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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道德、学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除旧布新的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初伦理道德战线上反对一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道德，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腐朽道德现象和道德风习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与清除，移风易俗，激浊扬清，为中国人民新道德的建设铺平了道路。就道德改造和伦理思想建设而言，50年代初期开展了大规模的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和移风易俗的运动，并开展了对梁漱溟、胡適等人伦理思想的批判，同时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过程中也对其伦理价值观展开了批判。这些批判旨在为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确立开辟道路和为无产阶级新道德的确立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党和政府加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学习，并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同时开展了对旧学校旧文化事业的批判与革新。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的高潮，党中央确定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原则方法和措施，并将其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结合起来，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除旧布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因袭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成为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政权的一种工具，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崇美思想，学科设置、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大众等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使高等教育破除买办教育和奴化教育的性质，建立人民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更加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教育部主管部门参照苏联经验，从1951年底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及其所属各院系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整。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受苏联的影响，将伦理学作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予以取缔。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家们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意味的认识出发，将伦理学视为一门伪科学，并因此在高等学校和国家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取消了伦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正因为如此，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苏联的高等学校只讲授和研究共产主义道德，而不讲授和研究伦理学。直到70年代末，苏联才开始恢复伦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认为无产阶级也可以有而且应该有自己的伦理学。由于受苏联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和课程改革，将伦理学作为一门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予以取缔。新中国成立以前在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从事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大批进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课堂，开始清算自己过去的伦理思想，并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造，同旧的伦理学彻底决裂。
1951年至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一次以“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为主要内容的，以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的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要批判的旧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1）崇拜欧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奴化主义或西化主义思想；（2）仅仅关心个人利益和个人前途的个人主义思想；（3）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思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改造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危害性，纷纷展开了对成名成家、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和思想自由主义的批判。一些人甚至把个人主义视为要打垮的三大敌人中的第一大敌人，表示愿意与个人主义彻底决裂。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示愿意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理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许多障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为确立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铺平了道路。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1950年初，上海的文化局领导和艺术界人士举行讨论，认为拍摄《武训传》有助于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有助于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改革，有助于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于是决定正式拍摄《武训传》，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1950年底摄制完成。电影《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上映后，反响热烈，这三个城市的报刊上发表的歌颂影片和武训本人的文章就有40余篇。在肯定《武训传》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有一些文章对其不足之处展开了批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毛泽东的文章严厉批评了前段时期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认为这些歌颂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为了贯彻毛泽东文章中所指示的精神，《人民日报》5月20日在《党内生活》专栏刊登了《共产党员应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的文章，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或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应该积极进行批判斗争。此后，关于《武训传》的学术讨论发展为政治批判，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1000多篇文章和20多部专著发表，从各个方面批判武训和《武训传》。
诸野在《谈武训兴学的动机与效果》一文中，针对一些人认为的武训兴学的效果虽然不好但动机上总是好的观点展开了批判，指出武训兴学的动机一开始就是不纯的，有着明显的个人野心。诸野认为，武训兴学的动机并不是纯洁善良或好的，而是充满个人野心和功利目的的。“从武训兴学的效果去检验他的动机，我们更没有理由去强调他的动机好。”
在诸野看来，武训兴学的效果是帮助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损害了人民的斗争，武训兴学未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封建统治者极尽奴颜婢膝，其效果是极端恶劣的。冯凡在《关于武训的“利他主义”》短文中，针对一些人为武训的“利他主义”所迷惑，觉得武训在这一点上有可取之处的观点，指出：“‘利他主义’是一个很含混的名词。我们要考察武训的‘利他’，首先就要看‘他’是谁？是反动统治阶级呢？还是人民群众呢？后者是为了人民所欢迎的，前者却一文不值。”
该文还指出，武训的兴学绝不仅仅是为了利他，同时也是为了利己。武训说：“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正。”
这也就表明，武训兴学是为了获得个人的荣誉，企图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甚至想爬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他终生为此努力着，“而且集中一切最丑恶、最下流的手段（如高利贷、吃蝎子……）来骗取人民的钱财，到后来成为拥有三百三十亩田的大地主，而且得到了‘乐善好施’的旌奖，这不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什么？”
在对电影《武训传》的严厉批判面前，编导孙瑜1951年5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对〈武训传〉所犯错误的初步认识》一文，做出公开检讨。郭沫若、夏衍、戴白韬、赵丹等都做了自我批评，至此，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告一段落。
20世纪50年代初，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及国内斗争的实际情况，需要开展清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意识渗透与影响的工作。而对胡適、梁漱溟伦理思想的批判则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胡適资产阶级文艺和哲学伦理思想的批判，是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出8册，收入有代表性的文章150篇，计200万字。艾思奇、孙定国、张心如等人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批判胡適哲学思想的著作。李达、胡绳、葛力、周谷城等人均在《新建设》上发表了批判胡適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人生哲学思想的文章。
在众多批判胡適思想的论著中，胡绳撰写的《论胡適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一文，从伦理思想和人生哲学方面批判了胡適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和价值观，揭露了胡適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实质。胡绳指出，胡適派人生观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总是和卑鄙的利己主义不可分的。但胡適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曾特别辩解说，个人主义有真的和假的之分。假的个人主义是为我主义，一味地追求自私自利。真的个人主义是敢于对自己负责任、自己解救自己的个人主义。胡绳指出，胡適真是反对自私自利吗？不是。胡適从根子上是崇尚自私自利的，并把“生命、妻子、产业、功名”当作“最高的义理”，把为自己当作人生的真义，宣扬个人不朽论。胡绳还批判了胡適把个人主义当作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的错误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同胡適所宣扬的个人主义根本对立的。个人主义是胡適人生观思想的主体，胡適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是和他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密切结合着的，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及其走狗服务的。胡適还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人生观的忠实信徒和宣传者，他借口反对抽象的道德而把道德实用主义化，宣称善与美德无非是方便人生的工具。可见，胡適宣扬的人生观正是资产阶级的腐朽人生观，需要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予以坚决而深入的批判。
此外，夏照滨写的《批判胡適的“易卜生主义”》
一文，也对胡適的伦理思想展开了批判，指出胡適宣扬易卜生主义，实质上是在兜售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它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道德是背道而驰的。
1954年我国文化界在对胡適思想开展大规模批判的同时，展开了对梁漱溟唯心主义哲学和伦理观及文化观、历史观的批判。梁漱溟是现代新孔学的代表人物，主张复兴孔子学说，弘扬儒家伦理的真精神，并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亦即儒家伦理文化的复兴。梁漱溟的伦理思想问世不久，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批判。
对梁漱溟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始于冯友兰的《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
一文。冯友兰的文章拉开批判梁漱溟思想的序幕之后，哲学界和理论界的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批判梁漱溟的文化理论、村治理论和哲学思想及其他思想。汤用彤、任继愈在《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
一文中，结合批判梁漱溟的世界观批判了他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该文指出，梁漱溟从生命主义出发，宣扬奴化的、反革命的人生态度，把劳动人民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要求视为不思创造、不讲奉献的“占有冲动”，认为只有死心塌地地为剥削阶级谋利益、为剥削阶级做牛马才是创造的冲动，才是善的和合乎道德的。梁漱溟坚决反对劳动人民追求和谈论利益，并对农民向地主阶级争取利益的行为持否定和贬斥的态度，认为这样便丧失了生命活动的根本，要求和发动农民去向地主阶级争取利益无异于使农民变成流氓。在梁漱溟看来，只有给地主和资本家拼命做工，孝悌勤俭，才能领略人生真趣，并以此为人生的精义，宣扬“工作中的乐趣是生命活动的源泉”。汤用彤、任继愈在文中批评了梁漱溟的这一观点，指出劳动人民从来就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从来不回避工作，也能从劳动中发现创造的快乐。但是今天觉悟了的劳动人民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首先要问清楚为什么而工作，为谁而工作。梁漱溟为了反对农民革命，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力宣传为剥削阶级工作会“领略人生真趣”，这是十分有毒的、彻底反动的人生理论。梁漱溟大肆宣扬反对算账和不计功利的人生态度，认为一旦算账和谋求功利就会使人生索然无味。汤用彤、任继愈指出，梁漱溟就是要人民对敌人不计较利害，不算账，不要分别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因此梁漱溟人生态度的实质内容就是要人民对敌人无私。“他教人反求诸己，也无非教人不要清算敌人的罪恶，首先要检查自己是否已经使敌人满意。这种奴才式的道德，对敌人奴颜婢膝的人生态度，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要反对的。”
汤用彤、任继愈还在文中揭露了梁漱溟所谈论的“仁”或孔子仁学的反动实质，认为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伦理学，就是教劳动人民永远安于现状，不要去反抗反动阶级的反动统治，并以此为他的反对中国革命的村治理论寻找借口。
此外，李达、王若水、艾思奇、侯外庐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中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伦理思想。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和直觉主义的伦理思想包含着不少的理论矛盾或错误，对梁漱溟的新儒家伦理思想做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于强化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观念，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道德建设，无疑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中期的思想大批判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它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于当时有效地反击美蒋反动派、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权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过激的做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既有概念不清、任意扩大外延的弊病，比如把正当的个人利益、个人追求一律视作资产阶级思想等，又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对其他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经验和教训都值得认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