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每一种文化、学术的产生、变迁，都有它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发展的新学术（歌谣学）运动，自然绝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仅仅是几个当事人的意志所决定的。它主要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
“歌谣”的产生亦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大致可归纳为国外学术思潮影响、国内学术潮流驱动、民歌繁盛之态的助推三个方面。
20世纪初，国外关于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产生了许多成果。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朗的神话学研究及成果《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班恩的民俗学成果《民俗学手册》；日本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成果《远野物语》；等等。这些成果通过种种渠道，进入中国人文学者的视野，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与研究产生深刻影响。如“歌谣”的主要参与者周作人，深受人类学家安德鲁·朗神话学观点的影响，开始关注儿歌，对儿歌展开深入研究；又受到日本学者佐佐政一对日本俗曲研究的启发，促进了他对俗曲的兴趣和研究。总之，国外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与重视之态度，对中国人文学家关注民间文学进而开展民歌采集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1870年于俄国兴起的民粹运动，对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视线下移、走向民间、关注和重视民众文学等方面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歌谣运动的兴起，与新文学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学领域产生许多新思想，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提出文学改良刍议等。这些思想在促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转移至民间文化，从而发现并肯定民歌价值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民歌之即兴性、口传心授、集体性创作的特征，表述情感、精神食粮的作用，恰与“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的文学改良思想相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视线下移的特点，加之民歌特质与新思想之契合，使得“歌谣”承借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风，蓬勃开展。同时，因民歌自身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又得以在时代的浪潮中闪闪发光，又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助力。
中国传统民歌的历史可谓久远而绵长，包括了民歌自身发展史与民歌研究史两条路径。民国之前，民歌自身发展先后经历了“金石之奏的雅乐时代、短箫铙歌的清乐时代、霓裳羽衣的燕乐时代、勾栏搭台唱戏的剧曲时代”。在漫长的滋养与积累过程中，由最初歌舞乐三位一体的音乐样态，发展成为独立成熟、题材丰富的传统民歌。学者刘晓静依据“已知文献中的俗曲累计；牌名相同者不再重计；已知为同曲异名者按一种计……”的方法，对清代主要俗曲曲牌进行统计。曲牌有“孟姜女调”“绣荷包调”“鲜花调”“叠断桥”“耍孩儿”等，其总数已达251首。民歌活跃于街头巷尾、瓦舍田间，深受民众喜爱。由《歌谣》周刊中“孟姜女”专号，所载录丰富的鼓词、唱本、传说资料以及众多学者纷纷来信探讨的热情，足以证明此时民歌繁盛成熟之态。民歌历经千百年的发展，累计的资料早已汗牛充栋，为民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资料。相比之下，民歌研究的发展路线，较民歌本身的发展路线更宽，范围更广。民歌记录方面有《诗经》《山歌》《白雪遗音》；民歌史料有《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等著作。此类已不再属于民歌自然之态的范畴，而是出于不同“研究”目的而为之，是对于民歌更深层次的价值探寻。上述民歌及其相关文化现象研究之传统，历史久远、延伸至今，“歌谣”便属民歌研究路径中的一员。民歌的两条发展路径，于不同程度上为“歌谣”的开展提供了良田沃壤。其一，民歌自身之发展留存的丰厚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歌谣”提供了丰富的文本资料。并且，民歌自然发展过程中，长期活跃于民众的生产生活，这种伸手即得的资料亦为采集者提供极大便利，实为“歌谣”的“硬件”保障。其二，民歌研究之优良传统从未间断，且已成为学者文化意识的一部分。因此，这一传统的延续，即为“歌谣”的“软件”支持。“硬件”与“软件”的合力作用，为“歌谣”的搜集、整理、挖掘、提高乃至普及和推广创造了良好环境，极大地推动着这一民歌采集活动的顺利进行。
《歌谣》周刊是中国歌谣的征集、研究及推广的摇篮和主阵地之一，其影响甚广，学术价值颇高。因此，本文将“歌谣”作为本次研究主体之一，以窥探20世纪初期民歌采集之样貌与特征。
“歌谣”的采集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①1918年之《北京大学日刊》的萌芽
“歌谣”肇始于1918年2月，缘于刘半农、沈尹默两位先生河边闲谈时，对民歌之文学价值的共识。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以此构想为种子，开始了一场影响全国的民歌采集活动。同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成立，并面向全国征集民歌，考订与编辑工作由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人负责。至1920年12月，此阶段共征集到民歌1700余首。后由刘半农从大量所获的作品中加以甄选、注释，刊登于《北京大学日刊》，每日一首，共刊登民歌148首。这时，“歌谣”成果初显，鼓舞了人们采集民歌的积极性，采集工作渐入正轨。此后，为进一步扩大活动影响、推进采集工作，1920年12月，由北京大学学生常惠提议，周作人、沈兼士等人共同努力，正式成立“歌谣研究会”。原本设想中，“歌谣”由此便进入更佳的活跃状态，但事不遂人愿。原负责人刘半农赴欧洲学习，新的工作主持者周作人却身体抱恙，以至于“歌谣研究会”成立后的两年时间里，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与收获。“歌谣”由此渐趋低迷。
②1922年之《歌谣》的办刊高潮
1922年12月，《歌谣》周刊的创刊，打破了民歌采集的“窘境”，并将“歌谣”推向高潮。这一时期，“歌谣”体现出参与者众多、题材丰富、地域广阔的特征。如顾颉刚的一百首吴歌、刘半农的二十首江阴船歌、台静农的一百一十三首淮南民歌、白杨煦的一百零八首广西柳州情歌、蓝孕欧的八十二首广东平远山歌等。“歌谣”的繁盛之态，可见一斑。至1925年5月，《歌谣》周刊发行第97号，采集民歌总数已达13339首，是“歌选”时期的近十倍，成果堪丰。
③1925年的停滞
1925年5月，《歌谣》周刊第97号出版后停刊。停刊之时，恰逢上海五卅惨案。自此，北京教育界经常受动荡的时局影响，“研究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在这之前，本打算暑假之后恢复正常采集与出版工作的，由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歌谣”停止了采集工作，时间竟长达十年之久。
④十余年后的复采
1936年，“歌谣”在停滞了十余年之后，再次得以恢复。此次工作由胡适主持，顾颉刚、常惠等人积极参与采集和研究。然而，工作虽然恢复，可民歌采集成果并不理想。1937年6月《歌谣》第二卷第13期出版后，因“七七事变”最终停刊。至此，这场持续了19年的采集活动，悲壮的落下了帷幕。综上所述，“歌谣”以北京大学为主阵地，一大批知识涵养深厚的学者组织参与，热情关注久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歌曲，积极采集并形成了一场颇具影响的保护传统文化的运动。碍于其中的诸多个人原因、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场运动可谓“一波三折”。同时，又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不断地调整与优化中，留下了珍贵而丰厚的民歌资料。
“歌谣”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与《歌谣》周刊上的民歌作品，以及相关研究文章。通过梳理，“歌谣”的成果呈现以下两个特征：第一，采集范围较广，数量可观。从采集地来看，除去热河、新疆、西藏外，全国各地民歌均有涉及。从采集的数量看，各省则参差不齐，多者千首有余，少者百十首。但是，在民歌的“同宗”“传播”等研究方面，恰需要不同省、市、县的谱本资料。较之数量的参差不齐，其民歌研究的文献价值更值得关注。故，此采集之举理应重视和鼓励。另外，民歌采于多省，堪称各地百姓生活的一种写照，亦是其地民俗与历史的一份纪实。因此，“歌谣”的成果可称为近现代的一册“国风”。第二，民歌题材丰富、朴素生动。“歌谣”所采民歌有儿歌、情歌、船歌、渔歌、采茶歌、仪式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透过包罗万象的曲名，可感受传统社会人民生活之丰富多彩、苦辣酸甜。如《推煤汉》记述了劳动人民艰辛和清苦的生活；《小西瓜》中儿童世界的天真无邪和单纯；等等。“歌谣”的成果题材之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
如果说“歌谣”是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与新文化运动共同催化的结果，那么，“歌选”的产生与发展亦离不开时代背景的深刻影响。两次民歌采集活动既相互独立，又蕴含着某些微妙的联系。不可否认的是，两者都留下了20世纪珍贵的民歌资料。
“歌选”之成就，离不开张鲁、安波、严金萱等专业音乐工作者的亲访、亲录工作。他们记录下了的《小看戏》《打新春》《光棍哭妻》等一批河北民歌，是进行民歌研究的珍贵资料。细细探寻采集活动的始末，深深感受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文艺方针的引导下，才有社会环境的支持与学理体系建构感召的影响，加上专业音乐团体在音乐家们的精心指导下，周密计划、妥善安排、深入探究，才有利于把握“歌选”更为隐秘和丰富的内涵。
文艺方针，是文艺发展方向的指路明灯。
“歌选”的开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众艺术、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的政策。早在1938年，毛泽东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话中即提出了“中国特性”“民族形式”的方针，表达了对民间文艺发展方向的态度。1942年，这一方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得到强调：“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事实上，在这一“讲话”的前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队伍就非常重视民间文艺。在“讲话”的激励下，尊重民族民间艺术的传统得到了更好的贯彻。因此，陕甘宁边区“文协”宣传队、鲁艺党校、民众剧团，以及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大音乐系、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敌剧社等团体，都纷纷深入民间，走进百姓生活，在演出的同时采集和学习民歌。例如，音乐家张鲁在陕北、冀中都曾采集过民歌（包括河北民歌），仅1947年前后在冀中束鹿县就采录到民歌十多首。中国共产党重视民间文艺的方针指导，为“歌选”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组织条件，继而才编辑、出版了《河北民间歌曲选》。
“歌选”前后，抗日救亡、民族解放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了音乐配合斗争、发挥武器作用的时代要求。
民歌作为声音的艺术，不仅具有审美功能，亦具有实用性的功用特征。民歌的实用性功用表现为指挥劳动、交际工具、宣传教育等方面。抗日战争期间，音乐工作者应时代要求，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把具有革命色彩的歌词填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曲调中。这些歌曲易懂、易学、易传唱，不仅成为揭露侵略者残酷暴行的宣讲册，而且鼓舞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抗战，具有很强的宣传、教育作用。如用“陕北大秧歌‘打黄羊’调”填入歌词而成的《拥护八路军》、由山西小调填词而成的《公祭志丹同志》以及根据陕北民歌《骑白马》填词而成的经典红歌《东方红》等。这些曲调具有浓厚的地域风味，又扎根于人民之中，其宣传抗日精神、鼓舞军民士气的力量，不可小觑。特殊的社会环境的需求与民歌实用性特征的契合，是传统民歌即使在动荡的时代，仍然得以采集和关照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初，许多国内的音乐家都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中国新音乐的创立，尝试着音乐教育体系改制和进行专业新音乐创作实践”。在经历了“以西为师”的初步探索后，“从音乐本体结构上吸收、采集、解剖、分析民间音乐作品，用以发展和创作具有中国音乐特色的新音乐作品，在30年代后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此部分音乐家的追求”。事实上，研究民间音乐以创作具有民族特色新音乐的思想，得到了积极的响应。1939年，中国第一个致力于收集和研究民间音乐的团体——“民歌研究会”成立。同时，该会出版的《民间音乐论文集》，所载论文“都共同体现出民间音乐研究旨在发展新音乐创作的学术思想定位”。安波、张鲁等人在《怎样采集民间音乐》一文中亦言：采集民歌时，更加重要的工作是研究民间音乐的规律，以此为创作民族的、大众的新音乐做参考。
综上所述，“歌选”得以顺利开展，得益于构建本民族新音乐学理体系的驱动。同时，种种理论探索与实践，亦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建构的一次重要积淀。
“歌选”的顺利进行，得益于陕甘宁边区民歌研究会（以下简称“民歌研究会”）、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以下简称“音工团”）以及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以下简称“联大音乐系”）三个专业音乐团体的共同努力。历经十余年，终于1951年出版谱本《河北民间歌曲选》。从民歌的采集地及参与者来看，此次民歌采集活动之足迹，主要涉及陕北与河北两个地区。
①陕北采集活动
1938年春，日军分几路向黄河东岸发起进攻。八路军三五九旅和独一旅为保护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守护黄河防线日夜坚守。与此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发展起来的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受政府委托，慰问河防将士。1941年3月，由“鲁艺”学生安波负责，组织了各系同志共九人，成立了“河防将士访问团”（以下简称“河访团”），前往黄河沿岸慰问边防将士，“一边演出，一边调查记录民间音乐，一边进行创作”。“河访团”中的音乐工作者有张鲁、马可、关鹤童、刘炽四位同志。“河访团”先后到绥德、米脂、佳县慰问演出、采集民歌。《河北民间歌曲选》所记载的绥德、米脂民歌《二十四表》《套娃娃》《打新春》《茉莉花》《十大想》等，应属此行之成果。在经过了三个月的慰问演出之后，“河访团”带着采集的两百余首民歌返回延安，其中就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河北民歌。与此同时，以研究和采集民间音乐为宗旨的“民歌研究会”，其成员亦常常深入民间，记录下许多流传于陕北一带的河北民歌，如流传于延安的《妓女告状》、安塞的《卖扁食》、绥德的《小白菜》等作品。
②河北采集活动
在河北地区的民歌采集活动，主要依托于联大音乐系和“音工团”的采集工作。1938年初，全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建立，联大音乐系、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团体积极组织开展文艺活动。李劫夫、王莘、张达观、王引龙等音乐家，更是利用各种机会深入河北许多偏僻的乡村，记录下平山民歌《五更调》、阜平民歌《二十四开花》等百余首作品。1945年，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撷取了九十余首作品，与延安音乐工作者采集的五十余首作品，合编为《河北民歌》。解放战争时期，又有音乐工作者在定县、束鹿、安平等地陆续采集民歌，并于1948年8月将采集的冀中、冀西民歌编印成《河北民歌》第二辑。1949年10月，中央音乐学院及其“音工团”成立，成员有李焕之、李凌、张鲁、左江等人。在演出、创作和音乐辅导的理念指导下，1950年寒假期间，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的百余人分工、农、兵三队，前往多地开展民间音乐采风。其中有唐山的林西、赵各庄、铁路机车厂等。在此，他们又采录了《小看戏》《摘黄瓜》《妓女悲秋》《小寡妇改嫁》等五十余首作品，一并被编入《河北民间歌曲选》。
“歌选”采集活动是在多个团体和一批音乐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从采集地来看，“歌选”活动涉及陕西、河北，两省相距千里，所涉乡镇较多。《河北民间歌曲选》之“采集地”一栏有明晰的体现。陕北民歌采集地有绥德、安塞、延安等，河北采集地则涵盖了冀东、冀中、冀西的多个乡镇。究其地域分布原因，或可说，这些采集活动的地域空间主要是随着革命战争之战场形势变化而飘移。例如联大音乐系，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其校址就因战争形势的巨变而多次迁移。这样，其地域附近的民歌就有机会得以采集。正因如此，传唱于冀西、冀中、天津、北京等地的民歌，借此地域之缘得以采录。从采集时间来看，主要依据“民歌研究会”、联大音乐系和“音工团”三个群体的采集时间是进行判定的。“歌选”大致始于1939年，终于1951年“谱集”出版，前后历时十余年。“歌选”的过程漫长、曲折而零散。但是，这种零散仅是一种表层的“散”，其更深层的目的、标准是明确而统一的，即采集活动都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音乐工作者所开展的，具有明确的采集宗旨与理念。因此说，“歌选”是一次有组织、有核心的民歌采集活动。
于1951年出版的《河北民间歌曲选》是此次采集活动的载体和成果，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由国家院校整理、文化研究机构选编、专业协会主席作序的民歌集”，具有一定的划时代意义与代表性。1951年出版的《河北民间歌曲选》系初版，此后又有1952、1953、1954、1955年版，共计5版。初版的内容丰富且传统性的题材较多。自1952年版开始，内容有所变动。“歌选”得到多地音乐工作者支持，共辑刊了386首作品。各地采集民歌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歌选”（1951年版）各地民歌采集统计
“歌选”在册的近四百首民歌，主要来自陕北及河北两个地区。其中，河北地区占据多数，囊括了冀中、冀西、冀东等地民歌，将三者综合起来看，即为河北民歌风貌的一个缩影。受“五四”时期及延安音乐家之民歌分类法影响，“‘歌选’沿用‘文学命题’分类，并秉承选题‘客观主义的态度’”将采集民歌分为生活类（112首）、爱情类（110首）、传说故事类（58首）、新词类（41首）、杂类（44首）、佚词类（16首）六个板块，包含了人民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与活动，是20世纪河北人民生活风貌的真实体现。“歌选”中的民歌散布于河北省的多个区域，因此可以说它是河北乐风与民风的一种概括。另外，“歌选”题材丰富，记录了多彩有趣的民众生活，因此它又是一部河北历史的局部缩影。从更深层次上讲，它蕴含着丰厚的艺术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