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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之后，到1938年，苏联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成功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这种工业化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而完成的。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苏联模式得以形成。苏联模式的成功证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但是，这一模式后来出现了僵化问题。
苏联模式的僵化导致了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一系列不良后果。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有助于迅速奠定国家的工业化的基础，但容易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1956年，我们党就清醒地提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
在此基础上，我们确定了农轻重的发展顺序和比例关系。第二，单纯突出计划经济作用的弊端。计划经济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容易忽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合理性。有鉴于此，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我们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三，苏联模式具有忽视自然规律的特征和局限。尽管列宁十分重视自然保护，苏联形成了“苏维埃环境主义”（Soviet environmentalism）
，苏联学术界提出了“活物质”“智慧圈”“生态文化”等生态思想，但由于受主观唯意志论等错误因素的影响，苏联在农业发展中出现了沙尘暴等问题，在工业发展中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后来出现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苏维埃体制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种不可或缺的社会主义模式，因为它也在不关心生态学的情况下开发自然资源。”
尽管这位论者没有区分清楚一般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但上述问题也深刻警示我们：贫穷和污染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贫穷＋污染”会压垮社会主义的躯体。在开辟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