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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是影响国家安全观的一个重要变量。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大调整时期，新机遇与新挑战层出不穷。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回国参加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蔓延，东方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的对比，又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必须以全新的视角加以审视、以全新的方法予以应对，把握机遇，迎接风险挑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信息革命的催化作用下，人类的交往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局限，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经济方面，国际合作与区域合作的加强、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成为遏制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的确，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许多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以协商和合作的方式共同加以解决。
然而，人类远没有实现天下大同，更没有摆脱贫穷、危机和战乱的困扰。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对人类和平与发展提出严峻挑战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导致了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对国家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
从本质上看，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试图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触角伸向全球的各个角落。这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推行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使国际局势中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日益突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金融战争”“贸易战争”“资源战争”“粮食战争”等新名词的大量涌现，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由新自由主义驱动的，代表着垄断资本的扩张要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神话的破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善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避险求强，善于在冲突与合作中把握平衡，用斗争而不是妥协来求得合作，争取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公平、正义、合理、可控的方向发展。当然，斗争也包括军事斗争的含义。“在战争上得不到的，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这句话今天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将人类联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2016年7月7日，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习近平说：“多样性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各国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济全球化既带来机遇和繁荣，也带来挑战和麻烦，需要加强全球治理，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有助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试图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维系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美国政府从反智立场出发，不断将疫情政治化，自身陷入疫情—经济—种族三重危机，并不断嫁祸于中国。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美国将产生更深的战略焦虑，并将不时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增添了很大的麻烦和干扰。为了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是大国的“标配”。但是，“国内大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也不是各地区的小循环，更不可能什么都自己做，放弃国际分工与合作。要坚持开放合作的双循环，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3] 。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格局多极化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多极化是一个过程。格局是静态的，多极化是动态的。世界不可能一日无格局。当前的世界力量对比可以用“一超多强”来描述。“一超”，就是指美国；“多强”，是指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大国或国家集团。当前的世界格局可以用“单极—多元”来定位。它是世界格局从单极向多极转变的过渡态。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推行新霸权主义，试图构建由自己全方位主导的单极世界。“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借反恐谋求世界霸权，新帝国主义的色彩愈加浓重。从本质上看，新帝国主义是新霸权主义的变种与延伸。
但是，美国追求单极世界是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的。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为美国的单极梦想增添了牵制性因素。从世界的发展、人心的向背、美国的实力等方面看，世界多极化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目前，多极与单极之间的力量还不对称，原因是世界还没有形成联合反霸的局面，容易被美国各个击破。一方面，除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大的矛盾和分歧，暂时还不能形成一股共同抵制单极化的合力；另一方面，独霸世界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战略企图，世界其他国家又不甘于蜷缩在美国霸权的阴影之下。因此，单极与多极的较量将会持续下去。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
2003年10月，高盛公司在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金砖四国” [4] 将于2050年统领世界经济风骚。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衰落。《2025年全球趋势：转型的世界》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将让位于多极世界。中国与印度在经济上将取代西方七国集团。美国的传统盟友——欧洲和日本也因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面临挑战。” [5] 到2025年，导致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美国存在着某些经济、金融和国内政治制约因素，销蚀美国的能力。例如，美元的衰落会使得美国很难在实现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及支持这些目标的高额国内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6] 。由于深陷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进行战略收缩。2009年4月22日，在于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奥巴马承认美国不能承担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中国、印度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应该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 [7] 。这些都证明了多极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将呈现出加速的趋势。
可见，世界多极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8] 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世界多极化进程发展的方向。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各国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共同主导国际事务，有利于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而引导经济全球化向平等、公正、合理、可控的方向发展，使经济全球化造福于人类。同时，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共同进步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未来，美国新霸权主义仍将是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奉行新霸权主义的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的战略崛起，阻挠世界多极化进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在国际上不断扮演“麻烦的制造者”的角色，频频毁约、“退群”、断链，表现出极端的单边主义倾向。
在国际上，中国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为构建和谐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在国内，中国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民族凝聚力，同时搞好军队与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以实力求和平、以武力慑止战争的能力。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较量主要表现为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的角逐。但是，这并没有削弱军事作为兜底性力量的作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高技术局部战争。只要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战争就始终是人类心头一道挥之不去的魔影。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战争形态的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为基因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推动着战争形态从工业化时代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化战争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新军事变革中捷足先登，占据了优势地位，形成了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时代差”。为了赶超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中国加强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走一条机械化与信息化建设同时发展的复合式道路，即：以机械化为基础，用机械化推动信息化；以信息化为主导，用信息化带动机械化。
进入新时代后，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发展迅猛，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捕捉到现代战争智能化的发展新趋势，高瞻远瞩地提出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信息化为主导、智能化为方向，实现“三化”的梯次发展和有机融合。
强国梦与强军梦是相统一的，但强国必先强军。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强调：“坚持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带动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部队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9] 能打仗、打胜仗今天依旧是中国军队最核心的任务。
新军事变革给我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如果不能有效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我们与世界军事强国之间的国防实力差距将会被进一步拉大，国家安全将会面临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抓住了新军事变革的机遇，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后发效应”，在增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同时，实现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摸准新军事革命变革的脉搏，探索未来战争发展的走势，并实现国防工业的军民一体化，以快速发展的民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化、智能化高技术带动武器装备发展的跨越，这关系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响国际安全、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一方面，武装冲突与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另一方面，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各类公共危机频繁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凸显。无论是局部战争还是公共危机，都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安宁与福祉，一国政府必须迅速地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确保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2017年9月26日，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对安全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安全问题的三个更加突出的特征，即联动性、跨国性和多样性。首先，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联动性更加突出。“安全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紧密相关，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其次，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跨国性更加突出。“安全问题早已超越国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短板都会导致外部风险大量涌入，形成安全风险洼地；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又会外溢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安全问题。”再次，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多样性更加突出。“全球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正在不断拓展，传统犯罪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作用下翻陈出新，电信诈骗、金融诈骗等新型犯罪大量滋生，跨国有组织犯罪日趋升级，难民危机愈演愈烈，网络攻击、网络窃密已经成为危害各国安全的突出问题。” [10] 因此，人类面临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各国必须加强治理合作。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孤身世外，而必须协同抗疫。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必须以国际共同安全为依托。
注释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人民日报，2016-07-08．
[3] 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0：48．
[4] 后加上南非，成为“金砖五国”。
[5] Mathew J．Burrows，Jennifer Harris．Revisiting the future：geo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09（4）．
[6]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NIC）．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2008（9）．
[7] Christopher Layne．The waning of U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9（1）．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72-273．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19．
[10]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