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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伦理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指导下并自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成为新中国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来源、方向引领和理论指导。这就决定了新中国伦理学与旧中国伦理学的本质区别。如果说旧中国伦理学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那么新中国伦理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潮和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具体道德生活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肯定与追求基础上的伦理学，是为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类型做理论论证和辩护的先进的科学的伦理学。而旧中国伦理学本质上则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伦理学，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为资本主义道德和封建主义道德做论证和辩护的伦理学。
新中国伦理学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战胜其他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获得巨大发展的伦理学，是致力于共产主义道德研究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伦理学，也是伦理文化除旧布新、革故鼎新的伦理学。在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伦理学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对封建主义道德观念和资本主义道德观念展开了深刻的抨击与批判，对无产阶级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做出了高度的肯定与全面的阐释论证，使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指南，开创了中国道德史上至今仍令人感奋不已的黄金时代。在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出现了多次大的理论飞跃，产生了毛泽东伦理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伦理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伦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杰出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杰出理论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新道德的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和伦理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发扬大公无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勤劳勇敢、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心中树起了社会主义先进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旗帜，从而为道德生活领域的除旧布新、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敦风化俗，为推动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精神风貌的巨大变迁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伦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传播与普及，凝结成中国社会主义先进道德文化的重要成果，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软实力，而且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助推中国道德文化日益走向世界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对旧道德的批判与对新道德的建设，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来解决道德生活领域的问题和为新道德鸣锣开道，先后颁布了多项与道德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和研究，形成了两大历史性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即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两大决议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做出了整体性的战略部署和策略设计，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宗旨、任务、方法、内容和措施，给伦理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将新中国伦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为开展全民族的公民道德建设、迎接世界伦理文化的挑战提供了方向的遵循和行动的指导。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继承并发展了两大决议中的伦理思想，对我国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形势和任务、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建设措施等，做了科学的分析和全面的部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成为全民族的价值共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在新时代如何卓有成效地开展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做出了更加务实、更加着眼于长远并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密切相关的战略部署，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依循，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彼此衔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价值共识得以确立，道德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格局中至关重要的战略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进一步彰显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相辅相成作用以及引领、支撑功能。
在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全面的发展与普及，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教材体系和话语体系。张岱年、冯定、周辅成、周原冰、李奇、罗国杰等人，对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唐凯麟、魏英敏、许启贤、宋希仁、宋惠昌、章海山、朱贻庭、陈瑛、甘葆露、温克勤、徐惟诚、刘启林、张锡勤、王育殊、徐少锦、唐能赋等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也多有建树。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中青年伦理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开展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外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卓有成效地开展各种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和外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应用伦理学及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
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1949年至1977年，是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我国展开了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大规模的批判，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当家做主人的精神面貌和由此形成的高涨的共产主义道德热情所产生的新的道德风尚，为新中国伦理学或道德科学的研究与宣传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徐特立、杨甫、于光远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国民公德等予以具体的解释与论说，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及由此形成的新中国的劳动态度给予肯定性的论述，对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精神予以阐说，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伦理思想研究成果。1953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及学科调整受苏联模式影响，将伦理学作为一门伪科学予以取缔，使伦理学研究退出学术领域，但是思想界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并未中断。吴江著的《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周原冰著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等，江陵撰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
，可谓当时有影响的理论成果。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随着对旧道德批判的加深和对共产主义道德宣传的加大，伦理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并在学术上展开了对人道主义的讨论，对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讨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基础及特征的讨论，一些报刊还专门开展了关于幸福观、荣辱观、婚恋观、职业观、人生观等的讨论。李奇、周原冰、周辅成、张岱年、冯友兰、吴晗、冯定以及罗国杰、许启贤、冯其庸、李光耀、郑文林、王煦华等人均参与了当时的讨论，他们纷纷撰文或出版著作，表述自己对人道主义和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等问题的看法。1966年至1976年是伦理学研究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批判吴晗的道德论和清官思想为重点，将其道德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与此同时，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继之开展了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对陶铸《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等书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展了对孔子儒家伦理文化的批判，杨荣国、燕枫、刘琳等人从儒法斗争史的角度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文化予以批判，并对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伦理思想加以褒扬；梁漱溟则表达了“批林可以，批孔不行”的看法，理直气壮地为孔子辩护，提出并论证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观点。
整体上考察，自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既受特定政治文化导向和道德生活领域除旧布新的影响，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对形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和道德生活水平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由于对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建设经验不足，特别是将伦理学作为伪科学予以取缔，致使学术和学科意义上的伦理学研究先是陷入停滞、中断，后虽然有所恢复却也充满着特有的曲折，其理论的缺失在于过分突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与其他道德的对立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解也存在片面和僵化的倾向。这一时期伦理学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伦理学的全面恢复与初步繁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和基础。
第二阶段自1978年至2012年，是新中国伦理学获得恢复并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局面，党中央特别关心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包括伦理学的恢复与发展。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伦理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得以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召开，果断地决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也为伦理学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并提供了可靠保证。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唐能赋、唐凯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相继出版。
之后适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伦理学教科书的编写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金可溪、魏英敏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唐凯麟主编的《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编著的《伦理学教程》，张善城编著的《伦理学基础》，张培强、陈楚佳主编的《伦理学概论》等。
老一辈的伦理学家如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李奇、朱伯崑等人也重新焕发出学术青春，相继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许多填补空白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这一时期，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呈现出由粗疏到精密、由一般性介绍到深入性探讨、由实证性研究到应用性研究等特点，取得了一大批有相当建树的学术成果。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伦理学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学术成果。一些应用伦理学学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热门学科。以经济伦理学为例，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推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王小锡199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初探》
，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诸方面探讨经济伦理问题，初步建构起了一个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框架。1998年他在自己主编的《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
一书中，对之做了进一步的发展，该书分为经济伦理导论、我国现代企业伦理分析、现代企业管理伦理三个部分，较好地论述了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的经济伦理问题。刘光明继90年代出版的《商业伦理学》和《经济活动伦理研究》等书
，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领域的伦理问题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分析。此外，陈泽环的《功利·奉献·生态·文化——经济伦理引论》、陆晓禾的《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罗能生的《义利的均衡——现代经济伦理研究》等著作
，再加上每年数以百计的经济伦理学论文，使中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高潮迭起，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和经济伦理建设。生态伦理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刘湘溶在90年代初推出《生态伦理学》
一书后，李春秋、叶平、余谋昌等人各以自己对人、社会、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对人类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基础，出版了有关环境伦理和生态保护的著作。余谋昌继1995年出版《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一书后，又于1999年推出颇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
，初步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相结合的生态伦理学学科体系。21世纪以来，生态伦理学朝着深入研究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和开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等领域推进，并展开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代际公正、种际公正等问题的研究。其他如生命伦理学、网络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教育伦理学、科学技术伦理学、生物工程伦理学、民族伦理学、人口伦理学、宗教伦理学等的研究也在稳步推进，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整体上推进着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并引起了世界多个国家的密切关注，为人类伦理学的进步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阶段自2012年至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亦即新中国伦理学逐步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是新中国伦理学获得较快发展，伦理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新学科不断出现，并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新时代最重要的成就是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伦理学界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从多方面加以深入研究，并以此为指导对涉及伦理学学科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研究，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上百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经济伦理学通史、中国政治伦理学通史、中国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生活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重大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百年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道德记忆、中国共产党政党伦理百年史、新形势下弘扬爱国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推出了一批站在时代潮头并具有原创意义的优秀研究成果，将伦理学的知识创新谱系和价值谱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伦理精神自信、道德文化自信、中国精神的价值武装和整体提升成为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貌。与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发展趋势和民族精神禀赋相适应，伦理学界瞄准世界伦理学前沿，并力求推出引领世界伦理学前沿的优秀成果。一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伦理学人在这一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理论视域、研究方法以及知识功底较之上一代人既相对开阔也比较新颖，且在向历史扎根、向现实逼近、向未来探求方面体现出时代和学术的创新意识。虽然整体状况还有待提升和加强，但是毕竟开启了创造新中国伦理学辉煌的征程。
相比较前30年伦理学发展的坎坷状况，改革开放40多年则是我国伦理学研究全面发展、深度推进且在多领域多方面创新补白、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几代伦理学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将伦理学研究同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有机地联系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始了动心忍性、上下求索的伦理学学术创业历程，不仅恢复了伦理学学科，组建了中国伦理学会（其下有十余个专业委员会），先后有数十所高等学校获批了伦理学硕士和博士点，有两个伦理学基地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创办了多份全国性的学术期刊（如《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和《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承担了国家100余个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或委托项目，先后主办承办或协办全国公民道德论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百场论坛以及各种高峰论坛数百场次，而且创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创设了比较系统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和外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同时开始了追赶世界伦理学前沿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在理论伦理学、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实践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等领域都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伦理学研究成果，可以用恢复、初创和全面发展来加以定性或概括，同时也是对中国后发赶超、历史性崛起的民族伦理精神的求索与建构，是对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治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创造性探索。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广大伦理学工作者坚持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扎根传统而又面向未来的治学原则，在新的时代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方面，还是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新型智库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批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优秀成果。伦理学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陶铸中国精神、涵融中国品质、拱立中国形象的支撑性要素。
也许可以说，前3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光荣、困顿和曲折发展为后40年的创发性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基础，但更时时提醒那些希望伦理学获得持久发展的人们必须珍惜改革开放之时代为伦理学发展创造的种种条件。“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和创新实践，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也为伦理学新生和持续发展创造了至为难得的历史性条件，提供了诸多值得研究的新型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还以前所未有的对伦理学研究成果的呼唤激励并敦勉着伦理学人。这也是改革开放之时代伦理学能够获得创造性发展和快速崛起的内在因由。
新中国伦理学能够取得极其辉煌的历史性成就，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杰出理论成果的确立、指导和武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质上是深刻认识与把握人类伦理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的结果，体现了对旧道德的批判性超越和对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创造性建设智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就伦理思想而言，是因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和实践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鲜明最可贵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注重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立场和方法的有机结合，进而获得了改造世界和改造人们自身的强大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为真理性和价值性辩证统一的思想武器，始终是伦理学人分析道德问题、解决道德问题和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思想武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当代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推向新的历史高度，赋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新的生机与活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新局面，书写了人类伦理文明史上辉煌壮丽的伟大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