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茧

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兄弟姊妹远远地属着基督

他是我的安宁、我的离别、刀剑与冲突。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看来异乡人是我的命运和生活》

1935年11月1日，耶路撒冷一个温暖的午后，爱德华·威廉·萨义德在犹太产婆贝尔夫人平静的歌声中出生。贝尔夫人是在父亲瓦迪的姐姐纳比哈的建议下，前来帮助接生在这座宅邸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这是萨义德成长的地方，房子位于彼时人口尚不密集的西耶路撒冷（被称为“塔尔比亚”），建筑风格恢宏壮观，被花园包围，再外面是开阔地。

伴随他的出生，产婆时而用希伯来语、时而用阿拉伯语反复吟诵：“哦，我们的先祖挪亚，拯救一个灵魂免受另一个灵魂的伤害吧。”——或许是出于谨慎，眼前这个婴孩格外瘦小，必须接受儿童专科医生、德国犹太人格林费尔德博士的照料。为什么叫“爱德华”？母亲希尔妲·穆萨·萨义德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别问我为什么。我们都喜欢这个名字。当时到处在谈论爱德华，也就是威尔士亲王，我们便选了这个名字，虽然爱德华长大成人之后讨厌它，宁愿起个阿拉伯语名字。”

亲戚都聚在门外等候，为了接生这个孩子，所做的每一方面的安排都是为了驱除仅仅一年半前希尔妲在产科病房的痛苦经历。她当时十九岁，要在开罗希腊人开的新式医院里分娩。一位著名的奥地利医生，据说喝得醉醺醺，在她分娩过程中开了过量的止痛药，导致婴儿——也是个男孩——出生时已死亡。爱子意外夭折引起的悲伤在随后的数年间都压在萨义德夫妇心头，这或许也是希尔妲格外疼爱小爱德华的部分原因。母亲一看到他就那样开心，他后来回忆，与她“失去了一个孩子”有关，父亲则“始终希望能再有一个儿子”。 是瓦迪坚持要用最先进的医学技术和手段、最现代的医院、受过最好的西式教育的医生帮助分娩第一个孩子。结果却是这样，他们决定下一次要倚仗传统方法，回到让人心安的家乡，选择耶路撒冷而非国际大都市开罗——爱德华的妹妹琼出生时也遵照此法。萨义德夫妇去耶路撒冷朝圣，以确保新生儿会在巴勒斯坦的首府出生。

在拍摄于四十年代的家庭录像里，可以看到这个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男孩，十岁上下的年纪，显得难于管束，有点儿胖，肩膀向前耸着，和后来一样，对镜头非常敏感。事实上，这些录像就是为了拍他跳跃、攀爬，毫无疑问，是成年萨义德的微缩版。整个童年时期都是如此，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同时又是天真的。换作现在，会觉得这样的孩子“异常活跃”。数年后，出现在与中学同学合照中的萨义德显得比其他人都魁梧，就像一个成年人站在男孩身旁（在高中时更明显）。在方方面面，他都要大一截。随着他的性格愈发有深度，言语愈发尖锐，都让他给人以压迫感。他声称家族里的人都说他是“不良少年”，是“说谎精”，却没有哪一位能证实有过这样严苛的评价。在家族成员的讲述里，找不到那个“严肃、压抑的年轻人”，如电影《自我与他者》进行的采访里，萨义德望着自己十三岁的照片所评价的那样。虽然经常显得处于沉思中，但是对周围人来说，无论是年少时还是长大成人后，他都是“激烈的、有力的，坦率直言，毫不妥协，到了近乎粗鲁无礼的地步，不间断地忙个不停，充满戏剧感并且总是非常好笑”。

就他的同龄人而言，甚至可以说他所处的社会阶层而言，男孩可以做任何事，犯了什么错都会被原谅。因此从来没有人批评那些恶作剧。白天，他喜欢爬到父母卧室的老式衣橱上玩，还会从柜橱上向站在走廊上的妹妹及其朋友扔胡桃，她们躲闪着他的袭击，开心地尖叫。 当然，那沉重的家具禁不起攀爬和跳跃，翻倒过。镶在前面的镜子撞碎了，碎片划破了小妹格雷丝的上眼皮。爱德华因此挨了打，但是访客喜欢听这样无法无天的故事，他也成了谈论的焦点。

萨义德一家住在开罗扎马莱克岛阿齐兹—奥斯曼大街1号，那幢楼有漂亮的艺术装饰风格的电梯，那一带都是这样鲜明的建筑风格。与其他繁华街区不同——不像英国大使馆规划的城市绿洲花园城，也不像较南端的马阿迪郊区——扎马莱克岛既处于中心位置，又与别处隔绝。一座处于尼罗河中央、景色秀丽的岛屿，从市中心延伸出的一座座桥经此地通往吉萨金字塔和更西边的金字塔。与今日不同，四十年代的扎马莱克岛覆盖着大片未被开发的绿地、树林，还有可以骑马的小路、高尔夫球场地和养着引进鱼类的池塘。著名的吉齐拉体育俱乐部，也是开罗最豪华的体育俱乐部，与萨义德家只隔着几条街。

这体现了拥有马球场、草地保龄球球场、红土网球场的殖民梦，用萨义德后来的话说，是“与庄稼人（fellahin）相隔绝”，在当时更像自然公园，萨义德兄妹可以在那里骑马、骑自行车，如他家的“私人游乐场”，远离拥挤的人群，只会遇到鲜少来往的欧洲人。 在吉齐拉俱乐部玩倦了，还可以去陶菲克俱乐部打网球，去马阿迪俱乐部看儿童电影，如汤姆·米克斯主演的《独行侠》，以及罗伊·罗杰斯的电影，尤其是《人猿泰山》系列电影，那是他一生都有兴趣看的电影。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埃及赫迪夫（奥斯曼总督）伊斯迈尔按照豪斯曼规划巴黎的思路重塑开罗，计划修建一条“绿带”，隔离“破败的老城，处处是蜿蜒的小路和人满为患的贫民窟”，犹如为开罗的资产阶级设置的缓冲区。 扎马莱克（源于土耳其语，意为“葡萄园”）被伊斯迈尔称为“植物园”，在萨义德家的街对面，就是石窟花园，养着罕见的非洲鱼类，具体各处花园则是出自某个英国海军上校的构想。

京迪家的姐妹胡妲和纳迪娅与萨义德一家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回忆那个花园时满怀深情。爱德华会和她们比赛，看谁先爬到人造石窟顶上。第一个爬上去的往往是他，“唱着我们在学校里学的殖民色彩浓厚的歌曲，手舞足蹈，‘我是城堡的国王，你们是肮脏的无赖’”。 他还带头领着小孩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喧哗打闹，惹恼各家父母。和访客讲到他的顽劣行为，母亲反而神采奕奕，“你们的哥哥”也愈发成了口头禅——告诫女儿们要向他看齐，要和他一样优异，一样俊秀。不仅是母亲，连学校的各位老师也每每以爱德华为榜样鞭策她们。而爱德华会从门后跳出来，模仿人猿泰山的扮演者约翰尼·韦斯穆勒，发出刺耳的吼叫，这是个以捉弄妹妹为乐的哥哥，会故意打嗝，惹人不快。 他是恶作剧的发起人，也是执行人，其他孩子则需要待命——这显然是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拥有的特权——准备协助、赞赏、安慰，或者和他一起打网球，帮他翻贝多芬奏鸣曲的曲谱，拎着他刚刚杀死的野鸡，在围绕翠薇小镇（Dhour al-Schweir）的山间仅有几次打猎活动中。在开罗时，一次，他被迫和妹妹们站在一起拍家庭照，他执意与其他人不同，拒绝把左手臂搭在身旁的妹妹肩上。

这并不意味着他把妹妹落在身后。无论是儿时还是成年后，她们同样优秀，尤其是罗茜和琼，琼虽然在年龄上不像罗茜那样接近哥哥，但是她也成为了学者，著有一本中东战时回忆录（《贝鲁特碎片》，1990），并且是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之前出版。琼和爱德华对音乐抱有同样的热情，二人谈论音乐的习惯保持终生。琼的年龄处于中间，没能与姐姐妹妹结成更亲密的关系，却被哥哥吸引，她“崇拜”哥哥，而哥哥也亲昵地称她“小虾”。 “我们是在男人主宰的文化里长大成人。”格雷丝感叹，她年纪最小，见到从国外回来过暑假的哥哥，她会叫声“爱德华叔叔”。格雷丝和乔伊丝住一个房间，琼和罗茜住一个房间，爱德华则拥有独立的房间。每当母亲明确表示自己最喜欢爱德华时，这种不公平感就会更加强烈。

在萨义德的生命中，可谓有两条平行的溪流。一条是纪律、家族规矩、学校训练，按部就班地执行，却不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条是“地下的或隐秘的”爱德华，不只是渴望阅读，更想成为一本书。 但凡有关审美的都属于后一个：他的阅读喜好、对音乐的热爱、他在回忆录里贬为“撒小谎”的语言创造力。儿时伙伴都认为：“萨义德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过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被父母和亲友纵容、溺爱和夸赞，确实是中东的风尚。”

在跟父母较劲的同时，他其实兼有父母二人的特点。他的母亲希尔妲外向，善于交际，而瓦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在《格格不入》（1999）中，就是这位父亲的影子笼罩着书中的每一个句子，有“孩子气的幽默感”，掩盖着“病态的焦虑倾向”。 当萨义德把专横的父亲描述成“一个说一不二的国王，像狄更斯笔下的父亲，发怒时是暴君，顺心时则仁慈”时，的确可以从中窥见他未来做自我批评的端倪。 宽阔的胸膛、向前耸的肩膀、运动天赋、不服输的精神——均从父亲传递给了儿子，同时被希尔妲活泼的性格缓和。

而他的妹妹们读到《格格不入》里的父母形象，感觉十分惊骇。 他笔下的父亲是严厉的暴君，情绪感知困难，精神经常崩溃，会“下狠手鞭打”；相反，瓦迪给女儿们留下的印象是温柔、安静的，一心宠爱她们。在琼生病时，会整晚抱着她，为她唱歌，变小魔术。纳迪娅记得瓦迪是一个时而沉默的“微笑的圣诞老人的形象”，会在圣诞节时扮成圣诞老人，拜访各个楼层的孩子。

虽然这个格格不入的“开罗神童”——缅因州的露营伙伴这样叫他——把他想象中的私人生活描绘成一种逃离，逃离他的家庭格外严厉的要求，他的家庭实现了阶层跃升，达到了比预想的要好的地位，但是鲜有放松、重负累累的童年与其说是受到爱干预的父母的鞭策（在他们眼里，任何成就只意味着更多的不足），似乎更像是残酷的内心驱使力的作用。 他睡得很少，有益于陶冶心智的孤独，都用来为必须做的事情清理出空间。

安德烈·沙隆（André Sharon）是萨义德在开罗就读维多利亚中学时的同学，二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觉察到其他不寻常的地方。一个优秀的学生，有着绝佳的幽默感，从来没有放松的时候，要在一场冷漠的表演里始终咬紧牙关。 持续需要外在确认，反过来理解，这其实暗示着一种空虚感。纳比尔·“比尔”·马利克（Nabil“Bill”Malik）从少年时期便认识爱德华，记得自己每次提议出去玩时，爱德华都会以要练钢琴、打网球或学法语为由拒绝。在人缘颇好的乔治·卡杜切（George Kardouche）（另一个就读维多利亚中学的同学）面前，爱德华会害羞地退缩。 乔治和身边的崇拜者能够觉察到萨义德谨慎的举止底下藏着阴郁的抱怨，他努力逗人发笑，好像那是日程表排好的又一项任务，也有效果，因为尽管他功课不错，却没人说他是书呆子。

像萨义德家这样银行存款充裕、具有专长的外国人，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开罗过得不错，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畅通无阻地提升社会地位。在这个有着自由开放声誉的国际大都会，萨义德家族信奉英格兰圣公会，基督教在这里已是小众宗教，信众人数约占全市人口的10%，绝大多数信奉东方正教。虽然人数有限，这仍是英国人优先认可的基督教派，信众也许会期望得到优待。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埃及和巴勒斯坦，“到了英国托管期间，阿拉伯裔圣公会教徒开始面对与英国占领军相勾结、叛国乃至与犹太复国运动有染的指控” 。既然萨义德的父亲是驻埃及的英国占领军所需办公用品的主要供应方，整个家族都必须反复声明他们是真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开罗，英国人称他们是“沙瓦姆”（Shawwam）——来自大叙利亚或称沙姆地区的侨民，所涉地区包括今天的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巴勒斯坦被法国和英国划分为“受保护领地” 。作为一个基督徒或犹太人，仅意味着是另一族群的成员，尽管不同族群的关系相对和睦。“我们以前介绍自己时，”儿时伙伴沙隆解释，“会说‘我是叙利亚基督徒’或‘我是叙利亚犹太人’。”

萨义德面临的同化阻碍又更深一层，与妹妹们一样，父亲美国公民的身份让他们出生就持美国护照。他身上的美国性不止体现在国籍上，更是文化意义上的——父亲延续了在美国养成的癖好，比如在感恩节时吃火鸡宴、听美国歌曲。十四岁时，身边的开罗小伙伴发现他是美国人，纷纷表示吃惊，还对他有的那些“美国玩意”赞叹不已。 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每年夏天返家时，更显得自己是异类。那时，胡妲回忆道：“对我们这些留在原地、吃力地应付学业的孩子来说，他就像受倾慕的对象，他‘在国外求学’，也让人嫉妒，我们一提起这个就不由得压低声音，肃然起敬。”

“沙瓦姆”由作家、知识分子、商人和实业家组成，形成了联系紧密的社交网络，萨义德一家深受此影响。他们也会与非叙利亚裔埃及人有来往，也认识欧洲人，但是这两种人始终处于其社交圈的边缘。 表面上看，萨义德一家有精英地位，事实上他们从来都不曾占据开罗社会的最高层级。

不管怎样，开罗是他童年的港湾。耶路撒冷或许可谓历史上的巴勒斯坦的中心，是他的出生地、受洗礼的地方，接受早期教育的地方，也是家族频繁朝圣的地方，他却只用死气沉沉、不友好来形容耶路撒冷，开罗则是前卫的、有活力的城市。在开罗权力堡垒后面，是一群皮条客、骗子和其他可疑人物，从欧洲等地逃到开罗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是外国人——本地科普特人中混杂着塞法迪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以及“没有统计过的白俄侨民、帕西人、黑山人及其他外国人”，萨义德称之为“人潮涌动、复杂难解的文化迷宫”。 从1930年即萨义德出生前不久，到1950年他去美国之前，开罗的人口数量翻了一倍。最终，儿时居住的扎马莱克岛近乎沦为“集市”。 而耶路撒冷的塔尔比亚主要散布着造型优雅的房屋，装饰以摩尔人和阿拉伯人风格的图案，四周的树木和花园也是精心构局。

即使他们彼此摩肩擦踵，耶路撒冷的不同信众之间也甚少往来。这座城市肃穆的宗教气氛，与此相应的是常见的宗教游客，“衣着邋遢的中年男女”在“衰败、光线昏暗”的圣墓教堂里逡巡。 比起父亲“死气沉沉的耶路撒冷”，萨义德喜欢母亲家族世代居住、更具人情味的城镇萨法德和拿撒勒。与耶路撒冷有关的最温暖的回忆，虽然怀着尊敬，却也是遵循礼节的要求。圣乔治学校的墙上挂着有他父亲参加的板球队的合影，多年后携家人重返耶路撒冷，他自豪地指给儿子看；回忆1947年十三岁时，他在学校和犹太裔同学度过的欢乐时光；一张家人合照，像儿童故事书里的一幕，面对大卫王旅馆，有亚述风格的大堂、赫梯风格的休息室和腓尼基风格的餐厅。耶路撒冷算是故乡，却不是家。

当时的埃及站在阿拉伯世界的最前沿，有着受人尊敬的文学传统，创办的各种报纸在整个中东都有广泛的读者。“在近东地区的所有国家中，”萨义德日后的一位导师观察到，“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非阿拉伯国家，第一个实现现代形式和结构的是埃及。穆罕默德·阿里，这位士兵出身的伟大领导人实施的西方化改革催生了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和中产阶层的兴起，比阿塔图克和礼萨·巴列维的改革早了一个多世纪。” 比起其他阿拉伯都会，阿拉伯世界更愿意将他们的孩子送到开罗来接受教育。在萨义德生活的时期，开罗仍然是一个迷人的、不那么拥挤、主要是世俗的国际大都市，激进的政治变革尚未到来。萨义德赶上了幸运的时机，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萨义德愈发觉察到，少数信众的宗教群体互相融合的局面无论如何在随着明确的空间分割而消失：一面是贫困的穆斯林居民，如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小说《两宫间》和《梅达格胡同》里描述的，另一面是向上层流动的移民，住在由设计师设计的郊区住宅。先且不论马哈福兹的创作缺陷，这位杰出的埃及小说家准确地描绘了他本人的人生轨迹，在小说中（如在生活中），从老城（Gamaliyya）拥挤的穆斯林工人聚集区搬到了阿巴西亚（Abbasiyyah）那欧洲风格的近郊。

萨义德时代的开罗经历了富于戏剧性的剧烈变迁。一战期间，瓦迪为了逃避奥斯曼帝国征兵而去了美国，到1957年萨义德从大学毕业这段时间，埃及历经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受英国占领军支持的苏丹统治，再到纳赛尔的自由军官革命。萨义德的少年和步入成年之初因此经历了两个时代，黎凡特人关键历史变迁与萨义德的人生轨迹完美契合，从隶属于奥斯曼帝国末期法鲁克国王的统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势力控制苏伊士运河达到顶点的时期，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鉴于苏伊士运河是战略要地，从1882年至1954年，埃及被英军不同程度地占领，这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埃及的文化——从俱乐部的组织，到教育机构。法鲁克国王统治的表象背后，外国商业精英在蓬勃发展。 到了世纪之交，这群“哈瓦贾”（相当于拉丁美洲称呼英美白人“外国佬”）竟已拥有全埃及96%的资本。

尽管美国传教士在开罗开办了多所学校，在开罗的美国人仍然与阿拉伯裔圣公会信徒一样边缘。哪一重身份都不能提供进入最有影响力的人际网络的途径。但是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美国人的身份是引人注目的，彼时美国帝国式的扩张尚未达到英帝国的程度，也尚且不是最贪婪的占领者。瓦迪移民美国，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属于在“纳赫达”期间，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阿拉伯“觉醒”时期阿拉伯人向西移民这一更普遍的潮流。在二十世纪初，曼哈顿已形成了“小叙利亚”社区，居民赢得了一场诉讼，他们有了在美国法律下被视同高加索人的权利。 这次胜利预示着他们认同美国的一切主流观点，甚至包括美国的种族偏见，而他们坚持的爱国主义似乎天然地与一个推翻英国统治的国家相合。

住在扎马莱克岛，惹得萨义德抱怨父母让自己“隔绝于”政治之外，安宁的家庭生活恰恰为他的第一次政治觉醒做了铺垫。家族成员关系紧密，为萨义德提供了理想的视角，可以见证纳比哈姑母为帮助1948年后逃亡到埃及的巴勒斯坦难民所做的志愿者工作，其中就包括萨义德家族的一些远亲。尽管对历史了解甚少，他却能从访客那一张张沧桑的脸上感受到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难之深。 萨义德出生的月份恰好与《贝尔福宣言》一样——1917年11月2日，英国政府发布了这一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后来，萨义德觉察这其中有种象征意味。但是回到当年，他的命运与其说是受到父母保护的阻碍，不如说是家庭闲聊和漫画书的平庸的阻碍。 ^[1]

年复一年，萨义德一家在贝鲁特北面、黎巴嫩山间的翠薇小镇度过漫长的消夏时光，在那里，他对无聊的现状进行了首次突围。十四五岁的爱德华与比他稍大的穆尼尔·纳萨尔（MunirNassar）交流的过程中，开始进行严肃的思考。穆尼尔就住在隔壁，父亲在一家总部设在伦敦的保险公司担任高管。穆尼尔的哥哥们受学术气氛浓厚的贝鲁特美国大学（AUB）的影响，这所大学就位于山脚下，他们与爱德华分享书籍，讨论康德、黑格尔和柏拉图，这些都是他第一次听说的名字。 ^[2] 他站在旁边，听一众年轻人热烈地讨论自己从未听说过的话题：穆罕默德·阿里、波拿巴、伊斯迈尔帕夏、奥拉比起义和登沙瓦伊事件。

此外，帮他突破母亲密不透风的保护的，是他房间里的钢琴。有时，他会如“贵族般慷慨”，让妹妹们“看一眼他的房间，在极特殊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跨过门槛，进入不可侵犯的领地，看看他的书，以及放在最醒目位置的钢琴”，他可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弹数小时的钢琴。 钢琴仿佛把他与家人隔离开，其实不然，那正是产生归属感的理由。儿时的音乐课结束后，兄妹五人都要继续练习弹奏乐器很长时间。不管怎么说，音乐与阅读是爱德华进行思维训练和发散想象力的主要途径，在哲学进入其视野之前，音乐是他探索的第一种“理论”。

在持续地练习弹奏钢琴之外，他仔细研读的第一批书也有关音乐，如《科贝歌剧大全》，此书精心撰写各部歌剧的情节概要，从蒙特威尔第到亚纳切克，并附有代表性乐章的乐谱。萨义德从六岁就开始学习弹钢琴，直到十岁半才产生真正的兴趣。十一岁时，他已经可以去赫迪夫歌剧院观看歌剧，这座歌剧院是巴黎歌剧院的缩小版，也是歌剧《阿依达》的首演地，赋予了《阿依达》的经典地位，日后，萨义德就《阿依达》写的评论文章将引起广泛的争议。他尤其指出，记得四十年代末听意大利歌剧季的经历，那些记忆栩栩如生——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却觉得意大利歌剧愈发可憎。一个既身处开罗、同时又超然于日常生活的观察者，他在歌剧中瞥见“一个情欲世界，其中有易懂的语言，跌宕的情节，不受节制的情感”，均令人感到兴奋。

在音乐灵感上，爱德华比妹妹们段位更高，可是，家里的每个人都喜欢音乐。父母约定只要孩子到了可以欣赏歌剧的年纪，便会带着一起去剧院。 ^[3] 而且，萨义德对音乐的投入和对书籍的热爱（正如后来他对昂贵的钢笔和高级文具的迷恋）直接受他父亲的业务的影响。家里满是富有文化气息的物品，如高档书写纸、高级打字机和书写文具从瓦迪的店铺运到了家里。客厅里的钢琴——来自莱比锡的博兰斯勒小型三角钢琴，每个孩子都可以弹——琴键上罩着紫红色丝绒布，缀着“Alfredo Bertero, Le Cairo”（阿尔弗雷多·博雷罗，开罗）的名字，侧边还绣着花。这架钢琴倒不是瓦迪店里的商品，却与家里那种旧世界的奢华氛围极配。

连萨义德—穆萨大家族担负的教育任务（涉及聘请的老师和社区志愿工作者）也与家族生意相关。瓦迪的文具公司为开罗多所学校供应文具用品，其中包括巴德尔小姐（即梅里亚姨婆）开办的女子学校。书籍，还有古典乐唱片，均买回家里，构建成了“相当规模的图书馆”。 ^[4] 购自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文教公司的书籍和唱片中，有一本《家庭歌曲集锦》，在漫长的山间夏夜，萨义德会轻轻哼唱英语经典歌曲《吟游男孩》或《约翰·皮尔》，自娱自乐。

希尔妲时常与哥哥，即埃米尔舅舅合奏阿拉伯民歌，她演奏达布卡鼓（一种打击乐器），呼应他的乌德琴（一种阿拉伯琉特琴，希尔妲的父亲也会弹）。 ^[5]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似乎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到学术生涯后期，才写下受感召的文字，肯定由杰出的埃及流行歌手、电影明星乌姆·库勒苏穆（Umm Kulthum）灌输的文化自豪感，却忽略分析其音乐的技巧，他把她的音乐比拟为哀号。他曾问过好友法瓦兹·特拉布勒西（Fawwaz Traboulsi）欣赏阿拉伯音乐的什么特点，因为他觉得这种音乐并不吸引他，与其说这是一种批评态度，不如说是无法理解。

如在其他方面一样，爱德华是家族中音乐技艺最娴熟的。在指导过他的老师里，最出名的是伊格纳茨·蒂格曼（Ignace Tiegerman），波兰犹太人，抛开与萨义德的交往不谈，他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位擅长浪漫主义音乐（尤其是肖邦和勃拉姆斯）的传奇演奏家。蒂格曼只收极具天赋的学生，他的“古典音乐学院”位于埃及博物馆后面，商博良大街5号。内维娜·米勒（Nevine Miller），法鲁克国王的首相之女，就是他的学生之一，而且授课语言是法语。每节课的学费是一英镑（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蒂格曼十分严格。“没有讨论的余地……他永远正确……他向你说明你准备弹的曲子听起来应该是怎么样，如果你敢争辩，他只会把作曲家的乐谱和标记指给你看，就是这样。”

他的学生亨利·巴尔达（Henri Barda）回忆起“某个学生准备得不充分，惹得蒂格曼暴怒：房门一下子甩开，琴声飘出，紧接着是学生……他盯着你，目光像刀子一样”。 ^[6] 萨义德却钦佩蒂格曼，并且常常谈起他——从不说他的严苛，而是他弹奏时惊人的准确、动作的优雅而又低调，尤其是在练琴室演示各种段落的时候。他专注踏板，告诉学生在每一个新和弦开始前把声音“清理干净”。 ^[7] 蒂格曼偶尔会受邀去萨义德家吃晚饭，后来萨义德读完美国大学，放假回开罗时，会开车载着老师去兜风。

从前的学生莫里斯·艾什肯纳齐（Maurice Eskinazi）回忆起蒂格曼的授课室里赫然并排摆着两架施坦威大钢琴，他和学生便可以面朝对方同时弹。当他听到学生弹出乐谱上没有的音，会不动声色地用法语说：“您弹这首曲子的时候不需要作曲。” 到美国后，萨义德相继跟随六位杰出的钢琴老师学习过，包括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以及波士顿音乐学院的老师，可是“（他们）合起来也不抵蒂格曼的小指头”。

就思维训练而言，蒂格曼是第一个给予萨义德深远影响的人。亲密的师生关系最终演变成友谊，五十年代，他们见面，“一起演奏钢琴、回忆往事、沉浸在彼时更属于我们的开罗——那个大都市，自由自在，充满种种奇妙的优待”。六十年代初，萨义德特意登门拜访上了年纪的老师，蒂格曼在奥地利的基茨比厄尔为自己建了一座小屋。 蒂格曼也让萨义德瞥见了开罗地下肆无忌惮的法国风情，各种沙龙、戏院和工作室——可以说是无忧无虑的开罗。他是在1933年来到开罗，被这座城市的“多种可能”吸引，萨义德这样含糊地形容，顺着他的指引，萨义德遥望着一个有“未知乐趣”的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亦是复杂精妙。

在整理蒂格曼的遗产方面，萨义德其实起了重要作用。 他在开罗发现了老师的一张被遗忘的演奏录音唱片，再次发行后获得专家的称赞。音乐史学者需要填补蒂格曼人生中的一段段空白，萨义德便是关键的信息提供人。反讽的是，蒂格曼留下的录音极少，因为埃及广播公司将他的唱片消磁了，以期重新使用，要用来复制萨义德日后的挚友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的唱片。

在萨义德的童年时期，对中东大部分居民来说，依然频繁的流动组成了日常生活。短短几年里，萨义德从耶路撒冷的圣乔治学校转到开罗的吉齐拉公立学校，接着又去了为美国儿童开办的开罗学校（1948—1949），最后在1949年至1951年间，就读维多利亚中学。与老师的冲突让萨义德在维多利亚中学的求学戛然而止。众学生不愿读莎士比亚，该老师勃然大怒，并且认为萨义德是带头闹事的，扭打中使他摔倒在地，其他学生一时惊呆，继而愤怒地大喊。

维多利亚中学以中东的伊顿公学自诩，而萨义德的英语发音绝非那样英式。当然，发音习惯随着时间改变，长期待在美国，亦带上了美国口音，惯说美式习语，让他的英语始终带有外国腔调。早在进入吉齐拉公立学校上学时，他就会说法语（他母亲可以流利地用法语进行日常交流），后来在维多利亚中学又进一步学习，“俱乐部”也是练习更加正式的对话的好场所。 父母安排兄妹几人必须学习阿拉伯语，感觉“像一种惩罚”，虽然父母的本意不是这样，瓦迪的阿拉伯语说得并不好，希尔妲在家里尽管会和孩子们说阿拉伯语，而孩子们会特别以英语回应。 日后，只有意识到需要坚持自己四面受敌的文化，孩子们才更严格地学习阿拉伯语，在国外待了一段时间后，几个妹妹还是选择回到中东。

瓦迪在美国度过了一战那几年，二十年代初，他回到耶路撒冷，仅仅是为了遵循他母亲的遗愿。他希望儿子获得被自己放弃的自由，便没有强迫爱德华留在埃及接管家族生意。 回到巴勒斯坦的瓦迪把美国趣味带了回来，而萨义德声称（并无说服力）他与父亲趣味不同。除了传统早餐浓缩酸奶酪或皮塔饼配橄榄油和百里香混合香料，瓦迪也喜欢美式炒蛋（加番茄酱）和松饼（加槭糖浆）。 感恩节时会吃越橘酱和甜焗土豆。瓦迪对自己的白皮肤很满意，别人问起来时，他会说自己来自克利夫兰，并且常常以“威廉”自称。与通常情形截然相反，萨义德的中间名实际上就是“威廉”，尽管批评家们往往试图把它阿拉伯化，说W代表“瓦迪”。

1948年夏，在与合伙人发生争执后，瓦迪携家人乘船去了美国，他萌生了在美国定居的念头。这次去美国主要是为了进行可能危及生命的肾脏手术，他想请美国专家操刀。在此期间，萨义德夫妇把儿子丢在缅因州的马拉纳库克营地（Camp Maranacook），想让他尽快适应美国这个新环境，毕竟有了久居的打算。他在营地度日如年，所幸瓦迪身体恢复得好，一家人返回开罗。

除了过节时走访亲戚，或趁较凉爽的夏日出游，萨义德一家在黎凡特地区的频繁旅行部分和瓦迪的生意相关。他在开罗最初的兴趣便是扩大巴勒斯坦文教公司的规模，成为“标准办公用品公司”，最终在亚历山大和开罗建立分部，在苏伊士运河地区有多家子公司。这种安排本身便要求频繁地往来，常常是整个家庭要一起行动。有关地点变动的观点，在上述例子中体现得如此明显，往往催生了那禁不起推敲的论调，即认为巴勒斯坦人就是流浪者，他们无权要求拥有土地，既然他们不曾竖起界墙，不曾建立各种国家机构来贯彻他们的法律诉求。巴勒斯坦人对此前英法帝国划分的领土边界始终持无视的态度，进一步促成了那种论调。

许多年后，就在萨义德去世几年前，不怀好意的学者便抓住这种文化差异，声称萨义德从未在耶路撒冷生活过，在那里没有家族房产，一直安稳地待在布尔乔亚式的开罗。 它想暗示如果为巴勒斯坦人争取权利的关键斗士都在自己的根源上撒谎，那么巴勒斯坦人的各种主张想必一样站不住脚。 这其实很容易反驳，萨义德读过圣乔治学校（耶路撒冷本地人称它是“老主教学校”），而他出生的那座房子房契上写的是瓦迪姐姐的名字，按阿拉伯大家族的传统，房子属于共有财产。指控者甚至没去费心采访萨义德本人，也没有寻找他在圣乔治的同学，当时就生活在纽约。

毕竟，正是以色列使巴勒斯坦人在区域内的迁徙变成了全球大流散。和许多其他家族一样，萨义德和穆萨家族也被驱散，迁至贝鲁特、安曼，以及被占领的土地或国外。保持联系意味着有来有往。希尔妲的兄弟——穆尼尔、阿里夫、拉伊克和埃米尔住在巴勒斯坦，萨义德回忆：“我们经常拜访他们，1948年之后，他们投奔开罗，又离开……我们曾经从萨法德向南到塔加，我的舅舅穆尼尔住在那里，我们会受到特别的款待，在那里消夏。” 如琼记得的那样，如果说“从1948年到六十年代初，我们一直待在开罗”，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去埃及沙漠和黎巴嫩山间的旅行，我们这些孩子都会去，一次又一次愉快的家庭野餐”，举荣圣架节时，还会点燃篝火。看到那篇指控萨义德不是真正的巴勒斯坦人的文章，朋友安德烈·沙隆感到愤慨，希望澄清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家”究竟意味什么，这封写给《纽约时报》的信并没有被刊登出来：

在我们小时候，并不存在有意义的边界，尤其是精神上的边界……这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有益遗产。我的祖先来自叙利亚，是埃及犹太人。我的祖父乘着马拉篷车从伊拉克来到埃及……对居民而言，他们来自伊拉克或……沙特阿拉伯或阿曼并不重要，奥塞码头的法国外交部才关注那些。总之，萨义德一家从巴勒斯坦畅通无阻地搬到埃及再到黎巴嫩，对他和伴随他长大的家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他是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正如我是埃及犹太人。

或许萨义德真的有心做弱化处理的，却是家中每日履行的宗教仪式，每天早晨，一家人都要一起阅读《圣经》章节来开始这一天。 甚至在生命晚期，他还保存着自开罗儿时起就拥有的英国国教祈祷书，在1998年时仍然阅读它，“借此表示他对修订版标准祈祷书的单调乏味感到遗憾”。 这里并没有嘲笑圣公会的核心文本的意味，相反，他排斥修订版的新祈祷书，更喜欢十七世纪的雅致版本，包含日历、连祷文、圣灵降临节的祈祷词，以及天谴威吓吟诵、赞美诗和教理问答。这个版本还包括外典内容，恐怕对萨义德没什么用处，比如怪异的感恩祈祷仪式，那是为詹姆斯一世免受火药阴谋而进行的。可是在职业生涯后期他甚至接受邀请，成为联合国的英国国教观察员咨询委员会成员，并且自豪地把这一消息告诉每一个问起的人。

种种虔诚的表现可谓是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作用下顺理成章的结果。用查尔斯·马利克（Charles Malik）——希尔妲的表姐埃娃的丈夫，与萨义德是忘年交——的话说，西方文明是“在这十座城市及其腹地中……所展现的、理解的、热爱的、经受磨难的以及发生的一切……”中酝酿而生：“雅典、伊斯坦布尔、安条克、贝鲁特、大马士革、巴格达、耶路撒冷、亚历山大、开罗和麦加”。 因此，宗教仪式，甚至是宗教信仰本身，令人惊讶地处于萨义德人生中的核心位置，他的故乡不仅是东方与西方在地理意义上的交汇处，更是“普天之下一神论绝对主义争夺最剧烈的地方”（萨义德1969年语）。

接受早期学校教育期间，身边朋友就发现了圣公会信仰对萨义德日后的思考所施加的其他影响。大学里友好的竞争对手纳齐赫·哈巴什（Nazeeh Habachy）回忆道：“我们三人经常一起吃饭，很有意思，因为……经常讨论宗教问题。” 朋友乔治·阿比—萨布（George Abi-Saab）直言自己是无神论者，纳齐赫说自己定期去教堂，态度虔诚，萨义德则辩称自己“处于中间”。的确，在一张问卷上，面对“你是无信仰人士吗？”这一问题，他的回答是“否”。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么你是有信仰人士？”，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又如马哈茂德·沙欣（Mohammad Shaheen），他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的杰出评论家，与萨义德经常通信，记得萨义德在开罗美国大学一次讲座后对听众问题的回应。“你如何看待上帝？”这个教徒故意这样问，想戳穿他没有信仰。他回答：“你问我的问题不在我的专长领域之内。我研究的是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无论如何，上帝掌控着我们居住的世界，也掌控我们所有人。”

在安曼的东方正教俱乐部讲座结束后，沙欣和萨义德一起吃午饭，二人的对话让萨义德的宗教信仰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这么多俱乐部里，为什么这个俱乐部邀请你来做讲座？萨义德大笑道：“也许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基督徒。” 在生命晚期，白血病病情严重时，萨义德和从前的学生一起去黎巴嫩的一家本地餐馆吃饭，邻桌恰好坐着一位黎巴嫩神甫，认出了萨义德，特意走过来，为他赐福，一边说一边挥动他的大十字架。神甫转身回到自己的餐桌去了，爱德华看着学生，耸了耸肩，说：“这没什么损害！” 就在去世前不久做的一次中学毕业典礼演讲上，他似乎想对此做个了结，消除矛盾之处：“我绝对是个世俗主义者，但这不表示我反对宗教，在我看来，那与私人选择和私人信仰有关。”在这里，与其他问题类似，萨义德的态度并非始终如一。在写给《纽约时报》专栏版副总编塔玛尔·雅各比（Tamar Jacoby）的信上，因她询问他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所处的角色，他附了一张手写的“又及”，脱口而出，仿佛是安抚她：“我在英国圣公会领受洗礼和坚信礼，这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意思仿佛在说这份信仰让他的巴勒斯坦主张变得并非难以理解。 矛盾的是，正如沙欣指出的，在西方眼里，阿拉伯人等同于穆斯林，“在促进人们更加了解伊斯兰世界方面，爱德华比世界上所有伊斯兰教长都做得多”，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穆斯林，“他恐怕会像你和我一样，无法做到为伊斯兰辩护”。

不明确自己的信仰，无疑与他想在宗教问题上保持谨慎、避免语出冒犯有关。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已引起争议的情况下，这种策略性的回避显得合理，而且如果人们觉得你在攻击他们的信仰，他们就会拒绝继续听你讲下去。一次，乘出租车时，他和司机闲聊起来，对方是阿拉伯人，直接问萨义德是不是穆斯林。“赞美主”，他回答，这句常见的赞语含义也是宽泛的，留给司机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次回避非常典型。成人后，他说自己“每隔一天”是无神论者，并且告诉孩子们，《圣经》“不过是一部有趣的文学作品”。他在纽约住了几十年，从来没有去过教堂，走在街上，遇到宗教仪式，新教徒赞美诗的吟唱声从教堂里飘出，他也从不曾表现出一点儿想驻足倾听的兴趣。

也许宗教给妹妹们留下更为持久的影响，宗教物件在他的世界里也随处可见。希尔妲的父亲是传福音的牧师，母亲的手边则总放着黑色皮面的阿拉伯语《圣经》——由来已久的习惯，她是在古城叙利亚发展的新教徒团体中第一位阿拉伯裔本堂牧师的女儿。这便不奇怪，希尔妲在不需要戒备的家里会经常引用基督教箴言，如“耶稣复活”或“哦保护者，哦主”，均突出了上帝的训斥，或赋予体会到的情感一种布道般的意味。瓦迪并非总那样虔诚，却也会偶尔念诵“登山宝训”中的段落：“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每晚睡觉前，每个孩子都要跟随母亲在床边背诵主祷文。

这种基督教氛围带来的影响到了萨义德笔下，往往会轻巧地一笔带过，尽管萨义德一家和他的朋友们每周日会去开罗万圣大教堂望弥撒、参加主日学校、接受坚信礼，那里是在开罗的英国人的总部。每天早上课程开始前，要先唱一首新教徒赞美诗，他十五岁离开埃及、求学美国，就读的学校依然遵循这种惯例。黑门山寄宿中学“要求我们每周去四次教堂（包括周日）”。 到了中午，在坐下吃饭之前，学生要站在椅子后面，齐声背诵“感谢我们即将领受的……”每天如此。《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哦主啊，我们永远的保障》《感谢我们的主》《众圣颂扬》，赞美诗锤炼着他的节奏感，反复灌输着一种特殊的英语措辞。 影响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要公平地、仁慈地对待穷人这一信条，与家族所坚持的基本政治良知相融合，尽管这是个富有的家庭，却有充足理由关注穷人的命运。

在阿拉伯传统家庭里，男人居主导位置，这意味着萨义德会是最受重视的孩子，可是他同时又受到基督教平等信条的熏陶，从身边杰出的女性身上学习为人之道，首先便是母亲希尔妲。说到会和哪个家庭成员分享秘密，萨义德再坦白不过：“在人生的前二十五年里，我母亲当然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而）我和妹妹们的关系……比较淡薄，至少我觉得不是很融洽。” 与母亲的亲密关系，和由此引发的兄妹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终生。他伤心地声称父亲从未写过“一封真正写给儿子的信”，而是口授给秘书，再署名“诚挚的，W.A.萨义德”。事实上，父子间的私人通信可以在他的档案里找到，瓦迪的言辞间流露着受到伤害和不安感。瓦迪曾恳求爱德华在亲戚来访时表现得更热络，并且请他代替自己联系一桩业务，爱德华则反驳“已厌烦听见别人说自己有多糟、总是达不到……一个好兄弟、好儿子等角色的标准”。 又补充：“我想也到时候了，需要教导我的妹妹们该如何更像对待一位兄长那样对待我。”

希尔妲晚年在华盛顿接受癌症治疗时，是女儿格雷丝照顾她。格雷丝目睹了爱德华和母亲之间的互动，惊讶地发现他们可以每天在电话上一连聊上数小时。与《格格不入》里的讲述并不相同，不涉及母爱所施加的甜中有苦的压力，作为“监工头”的希尔妲，或“她的军械库里藏着的武器，用来操控我们，让我们失去平衡，让我和妹妹们发生抵触，也难以适应外面的世界”。 也听不到那恐怖的评价，她觉得每个孩子都“让她大失所望”。纳迪娅·金迪说希尔妲“很美……高颧骨，皮肤细腻”，习惯佩戴“炫目的珠宝”，她记忆中的希尔妲与萨义德对母亲的描述相反，“总是在列举他们的成就” 。“我的确认为我们都是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政治教育，”格雷丝说，“她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始终都]参与社会活动。” 毕竟，纳赛尔废除了凌驾于家族法之上的宗教法庭，把工程师和医生派遣到乡村，为艺术家提供政府补贴，推行土地改革，使妇女有了投票权。希尔妲不是活动家，也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她确实是纳赛尔的热情支持者，对埃及的社会不公现象持批判态度。

母亲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她唯一的儿子。如琼所说：“妈妈一直擅长讲故事。即使她正在讲述的是最微小的事件，她也会加上细节，讲得绘声绘色，赋予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8] 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她发觉现实是如此古怪，只有凭借虚构才能彰显现实。希尔妲的母亲泰塔·穆尼拉（Teta Munira）——另一位主持萨义德家计的女人——树立了一个同样有力的榜样，尽管有些不同，却无法忽视。她保留了“庞大的记录，有关在1948年战争发生过程中和结束后哪些人离开了巴勒斯坦，1948年的战争迫使她和她的子女离家。她知道她认识的每一个人以前住在哪里，之后成为难民，流落到了何地”。 ^[9] 这是一个“有讲故事、记录信息传统的家族”。

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在代际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纽带。希尔妲失去了长子，她的母亲也失去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就像萨义德没有兄弟那般，希尔妲没有姊妹。身边净是妹妹与女性亲眷，他有机会与表兄罗伯特和阿尔伯特（纳比哈姑姑的儿子）结下友谊，他们比他年长约七岁。日后的挚友、对其影响更深的易卜拉欣·艾布—卢霍德（Ibrahim Abu-Lughod）也比他年长，“有三个优秀的女儿，也是一位杰出学者的丈夫”，因此“比普通阿拉伯人更懂得倾听女性”。

后来结下的姻亲也类似。第一次婚姻结束后，1967年，他与玛利安姆·科尔塔斯相识，1970年，两人结婚。玛利安姆是独生女，家境优渥，父亲经营生产罐头食品和果酱的工厂，在黎巴嫩赫赫有名。这使他有机会与类似家庭背景的人联姻，均因兴办新式实业而变得富有，也属于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族群（科尔塔斯家族是贵格派教徒），更结识了很多关心社会、善于言传身教的女性长辈。一战期间，土耳其重新调配食品供给军队的做法导致了饥荒，科尔塔斯家族便派发罐头，让罐头生意越发兴旺。黎巴嫩山省的饥荒尤其严重，科尔塔斯家族在那里建立了应急食品储备，提供分发食品的服务。在前来参观的英国贵格教徒的建议下，几名家族成员受邀去英格兰学习罐头食品技术。和瓦迪一样，玛利安姆的父亲也是白手起家，仪表堂堂，颇具体育天赋，后来甚至成为黎巴嫩的网球冠军。

在离萨义德家族位于翠薇小镇这一消夏地仅十二公里的布鲁姆马纳（Brummana），五户家族建立起一个小型贵格教徒社区，其中就包括科尔塔斯家族。贵格教徒斥责圣公会教徒是“平庸的基督教派”，他们自己其实和任一支基督教派一样世俗：推崇地方自治，摒弃传教士，只靠行善彰显自己的信仰。 与后来在拿撒勒改信浸礼会的希尔妲父亲十分不同，玛利安姆的母亲瓦达·马克迪西·科尔塔斯（Wadad Makdisi Cortas）自儿时起就喜爱阅读基督教经文，她的父亲禁止她去本地美国福音派开办的学校，唯恐她变得过于笃信。 ^[10] 最终，她的确成为类似传教士的人，在贝鲁特女子学院教授人文学科，为此倾注全力。对瓦达身处的社群而言，女子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关键一步，她身边没有成为教师的朋友则成为作家或呼吁女性平等的倡导者。

尽管和萨义德的父母一样，瓦达平日喜欢进行小小的说教，比如不要浪费时间，不要乱扔垃圾，要帮助邻居，等等，从很多方面看她都是“一位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 ^[11] 与玛利安姆一道，瓦达把反教权思想引入萨义德的生活。有年夏天，玛利安姆回忆，母亲“决定换掉所有在学校里唱的赞美诗，因为它们要用英语唱，歌词也是关于宗教。日累经年，她对《圣经》的热爱日益淡薄，并且谴责宗教在中东地区所起的作用。她整日阅读阿拉伯语诗歌，并且挑选诗歌配上合适的旋律”。玛利安姆主持家务，萨义德因此无需为与抚养儿女有关的繁杂的经济账和日常作息活动操心，玛利安姆及其家族更向萨义德引荐了贝鲁特社交圈，以及活跃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周围的知识分子。

组成萨义德日后人生的两极，积极捍卫巴勒斯坦人的权益和在高校教书，可谓融合了两位杰出女性的人生轨迹：梅里亚姨婆（他外婆的姐姐）和纳比哈姑姑（他父亲的姐姐）。梅里亚姨婆——被学生唤作“巴德尔小姐”，未婚，个子娇小，蓝眼睛，眼神敏锐而又严厉。据哈巴什回忆，她在开罗“是声望很高的女士”，公认她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对女学生而言是严厉的导师，要按她的要求培养独立意识和得体的行为，“很有些难缠”。 她在开罗美国女子学院任教，在这位坚定的女监工面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被她罚站，恐惧至极”。 谁也不清楚萨义德是如何突破她令人生畏的举止垒成的外壳，成为她“格外偏爱的”（他这样形容）。她为萨义德家的女孩们准备的半正式的茶会并不包括他，而她们到后来和外人一样，惊讶地发现他喜爱这位姨婆。 她们小时候并没有感觉到二人的关系可谓亲近。不管怎样，他向她倾吐秘密，她看得到他的特别之处，并且希望他更加努力。不禁让人联想萨义德写的《三乐章礼赞》一诗中，至少有这位姨婆的影子：

认识她的人爱戴她：门徒

在她的屡番成就上冷酷地飘过……

她啊，我喊道，一根动人的刺……

我们倾听汗水，窄阁楼和奉献的讲述

你坐下，创造，就这样

在街角杂货店买你需要的一切——光、胶水和一把尺子。

梅里亚姨婆的教导不仅仅是青春指引，更是一种对自律的呼召，那关系到民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恰恰是令他人生畏的严厉，是促成二人关系好的关键。

纳比哈姑姑也个子不高，身材结实，她是爱德华的教母，每周五都会来萨义德家一同吃午餐，讲起1948年以后巴勒斯坦人惨痛的遭遇，“沉郁而令人愤慨的讲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2] 一面讲到营养不良、痢疾和颠沛流离，一面持续奔走于政府机构和慈善团体，说服他们为无法自卫、拥入开罗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庇护，纳比哈姑姑促使萨义德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冷冰冰的梅里亚姨婆截然不同，她耐心、富有同情心；她们是不同时代的人，也来自不同的家系，却分别体现了萨义德那宽广的情感场域的两极。

如果说女性给予了强硬的政治意识启蒙，立场激进的男性也起到了榜样作用。甚至早在少年时，萨义德便表现出对左翼的道德尊重，有时包括激进左翼，而他本人却不会真的参与。《格格不入》里写到法里德·哈达德（Farid Haddad）的一生和终局，“他是活动家，热诚的共产党人……为社会和民族事业奋斗”，抱持（萨义德）“至今四十年的人生秉承的潜在信念”，他不仅是在回顾年轻时的偏爱，更是明确宣布他后来做的一切都受到了法里德的感召，这是在其他方面都较为了解其生涯的人都忽略了的事实。 ^[13]

在开罗时，还是小男孩的爱德华就认识了法里德，五十年代中期，每逢放暑假就要回去探亲的萨义德，会像往常一样和家人去黎巴嫩山间消夏，法里德也一同去过。他一直试图从法里德那里打听消息，对方却“极少透露自己的政治或从医的活动”。 ^[14] 1959年11月，萨义德获悉法里德的死讯，感到非常震惊。他在狱中遭殴打致死，这是“在埃及发生的对所有反对派进行残酷镇压”的一部分，包括“自由派华夫脱党、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兄弟会”。 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才是最吸引萨义德的——法里德的工作没有公众的注意，没有报酬，而且并不指望升迁，甘愿自我牺牲以服从党的纪律，一心想改善穷人的生活境遇。对于他的作为，萨义德评价：“他做了那么多，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从政治活跃人士角度出发，不一定是出于巴勒斯坦人。”

在描述法里德及其父亲瓦迪（萨义德家的家庭医生，亦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志业时，萨义德用了“仁慈之举”，犹如他形容纳比哈姑姑是“圣人一般”，这些词语都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意味。 另一位榜样卡迈勒·纳赛尔（Kamal Nasser），巴勒斯坦基督徒、好战的复兴党成员（阿拉伯世俗社会主义者）、记者、律师、为巴解组织工作的政治学家，也担得起类似的评价。1973年4月，在被暗杀当晚，他还与萨义德一起吃晚饭，后被以色列军方派遣至黎巴嫩的暗杀小组刺杀。 措辞有意十分克制，他唯用“好人”来形容他们。

有种常见的看法，认为是1967年的战争迫使萨义德积极行动起来，在那之前他是超然的、对政治不感兴趣，事实并非如此。 “做一个黎凡特人意味着同时生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世界，却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无法创造，只能模仿……在迷茫、自命不凡、玩世不恭和绝望中揭露着自身。” 在撕下的半张纸上，打印着这样的字句，类似的碎片笔记在萨义德大学时写的论文中间藏着许多。无论他在形容自己的童年是优越和纵容结成的“茧”时流露出多么明显的自我责备的语气，而茧总意味着培育和包围，是幼小者积蓄力量的地方。甚至可以说，他提早步入了成年。

少年爱德华常常听表兄优素福和乔治讨论《贝尔福宣言》，虽然当时不能理解那份宣言的重要意义，却能充分体会到他们的愤怒。他记得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的重重关卡、塔尔比亚新老定居者之间隐约的摩擦，还能听到开罗的广播挑衅式地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敌人。 纳迪娅记得的是不那么懵懂、激进得多的他：“从很早开始，萨义德便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粉饰太平感到愤怒，反抗帝国的每个地理中心——但是在那时，他是一个孤零零的声音，一个异类的声音。” 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回开罗看望钢琴老师蒂格曼时，他称自己是“纳赛尔的支持者，也是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 假如他不是对母亲的政治热情十分敏感、没有因亲爱的纳比哈姑姑以一己之力“为同胞开设救助中心”而深受触动，他的人生轨迹恐怕会是另一个样子。 正是在将自己的信念化为计划的过程中，他也在同中东革命者令人费解的非理性和令人沮丧的派系主义作斗争。革命者的表现对于他反而是一种阻碍，令他在加入组织之前会考虑再三，尽管如此，投身政治活动的热望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现出端倪。

[1] .OP, 205.

[2] .同上，165-167页。

[3] .Teta, 77.

[4] .同上，295页。

[5] .同上。

[6] .Henri Barda in Allen Evans, Ignaz Friedman: Romantic Master Pianist(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1.

[7] .同上，229页。

[8] .Teta, 14.

[9] .同上，16页、18页。

[10] .Wadad Makdisi Cortas, A World I Loved: The Story of an Arab Woman(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9).

[11] .同上。

[12] .OP, 114.

[13] .同上，124页。

[14] .同上，123页。 NpjLWfHY6sTk+cdzFKnZLtGMBi+8usdYTAZeJ/0V7wQE9O8BZVa86LSoscT8JHQ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