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环境

回顾建党百年来的伟大征程，社会建设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节点，我们应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环境和新需求，认识到我国还面临着城乡、区域发展不够协调，收入分配不够公平，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存在弱项，人口结构失衡等老问题和新挑战。

（一）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1.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振兴继往开来

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事业进入波澜壮阔的攻坚阶段，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2021年，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绝对贫困得以消除，全面小康社会胜利建成 。与此同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紧密，在脱贫攻坚胜利收官之时，国家乡村振兴局挂牌成立。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逐项分类优化调整，合理把握节奏、力度和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

2.就业更充分更高质量，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

“十三五”期间，我国就业状况持续改善，城镇新增就业超过六千万人 。2016—2019年，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保持在1 300万人以上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速度均在8%以上。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我国积极推动“六稳”“六保”，城镇新增就业1 186万人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 189元，同比增长2.1% 。

3.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得到优化

我国大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一，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为基础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逐步形成。一系列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重大制度安排逐步建立健全。第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包括教学点）办学条件已经全部达到了“20条底线”要求，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推进，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公共卫生体系加快构建，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达到了6.51张。第三，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0年底，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678元／月和5 962元／年，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99亿人、13.6亿人、2.17亿人和2.68亿人，保障能力更加稳固，社会兜底能力和保障水平都在显著提高。第四，区域、城乡更加均衡。绝大多数地区实现了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85%以上的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或者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第一批10个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启动实施，推动实现了就近享有高水平的健康服务 。

4.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开展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一方面，我国采取一系列防疫举措，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保证复工复产，援企稳岗，彰显了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各个社会主体产生了深刻影响，改进了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使我国面对重大安全事件的应对水平大幅提高。“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理念更加注重常态化防疫、危机预防和生命至上；官员选拔培养更加注重专业配置和应急能力；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和能力大幅增加；社会各界的配合默契程度提高；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多元参与、多元方法的“公域之治”有了新的实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5.社会组织蓬勃发展，迈向多元共治新格局

我国始终坚持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越来越重要。截至2019年底，社会组织总量为86.63万个，增速为5.98%，全国社会组织GDP贡献为6 230.03亿元，吸纳各类就业人员1 009.21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3%，解决就业的潜力不断增加。专业性方面，持证社会工作者总量呈上升趋势，2019年持证社会工作者共有53.1万人，增长率为20.96%。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一带一路”建设等治理情景中，为中国治理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做出了卓越贡献。党与社会力量广泛合作，开辟中国治理的新道路，社会组织不断扩大提供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 。

6.社会分层结构不断优化，社会流动机制得到改进

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表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按居民收入计算，2009年至今，我国基尼系数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不同群体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缩小 。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迁，职业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正规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成为中产社会形成的三大渠道。总的来说，总体代际流动率相对较高，社会具有充沛活力，更多的人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地位上升 。

（二）社会建设面临风险挑战

1.分配结构亟待优化，收入差距仍居高位

区位条件禀赋、分配制度、人口流动、改革转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新经济业态的产生都会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9年之后开始有所下降，但仍高于0.4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2.5，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又有上扬趋势。居民财产差距不断扩大，而且家庭财产构成以房产为主，导致人均财产受房价影响较大。总体来说，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处于世界高位 。

2.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重点领域改革面临困境

公共服务具有需求密度导向的特征，同时面临着人工成本膨胀和需求个性化的困难，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难以匹配社会需求。在人均收入增长了122.61倍的情况下，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投入只增长了80倍左右，卫生人员数、床位数都只增长了几倍；公共服务资源按照行政等级配置，农村在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资源供给上远低于城镇，产生了大量的需求外溢，加剧了地区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出现了教育供给的大量缺口，急需公共部门补充。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过程中，我国面临着“条块分割”的体制协调和制度创新困境，“互联网＋”与大数据背景对公共服务供给理念产生新的冲击，社会力量成为决定公共服务水平越来越重要的变量。教育改革、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和劳动时长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其中某一部分的问题都需要进行全局性的改革。

3.国内疫情零星反复，世界疫情仍处大流行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方面，它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健康，冲击生产生活秩序，使经济出现了短期的负增长；另一方面，疫情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重大考验，一些政府工作存在的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较突出，少数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环节 。虽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疫苗普及率不断提高，但国际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在大流行当中，境外输入压力仍然较大，境外输入造成局部疫情扩散的风险依然存在，病毒变异给防疫带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我国的各项治理行动都要考虑疫情态势，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就是当前中国治理所处的一个重要环境。

4.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问题突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 443 497 378人，相比2010年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减缓，并首次出现老年人口比重（18.7%）超过少儿比重（17.95%）的情况，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为1.91亿人，已占到总人口的13.5%，与2010年相比上升4.63个百分点，老龄化更加严重，生育水平已处于超低水平（总和生育率仅为1.3） 。性别结构虽趋向合理但依旧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 。

虽然国家及时出台了“二孩”和“三孩”政策，但生育保险尚未全覆盖、普惠托育体系尚未形成、教育内卷与教育资源不均、房价高企住房负担重、女性就业歧视、育儿过程中父职缺失等对生育不太友好的社会环境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因素加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负担，消减了其生育意愿。加上家庭结构的承载能力不足、社会生育观念转变，我国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面临着阻碍 。此外，相比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人均GDP相对较低，社会抚养压力更大。人口危机作为渐行渐近的“灰犀牛”，对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5.城镇化问题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 199万人，占63.89%，比2010年上升14.21个百分点 ，距离较高收入经济体的81.3%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空间。我国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一是城镇发展不平衡。大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二是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三是城镇发展特色不足。有的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贪大求快，忽视城市精细管理和广大居民需求，忽视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城市个性塑造。四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农村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还不畅通。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艰巨。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退出机制不畅，缺乏自主退出的制度安排，也不利于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需努力。

6.社会变迁加快，失范问题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急剧的社会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在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差别迥异的社会中激荡。大量的社会变迁不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产生，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呈现出集中性、复合性、叠加性的特征。在这样的情况下，现有法律法规难以完全匹配时代的需要，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失范现象。如何处理好现代和传统、本土与外国、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找到社会治理的“最大公约数”，实现高效科学的社会整合，考验着公共管理者的智慧。

7.社会流动迟缓，社会分层存在固化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实体服务业为主体的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重大冲击，中产阶层受疫情打击较重。我国中产阶层的73%处于中产阶层的边缘状态 ，一旦受到经济上的冲击，就可能会从中产阶层跌入低收入群体。此外，由于政府资源大体依照行政级别配置，大城市、超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小城市、小城镇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导致小城市人才流失，大城市房价持续攀升。虽然我国总体代际流动率较高，但随着城市化、产业化的逐步完成，未来造成较高流动率的有利条件将逐步弱化。所以，继续深化改革，破除多种体制机制障碍，保持比较高的代际流动率仍是重要任务 。

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方治理综合调查包含了社会环境的相关问题，询问公众对“本市社会环境和谐，安全有序”的认同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比较同意该说法者占42.37%，完全同意者仅占19.35%，说明我国的社会环境建设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2m7kzPK55TSTZR+I9ULPMCnYdha/o1y3CskNPF+Z4BtmeapWvPQG6rKbLUseR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