的职员也没人看出有何失常之处。下午4点30分，他离开的办公室。”
“下班也是和平常一样的时间？”组长说着，从我放在他桌上的香烟盒里取出一支烟，“你去过他的俱乐部没有？”
“还没有，我现在可以去。”我回答，“他太太昨晚打电话问了，他没有去俱乐部。当然，我还要去查查他的银行户头。”
“那是哪一家？”
“我忘了问他太太，我会打电话给她，她说他平常身上的钱不会超过一百元，一个带那么点儿钱的人，是没办法离家出走的。”
“我们会把他找到的。”组长说。
“只要他还在人间。”我说。
“你认为他可能死了吗？被害？自杀？”
“我怀疑绑架的可能性大些。”
“假如是绑架的话，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回家休息吧，假如今晚有什么消息，我们会挂电话通知你的。”
我站起来，准备离开。
经验告诉我，大部分银行不肯向我们透露任何有关客户的“秘密”。对梅里特这个户头，我倒是没什么困难就打听到了。
他太太告诉我，他只和一家银行打交道，我并不觉得意外。对一位成功的商人而言，他那样做倒是出奇的诚实。她说，那两张戏院的票根是上星期夫妻两人去观赏的一出剧，我的意外感更减少了。
梅里特在银行一共有三个户头，上个月，任何一个户头都没大笔提款——一次顶多提六百元，那是两周前。他的支票户头，存款额不少，储蓄户头更多。那些全是共同户头。事实很清楚，假如他没再出现的话，她的经济情况会相当好，后半辈子不必愁吃穿。
我谢过银行那些帮忙的人，驱车去梅里特家。梅里特太太见到我，神色仍然显得不高兴，但还是请我进入起居室。
我开门见山地问她关于她丈夫金融投资方面的事。
“梅里特投资方面的事，全由一位经理办理，那人名叫奎克，也在亚士丁大厦办公。假如你喜欢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给他。”梅里特太太回答得很痛快。
“你可以打给他，”我说，“我来和他谈。”
奎克的电话接通时，她向他解释我是何人，要谈何事，然后把电话交给我。
“一共有差不多七万元的投资。”他小心地说，“全都很顺利，一直到过去几年。你知道，股市一直下跌。”
“梅里特先生最近有没有把什么转变为现金，”我问，“或者请你把什么有价证券转为他的私人财产？”
“哦，他从没那样做过。我负责处理他在投资方面的每件事情，他从没有转变任何股票为现金。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一年多来，他都没有做过这些。”
“你方不方便查看一下？”我问他。
大约五分钟后，对方说：“前年11月，他脱手卖了一部分，换了大约五千元——我知道那是花在房屋的修理上。这之后，他再没有脱手过。”
我谢过他，挂了电话。梅里特太太问我案子查得如何，我告诉她没什么进展，“你先生以前结过婚没有？”
“没有。”她说，那神情好像我问这问题很荒谬一样。
“没有私生子？”我提出意见。
她在一只彩色玻璃制的烟灰缸里弄熄香烟，“滚出去！”她愤怒了。
那天下午4点15分，我离开总局，开车去“避难所”。天色已渐渐变黑，看来好像会再下雪。
5点1刻前，我抵达俱乐部，车停在前面入口附近的一个装货区。
一个有钱男人组织的俱乐部，把妇女排除在外，必定有点古怪，而那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样。入口并不醒目，但是里面的走廊墙上，有巨幅的裸体画，两墙都有。一位穿晚宴服、打领结的男人站在入口处的里面，可能是要阻止像我这种非会员进入。
我亮出警徽，说我要和俱乐部主席谈谈有关警务的事。
两分钟后，一位穿蓝色西服、打红色丝质领带的男人走了出来，他那条领带，可能比我的整套行头还贵。
那人对我微笑，问我有何可效劳之处。
我向他亮亮警徽，“我在调查梅里特失踪案，无疑，你们现在该听到他失踪的消息了。”
他的微笑收敛了，代之以一抹忧色，“是的，他太太前天打电话来这儿，说他没回家。”
“他现在仍然没回家。”我说。
他领我到俱乐部里面。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间光线幽暗的房间，中间有个椭圆形酒吧。两位男士在酒吧里面忙着。墙上有些很美的画，好多画都是裸体的。角隅一盏吊灯下，有几位男士在玩扑克牌，房间的另一部分，吧台那一头，放着几张昂贵的转椅、桌子和几盆照料得很好的植物。
“好幽雅的地方，”我赞叹说，“还有别的房间吗？”
“喔，有的，还有三间。”他说。他示意我在吧台前的一张漂亮凳子上坐下来。
“你们其他的房间做什么用？”我问。
“一间是图书室，”他说，“也是很好的藏画室，还有一间是娱乐室——撞球等等。”
他说等等的那语气，使我怀疑是不是包括有轮盘或掷骰子的赌台。
“第三间呢？”我问。
“哦，那间是用做休息的，”他说，“给我们贪杯的会员清醒用的，有时候会有那种事发生。这一间是主要活动场所。”
除了我和主席外，还有二十个人，大部分都围着吧台。有两位坐在摇椅那边看报纸。其他的在玩扑克牌。
“很好，”我说，“你们没有游泳池和体育室，我倒有些觉得意外。”
“我们多半都有自己的运动俱乐部，”他说，“我们是来这儿轻松轻松的。”说毕，他伸出一只结实的手，“顺便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哈伦斯。”
我和他握手，“我叫艾比，人口失踪组的。久仰大名。”谁不知道哈伦斯这个人？这房间里可能还有好几位都是我久仰的。
“你要喝什么？”他问，“或者工作时间不喝？”
“威士忌加冰块。”
他向就近的酒保要了两杯。那是很好的威士忌。我们俩各呷了一口，我就言归正传了，“梅里特太太说，她丈夫下班后总是到这儿来。他办公室的职员说，他4点30分下班，那儿距离这里四条街，他从不坐车，因为不好停车，车已在他办公室的停车场找到。所以，4点30分后，他到哪儿去啦？”
“他没来这里，”哈伦斯说，“他不是每天都来。”
“你认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他耸一耸宽阔的双肩，“我不知道。”
“你喜不喜欢他？”
“每个人都喜欢梅里特，”他呷了口威士忌，“我不认为会有什么事发生，他和我们一样，他有他的困扰，好比他的太太、他的赌博问题。你知不知道他赌博？”
“不知道。”
“嗯，他赌博的。听说有时候输很多。”
“在这儿？”
他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我曾经查过他的银行户头，最近并没有提大笔款子，他的投资方面情况也一样。”
“那并不表示他不输钱，”哈伦斯说，“你输了不一定要付钱。”
“或者他的经纪人可能骗我？”我问道。
他再耸耸肩，“我怕帮不了你什么忙。”
“假如我和你们的一些会员谈谈，没有关系吧？”
“请，不过，我认为他们也不比我更能帮上忙。”
十分钟后，我站在吧台较远处，和一位红发、矮小、叫奥尔顿的人谈话。他身穿针织品衣服，脸上有雀斑，戴厚眼镜。
“就你所知，他是不是赌得很厉害？”
“我不知道，但不认为那样。”
“他的家庭生活怎样？”
“一定不好，否则，你想他为什么要花许多时间在这儿？”
“为什么他们不离婚？”
“依梅里特说，她不肯离。他也不打算打漫长的离婚官司。”
“你认为他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他透过厚镜片向我窥视。
“也许他自己想安静几天，男人有时候会想那样。”
“暴力的可能性如何？”我问。
“假如你的意思是指遇害的话，我怀疑梅里特太太会谋害他。”
“绑架呢？”
“为什么绑架梅里特？我们这儿的人，大家都比他有钱。”
“这倒是一个重要观点。”我同意他的看法。
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对面是位年纪较大、坐在摇椅上的人，他把一份《华尔街日志》折好，放在腿上。
“你认为梅里特先生会不会有外遇？”我问他。
他微微抬起两道毛茸茸的眉毛，“梅里特？”他似乎在想。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过像这种案子，那是一个我们经常问的问题。”
“好多年前是有过差不多那种事，”他说，“至少，我是那样听说过，但是那时候，梅里特要年轻得多。”
他倚身过来，秘密地说：“我听说——只是听说——梅里特太太和他的经纪人之间有关系。那个经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奎克。”
“对的，就是奎克，他们间有些事，你可以查一查。”
“你知不知道梅里特赌博输得很厉害？”我问他。
“我不知道，不过，有那可能。”
“你认为那个叫奎克的经纪人，对他的经纪情形会不会骗我？”
“假如他有好理由的话，可能。”
我打听的下一个人正在看人玩牌，我把他请到一边。那人在俱乐部和梅里特最为接近，他是位大夫，泌尿科专家。
“你们这儿的图书室是什么样的？”我问。
“哦，包罗万象。”他说。
“也放电影？”
“有些影带。”
“那是很好很全的俱乐部。”我说。
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会员正纷纷进入那间娱乐室。
“这儿有没有妇人进来过？”我问。
“我想没有。”他说。
“你知不知道，梅里特是不是有外遇？”
“不知道。”他简短地说。
“你认为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想象不出，”他说，“不过，我很关心，我们都很关心。梅里特人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他连一只苍蝇也不会伤害。”
“我可不可以去看看另外几个房间，或者，我必须申请搜索证？”
“你必须去问主席。”他说，“但是，我认为不……”
他没把话说完，视线转回哈伦斯那儿，后者仍然逗留在吧台那儿。
“你没有告诉我有关梅里特太太和奎克间的事。”我说。
“那是种谣言，”他说，“谣言并不可信，我们这儿每晚都有许多道听途说的谣言，但是出了那道门，”他指指前面入口处，“就没人再闲言碎语了。”
“你意思是指发生在俱乐部里面的事？”
“随便你怎么解释，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
“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看看另外三个房间。”
“不介意，”他说，“根本不介意。”他站起来领路。
我想，在我进娱乐室之前，他们已经把钱藏起来了。因为我看到，轮盘和掷的骰子都有，还有撞球。那些人有点温顺地看着我。
第二个房间看来有点像单身汉的住所——两张沙发床、一张桌子和几个花瓶。里面没有人，也没有后门。
娱乐室也没有后门。
到图书室前，我找理由去了趟洗手间，里面也是空的。
如我所预料的，图书室里面有好多黄色照片以及一些相当高档的报纸、杂志，一道长长的木柜，存放影带，还有放映机和银幕但也没有后门。
看完整个俱乐部，我向主席道别，然后离开。
一阵细雨开始落着，我看看手表，我在“避难所”已待了两个小时。
下一个合理的步骤就是第二天上午去和奎克谈谈。但是我不想那样做，也不急于那样做，因为我感到似乎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当然，那还得花费我几天工夫，做必要的调查。
当我进一步掌握了不少情况后，我找到哈伦斯的电话，挂电话给他，并约好在他办公室里见面。
他的办公室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符合他的身份，嵌玻璃的墙，可以俯瞰全市三个地区。他通知秘书，一小时内不要任何人打扰，然后倚靠在旋转椅子上，面对着我。
“你已经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他说。
“我早想到会的。”
“你已经找到梅里特？”
“你应该知道答案。”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已经搜集了大部分资料，”我说，“我希望你做做好事，行行善，把些细节告诉我，要不要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
“当然。”
“嗯，你们俱乐部的那些人，都没你想象得那么会演戏，事实上，你们都是差劲的演员。第一，一位人缘极好的会员，差不多是在你们俱乐部外面失踪的，结果没一个人真正关心他。不论他们怎么说，似乎都不是真正关心。他们似乎连好奇心也没有。”
“第二，”我继续说，“我奔跑两天，差不多没什么吸引人的消息，但是在这儿，我突然遇见各种有趣的可能发生的事。每个人似乎都急于告诉我，梅里特是个赌徒。也许他的经纪人正在为他偿还大笔赌债。此外，同一位经纪人又和梅里特太太有暧昧行为，这有一点太过分，一下子压得人受不了。”
“还有，我新查到的消息，和我以前打听到的一些消息又大相径庭，矛盾极了，不论是在梅里特财务方面，或者在他性格方面都很矛盾。不过，这有点太过分了，不必多想也能明白，我是被骗了。下一个问题当然是：为什么？”
哈伦斯的表情仍然显得有兴趣，而且很有兴趣，他放下跷起来的二郎腿，换一个方向。我继续说：
“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就是，你们俱乐部的人都涉及梅里特失踪的事，并且想放烟幕来混淆这个案子。这便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们为何要这样做？你们谋害梅里特了吗？那似乎有些荒谬。或许你们只是把他藏在俱乐部里。我向你请求查看另外几个房间，你不仅允许我看，而且表现得太合作了。当然，你们让我看的，只是一点点不太合法的赌博。它反而让我想到，在你们全部参与的梅里特失踪计谋里，你们有意识地要误导我。”
哈伦斯仍然思索地看着我，好像在等候，等我把话说完——不错，我还没有说完。
“因此，凭着预感，我花了几天时间，查看你们所有会员的银行户头。那工作很辛苦，没有一些朋友帮忙的话，我可能无法完成。但是逐渐地，我获得的资料，足够证实我的推论。梅里特失踪前两天，你们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从各人户头提出两千元。我相信巧合是可能的，不过，我更相信，俱乐部里的人对梅里特失踪都花了钱。我知道为什么，但我不知道的是他人在哪里。这点是你要告诉我的，哈伦斯先生。”
他放下二郎腿，在椅中坐好，差不多是在叹气了。这时，玻璃窗外，太阳躲在了灰色的云层后面。
“你是位了不起的侦探，艾比先生，”他说，“我相信你真正的价值，超过政府付给你的薪饷。”
“警察人员没有像你们这么豪华的办公室。”我说。
“好，言归正传。”他终于说，“事情是这样的。俱乐部里没人不喜欢梅里特，他——他真是个大好人。但是他太软弱，他人太好，假如你明白我意思的话……那个女人总是牵着他的鼻子，驾驭他。关于她和奎克的事，是鬼扯的，但那不重要。十六年来，她一直控制着梅里特，使他可怜兮兮的，根本不敢有什么越轨行为。”他停顿了一下，“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俱乐部来，三杯酒下肚后，他就会把心中的苦闷全部倾诉出来。梅里特是位天生的梦想家。他，实际上，他的生意做得那么成功，都叫人觉得意外，不过，他父亲帮助他很多。反正，几杯酒下肚后，他会开始做梦。
“他谈到多么想到遥远的地方，一切从头开始。他相信，假如能够离开太太的话，他可以非常成功。
“他甚至愿意离开孩子——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他说，他从来没有旅行过，从没有到过世界的任何地方。他想在有生之年，看看巴格达、香港、里约热内卢——所有那些外国地方——除了他现有的之外，他什么都想。我们聆听他的倾诉，但我们知道他永远不会有胆子解脱那个家庭束缚，去实现那疯狂的梦想。”
哈伦斯再靠回旋转椅，眼睛看着窗外呈黄色的天空。
“我不知道我们俱乐部哪一个人首先想出这个让梅里特实现梦想的计划，不过，反正有一天梅里特很不情愿地离开俱乐部后，一个小时内，整个计划就成行，我们要安排一个十分完美的失踪，没有人再会找到他，也没有线索让人去追查。”
他停顿，留空隙给我说话，但是我没有说。
“你必须承认，在一般正常的谈话中，我们留下一丝线索；他的财务情况完全正常，没有一位有意逃走的人，身上会不带钱；绑架、谋害或自杀都没有证据——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件绝对不可解释的失踪。”
“你们怎样去劝服他，使他同意的？”我问，“你说过，他不是那种有勇气去实现梦想的人。”
“是的，”哈伦斯说，“不过，只有一个办法：当他酒醉，沉醉在梦想中时，给他一次‘既成事实’。我们就是那样做的。我们给他凑了差不多八万美金，没有任何条件。另外给他一张用别人名字到三藩市的机票，他去了海外。
“他家的孩子差不多都可以自立，梅里特太太财产多多，生活无虑。他最舍不得的是孩子，不过我们劝服了他，我们有四位会员送他上了飞机。”
“现在他在哪儿？”我问。
这位全美著名的实业家像小孩子被发现躲在浴室抽烟一样，咧嘴笑起来，“嗯，我告诉过你，他的梦想是一心前往外国的，现在他是在马来西亚。”
“这一切可真是费尽心机，”我说，“和太太离婚不是简单得多吗？”
“你知道，在我们这里，夫妻双方不同意，或者没有法庭确认的理由，是不能离婚的。假如太太不答应离婚，你的离婚官司才有得打呢。梅里特不准备打官司，他自己知道——他太太也知道。”
“为什么她不离婚？”
“人和人不一样，太不一样了！”哈伦斯站了起来，“有的人是只要能使别人快乐，自己受多大苦也没关系；但有些人只要能使别人不快乐，他自己不快乐也能活下去。”哈伦斯说着，眼睛转向窗外，“假如你碰到这样的太太，艾比先生，你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说。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粗鄙难耐的梅里特太太的形象。
“我想，这个案子可能成为一件悬案，这种情形在我们组里并不多，我们组长会不高兴的。”我站起来，伸手和他握手。
他咧着大嘴笑了。
我从椅子扶手上拿起外套，“嗯，我想，这案子就这样了结了，”我说，“我这就告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