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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尔律治现在二十二岁。他所有的锚链都被剪断了，方式几乎应有尽有。奥特里，兄长，基督公学时光，剑桥，原计划在英国国教会的神职生涯，玛丽·埃文斯，这一切都成了过往。取而代之的是，他和新婚妻子住在一个村舍，没有资金，而且首次遇到了恒常义务，却不能单纯用理论或情感来解决。
但他一直需要的，是具体的行动和责任——要是和他信仰的事业有关就好了。的确，大同社会计划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困难，骚塞开始动摇。需要一点耐心。这段时间可以当作准备阶段，他能学习一些技能，今后或许有用武之地。他就居家生活还缺乏的物品列了一个很长的清单——烛台，酒杯，汤匙，茶壶，簸箕。本着大同社会的精神，他们还迎进了莎拉的妹妹玛莎和乔治·伯奈特。随之传来的消息令人不安：骚塞为了顺利继承一笔遗产而遵嘱选择了操习法律，放弃了整个大同社会计划。柯尔律治痛苦万分，他在此前几周还无法相信骚塞真的会这么做。他回复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宣泄了他们的希望从萌芽到凋零的全部历史。
柯尔律治现在该怎么办呢？在这个拥挤的小屋，账单源源不断寄来，骚塞的坚定支持原是错觉，他赌上全部身家的大同社会计划破产了。他毫无防备，脆弱不堪。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便时常被迫自力更生。即便拿这些来安慰自己，终归无济于事。现在他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资源。过去十四年里，整整三分之二的生涯，他都在博览群书，谈论哲学，广泛涉猎，勤勉思考。这些为他在奥特里赢得了长者们的关注，在基督公学和剑桥赢得了朋友和认可，但是现在他又该如何让这些财富即刻变现，以解燃眉之急呢？
思量的结果是，柯尔律治此后三年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在基督公学和剑桥时期，他从没打算当作家，甚至想都没想过。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倘若习惯发现作家们在青年时代即有明晰而专注的理想，在研究这个时期（乃至以后几年）的柯尔律治时，难免发现他的创作漫不经心，杂乱无章，异乎寻常。我们仍须记住，直到接触大同社会计划之前，柯尔律治预期的职业都是教会牧师或相关圣职，他积累的专长也都关乎学术、批评和思考。他并不想当诗人或专门意义上的“文人”。他确实能奋笔疾书，至少有时如此，尽管他更擅长交谈。他固然写过一些诗歌——受过教育的人经常把写诗作为一种业余爱好。简而言之，评价他随后几年的创作时，不应把他看作一位立志从文的青年诗人，不能或不愿专写会被纳入文选供人研讨的诗歌。相反，应把他看作一位学者和 壮志未酬 的教士，耽于理想主义，焦虑不安，柔顺易感，突然被迫游弋在陌生的水域。
罗伯特·洛弗尔把他介绍给了布里斯托一位年轻的出版商约瑟夫·科特尔。科特尔被柯尔律治吸引了，答应为他的一本诗集预付三十几尼
，紧接着又提出以每百行一个半几尼的报酬接收他的诗歌，数量不限。柯尔律治现在开始为科特尔收集已有的诗作，并写作一些新诗（诗集于次年三月出版）。这年冬天他出版了一本政论文集《告人民书》（1795），包含了他当年春天发表的一些演说。十二月份，他开始计划出版一本期刊，名为《守望者》（每八天出版一期，而非周刊，以逃避新闻税）。它秉承自由主义理念，反对小皮特政府，提倡公民普选权，旨在“记录几天内发生的国内外时事”，选印议会发言，讨论政府决策。期刊还包含书评和诗歌。为了争取订阅，他于一月出发，巡游中部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这些地方聚集了大量持有开明政治和宗教见解的人。巡游经历在《文学生涯》中有生动的描述。他在一位论派教堂布道（在伯明翰有一千四百名会众聚集聆听），这样不仅保证了下榻之地，还激发了人们对新期刊的极大兴趣。得知妻子生病后，他于二月十三日回到布里斯托，已为期刊争取了一千来名意向订户。
他现在准备着手行动，虽然境况不尽如人意。病中的柯尔律治夫人搬去布里斯托，住在雷德克利夫山的娘家，暂时不愿回到他们的村舍。柯尔律治满脑都是各种计划，无心反对夫人，况且邻近布里斯托图书馆有莫大便利。他这时写了一首诗——《离开幽居之冥思》，念念不忘地和小屋道别。他自然想把离别当作美德，告诉自己离开是为了
用头脑，心灵和双手，
积极而坚定，参加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为科学、自由和基督的真理。
他为三月一日发行的《守望者》第一期写了一些文章，批评小皮特政府的财政贷款
，反对奴隶贸易
，还有关于伯克的论述，拉姆福德伯爵的文章，葛德文的著作（此时他修正了早先对其的崇拜观点）
，外加古德国部落的宗教和习俗。在第二期里，他写了一篇轻率的文章《论国家斋戒》（其箴言出自《以赛亚书》，“因此我心腹哀鸣如琴”），据他所言导致了一半订阅者的流失。他可能夸大其词，总体而言《守望者》枯燥乏味。柯尔律治曾在一位论派教堂口若悬河，订阅《守望者》的中部制造商们期待的是类似的雄辩布道，结果大失所望。此外，他攻击小皮特的镇压措施会取悦部分开明读者，但批评威廉·葛德文又使他疏离这类读者，因为葛德文是不少人心中的英雄。至于时事新闻，人们本就可以提前阅读，大可不必等这八日一期的刊物。
柯尔律治试图做太多的事情，不仅是在《守望者》期刊里。科特尔在催他的诗集，他已经答应写篇序言。莎拉久病不愈，令他心急如焚。无处不在的岳母弗里克夫人对他也是考验。他被寄予厚望，要帮助支持她和独子乔治。他的连襟罗伯特·洛弗尔，曾经许诺帮他编辑《守望者》，现在简直是帮倒忙。柯尔律治本人由于诸事分心，前途未卜，身体抱恙。为了缓解症状渡过难关，他开始服用鸦片酊，持续两周每晚服用。显而易见《守望者》将彻底停刊，损失惨重。第十期也是最后一期于五月十三号出刊。乔赛亚·韦德后来帮助柯尔律治弥补了损失，算是一桩幸事，但并不能帮他挽回自尊。
柯尔律治利用闲暇时间，在布里斯托图书馆如饥似渴涉猎一切读物，并且以他一贯的迅疾速度消化吸收。鉴于筹钱是当务之急，有没有可能回去做他最擅长的事情？他学习德语已有时日，为何不翻译席勒全集呢？翻译的收入可以供他去德国，学习化学和解剖学，慢慢研究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掌握了这些知识，他能回国开办一所学校。内心深处他始终是一位教育家。问题是如何找到一家有足够的兴趣预支他一笔资金的出版商。第二种可能是去当一名非国教派牧师。他本不愿为雇佣而传道，但特殊情况下似乎也能通融。伦敦《纪事晨报》提供的工作，他心不在焉地做着。他更感兴趣的选择是为一位阔寡妇埃文斯夫人（与玛丽·埃文斯非亲非故）的儿子们当家庭教师。柯尔律治考察这次机会之时，埃文斯夫人被完全迷住了，她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柯尔律治夫妇将搬入埃文斯家，他的年薪定为一百五十镑。就在这时，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插手，打算送他们去正规学校。家庭教师计划只好放弃，埃文斯夫人和柯尔律治都深表遗憾。她写信说：“再会，纯洁仁爱的精魂，灵魂之家的兄弟。”她坚持付他九十五镑，并赠送莎拉价值四十镑的婴儿衣物。
柯尔律治正在掂量下一步计划时，一个叫查尔斯·劳埃德的青年出现了。他在听柯尔律治为《守望者》期刊巡游演说时被吸引，想逃离家族的银行生意，成为哲学家和诗人，便央求父亲同意他拜师柯尔律治。柯尔律治应邀和其父会面，马上赢得了劳埃德全家的欢心。查尔斯只比柯尔律治小两岁，为何不让这年轻人搬去柯尔律治家，每日由他亲授科学和艺术知识呢？劳埃德一家同意了，提出支付八十镑的年薪。柯尔律治收到信息说他刚刚成为人父（婴儿是男孩，教名为哈特莱·柯尔律治，为了纪念其父崇拜的哲学家大卫·哈特莱），就匆忙带着新收的学生回到家里。不料劳埃德时有癫痫发作，让柯尔律治一家倍感焦虑。几周之后，柯尔律治再度罹患神经痛——这病似乎频繁折磨着他。他又依赖鸦片酊止痛，而且加大了剂量。
纵使柯尔律治有米考伯
一般的乐观天赋，现在的总体情形也令他不堪重负。他放弃了一系列的责任，这些都与奥特里的家人、基督公学和剑桥相关，转而追求另一系列貌似更愉快的职责，却从没想过会陷入这种境地：无处不在的经济压力，如影相随的弗里克一家，《守望者》和它的停刊，查尔斯·劳埃德的到来。他寻求慰藉的读物——哲学、科学、游记、诗歌——只是让他徒增失落。事实是大同社会计划的破产在他心里留下了巨大的虚空。它曾那么令他心驰神往，一度排挤并取代了他早先的许多期望，现在却也付之东流。
他的思绪日益飘向下斯托伊村，那是托马斯·普尔居住的地方。如果大同社会计划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骚塞放弃了它（重要的是，柯尔律治从没想过他自己或许可以领导这样一个社群）——其他形式的计划或许仍能实现，说不定更完善。在下斯托伊，他耕种的食粮差不多能养活一家人。体力劳动能让他放空头脑，让心灵贴近生活的本质。如果说斯托伊与宾州的萨斯奎哈纳河相去甚远，至少可以远离弗里克夫人，她将留在布里斯托。在斯托伊会有一个道德领袖，一个比骚塞更坚定的臂膀供他依靠：那是了不起的汤姆·普尔，务实而善良，高效而开明。从绅士贵族到布衣白丁，人人都求助于这个身体健壮、心地纯良的单身汉，信赖他判断可靠，大公无私。他能有效打理自己的皮革生意、农场及其他产业；他的动手能力不逊于任何雇工；他研究科学和艺术的兴趣更真诚，因为是自发自足的。柯尔律治很少见过普尔这样的人，他有幸拥有“诚实正直，或曰人格的 整全 ”。人们一眼就能看到这点，“他的才智富有创见和活力”，“他的言谈充满实用价值……像采撷花果一样收获真理……善于观察，收益良多”。柯尔律治多么羡慕普尔的坚定、冷静和“一次只做一件事”的自信。汤姆·普尔是柯尔律治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体面而坚定（像他的哥哥乔治，或之前的道德“靠山”骚塞），然而不同于骚塞，他更包容而开明。柯尔律治对普尔的赞美绝非空穴来风。有关普尔的信息我们了解很多，这一切都证实了他的评价。但是此刻柯尔律治急需这样一个体面、自足而“整全”之人的认可。普尔很久以前就表达了对柯尔律治的信心。早在五月，当《守望者》期刊失败之际，他就委婉地告诉柯尔律治，自己和六位崇拜者希望他能够接受一笔三十五镑的微薄年金，为期七年，帮他渡过难关。若能接近这样一位保护者，柯尔律治会增强决心证明自己。如果我们能经常见到崇拜的对象，难道不会被他们的德行感化？
是的，搬去下斯托伊是个好主意，至少当时看来如此。柯尔律治询问普尔能否在他的居所附近为自己一家找到一处农舍。普尔听说以后非常高兴，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宅，只好搁置。普尔突然想到了其他困难：柯尔律治对乡居生活有天真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政治观点可能招致邻居的反感；不像在布里斯托，他会缺少惯常交流的朋友。普尔建议他再三考虑，柯尔律治冗长而慌乱的回复反映了他当时的绝望。普尔拒绝他的原因是什么？很明显，普尔会因与他为邻而感到难堪！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内人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请求知道真相。我不敢给她看您的信。
普尔自然立即放弃了一切反对意见，为柯尔律治一家找到了后来闻名于世的居所（现已改造扩建）。
柯尔律治一家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搬入的房屋，条件像汤姆·普尔先前描述的那样糟糕——阴冷，透风，烟囱还不能排烟。房间里到处都有耗子，但柯尔律治认为设捕鼠夹不人道。好在年租金只有七镑。房屋后面狭长的花园和普尔的花园相连，普尔马上在围墙上开了一道便门。柯尔律治即刻投入他心念已久的体力劳作——他十三岁时试图说服基督公学附近的一位鞋匠收他为徒。他种植蔬菜，喂猪养鸡，为杂志写评论，准备第二版的诗集。
他的健康状况有了极大改善，可能更多是由于心灵的平静而非体力的锻炼。查尔斯·劳埃德继续和柯尔律治一家生活了一阵，癫痫发作几次后于春季返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请他写一出剧本，如果够好，可以在德鲁里巷的皇家剧院上演。
柯尔律治毫不犹豫开始创作悲剧（《奥索里奥》）。不管他现在或将来如何评价自己诗歌的质量（他肯定是英国主要诗人中最谦虚的一位——至少对自己的诗作很谦虚，只是因为在其他领域用功更深），投身诗歌创作使他不再去想大同社会计划，或者目前的影子版本计划。菜园日渐荒芜，悲剧《奥索里奥》进展迅速。他无拘无束，没有受制于何为悲剧之类的标准。他觉得谢里丹和皇家剧院想要什么，他就写出什么。周日他会在附近布里奇沃特或汤顿的一位论教堂布道。
就在乡居下斯托伊的第一年（1797年），传说中的柯尔律治在二十四岁那年又重回人们的视野，距离基督公学那位“慈幼神童”的传闻已有八年之久。我们在迅速总结外部事件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柯尔律治的内心世界，除非通过暗示。他的内在世界具有流动性，我们无法对其迅速归类，直到后来的写作和表达允许我们将其视作某种类别。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他的诗歌都大同小异，政治写作和评论并不能让他青史留名。我们在勾勒柯尔律治从离开剑桥到一七九七年秋季的生活时，不得不加快行笔——要记住他身为作家的三种主要生涯尚未展开：他的主要诗作，文学批评，宗教写作。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外部事件的骚动之下，柯尔律治的哲学兴趣在迅速拓宽。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是更贴近柯尔律治本质的一面——他现在或将来会有很多关乎政治和社会题材的新闻写作甚至诗歌创作，但都不触及本质。要想真正叙述柯尔律治的一生，他的宗教和哲学朝圣之旅应当成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或许是中心主题。他在二十来岁，乃至三十来岁时，似乎满腔热忱投身到一个哲学系统，又迅速转移兴趣到另一个系统，以致我们经常忽略了其中的连续性。罗伯特·骚塞的话常被引用
，但是就像骚塞，我们多数人的生活节奏更为平缓，认为严肃的思考意味着一次只围绕一个思想系统展开，而且一次最好不要超过十年。
从在剑桥大学成为大卫·哈特莱的信徒到生命的终结，柯尔律治最重要的哲学兴趣就是阐释的统一，情感的统一，各式各样关系的统一，但不牺牲多样化的诉求。与此同时，这种对统一的终生渴望，常常诱使我们大多数人闭目塞听，对反对或保留意见置若罔闻，在强加的、限制性的整洁中寻求安全。然而对于柯尔律治来说，他对统一的渴望，在其一生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平衡：他对不容抹去的细节、意料之外的幽微、抵抗性的限定条件保持开放心态；他渴望将每种情形都纳入一个更丰富的综合体。他采取了辩证的方法，游走于希望和兴趣之间。他从道路的一边走到另一边（海兹利特注意到了他走路的样子），从经验主义和科学理性转向宗教性灵和唯心主义，然后带着更深的洞见，回归经验和科学，希望找到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参考框架。
柯尔律治在剑桥阅读大卫·哈特莱的著作时，哈特莱吸引他想象力的原因并非我们今天熟知的理由（他在机械论心理学历史上的重要性），而是他在面对现代环境时思想无所不包。哈特莱不仅为宗教信仰和道德理想留有一席之地，也容纳了科学家和实用主义心理学家的发现和方法。一七九六年春，在编写命运多舛的《守望者》期刊时，柯尔律治研究了乔治·贝克莱
的作品，此时开始察觉，贝克莱的唯心主义重新打开了哈特莱过早关闭的一个世界。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段时间的所读所思，同时列下将来打算撰写的作品，包括一系列的“赞美诗”或颂歌，其中一首会“庄重地列举自然的所有魅力和无垠——然后大胆肯定贝克莱的系统！”从一七九六年十二月，他打算迁居下斯托伊，直到以后的几个月，他逢人便说自己是个“贝克莱主义者”。我们自然想到了不善通融的骚塞的评价。哈特莱是我们所能找到的传统机械论的原型，而贝克莱可谓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的最高代表，在二者之间还会有更大的跳跃吗？但至少从心理上说，柯尔律治对贝克莱的热忱堪称发展而非根本改变。某种意义上，二者是对应的，正如凹之于凸。我们想起一个关于一元论者的老笑话。一种一元论认为物质包含思想，另一种认为思想包含物质。哈特莱属于前者，而贝克莱更有才智，似乎属于后者。对于此时的柯尔律治而言，改变的不过是侧重点，这体现在他为儿子取的名字上：他为长子取名为哈特莱，次子为贝克莱。很快贝克莱也不能满足他了。两年之后柯尔律治会发现斯宾诺莎
（他以前可能对斯宾诺莎也略知一二，但是在一七九九年，他像年轻的德国浪漫派一样，激动地阅读这位哲学家）。他在一七九九年十一月的一则随笔里写道，斯宾诺莎本人如此渴望统一性，如果他将来有机会写一首诗，以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它应该这样开始/我应该向阿拉伯滚烫的沙地朝圣，或者找到一个人，他能给我解释世上有一种统一性，尽管有无限多的视角，然而必须有
惟一
性，不是高度的结合而是绝对的统一。
他此前只是在诗中间接提到了这些思想。是因为受制于诗歌的 条条框框 吗？写诗的时候，诗人承担着某种公共角色，因而总想赢得认可。除了《宗教冥思》中的一些诗行，他总在“同一生命”（one life）的诗意表达周围环绕一圈过滤层以保护自我，而且多少会继续如此。（当然，他会告诉自己，他不想成为诗人，尤其是在这时。如果他写了韵文，难道不是单纯为了纪念某些偶发事件，或者为了卖文？）《风奏琴》便如此，这首诗写在他和莎拉搬入克利夫登的农舍之后，诗题便表达了他认为自己具有的典型特点——接受性和开放性。（他有次说，他的言谈与塞缪尔·约翰逊相比，好似“风奏琴”与鼓的区别。）后来他加入了两行，直接表达了他近似泛神论的整体感：
哦！我们内在和外在的同一生命，
与所有运动交会并成为它的灵魂。
但是现在，他似乎害怕这种想法如此接近泛神论，会惹恼体面而正统的读者，于是只以问题形式提出：
又 何妨 把生意盎然的自然界万物
皆看作各式各样的机体形成的风奏琴，
颤动着吐露心思，得力于飒然而来的
心智之风，慈和而广远，
既是各自的灵魂，又是万物的神灵？
即使作为问题还是太过分了。他后来作为评论家会批判别人的“腹语术”（ventriloquism），此处却自己使用此技——他其实根本不看重妻子的观点，却突然引入莎拉作为正统的审查者：“但是你更严肃的目光”表达了“温柔的谴责”，而且要求“我在上帝之侧谦卑地跟行”：
你所言不错，以圣洁之威一举拒斥了
这不思悔过的心智所构想出的一串杂念。
在这首纯洁的诗中，柯尔律治以近乎怪诞的方式阻止了自己的思想。我们在此看到的，是他以温和的方式直接预示了自我分裂，这将伴随他余生二十多年。在这自我分裂中，他担心自己的核心哲学兴趣不够体面，但他感觉非得寻求体面不可，不是因为他本人也尊重体面，而是因为他深切渴望体面的认可所带来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让他想起奥特里牧师家庭的记忆，有关家园的普遍思绪，淳朴的仁爱与虔诚。
柯尔律治这时的阅读范围还在继续扩大。可以负责地说，在同时代的英国人中，没有一个人能比柯尔律治在三十岁时所阅读的范围更广，能在不同学科领域坚持阅读这么久。我们说的是一八〇二年，他从德国回来三年之后，而我们现在停留在五年前的一七九七年春。
他太清楚在下斯托伊，自己的智性兴趣与外在生活之间不协调（在此意义上，与他过去八年的所作所为都不协调）。在搬去下斯托伊之前不久，柯尔律治对刚开始通信结交的一个人非常客观地描述自己。此人是热忱的革命者约翰·塞沃尔（人称公民塞沃尔）
，他对柯尔律治的一些政论文感兴趣，就让其寄去一些关于他个人的描述。柯尔律治在回信中这么形容自己的脸：如果不是由于雄辩的直接刺激而有片刻的生动，它“表现出非常的懒惰，和非常的近乎愚蠢的善良本性”：
仅仅是一张脸的尸体：肥胖，皮肉松弛，主要的表情是面无表情……至于我的身材，如果测量的话还算过得去——但是我的步态真是糟糕，行走时
整个人显出惰性散发的能量（indolence capable of energies）
。我一向极喜阅读——而且几乎读遍了所有的书——算是个嗜书如命的书虫——对各种生僻过时的书我算熟读，无论出自修道士时代，还是清教徒时代——我读过也消化了绝大部分史家所著——；但是我不喜欢历史。形而上学，诗歌，“关于心灵的事实”（即对于所有能迷倒你的那些哲学梦者的所有奇异幻影的解读，无论是埃及的透特
还是英国的泰勒那种异教徒），这些是我的心头挚爱。简而言之，我很少不为自娱而读——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读书。——至于实用知识，我对化学略知一二，算是喜欢化学——除此之外
一片空白
——不过（请上帝原谅）我
期待
成为一名园艺家，一名农夫。我很少创作——我完全讨厌创作。我的厌恶如此之深，以至有时责任感都无法将之克服。
他终于开始写那闻名于世的随笔——他后来称之为“捕蝇器”——他在里头匆匆写下所有兴趣（令他印象深刻的词句，心理学或科学事实，他阅读游记时的随笔，食物或饮料的制作方法，未来计划，自我谴责和自我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的笔记里有两条写作计划清单（共计四十种）：《恶的起源：一首史诗》；论威廉·佩利，著名的《论基督教的证据》（1794）的作者；一篇关于《多比传》
的论文，另一篇论德国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雅各布·伯梅
；礼拜剧《论不同派别的宗教和无信仰》，附带一篇“它们之于心灵和习俗
效果
的哲学分析”；《卡松：一部歌剧》；两部约翰·多恩风格的讽刺作品；十八世纪诗人马克·阿肯塞德、威廉·柯林斯和托马斯·格雷的译注；六首赞美诗，称赞“太阳、月亮和土、气、水、火四大元素”——“在其中一首会引入对无神论的剖析”，在最后一首会包含他“对贝克莱的思想体系的大胆肯定”。他列举的还有两卷本的《现代拉丁语诗人仿作》——他还在剑桥读书时就告诉兄长乔治该书即将付梓，连同一篇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复辟”的评传性论文。
在第二条更长的清单结尾处，他草草写下了一句反思，这会在以后的年月反复出现：“在一个痛苦的时刻，我们奇特的形而上的观点，就像一个病重的儿童床边的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