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气象学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先秦时期，古人对气象状况进行分类，并且认为人的疾病成因，与气候相关。

《尚书·洪范》把气象状况分为五类：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

《左传·昭公元年》载，秦国大夫医和论述疾病成因时，把气象状况分为六类：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

这五类或六类，是古代文献中对气象状况最早的分类之一。其中所谓“分为四时”，是说一年的四个季节，乃是天的阴阳等六气的表现。“序为五节”，杜预注认为是“得五行之节”。孔颖达《正义》认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序之为五行，每行得七十二日有余。土无定方，分王四季，故每季之末有十八日，为土正王日”。这样的注解是否符合原意，今天已难以查考了。可以明确的是，所谓“淫生六疾”“过则为灾”，就是说，如果气候状况不正常，就会导致疾病。

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病因说，也是中国医学病因学的基础理论。

在《管子》一书中，则把一年的气候状况分为五段，每段七十二日。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划分。由于《逸周书·时训解》明确地讲到了二十四节气的名字（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因此，二十四节气的形成时代可能要早得多。《逸周书·时训解》还有“七十二候”说，把时间段缩短到五天之内：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

雨水之日，獭祭鱼。又五日，鸿雁来。又五日，草木萌动。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也是对于气象变化的人为划分。这种划分的根据，是我国，主要是中原一带气候逐年循环变化的实际，它反映着我国先民对于所在地气候状况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的正确性，所以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迄今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和使用。由于中国古代医学认为气候的变化是导致疾病的原因，所以对气候的划分也具有重要的医学意义。

中国古人在长期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所谓“人与天地参”的思想。这种思想表明，人在自然界，也是在至上神面前，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听命的角色，而是可以和自然界或至上神并列的、参与自然界种种变化的力量。

“人与天地参”思想的前身，首先是“天工人代”思想。天工人代思想首先见于《尚书·皋陶谟》，是皋陶对大禹的告诫：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署名孔安国的《尚书传》解释道，这是“言人代天理官”。孔颖达《正义》：“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苏轼《书传》：“天有是事，则人有此官。官非其人，与无官同，是废天事也，而可乎！”蔡沈《书经集传》：“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无非天事。苟一职之或旷，则天工废矣，可不深戒哉！”也就是说，治国的各种事务，是天的工作，由人来完成。

这里所说的天，有时也称天地，既是和人对立的整个自然界，也是人们信仰的至上神。因此，天工人代，是一个政治问题上的宗教观念，也是一个人在自然界地位的科学概念，表现在生产领域，就是认为，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靠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墨子·非命下》指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强必治，不强必乱”。卿大夫做官，“强必贵，不强必贱”。农夫种田，“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妇女纺织，“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不否认上天意志的存在，但认为人自身的努力，对于自己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上天喜欢的，就是这种努力奋斗的人。而且无论是治国还是生产，都是一个道理。墨子的言论表明，人们正是从国家的兴亡中，从生产的效果中看到，人的努力和上天的意志，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对人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在战国时期被概括为“人与天地参”的命题。被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的《中庸》指出：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所谓“尽其性”，就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并且充分发挥出来。“尽人之性”，就是清楚地认识别人的本性并且使之充分发挥出来。“尽物之性”，就不仅要充分发挥人的本性，而且要充分发挥所有物的本性。物，和人相对，主要指自然物。也就是说，从自身开始，弄清人和物的本性，就可以赞助天地的“化育”工作。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也就是说，在化育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这个工作中，人，和天，和地，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因而并立为三。所以天、地、人，在中国古代，被称为“三才”。

从宗教的意义上说，天地是神祇。但人并不是只能听从神祇的意志，而是和天地神祇一道，担负着创造人类幸福的工作：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周易·乾·文言》）

在荀子看来，天地也是大神：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 （《荀子·王制》）

唐代杨倞注：“能变通裁制万物，故曰大神也。”

但人可以和天地相参：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 （《荀子·王制》）

不仅是君子，一般人，只要师法圣人或君子，就能和天地神明相参：

并一而不贰，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荀子·儒效》）

至此为止，《中庸》、《周易》和《荀子》所说的与天地参、可以赞天地化育的，还只是圣人或大人、君子或儒者。

以上所论，多是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在生产领域，与天地参的，就不仅是圣人和君子的事业。《荀子·富国》道：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

这样的事，是农夫的事。然而农夫这样的事，又是关系国家贫富的大事：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民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 （《荀子·富国》）

圣君贤相，如果能领导好这些事情，即使有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有饥寒之苦。无饥寒之苦，国家统治就稳定，政权就巩固。在这里，农夫的工作，和将帅、君相的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希望上天降给自己幸福，不如自己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天论》）

荀子是个儒者。和所有儒者一样，认为天是大神，最高神。天命也是存在的。但问题是如何对待天命，在荀子看来，正确的办法是“制”。制，杨倞注：“颂者，美盛德也。从天而美其盛德，岂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谓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也就是说，“制天命”的意思，就是根据天所能给予的，加以合理利用。这就是赞天地化育，与天地相参。因为天是公正的，天、地和人，各有自己的职责：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荀子·天论》）

天的职责，是人所不能干预，也不该妄想去干预的。人的职责，则是必须尽力去做的。人而不尽人的职责，就一定会遇到贫病凶险；尽到了人的职责，就一定会富有和健康。在这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古人对人在天地之神面前的作用的基本看法，也是对人在自然界位置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寒暑不能使之疾”，则具有重要的医学意义。因此，“人与天地参”的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 zJXo7i4abvPfgnEkJQFij1cMa5BS4B6uaKkQe/7g0RZgEFVxflhDtY2HqowFBM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