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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伦理学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伦理精神和伦理智慧的综合化集结，也是人类认识自我、认识人生和认识世界的理论结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伦理思维的形成有先有后，伦理智慧的探究有深有浅，但都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有对美德的肯定和崇尚，以及对处理各种人际关系、道德关系的道德原则规范的制定和遵循。整体而言，几大古老伦理文明的产生都是在神话时代逐渐消减后出现的，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以及古希腊都形成了自己的伦理文明。雅斯贝尔斯著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一时代出现了许多非凡的事件和人物，人们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的存在并且为“自己确立了最为崇高的目标”，“他们在自我存在的深处以及超越之明晰处，体验到了无限制性”
。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列子等思想家，在印度出现了佛陀和《奥义书》，在伊朗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及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出现了先知”，在古希腊则出现了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杰出思想家的差不多同时出现给人类提供了诸多直到今天还享用不尽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精神源泉。斯特恩斯等著的《全球文明史》探讨了世界各地文明的起源及形成的多种文明类型，认为“世界历史的古典时代在亚洲、北非和南欧的几个文明中心地区成形。这些文明中心一直持续到5世纪前后。古典文明奠基于早期大河文明成就的基础之上”
。起源于中国、印度和地中海的每一个古典文明都有关于伦理道德思考方面的内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历史是精神的发展或者精神的理想的实现的角度，集中探讨了东方世界（含中国、印度、波斯）、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的精神形成及其特质等历史哲学问题，其中涉及对伦理道德问题的分析，并分析与揭示了伦理道德对各种不同文明发展走势和格局的深刻影响。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世界上多种文明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并提出了挑战引起应战的理论，以此来分析各种文明的发生发展过程，在对挑战引起应战的论述中大量涉及善恶、伦理美德和卓越出自艰辛等内容，凸显了伦理精神、伦理价值追求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古典时代之后，西方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教父伦理学、经院伦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兴起，并在7世纪后的一千年时间里，成为由西地中海到南中国海这一广袤地域各种文明交往的主要桥梁。印度兴起的佛教传播到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并在中国经过同儒家、道家和道教的长期斗争与融合实现了中国化的发展。西欧在中世纪后期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为资本主义伦理文明奠定了基础。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经过经济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确立了近代伦理学的基本框架、价值理念，并同时向世界各国传播，英法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德国的道义论伦理学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发展。19世纪中期，以深刻揭露资本主义伦理学内在矛盾和阐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及其价值合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兴起，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出了光明的前途。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入俄国，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系统阐发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创立了列宁主义伦理思想。20世纪以后，世界伦理学进入现当代发展阶段，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获得了较为快速而全面的发展，人本主义伦理思潮、科学主义伦理思潮、各种宗教伦理思潮竞相问世，伦理学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功能日益凸显，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科技、教育、生态的关系更加密切，“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成为人们的共识。世界伦理学是全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人们共同创造的伦理智慧的结晶，也是各个民族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共识的集中体现。我国学者黄建中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比较伦理学》一书
，对中西道德之异同做出了分析，认为中西道德之异主要体现在注重政治伦理与注重宗教伦理、倡导家族本位与倡导个人本位、重视义务平等与重视权利平等、讲求私德与讲求公德以及尚敬与尚爱、恕道与金律等方面。
新中国伦理学既是世界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以其特有的方式、独特的功能以及博大精深的伦理智慧和伦理学学科成果作用于世界伦理学，成为世界伦理学宝库中别开生面而又引人注目的藏富。新中国伦理学是面向世界、博采人类伦理文明有益成果借以发展和繁荣自己的伦理学，彰显出自己博采广纳、兼收并蓄的开放性品格。新中国伦理学除了富有自己的民族根性灵魂和特质外，还展示了认真学习与汲取世界各国伦理学智慧和成果的博大深厚、包容互鉴品质，包括学习苏联和俄罗斯伦理学研究成果，广采博纳希伯来和古希腊伦理文明优秀成果，近代英、法、德、美、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优秀伦理思想以及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成果，同时还对东亚、南亚、中亚、非洲、南美洲等地区伦理学优秀成果尽情地予以吸纳，体现了一种面向世界的开放视野和洋为中用的伦理文化品质。据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的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出版的各类伦理学著作就达300多种，涉及古希腊罗马伦理学，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伦理学和经院伦理学，近现代英、法、德、美、意诸国伦理学以及当代外国伦理学，包含了美德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描述伦理学诸学科。有的外国经典伦理学名著，还有几种译本问世。如亚里士多德著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有苗力田翻译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本和廖申白翻译的商务印书馆版本；麦金太尔著的《追寻美德》有龚群翻译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和宋继杰翻译的译林出版社版本。同时，我国伦理学界还翻译了大量外国伦理学的工具书，如词典、手册、伦理学百科全书、名著汇编等。除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外，还有万俊人主编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苗力田编的《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李秋零等译注的《康德道德哲学文集》，等等。
这种对世界各国伦理学著作和文献的大规模翻译、介绍与传播，凸显了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的学术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也是其博采广纳、兼收并蓄之伦理精神的价值确证。与此同时，新中国伦理学积极地走向世界，主动地与世界现当代各国的伦理文化进行交往交流，展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以强化各国对其认同，推动共建公平正义、健康合理的国际关系伦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中国伦理学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视野和价值追求著称于世。新中国伦理学对世界伦理学优秀成果的接纳、吸收和消化，首先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伦理思想、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和深度发掘方面。章海山、宋惠昌、宋希仁、金可溪、石毓彬、王雨辰、谭培文、安启念、李培超、向玉乔等人推出了一批有影响的、立于时代潮头的学术成果。章海山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宋希仁著的《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宋惠昌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安启念著的《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谭培文著的《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向玉乔著的《英美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张之沧等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等
，可谓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其次，新中国伦理学对西方伦理思想也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介绍和论述，涉及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和近代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重要人物、重要著作、重要流派的伦理思想研究。周辅成、万俊人、何怀宏、廖申白、戴阳毅、姚新中、陈泽环、甘绍平、姚大志、龚群、田海平、向玉乔、陈真等人翻译了一批西方伦理学著作，推出了一批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主编的《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等著作和撰写的《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等学术论文，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和宋希仁主编的《西方伦理思想史》，黄伟合著的《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王润生著的《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冯俊著的《当代法国伦理思想》，廖申白著的《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研究》，万俊人著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和《萨特伦理思想研究》以及主编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等
，对西方伦理思想做出了自己的独创性研究和总结评价，初步建构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再次，新中国伦理学对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东方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南美国家的伦理思想也做出了一定的研究，推出了一些填补空白的学术成果。李萍著的《东方伦理思想简史》
，对印度、日本、韩国等国的伦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总结，并对之做出了自己的评价。王中田著的《当代日本伦理学》
，对当代日本有代表性的伦理思想和伦理学流派做出了比较全面的阐释评说。
最后，新中国伦理学还主动参与同世界各国伦理学人的对话、合作与学术交流，与韩国、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埃及等国的伦理学学人建立起了比较长期且友好的学术交流关系，与许多国家共同举办国际性伦理学学术会议，出版了各种专论性的研究文集，发表了一批合作性的学术成果，共同探讨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伦理挑战和伦理难题。中国伦理学人被邀请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伦理学会组织并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将中国伦理学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展示了开放的中国、开明的中国和友善的中国的学术形象，有力地推动了伦理学的国际交流，并为建设各种伦理文明包容互鉴、相互学习的人类伦理文明格局做出了贡献。
对新中国伦理学发展进行研究是一项史论兼顾、史思并重的工作，虽有相当的难度和不容易，但却又十分必需和重要。诚然，我们需要研究古代的中国伦理思想，但更需要研究现代的中国伦理思想，特别是新中国的伦理思想。东汉思想家王充有言，“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陆沉”原本是指陆地无水而沉沦，也指一种不为人知的埋没状态，王充此处所谓的陆沉是指一种泥古而不注重认识现代的治学方式，这种治学方式忽略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与把握，显然不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学术态度。
新时代新阶段的伦理文化建设需要我们在关注远古的同时更关注当代。当代是一种活的和正在发展的历史，是一种朝向未来并制约未来的既定存在。根据对当代伦理道德及其发展趋势的深入把握，可以知晓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未来。未来的中国伦理学孕育着重大的理论突破并必将形成新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理论体系，在价值趋向上必将超越对立化的二极思维而走向统合综观，“和而不同”“理一分殊”“义利并重”“理欲合性”等成为社会伦理的基本价值观念。未来的中国伦理学既扎根于历史，对传统伦理文化做深度发掘和全面总结与弘扬，又面向世界，对外国伦理文化予以辩证对待和合理借鉴，吸收人类伦理文明的优秀成果，因此是富有底蕴与活力、充满“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品格的伦理学。未来的中国伦理学是面向实际道德生活的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有效地作用于和引导人类道德生活，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功能效用。未来是中国伦理学全面崛起于世界舞台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中国伦理学建设面临着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研究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并对其未来做前瞻性的论述，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不仅需要处理当代人的关系，而且必须对发展的进程有一定的了解，在研究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诚如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所说的，研究今人的思想比研究古人的思想更难，古人的思想大多已“盖棺定论”，今人的思想则因时不同，或转变，或发展，正因为处在发展变化中，故立论较难。
对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进程予以全面的回顾并对其做出科学的总结，涉及“记注”与“撰述”的关系、“圆而神”与“方以智”的关系，是诸多思想史研究必须面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路径问题，同中国古代讨论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关系颇为类似。其实，真正的思想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整体上都要求把事实与思想、史料与论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论从史出、以史拓论。论从史出，是说撰述的圆神必须建立在记注的方智之上，没有对史实和史料的充分把握与深入研究，就很难形成对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圆融之见；以史拓论，是说记注的研究必须上升到撰述的水平，史实的掌握理应为理论的拓展服务。研究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尤其需要实现论从史出与以史拓论的有机统一，实现“考源溯流”与“别其得失”的辩证结合。
回顾新中国伦理学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我们于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的同时增加了希望和信心，任重道远的意识亦悄然攀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并离不开伦理学，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崇高目标呼唤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新中国伦理学无论在理论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上还是在创新补白上，都有其独特而卓越的地位。也许可以说，新中国伦理学赓续与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伦理思想和近代以来中国伦理思想的传统与精神，使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传统得以接续，使近代以来在苦难中求索、在艰辛中创造的伦理精神得以提升和弘扬，同时为世界伦理学和人类伦理文明的健康发展与不断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