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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今后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 [1]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2] 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也必须胸怀两个大局，不仅要把握国家安全的国际环境变化，也要洞悉国家安全的国内环境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表述社会主义事业新变化时使用了“新时代”一词，而没有沿用以往的“新时期”。无论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还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全新阶段，这个阶段肇始于党的十八大。走进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地位、发展水平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经过不懈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跃升到世界的前列，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话语权和感召力空前加大。这从世界互联网大会、APEC会议、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中国主场外交活动的成功举办可以略窥全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以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姿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再是单向度地借鉴、学习国际经验，而更注重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智慧。中国人民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在国际舞台上彰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魅力。
第二，中国的发展水平发生变化。国际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息息相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道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由于前两个目标已经提前实现，我们党又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对“三步走”战略中第三步目标的细化与完善。
第三，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3] 这一论断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水平不相符，已经无法反映现阶段中国的实际。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重大风险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 [4]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国内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跨境流动与传播，进而相互交织、促动，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以及自然界形成以下五类重大风险：
一是重大经济风险。在经济领域，由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经济要顶住下行的压力、逆势而上，就必须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高效益转变。改革是一场伴随阵痛的革命。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难度增加。国际上，西方国家不断抬高关税壁垒，动辄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更为严重的是，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深层次不稳定成为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难题。我国守住金融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意义重大，但挑战巨大。
二是重大政治风险。在政治领域，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出重大判断：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目前，我国正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但是，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权力寻租，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形成利益集团，挑战党的领导。” [5] 党内腐败和不正之风如不根除，就会严重影响、动摇党心、民心、军心，就有可能导致“堡垒被从内部攻破”，造成政亡人息的历史悲剧。2022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要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6]
此外，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等政治暴力的威胁居高不下。“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紧密勾结，念念不忘实现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迷梦，在国内外不断发动恐怖袭击，威胁中国的公共安全与海外利益。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台独”“藏独”“港独”势力以及“法轮功”等邪教组织蠢蠢欲动、时有抬头。某些西方大国借助非政府组织（NGO）和互联网，大肆传播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妄图在中国周边及内部策动“颜色革命”，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危及我国的制度安全与政权安全。
三是重大社会风险。在社会领域，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新老矛盾、问题相互叠加，新旧观念、制度发生激烈碰撞，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凸显。重大安全事故、传染病疫情和刑事案件不断发生，给社会稳定、安定造成严重的影响，考验着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社会领域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医患冲突、警民冲突、劳资冲突、邻避冲突、城管执法冲突等公共冲突时有发生并成为舆论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但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充分问题明显。换个角度看，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依然巨大。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1）地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势头依次递减；（2）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制约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3）阶层收入不平衡，贫富差距大，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公认的预警水平－0．4；（4）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平衡，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象未得到完全遏制。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制约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必须加以解决。
不仅如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公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刺激社会公众对物质文化提出新的更高需求，特别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当然，这些都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在改善人们现状的同时，也提升了人们对理想的预期。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距，加之社会发展不均衡，使得一些社会公众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剥夺感。
美国学者泰德·格尔在《人们为什么造反》（ Why Men Rebel ）一书中提出“挫折—攻击”理论。如果人的“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之间存在差距，就容易形成“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愤怒，并指向挫折源。根据这一理论，引发人们抗争的常常是相对剥夺感，而不是绝对剥夺。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需要满足4个条件，某个个人或群体：（1）意识到自己不具有某种资源；（2）意识到他人或群体具有该种资源；（3）期望拥有该种资源；（4）这种期望是合理的。相对剥夺感包括三种类型：递减型、欲望型与发展型。当人们的期望价值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时，递减型相对剥夺感产生；反之，则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当价值能力与价值期望都在提升，但价值能力提升的速度落后于价值期望提升的速度时，价值能力与价值期望之间的差距相对拉大，发展型相对剥夺感由此而生。现阶段，我国要重点防止社会公众滋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
回顾过去，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得到极大的提升；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社会保障不完善等问题的存在又滋长了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在国外势力推波助澜下，人民内部矛盾有可能发生性质变化，转化为敌我矛盾。
四是重大军事风险。当今世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7] 。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陷入战略焦虑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打压。它们散布、夸大“中国威胁”，炒作、宣扬“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不断在中国的周边挑动热点问题的升级，威胁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试图让中国被周边的地缘政治冲突束缚住和平崛起的手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多次讲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 [8] 有效应对重大军事风险以延长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是重大自然风险。重大自然风险的致灾因子来自自然界，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却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由于人类认识和科学技术的局限性，人们还不能对地震等自然致灾因子进行精确预警与完全控制。特别是，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导致人口、财富向城市集中，城市的脆弱性增强；另一方面，人类活动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已经就气候变化问题出台了一系列评估报告，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类的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关系密切。国外有学者在21世纪初就指出：“气候变化可能会改变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发生时间、强度和持续时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强降雨增多了。对未来的气候预测显示，飓风导致的强降雨很可能会增加，使得洪灾风险加大。龙卷风与飓风的频率难以为人们所预测。” [9]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影响范围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2021年7月，河南郑州等地发生的强降雨，就导致398人死亡失踪，损失惨重。如果不对重大自然风险进行有效预防，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将被灾害抵消，因灾致贫、因灾返贫人口激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就可能被迟滞。
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局来看，我国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从内部看，经济转型与社会转轨耦合，改革进入深水区与攻坚期，各种矛盾、问题凸显、叠加；从外部看，国际社会正经历深刻的大转型、大变革、大调整，世界秩序与结构正在重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可能会产生“树大招风”的效应。2013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10] 将强未强是一个充满重大风险的时刻。所以，我国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将风险的情境设想得足够复杂，做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33．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7．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4．
[4]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83．
[5]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01．
[6]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2022-06-18）．http：／／www．gov．cn／xinwen／2022-06／18／content＿5696442．htm．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22．
[9] Greenoughm G，et al．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on health impact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2001（5）．
[10] 叶晓楠．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51）：底线思维应对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2017-02-13）．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213／c64094-29075534．html？ivk＿sa＝102432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