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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中国伦理学所取得的历史性发展，应当将其置于近代以来伦理文化发展史的框架中予以观照，特别是与新中国成立以前，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伦理文化坎坷曲折而又充满无数酸辛的发展状况予以对比，才能看得更清晰，认识得更深刻。可以说，新中国伦理学是对近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品质、精神和境界的极大提升与创造性发展，有着对近代以来中华伦理文化的深刻总结、价值锻铸和灵魂再造之历史功能。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是指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形成产生的各家各派伦理思想、伦理观点及其学术争鸣的综合化体现或理论凝结，大体可以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其显著的特点为，围绕古今中西之争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流派，在展开对封建主义道德的批判与反思的同时又有对传统道德精华的掘发与认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道德既有一定的吸纳又有相当的超越和改造，亦有主张在中西汇通中创新伦理文化和推动中国伦理文化近代化发展的观点。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伦理文化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得以孕育和萌生，是同反思传统伦理、学习西方伦理以及开展铸造新的国民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建构新的伦理文化的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掠夺和凌辱，以及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化解民族危机与国家危机的救亡图存历程，并在伦理思想领域掀起了对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的批判，和对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伦理思想以及进化论伦理思想的学习与吸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人士，最先开始了对封建主义道德的批判，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提出“不拘一格降人才”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观点，主张整顿传统道德，去除人心之疾患，倡导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地去化解民族危机和伦理文化危机，其思想观点成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的“前驱先路”。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提出了“欲御外侮，先图自强”的主张，对封建主义道德予以尖刻批判，鼓励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伦理道德理念来建设自己民族的新型伦理文化。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批评传统伦理“重义轻利”“存理灭欲”等观念的同时，推崇与宣传西方近代的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伦理学说，主张以“义利并举”取代“贵义贱利”的传统道德观念。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立足于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需要开始了建设新伦理文化的尝试，主张以西方近代伦理思想来改造或重建中国伦理思想。梁启超撰有《中国道德之大原》《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文章，主张“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第一、二部分，将其命名为《天演论》，在中国境内出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严复本人还写了许多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近代与天争胜的进化论伦理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伦理思想，开明的合理自营的利己主义伦理思想。以孙中山、章太炎、邹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主张政治革命的同时倡导道德革命，要求革命党人树立“天下为公”和“替众人服务”的高尚道德思想，推崇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观念。孙中山更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观念纳入“三民主义”框架中予以诠释和论述，认为三民主义就是要使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精神。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在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开始了对伦理学的专门研究，一些思想家试图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建设一种“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的新伦理，并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实践中，适应新式学堂分门别类教育的需要，开始创设专门化、系统性的伦理学科。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谢无量等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并取得了一批将中国源远流长的伦理思想学科化、学术化和专门化的成果，进而使五千年伦理文明至此产生了比较纯粹化、专门化、系统化的伦理之学。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共36课，在对传统伦理思想予以总结的同时，运用西方伦理学理论予以阐释，初步建构了一个以培养学生品德为主兼及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道德实践的教材体系，开启了系统讲授伦理学的先河。蔡元培先后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了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的“导论”和第二编“原理”，取名为《伦理学原理》，不仅使中国伦理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建构了一个修身学的教材体系，其中涉及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品德论等诸多伦理学理论问题，开启了“修身学”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先河。杨昌济1903年赴日本学习教育学，后又专门赴英国阿伯丁大学学习伦理学，回国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堂等讲授伦理学和修身课，后来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先后翻译了日本吉田静致著的《西洋伦理学史》、德国利普斯著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等书，撰写了《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与概评》等论文，对近代西方诸种伦理思想做出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阐释和比较精当的分析评价。谢无量1914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伦理学精义》（191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促进了中国伦理学科的建立和现代国民道德的重构。他们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成为体系化、学科化的中国伦理学的标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并发展起了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西化派为代表的三大伦理思潮，三大伦理思潮围绕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走向近现代以及如何建构伦理学思想体系进行了长期的辩难与论争。以胡適、吴虞、陈序经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主张彻底摒弃中国传统伦理，全盘引进和输入西方伦理，死心塌地地学习西方伦理文化，并认为只有这样才适应世界之潮流。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主张在学习和吸纳西方先进伦理文化的同时，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做出新的反思和开掘，使其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认为世界未来文化的复兴必定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复兴。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化的双重反思与批判，建设一种既优于并高于封建主义道德又优于并高于资本主义道德的社会主义新道德，推进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中国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均有注重伦理学研究并将其与中国现代道德革命、救亡图存和伦理启蒙联系起来的思想倾向。李大钊写有《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阐释了自己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伦理学立场。陈独秀撰写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我之爱国主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调和论与旧道德》《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掀起了批判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伦理旋风。恽代英自述“是学哲学伦理学的人”，并草拟了伦理学大纲，撰写了《社会性之修养》《怎样才是一个好人》《文明与道德》《义务论》《怎样创造少年中国》等文章，提出了伦理学当从根本上改组的主张。毛泽东青年时代潜心学习伦理学，并在学习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伦理学原理》（蔡元培翻译）时做出了12750个字的批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第一大杰出理论成果——毛泽东伦理思想。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奋斗”的艰苦历程，在伦理文化的层面上是致力于建构走向近现代的伦理思想体系，以造就新的理想人格和国民精神，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和民族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伟大梦想，是支撑中华民族跨过历史的激流险滩、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动力源泉。近代以来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致力寻求民族伦理文化伟大复兴的机理、路径、框架和体系，诞生了一批将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有机关联起来的阐幽探微、极深研几之作，其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未来的视域融合凸显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伦理精神自觉，以及创业垂统、建纲立极的重建新道统的伦理品质。整体上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创造的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成果（其中最杰出的理论结晶是毛泽东伦理思想），才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革命根据地以及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至为卓越的作用，并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奠定了道义和精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宣告了自由主义西化派伦理思想和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大陆的破产或销声匿迹。
新中国伦理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初始旋律，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基本旋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激昂旋律而不断奏响的伦理乐章，整体上朝着以建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为目标追求，从而将中国近代100多年艰苦奋斗的伦理精神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民族伟大复兴和伦理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旋律更加清晰、响亮并成为全民族的价值共识。如果说中国近代100多年的伦理学基本上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条件下运演和展开的，那么新中国伦理学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条件下演绎和演奏的。与此相关，近代100多年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中国革命文化和革命道德，新中国伦理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先进道德。这一破一立的辩证统一构成中国伦理文化革故鼎新的时代篇章，抒写着“旧邦新命”的伦理文化史诗。设若没有新中国伦理学70多年的创造性发展，那么近现代伦理文化就会缺乏应有的高度和建设之维，民族伟大复兴和民族伦理文化伟大复兴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效推进，并呈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新中国伦理学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伦理学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宏阔视野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幕幕伦理文明的话剧，极大地改变了伦理学发展不充分、时代气息不强的状况，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开拓创新、自立自强的品质注入一种新的动能，“化理论为德性”“变哲思为行为”的实践理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机理作用于民族素质的再造，从而使“中国品质”“中国精神”“中国德性”“中国价值”“中国风范”获得了知识、智慧、文明的意义支撑和思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