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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伦理学研究，总体上是在“除旧布新”的过程中展开的，一方面是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道德的无情摒弃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对新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与提倡，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和支配地位，树立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由于旧的伦理学研究被取缔，所以它主要是对共产主义道德观和革命人生观的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崭新的道德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十分关注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多次讲话和报告中均主张发扬共产主义道德，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一些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开展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研究，探讨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论述在广大人民和青年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掀起了一股研究、学习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的热潮。
1955年至195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著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周原冰著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和吴江著的《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出版，掀起了学习、宣传和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高潮。
《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一书，阐述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性，分析了一小部分青年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原因，指出了应当怎样培养青年具有社会主义的劳动观点和态度，教育青年使之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积极建设者和优秀分子。周原冰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认为共产主义道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为思想基础并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型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力行集体主义、劳动的主动创造精神，以及以事实为基础的忠诚老实。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学校、家庭、社会与青年团组织应密切配合，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吴江的《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道德的社会作用等问题，批判了剥削阶级的旧道德，论述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方法与途径，认为共产主义道德超越了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局限和狭隘性，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为基本内容和特征，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精神力量。
江陵在《新建设》1955年第5期上发表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文，是当时一篇较有分量的理论性文章，对共产主义道德的产生及基本内容，特别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性质与社会作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分析。首先，该文阐释了共产主义道德的社会根源和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认为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资产阶级道德，资本主义经济的职能是榨取和掠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巧取豪夺，所以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之上，一味地崇拜金钱货币的价值，就成了资产阶级道德的特色。无产阶级的道德则不同，无产阶级是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一无所有，同时又同大工业组织相联，是社会上进步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解放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和解放自己而斗争。由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经济、阶级地位，由于社会主义意识之灌输于无产阶级的行为，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并为此而英勇奋斗，维护劳动者的公共集体利益，反对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热爱劳动和科学，等等，也就成了共产主义道德的特色。其次，该文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它从回顾列宁对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的论述出发，指出列宁的论述对于当时同样处于过渡时期的我们是完全适用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人民的道德提升到了更高的阶级，共产主义道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变成占统治地位的道德体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全体人民都已经掌握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原则。由于过渡时期处于社会经济关系的急剧变革阶段，资产阶级只是在被消灭的过程中而并未被完全消灭，旧社会的残余还未肃清，阶级斗争还空前尖锐，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意识包括道德方面来，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每每表现为受习惯势力的支配，“这时候不仅行将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决不放松以自己的腐朽的思想和道德观来腐蚀人民，竭力和共产主义道德争夺地盘，而且人民群众中相当多数的人，尤其在小私有制下生活的人具有易于接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基础，不可能一下子摆脱掉那种由地主资产阶级千百年来的统治所熏陶的精神、习惯和风俗，也就是不可能一下子领会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而这就需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在列宁看来，共产主义道德阵地的扩展，不是随着社会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自发地得以进行，而是必须不断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便使人民群众的意识适合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江陵依据列宁的论述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就其阶级地位来说是自发地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但无产阶级意识中真正科学的共产主义道德观点的产生和形成，只有随着共产主义意识之灌输于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在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中，斗争不是自发地进行而是自觉地进行的时候，才有可能。因此，共产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者和传播者完全依赖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教育下，无产阶级的道德才能由自发地产生的观点变成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为依据的观点和规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成为进一步扩展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再次，该文紧密结合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实际需要，回答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性质、标准和主要要求等问题，并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在当时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实践中具有重大意义。共产主义道德向人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有：在长期艰难的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坚韧不拔，英勇果敢，确信胜利前途，不被困难打倒，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纪律性；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把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对于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邪恶势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憎恨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和敌人，时刻保持革命警惕性；经得起困难环境的考验，也经得起胜利环境的考验；等等。共产主义道德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上（这个问题历来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要求根据公共利益第一的原则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提倡集体主义。最后，该文谈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和具体措施，指出在过渡时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要同当时各种实际斗争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建筑在实际获得阶级斗争的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之上，避免做一般的抽象的道德说教。该文还谈到，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进行工作。例如，切实改善学校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活动的条件并提高学校道德教育水平，向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人应当是具有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和品质并对共产主义道德认识深刻的人，同时还要铲除当时依然存在着的忽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甚至有意无意地以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来影响青年品德的现象。
结合共产主义道德观的教育，一些著作和文章也探讨了共产主义人生观或革命人生观的问题。195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并出版的《论革命人生观》一书，是专为广大青年而写的学习修养读物，书中收入了冯文彬、彭真等人的九篇文章，主要讨论了青年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英雄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等。1953年5月，丁大年著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本宣传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通俗读物，在当时对开展人生观教育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众多研究论文中，尤以听樵的《论革命人生观》
具有代表性。听樵在《论革命人生观》一文中首先对人生观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或界说。革命的人生观就是革命者对人生的看法。要培养革命的人生观，必须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然后才能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该文还具体探讨了有关革命人生观所需正确认识和解决的五个问题：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可以无立场、无斗争、不参加组织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友谊、自由和个性？知识分子怎样去革命，怎样去为人民服务？在革命中，为什么发生困难，有缺点，有错误呢？谈到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时，该文指出，从前国民党也讲服务，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但国民党所讲的服务是为四大家族服务，而我们共产党人所讲的服务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呢？有人认为，我们要为人民服务，是因为人民给了我们很多东西，给我们衣服穿，给我们饭吃，给我们房子住，如果不为人民服务，那就是忘恩负义。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报恩，本质上并没有真正认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报恩的想法含有将自己和人民分离开来的因素，因而是不对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之所以要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不是为了报人民之恩，而是因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要推动人民历史前进，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人民，到人民中间去，为人民做工作，同人民在一起，懂得他们所需要的，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人民是力量之源、信心之源。革命者只有同人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前进的力量和信心。谈及立场、斗争和组织时，该文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差别在于有的人立场正确有的人立场不正确，有的人立场坚定有的人立场不坚定。人是不能没有立场的，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革命者的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主张为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有立场，是不是一定要斗争呢？斗争是到处存在的，基本上有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正确与不正确之间的斗争。有立场就会有斗争，所谓立场是对于斗争的关系，斗争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要判断斗争的好坏，关键看为什么而斗争，为人民利益而斗争就是好的，为少数反革命分子剥削阶级而斗争则是不好的。革命者要卓有成效地开展斗争，就必须形成组织和有组织地进行斗争，共产党即是革命者的坚强组织。针对有人说的共产党领导下没有那么多的友谊、自由和个性的说法，该文指出，共产党最讲有利于人民的感情，共产党对于人民利益无限忠诚，没有其他任何组织能像共产党一样对人民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在人民内部充满着真正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共同原则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至于自由和个性，共产党人主张分清什么样的自由和个性，认为凡是符合革命利益的自由和个性，都理应得到尊重与保护，凡是违反革命利益的自由和个性，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就要反对。此外，该文还谈到知识分子应加强思想改造，真正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革命的实践中提高自己的觉悟和人生境界。对困难和缺点应有正确的认识，一切共产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困难、错误、缺点而灰心丧气，“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错误中迷失方向，对革命有持久的热情，才能把革命事业完成，建立新的国家，新的社会”
。听樵的《论革命人生观》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革命人生观主要内容及特征做了深入论证的代表性论文，并对当时青年们关于革命人生观的种种误解给予了应有的澄清、批判与分析，是当时一篇不可多得的伦理学论文。
集体主义这一概念是斯大林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多次谈到和探讨过有关集体主义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注重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全国人民，一些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也积极开展对集体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集体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杨述和冯文彬等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杨述1950年7月在北京大学青年团员大会上专门做了《关于集体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同年在《中国青年》第53、54合期上摘要发表，该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比较系统地论及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及其作用的文章。该文揭示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本质差别，认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根本不同的。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看一切问题都是从个人出发，一切围绕着个人利益去做，甚至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集体利益。集体主义不同于个人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把革命的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看一切问题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办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以成全集体利益或人民利益。集体主义的口号是“为人民服务”，并且是真诚地按照这个口号去实践去行为的。新中国的成立为全国人民的个人幸福与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政权的依托和保障。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实现了高度的统一。我们所说的集体是人民的集体，所说的个人是人民中的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高度一致，并不否认个人和个性的存在。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矛盾，一旦发生矛盾，集体主义就要求个人主动服从集体，个人利益自觉服从集体利益，必要的时候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集体主义认为，为集体利益而牺牲的人是光荣的、伟大的，他的死重于泰山，自会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敬。该文反对无谓的牺牲，认为无谓的牺牲轻于鸿毛。那种随便牺牲自己，自暴自弃，不把自己看成人民的一分子，以为自己的身体只是自己一个人的，自己愿意怎样糟蹋就怎样糟蹋的想法和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一个革命者爱护自己的身体，珍重自己的生命，不做无谓的牺牲，因为他懂得他是革命中的一分子，他的身体是属于革命和集体的。最后，该文谈到了自觉地履行集体主义的问题，认为自觉是测量我们思想进步的重要尺度。革命者的自觉要求在正确认识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基础上明确地认清自己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并且在革命实践中努力做到。一个革命青年只有自觉地意识到为人民服务是自己的本分和义务，才能真正成为自觉的革命者。集体主义需要自觉的行为。一个革命青年只有对集体主义有了自觉的了解，才能按集体主义原则办事，对集体主义原则有高度的认同性，形成应该做的不管有多少困难，也不管人家看得见看不见都去做，不应该做的不管有多少方便条件，也不管人家看得见看不见都不去做的行为习惯。一个革命青年对集体主义的认识与行为从不自觉到自觉是一个自我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是必然的，是正常的现象，不要以为这是反常的现象。因为，没有经过这种斗争，就不可能成为自觉的革命者。当这个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占上风的时候，处理问题就正确。个人主义思想占上风的时候，处理问题就错了。”
集体主义观念的培养和行为实践，是一个思想斗争和道德修养的过程，而且最主要的是要靠积极的自我思想斗争。一个革命青年要善于使自己的正确思想占上风，以自己的正确思想去克服自己的不正确思想，最后达到在任何条件下总是尽心尽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按照人民最高的利益和集体主义原则办事，即使无人监管，也能做到“暗室不欺”。
冯文彬在《个人与集体》
一文中，探讨了与集体主义有关的几个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等。首先，该文指出“除了父母兄弟外，自己和其他人毫无关系”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任何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同整个社会或他人不可分离，大家都紧紧地互相联系在一起，互相依靠，“世界上无论哪个人，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别人的劳动创造，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人的生活离不开他人和社会，而在阶级社会里，人又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因此人的社会生活不得不表现为阶级的生活。其次，该文探讨了人类社会生活中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我们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行为就有了自由。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劳动人民的意愿要求是一致的，但和反动阶级的主观愿望则完全相反。因为反动阶级受其阶级性的局限，无法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劳动人民依据其阶级性，不仅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能够掌握和驾驭这种客观规律，所以能够得到自由解放。可见，自由不在于摆脱必然而存在，而在于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必然。再次，该文对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也做出了自己的探讨，并由此区分出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和集体主义的自由观。个人主义的自由观是只要自己一个人的自由或少数人的自由，却不管大多数人的自由；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相反，集体主义的自由观不是要大多数人的自由服从某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由，而是要个人或少数人的自由服从大多数人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最后，该文基于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等的分析，提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结论，指出我们应该知道，团结是力量之源，团结是结成集体的必要条件和保证。当代青年只有把自己个人的力量投身于集体中，才能把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好，才能争取到更加美好、幸福的未来。
在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现三大改造的过程中，集体主义原则成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则，并在全国推行了集体化运动，使集体主义成为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面光辉旗帜，党的事业、集体的利益成了光荣神圣的象征。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和受人侮辱的历史，同时也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迅速地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进行着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建设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间，17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内政外交均取得了辉煌的成绩。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对新中国的热爱溢于言表，爱国主义成为国家道德生活的主旋律。
20世纪50年代初期，伴随着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国民公德的倡导和学习，思想界和学术界以极大的热情探讨中国人民的新爱国主义，萧德、于光远等人竞相撰文，畅谈自己对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的认识，其致思成果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伦理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萧德在《论中国人民的新爱国主义》
一文中，探讨了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的性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他首先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是要大家爱人民自己组建起来的国家主权，爱人民的历史传统、人民的文化、人民的领土和财富。在萧德看来，爱人民的国家主权，也就是要爱人民的国家机构，爱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我国人民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把国家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构。今天讲爱国主义，首先就是要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权，大家都要努力拥护和巩固这个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有巩固了，才能有力地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也才能压倒国内反动派的反抗，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要求爱我国人民的斗争历史。萧德在文中指出，我国人民是有悠久的斗争传统的。在我国历史上有无数次农民战争和反抗异族侵略的战斗，产生了无数人民的领袖和民族的英雄。共产党成立以后，发动了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无数烈士的鲜血为今天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真正的中国历史绝不是帝王家谱，而是由人民斗争的鲜血写成的。因此，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要求我们珍爱我们民族斗争的历史，珍爱中国历史上由无数人民领袖、民族英雄汇成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就是中华民族富于斗争的优秀传统的继续。
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要求爱我国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文化。萧德在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产生过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输入中国，中国产生了鲁迅、瞿秋白、李大钊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爱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爱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科学艺术、哲学思想，更要爱作为我国思想文化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思想，并努力去学习它。
此外，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还要求爱我们人民的疆土，爱人民的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有广阔肥沃的田野、庄严美丽的城市和乡村，又有丰富的特产，东北的森林、大豆和煤铁，华北的棉、麦和煤，新疆与陕甘的石油，内蒙古的畜产，江南的鱼米丝茶，都为我们人民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建设提供了便利。我们要爱自己生活于其上的这片美丽自由的国土，决不允许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来践踏。我们要爱惜祖国的一切财富，勤劳节俭，准备长期建设，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最后，萧德在文中谈到，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和国际主义紧密结合的。只有广交朋友，才能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使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应有的恢复和发展。
正当全世界人民都在庆祝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和期待着新的胜利之时，中国人民读着从朝鲜战场传回来的捷报以及著名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文章，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全国上下出现了支援朝鲜战争、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出力效忠的风尚。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远撰写了《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一文
，此文由他对北京青年的报告修改而成。于光远论述了新爱国主义和反动的狭隘爱国主义的区别，新爱国主义和过去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区别，优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新爱国主义的基础，新爱国主义是新中国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五个问题，概括地回答了新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基础和功能作用等问题。
新爱国主义既与过去的爱国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也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不同，它是一种全新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摆脱了狭隘性和反动性、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密切相关的人民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的爱国主义。于光远指出，所谓狭隘的爱国主义就是被反动阶级歪曲了的爱国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根本标志就是把爱自己的祖国与尊重别国民族的利益错误地对立起来，错误地用自己的爱国主义来否定别国民族的爱国主义。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一个强国主要表现为对别的民族、别的国家实行侵略的思想，在一个弱国则主要表现为反对别国人民、反对别的国家的排外或仇外态度。因此，狭隘的爱国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新爱国主义主要是一种人民的爱国主义，是人民对自己当家做主的国家的深厚热爱情感的一种理性升华。同时，新爱国主义还是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密切相连的爱国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把我们祖国建设好，就是支援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使我们的国际主义不变成一句空话，必须首先大大发扬我们的爱国主义。由此可见，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致的。
于光远认为，新爱国主义与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的爱国主义也有一定的区别。五四运动以来的革命的爱国主义是极其伟大的，它对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新中国诞生后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爱国主义比革命的爱国主义还要伟大得多，其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也要伟大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于光远指出，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的情形，就可以明白新中国的新爱国主义和那时革命的爱国主义的区别。革命的爱国主义所产生的情形是外国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中国的侵略，本国的卖国政府无耻地出卖我们的主权，使祖国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使祖国的安全遭受严重威胁，所以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士和爱国青年的无比愤怒，爆发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
论及新爱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于光远说，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国人民革命终于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人民当家做主，成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工人阶级通过其政党领导了这个国家的政权，并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虽然还有待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但比起过去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今天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不知要好多少倍。我们现在的祖国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祖国，这样就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有了一个崭新的基础，形成了不同于从前历史条件下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新爱国主义。
于光远的《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一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新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社会基础和功能作用，并主张在全国人民当中大力弘扬这种新爱国主义精神，用最热烈的心情在行动中把这种新爱国主义的力量发挥出来，在当时的青年朋友中和理论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爱国主义的研究，还涉及一些具体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涉及如何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等问题。张仲实的《学习列宁的爱国主义榜样》
一文，对列宁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行为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与评析。杨晦的《鲁迅的爱国主义》
一文，探讨了鲁迅爱国主义的内涵与特质。萧德的《和学生们谈爱国主义的实践》
一文，就如何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品质谈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艾思奇、荣孟源等人还就岳飞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及其认识、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新建设》1951年第1期刊发了《学术工作者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文章，号召新中国的广大学术工作者以爱国主义为动力，繁荣新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文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道德建设做了新的规定，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其第42条写道：“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这“五爱”，就是中国人民的新道德。杨甫、徐特立等人先后撰文，对《共同纲领》中提倡的国民公德做出解释和论证。
杨甫在《人民的新道德观》
一文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公德的具体内涵予以探讨。他谈到爱祖国与爱人民的关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自己的国家，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历史就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自己亲手武装起来组建了自己的军队，打败了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亲手创建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为宗旨，使人民再也不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掠夺。因此，爱祖国就是爱人民，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热爱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光荣的了。在杨甫看来，今天的国家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爱祖国就是爱劳动人民的国家。杨甫还谈到了爱人民与爱劳动的关系，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劳动是光荣愉快的工作，因此理应形成高度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新的劳动态度。这种新的劳动态度就是国家主人翁精神的具体表现，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的具体表现，是革命的新道德的具体表现。杨甫接着谈到爱劳动与爱护公共财物的关系，认为爱劳动与爱人民的劳动成果即国家的公共财物是密切相关的。热爱劳动和劳动成果，还必须同一切损害公共财物的现象和行为做斗争。我们应认识到任何有危害人民国家财产的行为的人，都已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公德。同时，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同爱科学也是高度一致的。杨甫指出，全国的工厂、机关、学校都在普遍地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以建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为目的。我们应该把这种科学世界观同培养人民的新道德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总之，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具体的表现，也是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人民的新道德观的表现。
杨甫的《人民的新道德观》一文，以《共同纲领》中的国民公德为依据，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不仅较为深刻地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揭示了它们深刻的伦理内涵；同时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认为人民的新道德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然要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因此，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就必须遵守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主要内容的国民公德。
徐特立1950年撰写的《论国民公德》
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共同纲领》中规定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及其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意义。在徐特立看来，道德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新中国的成立，使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必然产生新的道德。《共同纲领》规定的国民公德是一种崭新的社会道德。接着，他依次论述了这种崭新的社会道德。徐特立指出，爱祖国是国民道德的重要规范，是“人民最高的公德”，是“公共道德的第一位”；爱人民是国民道德的又一重要规范，它要求国民热爱人民，关心人民，自觉地为全国人民谋利益，把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爱劳动是新中国国民道德的重要规范和内容，它要求人们把劳动看作一种光荣、豪迈而又神圣的事情，自觉地“把劳动的道德、权利和义务三者结合起来”，使“劳动成为每个人重要的道德标志”
；爱科学就是要求国民努力学习科学技术，为科学事业而献身；爱护公共财物是与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分不开的，这一道德规范要求国民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珍惜和维护社会的公共财产，同一切破坏与浪费社会公共财产的行为和现象做斗争，从而为“扩大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徐特立的《论国民公德》一文，是新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篇重要的伦理学文献，它较早地论述了国民公德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伦理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有深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共产主义道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民公德的研究与宣扬，虽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些提法和观点还存在着不够规范、不够科学等偏弊，但历史地看，它却为50年代初期新的道德风尚、广大人民新道德和革命人生观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理论指导与理论激励作用，在新中国伦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为以后对共产主义道德的系统研究和全面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