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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先秦医学对病因和人体的认识成果

相对于自然界,人是认识的主体。然而人体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对人体的认识,也就成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对人体的认识还没有从医学中分离出来,而是医学的组成部分和医术的基础。

在中国古人看来,疾病,是人体偏离了正常的自然状态。要归复正常,首先要明白偏离的原因。先秦时期,古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知病因”的重要。《墨子·兼爱上》:

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

不过在墨子看来,患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墨子·公孟》)对病因做出理论说明的先秦文献,是《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的著名医生医和的言论。在论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过则为灾”之后,医和继续说道:

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左传·昭公元年》)

这是一段著名的病因论。晋平公病重,先是郑国大夫子产来探望,认为是“出入饮食哀乐之事”引起的,不是山川鬼神作怪。然后就是医和,认为病因是生活“不节不时”,即荒淫过度引起。并由此上溯到根本,认为六气过度,是疾病的原因。其中阴、阳、风、雨,基本上是气候因素。晦,杜预注:“夜也。”“晦淫惑疾”,是说“宴寝过节,则心惑乱”,即夜间生活不节制,特别是性欲过度。明,杜预注:“昼也。”“明淫心疾”,是“思虑烦多,心劳生疾”。这样的病因说,奠定了后世医学病因说的基础。

探讨病因之后,就是对疾病本身的认识。在逻辑上,明白了病因才好给疾病分类。在历史和实践中,人们则是先认识了疾病,然后才去寻找病因。

《山海经》中,对疾病已经有了分类的苗头。不过大多只是随病定名,还没有系统的区分。据《山海经》记载,到商周时代,对疾病已经有了更高的自觉。据《左传》,医和按六气将疾病分为寒、热、末、腹、惑、心六类。《周礼》则按季节把病分为痟首疾(春)、痒疥疾(夏)、疟寒疾(秋)、嗽上气疾(冬)。《吕氏春秋》按部位把病分为肿、风(头部),挶、聋(耳部),鼽、窒(鼻),胀、府(腹),痿、蹶(足)等。

相应于疾病分类,药物也有了分类。《周礼·疾医》将药物主要按味道分为六类:

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

相应于疾病和药物的分类,是医疗的分科。据《周礼》,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和疡医。食医是营养医,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科。主管治疗动物疾病的是兽医。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根据病人需要,曾经做过“带下医”(妇科)、“耳目痹医”(耳鼻科)、小儿医(儿科)等。每一科治疗一类疾病,大类下面又有小类。比如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

这些分类,是后代疾病和医药的分类、医疗的分科的出发点,同时也经受着医疗实践的检验。

现代医学,解剖学是医疗的基础。然而历史和实践的顺序,也是在对疾病有了相当的认识之后,才有解剖学的发展。

从《周礼》和《吕氏春秋》对疾病的分类来看,对人体部位的认识还都局限于肉眼可见的外部形态,如头、耳、腹、足等。谈到疾病的治疗,则已经涉及人的内脏:

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周礼·天官冢宰·疾医》)

《庄子》一书,则认为人有六脏:

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 (《庄子·齐物论》)

但更多的,是五脏:

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 (《庄子·骈拇》)

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淫僻于仁义之行。 (同上)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 (《庄子·在宥》)

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 (同上)

《吕氏春秋》则认为人有五脏,且还提到了六腑和三百六十节: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 (《吕氏春秋·恃君览·达郁》)

三百六十节,显然是为了拼凑与每年三百六十余日的对应。五脏六腑,则成为后来中国医学人体解剖的标准数据。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服用了神人的药,可以看见鬼神,看病时能够“尽见五藏症结”。这是神话,但说明先秦时代的医学要求了解人体内部结构的迫切愿望。

古代治疗的方法有多种。《周礼·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表明合理的食物也是治疗方法之一。然而最普遍和基本的方法,还是服药。《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据先秦文献所载,改变的不仅是药,还有治疗的方法。

《吕氏春秋·仲冬纪·至忠》载,齐愍王“病痏”,召名医文挚治疗。文挚“不解屦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这是一种精神疗法。

服药之外,中国医学的一大特色,就是针灸,也叫针砭,说明最初是用石器的锋锐部刺激人体,达到治疗的效果。随着金属的发明,石器被金属针代替。先秦时期,针灸技术也有了重大进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扁鹊用针灸治好了虢国太子的“尸厥”,使之“起死回生”。在针灸治疗中,逐渐发展出中医特有的经络系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等书,说明在此以前,医学对脉象的认识已经接近《黄帝内经》的水平。

先秦医学还认识到疾病有个发展过程。《韩非子·喻老》载,扁鹊见蔡桓侯,发现蔡桓侯“疾在腠理”,并告诫说:“不治将恐深。”蔡桓侯以为他是要骗钱,没有理会。后来,桓侯的病由腠理发展到“血脉”,又发展到“肠胃间”,最后到“骨髄”,终于不治而死。

蔡桓侯的病是否真的如此发展,可以讨论。但认识到疾病有个发展过程,主张有病应该及早治疗,在今天,仍然是医学的重要课题。

诊病的方法,起初主要是“视”。《周礼·天官冢宰·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视的部位,尽可能全面:“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诊病的方法有“望色”“听声”“写形”。然后进行推理:“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其中“望色”“写形”可归于“视”的范围,新增加的,就是“听”,即“听声”。《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多次谈到脉象,但先秦文献中,尚未见切脉的记载。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术,已经完成了脱离巫术而自立的过程。 GOH+EkPvfc3goKNA03b03q4iG35KNm8KRw3Ml9ow1FFbB52pVJnrkHEKZ7rQ+f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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