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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于一七七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在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集镇坐落在奥特河的左岸，当时约有两千五百居民。柯尔律治家有十四个孩子，塞缪尔最为年幼。他的父亲约翰·柯尔律治是教区牧师和文法学校校长，结过两次婚，和前妻生育了四个孩子，和后妻安妮·鲍登生育了十个孩子（其中一个在襁褓中夭折）。约翰是个讨人喜欢、学识渊博、漫不经心的牧师，后来被他著名的儿子比作菲尔丁笔下的帕森·亚当斯
。柯尔律治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三岁，母亲四十五岁。二人对幼子宠爱有加，父亲的宠溺尤甚，经常会惹恼年长的孩子们。
作为幼子的柯尔律治，由于比周围所有人都稚嫩，很快养成了一些持续终生的习惯。他凡事依靠别人，却不能给人依靠，于是讨好别人的需求变得格外强烈，伴随的必然结果是时常感觉罪过，习惯性地害怕辜负别人，着迷崇拜性格刚毅之人，或至少看似自足的人物。尽管有时会爆发沮丧挫败，但他在一群可畏的兄长面前通常采取的自卫方式是退缩到被动状态。这种被动绝非抑郁不平，而是柔韧温和，敏于道歉，善意抗议和偶尔自贬。另一方面，他足智多谋，善于跨过兄长去取悦更年长、真正意义上更成熟的人，通过展露知识和见解赢得他们的许可乃至赞赏。不管是和父亲还是其他成人交谈，他都有一种被信任的笃定感。他变得非常早慧，“受宠若惊”，用他的话说，“被所有年长的妇人称奇。不到八岁我就成了一个 人物 ”。成年以后，对赞许或爱的渴望以及对否定的恐惧使他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满怀歉意的自我贬低，他会退居一旁，以替代的方式获得满足；另一极是妙语连珠的即兴言说，通常是支持广为认可的观念。在他最成功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这两极的相互作用，不过一旦有新的情形出现，任何一极都派不上用场时，他就显得犹豫不决，意志瘫痪。
柯尔律治六岁时入读父亲执教的文法学校，很快就超过了同龄学生。他已经读完了姑妈的小杂货店里所有库存的书籍，包括《鲁滨逊漂流记》《贝利萨留》和《天方夜谭》。在牧师住宅旁的墓地里，他常把墓碑当观众，表演从书里读到的情景。《天方夜谭》中有一则故事尤其吸引他，这是“一个男人非得寻找一位纯洁处女的故事”，它“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我在夜间读的这则故事，母亲当时在织补袜子），以至我在黑夜中总感觉被幽灵纠缠”。成年的他在多数时间都感觉必须执着地追求一种纯洁的信条，而这种追求又和他本身善变的兴趣和多样的爱好相抵牾。后来他会捍卫童话故事、浪漫传奇和魔法故事的价值，认为它们能锻炼儿童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他习惯于超出常规的概念（他的捍卫非常有效）。看过这些，他就可以轻松阅读其他书籍了。柯尔律治拥有远比其他孩子更开放的想象力，这令父亲深感喜悦。父亲常把他抱在膝上，“跟我交谈许久”。柯尔律治记忆尤深的是一个冬日的夜晚，他们从农场往家走，
父亲告诉我星星的名字，告诉我木星比我们居住的星球大一千倍；其他闪烁的星星是恒星，都有环绕它们的卫星。我回家后，他向我展示星星是如何转动的。我对他的讲述深表喜悦和钦佩，没有一丝惊讶和怀疑。因为早年阅读的童话和妖怪的故事使我的头脑习惯于 浩瀚的天地 ——我从未以任何方式把感觉作为判断信仰的标准。即使在那个年龄，我也用所思而非所见来管理我所有的信条。
柯尔律治八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似乎比他童年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更沉重地压在他良心上。几年以后他仍感到这件事的余波长远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使他容易患上某种神经痛。他自己经常认为是风湿热，时好时坏，折磨了他的余生。他的负罪感必定深重，因为病痛无论对身体有何影响，都几乎不可能如风湿热这般严重。
这件事一开始微不足道。有天晚上他让母亲把分配给他的一块奶酪切成小块，以便烤着吃。“那块奶酪本来
易碎
，这并不容易做到。”但是母亲小心翼翼满足了他的心愿。他们离开房间后，哥哥弗朗西斯抓起奶酪切成了碎片，下定决心要“打击宠儿”。塞缪尔回来后扑向哥哥一顿痛殴，弗朗西斯假装受了重伤倒在地上。塞缪尔惊恐万分，呜咽着俯身查看，不料哥哥突然起身大笑，一拳打在他脸上。他抓起刀子准备捅向弗朗西斯，却被刚回家的母亲撞见。塞缪尔预料会被鞭笞，于是逃出家门，在一英里外奥特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停了下来。他口袋里装着一本小书，后面附有晨祷和晚祷词。他取出书，祈祷几遍，“带着忧郁的满足想着我母亲该如何痛不欲生”。十月的夜晚阴冷潮湿，他终于睡着了。村里的男人们彻夜都在找他。清早醒来他大声呼救，终被发现。他会始终铭记双亲的如释重负——父亲“老泪纵横”，母亲“欣喜若狂”。他被放到床上，但是“此后多年都会打寒战”。
一年以后的一七八一年十月，柯尔律治九岁生日前不久，父亲突然去世。父亲曾希望他预备从事圣职，母亲迫切地想实现这一愿望，但对继任牧师的文化水平毫无信心——柯尔律治经常急切地描述他犯的文法错误。在父亲教过的一名学生（弗朗西斯·布维尔，后来成为知名法官）的帮助下，柯尔律治进入伦敦著名的基督公学
，当时有七百余名学生就读。
家人担心突然的改变会使柯尔律治措手不及，也看他在本地的文法学校鲜有进益，就安排他提前几周出发，于一七八二年四月抵达伦敦，先在舅父家暂住一阵。舅父约翰·鲍登是针线街的烟草商。对于柯尔律治而言，进入一个与奥特里小集镇完全不同的世界非常刺激。和善的舅父对外甥表现出的健谈和博学非常喜悦，骄傲地带他出入自己最爱光顾的场所。在那些酒馆和咖啡屋，九岁的塞缪尔同伦敦城里的大人们交谈，就像他过去在奥特里小镇和自己的父亲或偶遇的成人一样交谈。他发现，即便在这个更为广阔练达的世界，他张开翅膀努力展示自己时，依然会赢得人们的赞许、关注或愉悦。十五年后，展开的翅膀，就像《老舟子吟》中的信天翁，会让人联想到率真和单纯，还有在不可预测的人性恶意面前的脆弱。但是此时，他只陶醉于能够尽情表达自己，汲取一切资源，并以获得看似热情的欢迎作为回报。
夏天到了，他在七月十八日被送到基督公学位于哈特福德的初级学校学习六周。经过这段预备时期后，他被带回伦敦，进入初级文法学堂。多年以后，他（比好友查尔斯·兰姆和华兹华斯更甚）会把自己这段经历浪漫化：一位形单影只的少年，从家乡小镇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了伦敦大都会（囚在阴暗的修道院里，/除了天空和繁星外看不见美好事物）。
但他很快便找到了朋友，而且通过一次愉快的机缘，获得了涉猎大量图书的机会。有天他在熙熙攘攘的斯特兰德大街行走，展开双臂，想象自己是利安德
，正在赫勒斯滂游泳，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位陌生人的外套，人家怀疑他是扒手。柯尔律治惊慌失措，连忙辩解，打动了陌生人，并获赠一张免费门票，可以使用齐普赛国王街的一个流通图书馆。访客可以一次借阅两本书。柯尔律治每天都会从学校赶来借书，从图书馆目录的顶端开始，一直借阅下去，直到穷尽馆藏。柯尔律治六岁时，对各类书籍嗜读心切已经成为他的特质之一，这种嗜读会持续终生，在他五十几岁时尤甚。约翰逊曾说，“好奇心是思维活跃的知识分子最恒久和明确的特征之一”，而且“总会占据主导地位，与思考力成正比”。与此同时，柯尔律治怀着同样的急切与人交流他所读到的，除非遇到明显表示不友好的听众。他只凭借日常的一点兴趣和努力，很快就在公学的班级里名列前茅，一如他之前在奥特里的文法学校那样出类拔萃。
十六岁那年，他获准加入一个叫希腊学者（the Grecians）的学生小组，小组成员都是基督公学最出色的古典语言学生，在为赢得大学奖学金或研究员资格而努力。他们直接受教于高等学堂著名的校长詹姆斯·博伊尔牧师。即便在那个依然盛行鞭笞的时代，博伊尔使用桦杖鞭笞学生之严厉和频密也非同一般。他批阅学生的韵文习作时，对夸夸其谈和陈词滥调毫不留情：
[柯尔律治二十五年后写道，]想象中我几乎可以听到他在喊叫：“竖琴？竖琴？里尔琴？笔和墨，孩子，你指的是！缪斯，孩子，缪斯？奶妈的女儿，你指的是！诗才的源泉（Pierian spring）？哦，是的！修道院的水泵，恐怕是。”
博伊尔把这类表达（尤其是呼语和半诗体的“呜呼，汝”）斥为“愚蠢的作怪”。柯尔律治称赞他有一个惯例是允许学生在习作中累计用到四五个这样的词语，然后把习作在书桌上摊开，质问学生为何这个或那个表达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有学生不能为自己辩解，或在同一篇习作中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他就会撕掉习作，并且在当日作业之外重新布置同样主题的另外一篇习作。久而久之，柯尔律治说：
我从他那里学到，诗歌，即使是最庄严的那类，或者看似最恣意的颂歌，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像科学一般严苛，然而更挑战，因其更微妙，更复杂，依赖于更多、更飘忽的缘由。
与博伊尔的密切接触是无比宝贵的经历。柯尔律治首次遇到一位既聪敏又严厉的督导。迄今为止，他有些被宠坏了：大人们都乐意听他的言谈，现在他的听众圈又囊括了同龄人（与他交好的有查尔斯·兰姆，托马斯·范肖·米德尔顿，查尔斯和塞缪尔·勒格莱斯兄弟，罗伯特·艾伦和哈特维尔·霍恩）。他吸引不同类型听众的能力见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任何话题都有真正的热情。相对而言他很少卖弄自己，尤为重要的是，他性格中没有好斗性和求胜心。他只是召唤人们分享他的喜悦，而且宽宏大度善解人意，会尽力避免非难别人。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多岁，他能出入任何圈子，与任何人等自如交谈，无论对方是屠夫、学者还是批评家，场合是政治集会还是一位论派的集会；他能在酒馆或厅堂对众人演讲，话题无所不包——教育、莎士比亚、哲学史等信手拈来。通常，至少是到中年，他能使听众倾倒，不仅因为他在话题面前毫无自我（他终生如此），还多少是因为他对交谈对象本能的同理心，不管对方是个体还是群体。他的书信亦是如此。他天性柔顺，总想照顾收信人的思想和兴趣（必须承认，通常的结果是，他只是说出了他认为别人想让他说的话）。
关于柯尔律治在基督公学后几年的生活，人们总会引用兰姆的记述，这无可厚非：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逻辑家，玄学家，诗人！在我的记忆中，你好像还处于你那才思敏捷的黎明时期，那时，希望如大火烛天，尚未出现浓黑色的烟柱。我曾亲眼看到偶然穿过校园的生客，伫立于回廊之间，对你这位少年米兰多拉
不胜钦羡之至（只是觉得你那
谈吐
和
衣着
实在太不相称），他如痴如醉地听你用那深沉甜美的语调阐明杨布里科斯
或者普罗提诺
的思想奥秘（你在小小的年纪，竟然对这种深邃的哲学题目侃侃而谈，毫无惧色），或者，拟用古希腊语背诵着荷马的史诗，品达的颂歌——在那灰衣僧古寺的墙壁上回荡着你这
慈幼神童
的声音！
纵观柯尔律治的大半生，兰姆此处所言，都会被别人重复证实。区别在于，人们普遍感觉到，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浓黑色的烟柱” 已经 出现，尽管可能并非永久。
在考量柯尔律治的生涯时，人们容易忽略一种常见的经历：即便是思维极其活跃独立的人，如果总要达到他人的期许，也会时常经受压力，进而引发阶段性的内心反叛或倦怠。倘若此人生性习惯依赖他人，尤其是依赖他人的赞扬或喜爱，压力便会愈发集中。它会激励人们早慧，也可能成为挑战，甚至变成负担。要彰显自我就得公开拒绝别人的期许，应对方式通常不是反叛而是退缩。于是历史上的早慧者后来总会经历阶段性的倦怠或淡漠，或是发展业余爱好，寻求消遣，屈从诱惑，与此前持之以恒且高度专业化的自我需求截然不同。柯尔律治身为敏锐的心理学家，从二十多岁直到生命尽头，挥之不去的困扰就是他缺乏“意志”或动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时正如他对罗伯特·骚塞所言，他有一种萦绕心头的感觉：我是一株草本植物，像一棵树那么大，干围很粗，枝条伸展，树荫葱茏，然而树干 之内是干茎 ，而非木心。我有 能力 但无 毅力 ，名不副实又无可奈何。
从他二十岁进入剑桥大学开始，这种自我不满的时刻逐渐增多，到了三十五岁左右几乎失控。
但是现在，在基督公学，兰姆所说的“浓黑色的烟柱”尚未“出现”。未来有无限的希望，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时他的确会考虑将来注定要从事圣职，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十三四岁的柯尔律治开始痴迷于投身体力劳动的想法，这个念头会反复再现。他想跟随一个叫克里斯平的鞋匠做学徒，还说服和善的鞋匠去征求校长博伊尔的许可。不幸的克里斯平见到了博伊尔，胆战心惊仓皇逃离（“上帝保佑我这条命
，伙计，你说什么？”博伊尔边说边起身把克里斯平推出了房间）。不久以后，柯尔律治又立志从医，并且遍阅他所能找到的医学书籍。通过正在学医的兄长卢克的关系，他进入一所医院的公共病房当普通助手。他对病人身体上的疼痛总能很快感同身受；那时的伦敦医院公共病房里，还没引进现在习以为常的麻醉术，手术中病人的惨叫足以吓坏远比柯尔律治更自立的人。他放弃了学医之路，但在未来三十年里还会继续博览医学文献。
放假期间，他会和街上偶遇的牧师建立交情，把讨论引向哲学和宗教，质问他们，与之争辩。他在读伏尔泰的《哲学辞典》，伊拉斯谟·达尔文的作品和《加图信札》
：他认定自己快要接受无神论了，于是告诉博伊尔，老师直接给了他一顿鞭笞。柯尔律治后来觉得自己挨打是罪有应得。
在基督公学的学习生涯临近结束之际，柯尔律治收到了正在剑桥读书的朋友托·范·米德尔顿寄来的一本薄薄的诗集，题为《主要关于如画风光的十四行诗》，作者是威廉·利斯勒·鲍尔斯牧师。这些诗歌语言凝练，意蕴隽永，给能言善辩的柯尔律治留下持久的印象。他的诗歌知识大都学自博伊尔，这点他也不会忘记。他期待好诗应该具备如下特点：逻辑清晰，结构严谨，遣词精准，感情丰沛。然而鲍尔斯的诗歌完全不具备这些特质，却也深深吸引了他。它自有一种直接和简练——博伊尔本人也重视这些（尽管他在简练之余还期待智识的缜密）。与此同时它 平易近人 ，有种让人想起家人或朋友的气质。把文学只当作“朋友”——在提供知识、鼓舞人心之余还能慰藉人心的朋友，偶尔为之有何不妥呢？通常人们不会（至少还没有）把伟大的英国诗人看作朋友。人们只研读最优秀的诗人——而且是他们最优秀的作品，要理解这类作品难免会费力劳神。在此意义上，这类诗歌和柯尔律治的其他读物并无二致——希腊文学和哲学，新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类作家，怀疑论者，论述科学和认识论的现代作家作品。但是在鲍尔斯这些恬淡的十四行诗中，对比尤为明显，因为鲍尔斯还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非故纸堆里声名显赫却难以触及的逝者。柯尔律治在《文学生涯》中说：“历史上伟大的作品对年轻人来说似乎属于其他民族；在作品面前他的官能是被动而恭顺的，犹如面对星辰和山峦。”但是一个比他稍微年长、与他境况相似之人的作品，“对他而言具有一种 真实性 ，能激发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友谊”。柯尔律治立即想把这个发现同他认识的所有人分享（这确实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诗歌 能够 像“朋友”一样被人喜爱）。由于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原版书籍，他在随后一年半里制作了四十余本手抄本送给友人。
这些年来他似乎只在十二岁那年回过奥特里小住探亲。可能正是这次探亲之后，博伊尔见他哭泣时便说：“孩子啊，学校就是你的父亲！孩子啊，学校就是你的母亲！……是你其他所有的亲戚！别哭了吧。”三年之后，柯尔律治终于有机会体验居家生活时，他内心充沛的情感得以释放。与他交好的一位同学汤姆·埃文斯介绍他结识自己孀居的母亲和三个姐妹（玛丽、安妮和伊丽莎白）。埃文斯太太营造了一种通情达理、幽默风趣又亲切友善的氛围。柯尔律治讨论深奥的玄学问题无法吸引埃文斯一家的兴趣。他很快发现不必证明自己，如释重负。几个月内他便爱上了埃文斯家的长女玛丽。每逢周六他便和朋友罗伯特·艾伦，抱着“从小镇方圆六英里内劫掠的花朵，花束上缠着十四行诗或情歌”，出现在玛丽和安妮工作的女帽店，然后护送她们回家。玛丽以轻松愉快的体贴友好回报他的爱慕之情，而他自己的感觉——至少在他离开伦敦之前——可能是倾慕眷恋，而非炽热爱恋。他在基督公学最后三四年的生活无疑是最快乐的，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埃文斯一家。
一七九一年二月，柯尔律治在基督公学的最后一年里，被剑桥大学的耶稣学院录取。次年十月十六日，距他二十岁生日还有五天，他前往剑桥住读。他获得了一笔每年八十镑的基督公学奖学金和一笔二十五镑的拉斯塔特奖学金
，接受这些奖学金就意味着他以后会在英国国教会领受圣职。
他在剑桥的第一年，大部分时间试图遵守这样的日程安排：每天花三个小时学数学，四五个小时学古典语言，晚上总去彭布罗克学院和他的老同学托·范·米德尔顿一起学习。米德尔顿那时正在努力攻读研究员资格
，他的沉稳性格对柯尔律治大有裨益，可惜几个月后就离开了。柯尔律治参与了几个奖项的竞争，写的一首关于奴隶贸易的希腊颂歌获得了奖章。学院潮湿的房间使他患上了神经痛或风湿病。他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给哥哥乔治的信里第一次提到服用鸦片——要知道鸦片在当时是常见的处方药。圣诞假期他在伦敦和埃文斯一家度过。
柯尔律治刚进剑桥时决心坚定，但从入学第一年的春天到次年春天，他的决心开始消退。他还是博览群书，比以往涉猎更广，然而只凭好奇心引领。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愈发不规律。他的社交圈在扩大，在剑桥遇到了来自基督公学的朋友。当时在三一学院的查尔斯·勒格莱斯说，柯尔律治“随时准备与人畅谈”，他的房间成了“爱好交谈的朋友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他谈到和柯尔律治一起参加的小型晚餐：
埃斯库罗斯、柏拉图和修昔底德以及一堆字典被搁置一边，讨论话题转向当时的宣传册子，间或会有伯克
的手笔。与会者不必携带读本，因为柯尔律治早在上午阅毕，晚间能够一字不差复述通篇。
柯尔律治和当时的很多本科生一样，支持崇拜威廉·弗伦德。弗伦德是耶稣学院的一名学者，他坚定的一位论信仰和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使当局大为光火，最终于一七九三年五月因煽动反叛和诽谤教会受到审判，被驱逐出校。柯尔律治和其他同学一起出现在审判现场，他因朝弗伦德鼓掌而惹人注目。这几个月里以及此后一年，他开始研读耶稣学院毕业生大卫·哈特莱
的著作，首次发现了一种值得他全然投入的哲学系统。哈特莱的《对人的观察》（1749）一书基本奠定了（或至少是系统化了）后来英国心理学派的主流思想，即用观念、感觉和情绪之间的“联结”来解释所有的思维和情感过程。哈特莱本人比后来修正了其理论的继承者更为全面彻底。正是这种系统化的包罗万象吸引了柯尔律治。它似乎能解释一切现象，从最基础的生理学现实到最高级的意识活动、仁爱和宗教领悟。哈特莱把人看作某种像计算机一样能够渐进发展的机体。遇到外界刺激时，振动会把感觉通过神经中的白色髓质传导给大脑，然后更微弱的振动（“振子”）留在大脑中，随时准备和其他振动形成联结。由是产生了记忆，然后生成更复杂精确的反应，个体逐渐得以发展。从最原始的反应到利己情感的生成，纯正无私的道德价值逐步形成。
简而言之，哈特莱不似法国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家们。不管他在心理学和生理学领域如何透彻通达，他似乎能用传统的英国式折衷妥协，将这种明显的唯物主义甚至机械主义和道德乃至宗教理想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去过度追究其中逻辑（难道英国人的经验不总是证明抽象逻辑并非完全可靠吗？），这是一种能够联结“头脑和心灵”的哲学。柯尔律治完全为之痴迷。他遍阅希腊哲学，却发现它不能与哈特莱的哲学媲美：前者过于开放、不确定，任何解读都能自圆其说。柯尔律治虽然自己开放包容，长于推测，却渴求体验一种无所不包的系统。无论如何，他曾以另外一种心态学习古典哲学，带着好奇和想象的愉悦，也深知它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哈特莱却堪称他自己的发现。毕竟哈特莱是现代人，他清楚现代科学的所为和能为，而且热情捍卫科学，还关切现代社会问题。他把基督教、现代科学和人类的当下境况融会贯通，让它们彼此诠释交相呼应。
与此同时，柯尔律治的兄长们开始烦乱不安，不仅因为他热情支持颇有争议的威廉·弗伦德，还因为他频频伸手要钱。他开始债台高筑。他在剑桥的第一个月便欠下一笔债务，还有待偿清。初抵剑桥，一个家具商问他希望如何布置自己的房间。柯尔律治以为此人受雇于学院，便回答说，“悉听尊便”。对此兄长们还毫不知情。他竞争一个额外的奖学金项目失利，试图提前取悦兄长，说他有几本著作“即将出版”。他说自己正在翻译希腊和拉丁语的抒情诗，计划在半年之内出版。兄长们对此表示怀疑，但仍在一七九三年暑假预支给他一笔费用。他优哉游哉回到剑桥，取道伦敦时囊中已经所剩无几。在伦敦时，他试图弥补亏空，就买了一张爱尔兰乐透彩票。回到剑桥，他一边紧张地等待开奖，一边欢乐地呼朋引伴。他和勒格莱斯一起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团（其中一位成员是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威廉·华兹华斯的幼弟）。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第一次集会上，柯尔律治忘了准备众人期待的论文，便即兴朗诵了诗歌，并承诺下周宣读论文。实际上他准备前往伦敦参加开彩。匆忙赶到后他发现并未中彩，顿时陷入绝望。更让他痛苦的是，他对玛丽·埃文斯的爱慕此时已经化为钟情，鉴于目前的困顿状况，他不敢表白，“即便是悄声私语”。他能谋得何种生计呢，不管多么卑微？
在赞善里，他遇到一位负责招募士兵的军官，便急切应征进入轻龙骑兵第十五团，于十二月四日在雷丁宣誓成为一名骑兵。他想隐瞒自己的身份，以免家人知晓其所为，但又不愿牺牲自己的姓名首字母（他很喜欢称自己为S.T.C.），便化名为塞拉斯·托姆金·康伯巴奇。作为一名骑兵他当然毫无前途，不会骑马，也不会刷拭马匹，甚至不能把自己的配饰穿戴整齐。骑兵团友们喜欢他，也乐于帮助他。作为回馈他会偶尔帮助团友写情书，或为生病的团友开处方。然而军官们很快认定他无可救药，分派他去清扫马厩或做医院的传令兵。
加入骑兵团一个月左右，他把自己的行踪告诉了仍在基督公学念书的朋友们，显然是希望通过他们传信求救。不久他就和最喜欢的哥哥乔治取得了联系。他感到罪过和无助时，有强大的自贬能力。他在二月二十三日如是写信给乔治：“我的亲哥哥，你不止是哥哥……我愚笨到了疯狂。我还敢保证什么呢？……我扪心自问，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请你忘了我，就像我不曾存在过！……哦，我多么希望问心无愧地请求造物主赐我一死。”对于已是一家之主的长兄詹姆斯，他写了一封正式书信坦白忏悔。兄长们经过和当局的一番复杂协商，使他于四月七日退出了骑兵团，帮他还清了学院债务。回到剑桥四天之后，柯尔律治踌躇满志，写信告诉乔治说他每天黎明五点即起，打算赢取所有奖项，还将“正确得体”和“厉行节俭”奉为典范。他制订了征订计划，打算出版一本“现代拉丁语诗人仿作”，连同一篇“文学复辟的评传性论文”。作品从未问世。他可能写了一两首诗，但论文依然停滞。此后的剑桥生涯，事实上完全是惨淡收场。他蒙受兄长救助之后又深感愧疚，这在他生涯里日益明显成为一种模式。
回到剑桥两个月之后，柯尔律治还只有二十一岁，是大三学生。六月九日，他和一个叫约瑟夫·哈克斯的朋友一起出发，开始徒步威尔士之旅。行经牛津时，他们去拜访了柯尔律治的老同学罗伯特·艾伦，艾伦介绍他们认识了贝利奥尔学院的罗伯特·骚塞
。骚塞从没见过如此才华横溢的人，而柯尔律治也被骚塞性格中的坚毅所吸引（尽管骚塞比他还小两岁），还有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骚塞正在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在笼统考虑移民到新大陆，尝试一种类似的理想生活方式。柯尔律治立即滔滔不绝展开论述，似乎要将它从一个设想变成能即刻兑现的目标。徒步旅行计划暂时搁置，六月余下的日子，柯尔律治、骚塞、艾伦和另外两位朋友都在构思一个计划，打算建立一种理想国式的集体，冠名为“大同社会”（可能是柯尔律治造的词）——由所有成员平等治理。
甫一开始，抑或数月之内，柯尔律治的新朋友汤姆·普尔如此描述该计划：他们将集结十二名受过良好教育、秉承开放政治观念的青年，移民到美国。他们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萨斯奎哈纳河畔（柯尔律治喜欢这个悦耳动听的名字）找到一个适宜的场所。每个成年男子每天只需花两三个小时在地里耕种或从事别的劳作，便可满足全体成员之需求。他们的妻子负责料理家务，照看幼童。要收集好书建成一个图书馆，鼓励完全自由的宗教和政治观念，闲暇时间可以探讨哲学问题。人性的自私会逐渐消除。他们能提供一个榜样，昭示如何解放人类，成就完美自我。这将是一座山巅之城。每位成员贡献一百二十五英镑便足以开始实施计划。这个打算确实有滑稽的一面，我们会一笑了之，却不能忘了这一事实：十九世纪前半叶，很多类似的乌托邦计划都曾在美国实施。
它们未必持续很久，但是留下了影响，后世会满怀温情乃至钦佩感念其理想主义精神。
整个夏季威尔士徒步旅行期间，柯尔律治都在不停思考这个新计划，而且逢人便说。他从未对一个想法如此痴迷。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能部分满足他最崇高的道德理想，同时解放他备受压迫的灵魂。那里不会再有债务，也没有咄咄逼人的商人，没有政治暴君，没有既得利益和偏见，没有在英国国教会终身就职的思想重负。吸引他的也不仅是“空虚的自由”。他能卸下包袱，全身心投入明确的 行动 和具体的义务。
柯尔律治八月初从威尔士回到布里斯托会见骚塞时，发现计划已经有了新的进展。他们的中心是弗里克一家——一个寡妇及其五个女儿（莎拉、玛丽、伊迪丝、玛莎、伊莱莎）及儿子乔治。年长的姑娘们靠做针线活谋生。骚塞与伊迪丝相爱已久，此时两人已订婚，好为移民计划做准备。玛丽的丈夫罗伯特·洛弗尔是个年轻的贵格派诗人，也以极大热情加入了他们的计划。确实弗里克全家都准备前往美国，数月之后就视自家不仅为移民计划的核心，而且可能是未来大同社会的繁育中心。弗里克一家热情欢迎柯尔律治的到来。只要有人待之以善，柯尔律治便报以感恩。骚塞和他随后拜访了他们的社友乔治·伯奈特位于萨默塞特郡的农场，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在那里他们也短暂拜访了托马斯·普尔，他后来成了柯尔律治的密友和帮手。普尔尽管对他们的总体理想抱有好感，却无法被说服入社。重回布里斯托后，柯尔律治、骚塞和罗伯特·洛弗尔决定发挥他们的诗才，既服务现实又实践理想。他们突然决定合写一部剧本《罗伯斯庇尔的覆灭》，由柯尔律治撰写第一幕，骚塞负责第二幕，洛弗尔写作第三幕，次日黄昏完笔。骚塞如期完成任务，柯尔律治只写了部分。洛弗尔也算及时完成，但骚塞感觉需要重写一遍。最终剧本组拼起来了，但是布里斯托没有书商愿意接收。
八月的这些日子，在某个时刻，柯尔律治——或许在别人的帮助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和弗里克家的长女、仍然单身的莎拉订婚了。至少骚塞会马上告诉柯尔律治，他们的婚约是不能更改的。（骚塞可能追求过莎拉，然后兴趣转向了伊迪丝——柯尔律治夫人几年后如此暗示。如果属实，就能解释骚塞何以如此热心莎拉的终身大事，他的良心因之得以宽慰）。可能业已达成的大致共识是，社群启动计划之后，柯尔律治将忠于莎拉，他认为订婚仪式之类的繁文缛节不适合大同社会的成员。更有可能是，柯尔律治本人一时冲动向莎拉提出了某种婚约，然后骚塞马上开始殷切撮合二人。柯尔律治在威尔士夏日徒步之旅中，和玛丽·埃文斯有过短暂的会面。她的出现一度使他动摇。他的生活漂泊不定，当时觉得自己缺少一位女性充满理解的陪伴和关爱。除了莎拉，还有谁能给他慰藉呢？此外，为了移民计划，每个人都得结婚，这样他们的社群才能壮大。弗里克一家对此计划坚信不疑。骚塞已经展示了达成途径，而且有充足的机会去鼓舞他缺少主见的朋友。是的，柯尔律治会加入其中，成为他们的一员。
在伦敦的“致敬朋友”
酒馆，柯尔律治和兰姆及其他朋友度过了几个愉快的夜晚，然后于九月中旬抵达剑桥，向他认识的每个人宣传大同社会的理想。他闲暇时开始学做木匠，出版了《罗伯斯庇尔的覆灭》，写了一些诗歌，给骚塞写长信阐述与新计划相关的基本理想（“我的头脑，我的心灵，全部复活了”）。然而，令骚塞愈发不安的是，柯尔律治不愿给莎拉写信。弗里克一家明显不停给骚塞施压，骚塞反过来不停纠缠柯尔律治，要求他不负众望，表现出一个订了婚的男人对未婚妻的殷切关怀。玛丽·埃文斯寄来一封情深意切的书信，说她听说了他的移民计划，认为其“荒谬而奢侈”，请求他三思而行，这唤醒了他对她的情感。玛丽的关切是否超出了姊妹之情？是否可能由她取代莎拉？但是那也意味着放弃大同社会计划——它和莎拉绑在一起了。他该怎么办呢？不久以后他就不必做决定了。他发现玛丽·埃文斯已经订婚。他向骚塞吐露心思：“要失去她！我可以克服自私的痛苦！……噢，骚塞！忍受我的弱点吧……但是迎娶一位我不爱的女人……”真的，他补充道，“你听好了，骚塞！
我会恪尽本分
。”平心而论，如果骚塞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帮他解除婚约，他会如释重负。
此时他本应去和骚塞及弗里克一家会合。（在十二月中旬，他永远离开了剑桥，尚未取得学位。）但是他却在伦敦逗留，为《纪事晨报》写了一系列关于当代名流的十四行诗，开始创作长诗《宗教冥思》，晚上躲进“致敬朋友”酒馆，与兰姆讨论宗教、玄学和诗歌。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开始协商应聘去为一位苏格兰贵族担任家庭教师。与此同时，随着时间飞逝，弗里克一家愈发焦躁。柯尔律治本应和他们团聚，却既不给骚塞也不给莎拉写信。
最终，在一月下旬，骚塞决意来到伦敦，一路寻踪访迹，终于在天使旅店找到了迷途羔羊（柯尔律治的言谈深深吸引了旅客，如果他有意停留，店主准备为他免费续房），并把他护送回布里斯托。莎拉诉诸他的责任感，告诉他，出于对他的忠贞，她已经“拒绝了两位男士的殷勤，其中一位非常富有”，并因维护他而惹恼了亲戚。心怀愧疚的柯尔律治说，这些境况，“她都以一贯的体贴周到瞒着我，直到我回到布里斯托”。
其他困难也相继出现，影响了他回头浪子的欢乐。骚塞、洛弗尔，还有另一位新社员查尔斯·怀恩，断定移民美国计划一开始过于激进，最好先在威尔士的合作农场进行试验。柯尔律治备受打击，因为两者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与此同时，不管去哪里，都需要资金。他同意搬进骚塞和伯奈特同住的寓所，开始写作（和骚塞共处一室，后者也在勤勉工作，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柯尔律治准备就政治和宗教的话题写作和演讲，骚塞主攻历史。柯尔律治发表了多场演说，包括六场有关“天启宗教”的系列，然后继续工作，放慢了速度。骚塞后来不无懊恼地说，在随后的半年，他的收入是柯尔律治的四倍之多——他那时确实要资助柯尔律治。骚塞已经开始重新考虑共有财产这一理念。他严厉地留意着柯尔律治漫无目的、东游西荡的工作方式，看他在房间踱步，经常重复令他着迷的一些观点和表达。很快骚塞便找到了富有引力的其他选择。
至于柯尔律治本人，他从来无法在一个不够友好的氛围里久居。当有人反对他或使他烦恼时，他的第一反应是直接面对，部分承认他们的合理之处，决心革新，公开大肆称赞对方，以图缓解局面。如果这种方法行不通，他就会主动离开，试图通过全身心投入别的爱好来忘却不快。在性格刚毅的人物面前，他尽可能采取第一种措施。这类人物对他极有引力：他们不容置疑，自信笃定，而他的生活经常充斥着疑虑和自省。骚塞已经在诸多方面伤害了他，但他在信中仍这样对朋友提及骚塞：“你会敬重爱戴他。他的天资和造诣无与伦比，但仍不能与他的优秀品德同日而语——他的确是 刚正不阿 的人。”
面对莎拉也是如此。别无选择，他试图欣然接受这个局面。如果非她本人所迫，至少当时形势严峻，要求他履行职责。好吧，他已经破釜沉舟了。难道他从没真正爱过她吗？她认同那些对他至关重要的理念。她做出了重大牺牲，还因过于小心体贴而不愿让他提前知晓。他告诉自己荣幸之至，应该——而且确实——为此感恩。
当年的十月四日他们完婚。此前一月，他在距布里斯托几英里的克利夫登村庄附近找了一处房舍，作为他和莎拉的新婚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