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天下体系》的两个主要章节原为两篇英文论文，是2001年时为欧洲跨文化研究所一个以“帝国”为题目的课题而作。天下体系不是帝国，而是一个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世界政治体系，与帝国模式可以形成理论和历史对比，这两篇论文由陆丁翻译为中文，并发表在《世界哲学》和《年度学术》上。后来经过修改，增加了一些内容，成为《天下体系》一书。两篇英文论文也经缩写改写以及部分论点改进后分别发表在 Social Identities （英国）和 Diogenes （法国、英国）上。

《天下体系》出版后，有幸得到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或支持，或争论，皆为真诚厚爱，因此十分感激，在此一并致谢。根据许多评论文章以及会议讨论，我发现有几个问题是学友们普遍比较关心的：天下体系作为一个政治理想，如果得以实践的话，最有可能解决什么问题？天下体系会不会太理想化？何时可能实现？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是个一视同仁的和平主义世界治理体系，但是否其实隐含着中国对世界的统治方案？天下体系真的能够避免国际关系不平等的问题吗？还有，人们如此自私贪婪，又如何能够愿意合作建立天下体系呢？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部分问题在我的后续研究中已有解释（参见《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和《每个人的政治》以及相关论文），而我还会在关于天下体系的进一步研究中去推进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论证。这次再版，就先保持原样，不做增删。但在这里，我想对这些问题给出非常简练的回答。

天下体系可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个首要问题，也是中外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天下体系试图推荐一种世界制度，以便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使旨在发展世界公利的世界集体理性行动成为可能。我之所以试图重新创作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超越国际政治并且建构世界政治的概念，其中动因与亨廷顿的挑战有关。在读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之前，我大体上信任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但亨廷顿的著作显然挑战了康德理论，我意识到，即使是伟大的康德和平理论（以及当代流行的康德理论变形版的“民主和平”理论），也无法对付亨廷顿问题。康德和平的有效条件是“同质国家”之间的国际联盟（康德想象的是“自由国家”，今天的说法是“民主国家”），那么，那些在文化、价值观和制度上非同质的国家又该如何对待呢？假如那些国家不愿意变成同质国家又该如何呢？又有什么必然理由去要求它们都必须变成同质国家呢？凝结了数千年智慧的各种文化绝不可能被轻浮肤浅的现代意识形态抹杀，更不可能被强权征服。深受一神教影响的西方政治和价值理论在多文化多价值问题面前无法自圆其说，特别是，显然无力解决诸如巴以冲突或者东西文化分歧这样的深刻冲突问题，而如果无法解决此类问题，就意味着必定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那么，世界和平的真正有效的可能基础是什么？我们显然需要发展一种能够为多文化事实提供共存基础的新普遍主义，一种“兼容的普遍主义”，以普遍有效的关系去兼容与协调各种不可归化的异质价值观和文化，在协调合作的关系中，各种异质文化仍将是异质的，但普遍的兼容关系可以有效抑制互相冲突，这正是《尚书》所谓“协和万邦”之义。天下体系就是试图实现兼容普遍主义的世界制度。因此，天下体系被设想为一个能够解决康德理论所不能解决的亨廷顿问题的永久和平理论。这是天下体系的第一个用处。

天下体系的第二个可能用处是试图解决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即如何从普遍冲突发展出普遍合作的问题。这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共享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十分宏大，虽然哲学被认为是关于人类问题的总体反思，但也只能试图发现一个通向综合反思的思路而不可能终结什么问题。全球化进一步表明了，人类生活的各种问题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对一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很可能落在别处，比如说，经济问题很可能需要政治解决，政治问题很可能需要经济解决，甚至需要文化或者思维模式的解决，如此等等。有一个特别需要考虑的情况是，现代人们在分析问题时，通常的分析单位是各种“排他存在”，从个人、团体到民族国家。在这种思维模式指导下，人们更善于建构个人、团体和国家，但却在处理各个存在单位之间的冲突问题上无能为力甚至理屈词穷。问题就出在人们没有把思考重心落在“相互关系”上，所以也没有很好地发展能够建构有效关系的理念和方法。如果仅仅根据利益诉求去思考，其典型原则就是“排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导致冲突的根本原因。追求利益不是错误，但同时需要与之配套的能够消解冲突的思想原则，或者说，如果有能力制造争端，就必须有能力化解争端，否则就不是真正理性的思维和行动。可以发现，化解冲突的全部可能性都蕴含在“关系”概念和关系方法论之中，真正的理性表现为优先建构普遍有效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利益最大化的计算，因此我选择“家—国—天下”这个非排他的分析单位系列去重新理解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同时试图论证，非排他的各种关系必定蕴含着能够化解冲突的原则，而天下体系就是最大的普遍关系，它将为解决冲突问题提供制度支持。

天下体系无疑是一个将来时的理想，但并非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许多变迁终究事在人为。康德的和平理想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实践，但仍然对现代实践有着积极的影响。我希望天下体系也是一个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观念。许多西方或中国学者都关心我心中是否有一个“想象的”时间预期。我一向相信休谟原则：准确预测未来是不可能的。康德的和平理论在200年后才部分实现，天下体系作为替换康德方案的新和平理想，肯定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实现。出于对康德的敬意，我宁愿说天下体系的实现恐怕需要超过200年的时间，尽管未必如此，这要看世界形势的变化。

至于天下体系是否导致“中国治下的和平”[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的说法]，这个问题的提出纯属西方学者的担忧，显然是因为时逢中国崛起。此类问题多少说明西方对中国文化精神仍有隔阂且有疑虑，仍然习惯于按照西方的帝国概念去定位任何一种庞大的政治存在。其实，如果按照中国的思路，一个根据世界共同利益和世界尺度来建构的天下并不难以理解，其基本原理是“以天下观天下”（老子原则）和“天下人之天下”（儒家原则）。可以说，“中国治下的和平”是一个虚构的问题。我试图论证的是，中国的一些政治原理和价值观有助于解决文化与利益冲突问题，因此有理由成为世界制度的理论和价值基础。

还有一个也是一些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假定天下一家是可能的，那么天下体系是不是一个表面上平等但实际上隐含等级的制度？比如我的老朋友阿兰·乐比雄（Alain Le Pichon）把这个问题生动地解释为是否会存在“大哥”以及“大哥”如何对待“四海兄弟”的问题，或者按照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更为学术的说法，是否无法避免某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无形支配”（hegemony，也译为“霸权”）？比如说世界的“中国化”（sinicization），就像曾经的“欧洲化”或“美国化”那样。对此我只能在理论上进行解释，但不可能就实践操作去解释这个问题。天下体系在理论上明确拒绝霸权原则，因为天下之和将基于可行关系的普遍化而不是基于普遍同质化。至于实践操作，无人能够预测。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多国体系或者国际体系都难免存在某种程度的硬霸权或软霸权。今天也是如此，美国的世界霸权是非常显眼的；欧盟也有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国家，比如德国（曾经还有法国）；联合国也一样，五大国就更多地起到主导作用。这些情况都是实力与形势造成的。我们虽然心怀理想，但仍然需要现实主义地看问题。进一步说，天下体系虽然是个理想，但理想并不意味着毫无瑕疵，人类社会总有某些不良现象难以彻底克服。我只能说，天下体系可能是个最好体系，但不可能是个完美体系（不存在完美的政治）。也许更值得强调的是，天下体系的制度功能首先是建构世界永久和平以及优先保证万民的普遍或共同利益。假如人们能够享有和平，世界的普遍共同利益（天下公利）也总能够优先供给，这就足以避免各种严重的冲突和灾难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世界制度。假如还存在某些不平之事，也是相对次要的，而且恐怕不是制度设计所能够解决的，而要取决于人性的慢慢改善，假如人性真的能够改善的话。

这里就涉及上述最后一个问题，按照森迪普·瓦斯里卡（Sundeep Waslekar）的说法：人性如此贪婪好斗，又如何能够形成天下体系这样的全球共同体呢？如何克制人性贪婪，这是一个经典的大问题，中外古今无数思想家有过研究。孔子的主张是长期的道德教化，韩非不信任教化而更信任制度。类似地，霍布斯相信强有力的制度，而康德相信启蒙（理性的教化）。看来，要改善或克制人性，无非教化和制度两种办法，关键是什么样的教化和什么样的制度。我在2010年的中欧文化峰会上讨论的就是如何发展一种更充分的理性概念，大意是，目前我们所理解的“理性”只是个人理性，个人理性虽然能够保证稳定、有效率的个人行为，但却不足以形成稳定、有效率的合作行为，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开发理性概念，发展“关系理性”以促成合作行为。我相信，假如人类能够以关系理性开启第二启蒙，就有可能与个人理性互相配合而达到真正的成熟状态，那么，人性也许就有所改善，但愿如此。总之，制度的改善与人性的改善需要齐头并进，否则无论什么理想都难以实现。几乎任何理想的实现都是一种“自动实现的预言”，即如果人们都朝某种理想去努力，那么就可能实现这种理想。

以上解释非常简略，权且如此。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高情厚谊和宝贵意见。

赵汀阳
2011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