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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汉代对于人体的了解(上)——骨度和五脏

了解人体,首先是了解人体的结构。《黄帝内经·灵枢·经水》首先提出了“解剖”的概念:

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这里提出了了解人体结构的两种途径:一是对于活体,从外部可以度量;二是对于尸体,可以进行解剖。解剖要了解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项:(1)脏器的“坚脆”,(2)腑器的大小和容纳食物的多少,(3)脉的长短和其中血气的清浊、多少。其中脏腑的情况是必须要通过解剖才能知道的。脉的长短,似乎不必通过解剖;脉中所行血气的状况,是解剖也不易甚至是不能知道的。作者把血气的状况也列为解剖的内容之一,不易理解。

《黄帝内经·灵枢·骨度》记载了人体骨头的长短。一个高七尺五寸的人,其身体各部骨头的长短为:

头之大骨围二尺六寸,胸围四尺五寸,腰围四尺三寸。发所覆者,颅至项尺二寸,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天枢以下至横骨长六寸半,过则回肠广长,不满则狭短。横骨长六寸半,横骨上廉以下至内辅之上廉长一尺八寸。内辅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长三寸半,内辅下廉下至内踝长一尺三寸。内踝以下至地长三寸,膝腘以下至跗属长一尺六寸。跗属以下至地长三寸,故骨围大则太过,小则不及。

角以下至柱骨长一尺,行腋中不见者长四寸。腋以下至季胁长一尺二寸,季胁以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长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长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长一寸。耳后当完骨者广九寸,耳前当耳门者广一尺三寸。两颧之间相去七寸,两乳之间广九寸半,两髀之间广六寸半。足长一尺二寸,广四寸半。肩至肘长一尺七寸,肘至腕长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节长四寸,本节至其末长四寸半。项发以下至背骨长二寸半,膂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节,长三尺。上节长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节至于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众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经脉之长短也。是故视其经脉之在于身也,其见浮而坚,其见明而大者,多血,细而沉者,多气也。

《骨度》提供的数据,曾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并与现在的尺度比对。共同的结论是,这些数据大体是正确的。

依照《经水》所说,上述数据应该是对活人的测量。通过解剖获得的五脏数据,《黄帝内经》没有记载。但在《难经》中有所记载。其“四十二难”所提供的数据为:

肝重四斤四两,左三叶,右四叶,凡七叶,主藏魂。

心重十二两,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

脾重二斤三两,扁广三寸,长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温五藏,主藏意。

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

肾有两枚,重一斤二两,主藏志。

据现代的研究,除脾脏外,其他脏器的重量和现代的脏器研究成果,也大体符合。

《难经》反复指出,“五脏各有声色臭味”。据《难经》提供的材料:肝青象木,肺白象金,心色赤,脾色黄,肾色黑。心、肺在膈上,距离小肠、大肠较远。脏器都是一个,只有肾是两个。肝有两叶,每叶又各有三或四叶。如此等等,应该都是在实际解剖的基础上获得的知识。

《难经》还提供了六腑的解剖数据,和《黄帝内经·灵枢·肠胃》等篇的数据一致。和现在的人体解剖数据比照,也相距不远。

《难经》中的文字,许多都来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灵枢》虽然提出了解剖以视五脏坚脆的任务,却只有六腑的解剖数据,而没有五脏的解剖数据,很可能是文献佚失的缘故。

为了知晓人体的解剖状况,汉代王莽曾经命令太医和屠夫一起,解剖了起兵反对他的翟义的部将王孙庆,测量五脏。并且“以竹筳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这个“导其脉”,应当就是用竹条插入血管去探查血管的走向和长度。

《黄帝内经·灵枢》和《难经》所提供的资料说明,汉代医学,实际也包括此前的中国医学,对于人体解剖,是非常重视的。也就是说,中医,在它的理论基础诞生的时代,它的基础文献,都说明它对解剖的重视,说明它和现代医学一样,也迫切要求了解人体的结构。那种认为中医一开始就不重视解剖,仅是采取什么“黑箱”方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中医的五脏功能理论,和现代解剖学的五脏功能不完全符合,甚至离题甚远。这是古人认识水平的限制。

比如肾藏精、主生殖,就是中医解剖一开始就犯下的错误。它看到了肾脏和泌尿的关系,由于泌尿器官和生殖器官接近,从而误认为两个肾一主泌尿,一主生殖,是极易发生的错误。其他功能,比如五脏和五官的联系,也只具有少量的正确内容。至于五脏和精神现象的关系,其正确的成分就更少。

对于解剖学来说,相比之下,器官的形状和大小、颜色,是容易了解的,因为这是通过感官就可以发现的(虽然这个发现也面临许多困难,不然,血液循环就不会在近代才被发现)。但器官的功能,却是难以发现的,因为有些功能是感官所不能发现的。即使那些可以发现的感官功能,在解剖工具落后的情况下,要弄清楚,也有许多困难。这是所有的科学门类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不单医学如此。

汉代以后,中医解剖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不仅现在的医学家,古人对此也有不少议论。明代在音律学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朱载堉,在探讨古今尺度区别的时候,也援引《黄帝内经·灵枢》《难经》的数据作为旁证,并且议论道:

太古时,风俗淳朴,死则弃之于野,初无衣衾棺椁之葬,故使为医术者可得剖而视之,亦无所禁。后世圣人,取诸“大过”之象,始制棺椁。由是之后,国有残毁尸体之禁,无敢剖而视之者。以此推之,知彼医经其来之远,又奚止于三代而已。 (朱载堉《乐律全书》卷二十三)

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也不是所有的尸体都不能解剖。虽然南北朝时曾经有过遵丈夫遗嘱解剖丈夫尸体而被处死的事件,但在宋代,也有类似王莽解剖王孙庆的事件,即解剖欧希范等人。据《宾退录》卷四,被解剖的共有56人:

庆历间,广西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吴简皆详视之,为图以传于世。 (赵与时《宾退录》卷四)

解剖的结果被画成图,经由官方广泛流传。据沈括《梦溪笔谈》和医生张杲的《医说》,此图错误地将喉管画成了三个。沈括和张杲都认为喉管只有两个,一个通气,一个通食和水,没有三个。他们的资料从何而来,没有说明。合理的推测,也只能来源于解剖。

据宋代杨介编辑的《存真图》,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泗州太守李夷行,也曾将犯人解剖,并且也请医生画成图。杨介把图和古书进行对照:“无少异者。”和“欧希范五脏图”相比,也“过之远矣”(赵希弁《郡斋读书后志》卷二)。而据裴松之《三国志注》,蜀国大将姜维死后也被剖腹,“胆如斗大”。这些事说明,在古代,解剖事件并没有因为禁令而停止,只是进展不大。欧希范事件中,被解剖数十人,结果却是错误很多。这说明通过解剖弄清人体结构,虽然道理上是正确的,但实践中则有许多困难,并不是只要打开人体就可以弄清楚的。

《存真图》说自己远超“欧希范五脏图”,但和古人比较,则“无少异者”。这句话说明,在作者心里,以黄帝命名的《内经》,包括《素问》《灵枢》等,其真理性是不容怀疑的,至少是很难被怀疑的。这恐怕是许多医生,甚至包括一般人的普遍心理。有这样的心理,即使他们发现了《内经》的错误,是否就有勇气进行纠正,也是个问题。所以汉代以后,五脏功能和实际器官功能的距离就愈来愈远,以致今天不少人认为中医的五脏仅仅是个符号,而与实际的五脏无关。甚至把这样的情况说成是中医的本心甚至光荣,不仅有护短之嫌,而且有以错为荣的嫌疑了。 WDoxAxo6VLabfFjRKakbxkXHeszte0iiLD9yBLG3RUgV/guDmNzcsj8/vWihr3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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