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生态现代化模式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不仅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想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革命的生态批判，而且其他一些学者对之进行了深刻的生态反思。在反思西方现代化（工业化）生态弊端的基础上，来自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EM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种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的模式，试图实现生态和经济“双赢”的可能性结果 。这样，如同风险社会理论一样，生态现代化（EM）是作为一种“自反式”的现代化理论和模式出现的。

在谈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问题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EM。这种联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EM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学者耶内克所说，他当初提出这一概念时就受到中国“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启发。他认为，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不构成相互借鉴的根本障碍 。EM的代表人物、荷兰学者莫尔认为，EM最早是作为一种欧洲方案提出的。当将之运用到中国的时候可以发现，中国和欧洲在动力、机制、主体诸方面存在差异。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在国家体制、市场动力、社会压力、国际环境等方面业已具备了推动生态现代化的力量 。

2007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将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2012年，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当中，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2018年，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20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部署生态文明建设时再次强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个隶属于生态文明的命题和任务。生态文明是具有目标性和价值性的战略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具有操作性和工具性的战略举措。

EM主要从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族国家、社会运动、意识形态五个方面探讨了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兼容和双赢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在这五个方面，中国和欧洲的情况不尽相同，也不尽相异。

第一，科学技术的作用。过去，人们往往将科技看作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EM理论认为，通过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能够更新地球的承载能力，使全球地理圈和生物圈对工业社会进行重新适应，使社会的新陈代谢重新嵌入到自然的新陈代谢当中。当然，没有科技自身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变革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中国坚持将科技创新尤其是绿色科技创新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动力。中国看到，绿色科技已经成为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基本方向，是人类建设美丽地球的重要手段。中国强调，要加深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要从全球变化、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自觉以对规律的科学认识指导实践；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发展生态经济。

上述二者都将科技尤其是绿色科技作为实现生态化和现代化兼容和双赢的手段，都是将科技理性、经济理性、生态理性统一起来的可行方案。由于客观存在的发展差距和科技差距，中国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在借鉴EM等方案和学习西方绿色科技的基础上推进创新。

第二，市场经济的作用。西方现代化建立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基础上。环境污染是市场经济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典型表现。EM理论将“符合环境规则的市场”作为EM模式的重要特征。现在，各种市场主体都通过市场、货币以及经济逻辑推动环境目标的实现，成为生态变革的社会执行者。

在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基础上，中国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的作用。例如，在实现低碳发展中，中国不仅引入了国际社会倡导的清洁发展机制等市场机制，而且开始推行碳排放权交易、碳税等市场举措。

尽管二者都采用市场机制，中国和西方可以在生态环保市场领域进行合作，但是，EM更为强调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将“自然资本”看作一种盈利的机会。在它看来，资本主义通过绿化市场能够转型成为生态资本主义，而不必触及西方社会现有的制度框架。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将市场机制看作实现外部问题内部化的一种手段，同时重视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其实，EM也承认，即便存在市场机会，生态利益也无法自动地渗透到企业当中。

第三，民族国家的作用。传统民族国家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政治稳定，因此，统治或管制是其鲜明的特色。EM理论认为，在环境变革中，民族国家的旧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改变，产生了更为分权的、自由的、两愿的治理模式，更多的非政府行为者获得了承担传统行政的、规范的、管理的、合作的以及与政府相协调的功能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现代化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也出现了市场、政府、社会的分化趋势。但是，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尤其是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在此基础上，中国从管理转向了治理。治理更为强调的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现在，生态文明已经被明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中。这成为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有效的制度保障。

与EM推崇政治现代化不同，中国更为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统一。可见，在对待民族国家的作用问题上，中西方之间存在差异。

第四，社会运动的作用。西方现代化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完成的，较为重视社会运动的作用。1968年之后，许多参与“五月风暴”的社会人士投入到了环境运动中。因此，西方国家最初对环境运动采取限制的措施。现在，在涉及环境变革议题时，社会运动日益参与到了各种类型的决策当中。EM认为，环境运动是一种新类型社会运动，超越了阶级政治。

在推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中国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有共建共治共享的事业，大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注重健全环境治理全民行动体系。这样，就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了适宜的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

显然，与西方的“多元”治理模式不同，中国治理模式要求“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坚持多方共治”。

第五，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将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这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根源。EM追求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统一，将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代际团结”和“代际正义”作为核心原则。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要求在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统一起来，要求将代际正义和代内正义统一起来，这样，就明确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显然，EM推崇的是一种“浅绿”的意识形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践行的是一种“红绿”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当代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的创新实践。

在总体上，生态现代化不触及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只是“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 。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生态资本主义）方案和方式。与之不同，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语境中，我们党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的中国翻版，不是生态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愿景，而是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新型工业化的方式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替代和超越。当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彻底而全面的生态创新。

总之，从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通过对各种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科学比较和批判鉴别，在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做出的具有创新特征和创新价值的科学抉择和战略安排。 RVMRiqQDGb4+SE0YsUMCvhKViroBhTLk2/booDj7CofzSDpp+QpO4EGA5+4amLZ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