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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回顾百年奋斗征程，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将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作为一个不懈追求的目标。所谓“现代”，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时间上较为晚近，二是指价值上较为时新。而“化”，则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就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创造了彪炳史册的灿烂文明，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巨大贡献。然而，到了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特别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任列强肆意宰割的一只“羔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捐躯喋血，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安全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即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是指人们内在的心理状态，而客观则是指外界的客观环境和状况。二者缺一不可，相互融合构成安全。正如阿诺德·沃尔夫斯所说：“安全是一种价值，指的是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则表明不存在所获得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其概念较为模糊，很难搞清其确切含义。” [1] 换言之，安全是指客观上不存在环境威胁，同时主观上也不存在心理恐惧。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界定大相径庭。“如何界定‘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通常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影响。从客观因素来说，包括国家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国家的发展战略、核心利益的内外威胁、国家能力的大小等。从主观因素来说，包括对威胁的主观感知、认知主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国民的历史记忆、社会大众的政治情绪等。” [2]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反对这样一个观点：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毫无国家安全可言。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深受内忧外患交织之苦，任人欺凌，命运悲惨。
从太平天国运动到戊戌变法、从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旧式的农民战争和软弱的资产阶级都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解民倒悬的重担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同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沉寂的夜空。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给中华民族带来前所未有的全新希望。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并为之不懈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3]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尽管处于局部执政状态，但始终把对国家安全的追求体现在艰苦卓绝、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经过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反动势力，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站起来”的梦想，是这一时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大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发展和安全高度重视，始终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驱使中国共产党人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继续奋斗。
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拉开冷战对抗的序幕。1946年，美国驻苏联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向国内发出了一篇长篇电文，史称“乔治·凯南报告”。这份报告提出：布尔什维克具有一种天生的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一贯敌视资本主义世界；苏联会为了追求其安全利益而推行扩张政策；美国要把苏联看作对手，进行遏制。不久，乔治·凯南又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提出：美国要增强自身实力，使资本主义社会充满活力，同时增加对苏联周边薄弱地区和国家的援助，鼓吹东欧国家独立，鼓励苏联内部的反对力量。如果对苏联实行10年、15年的遏制，其结果可能是苏联“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后来，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与乔治·凯南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在冷战时期，美苏遏制与反遏制的较量主要在欧亚大陆展开，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任务异常繁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时，华东、西南等地区的匪患还没有肃清，国内外反动势力、敌特分子不断捣乱破坏，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能不能克服各种困难、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站稳脚跟，新中国面临着异常严峻的考验。
党中央审时度势，在国际上提出三条外交方针：“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其中，“一边倒”就是指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当时，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军事部署，推行“战争边缘政策”，扼杀新中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1954年，毛泽东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4] 。“一边倒”的战略选择旨在联苏抗美。
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两个方向对中国构建新月形包围圈，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在中国人民的头上、腰上和脚上插上三把尖刀。头上的尖刀插在朝鲜，腰上的尖刀插在台湾，脚上的尖刀插在越南 [5] 。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美国意图以朝鲜为跳板，把战火引到欧亚大陆。新生的中国政权深知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将美韩军队赶回北纬38度线以南。
1954年，美国与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游弋在台湾海峡，武力协防台湾，干涉台湾解放，将台湾作为横亘在欧亚大陆东南端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在印度支那，美国利用法国殖民主义扼杀民族解放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给予法国大笔的援助。后来，法国撤出印度支那后，美国又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在越南南方积极扶植吴庭艳傀儡政权，以迅速填补真空。
1961年，美国发动侵越战争。一开始，战争的主要形式为特种战争。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美国开始对越南采取“南打北炸”策略。1965年，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1969年，美国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美国身陷越战的泥潭，元气大伤，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于1965年1月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行动“不是帮助朋友，而是遏制中国”。为了捍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不得不援助越南抗美。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迅速围绕欧亚大陆布局，通过一系列同盟关系的构建，围堵中国和苏联：1954年，杜勒斯把朝鲜、台湾和印度划为抵御中共的三个重要保护地区；扶植日本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基地和“反共经济堡垒”；1951—1955年，签订美日“安全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新“太平洋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缔结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参加国包括美、英、法、澳、新、菲、泰、巴基斯坦；1955年，在美国支持下，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以上动作，美国、亚太地区与北约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在东、南、西三个方向打造了一条锁链：东北亚—西太平洋—东南亚—中东—地中海—欧洲—北大西洋。其中，共有40多个国家参与。这束缚了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扩张，也给中国周边安全带来了挑战。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中苏关系一度处于“蜜月期”。但是，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决定了日后的中苏交恶。1956年，苏共二十大闭幕后，中苏两党围绕对斯大林评价等问题发生严重分歧。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由于事关主权，提议遭到中国方面的坚决拒绝，中苏矛盾加剧。1960年，苏联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催逼中国偿还因抗美援朝所欠债务。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安全环境风险极高，同时要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亚大陆频频发生的军事动作，东西南北四个方面都存在威胁。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包围中，中国政府提出“两个拳头打人”。
争夺出海口是苏联自沙皇俄国时期就具备的海洋情结的表现。为了打通南下印度洋的通道，苏联在冷战期间不断向印度出售军火。印度在中印边境采取的蚕食政策引发了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苏联站在印度一方，对中国进行无理的指责。1971年，苏联与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给中国的边境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变数。
在中国的北方，苏联加强与蒙古的军事同盟关系。1963年7月，苏蒙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开始驻军蒙古；1966年，两国又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冷战期间，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派驻重兵，给中国北部造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
此外，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威胁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1969年，黑龙江发生珍宝岛事件、新疆发生铁列克提事件，使原本已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但是，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给中国安全形势的改变带来了转机。为了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联华制苏，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尼克松访华开始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形势的演变始终受制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到改革开放前，它经历了三个变化：中苏对美—中对美苏—中美对苏。但是，中美的接近又产生了另外一个连锁反应：中越关系恶化。苏联一向看重越南的战略地理位置。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给越南提供了大量优质武器和军事援助。中美接近后，苏联利用越南的失落感，开始进一步拉拢越南。
1978年11月，苏越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苏联援助越南，对中国的边境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由于被抗法、抗美战争胜利冲昏头脑，加之苏联的大力支持，越南开始幻想自己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有恃无恐地在中越边境挑衅，打死、打伤我边防军民。此外，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地区霸权主义野心膨胀，入侵柬埔寨。
在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涵几乎等同于“军事安全”。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念念不忘以“和平演变”促使中国政权性质发生变化。但是，在相对封闭的社会背景下，“和平演变”的威胁相对较小。当然，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因而，我国的国家安全主要是对外的军事安全和与之相伴的政治安全。换言之，这一时期我国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是传统安全观，它是冷战这一特殊政治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6]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较量氛围中，确立了传统安全观，重点关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有效应对了战争威胁与政权颠覆的威胁，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这一时期，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制约战争的力量不断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较量日趋激烈。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挑战威胁出现了多样化的特征，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方式更加多元化，传统国家安全观向新国家安全观转变。
1979年，中美以美国对台“断交、废约、撤军”为前提，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与美国进行充分沟通后，中国军队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了对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越南的嚣张气焰。但是，中越边境的战事陆陆续续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
同年，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与新疆地区通过狭窄的瓦罕走廊相连，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安全构成威胁，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苏联的入侵行为。美国、巴基斯坦等国也持反对立场。苏联的扩张显得力不从心。在这种背景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逐渐松动的迹象。1982年3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释放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中国周边的安全压力逐渐变小。1989年5月，中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下，维护国家安全是为了应对外来侵略和颠覆的危险，核心是维护国家的生存与政权的巩固。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要特点包括 [7] ：一是“国家是安全的最基本主体，一切安全问题都要围绕国家这个核心”；二是“安全要素的内涵较小”，“主要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领土和主权安全，拘泥于国土、国民的保护和政治主权的独立完整”；三是“在安全手段方面极为推崇军事手段”；四是“安全的共性不强”，具有对抗性特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之所以采纳传统国家安全观，其主要原因是外部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压力，必须立足“大打、早打、打核大战”。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8] 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论述，确认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深刻论断。这为我国从传统安全观转向新安全观奠定了基础。
1983年6月6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9] 这是党和国家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当时，国际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抗还在进行；在国内，中国刚刚踏上改革开放的征程，新思想、新观念开始萌动。以意识形态划线为基础的国际斗争以及刚刚开启的国门，使得我们将国家安全工作聚焦为情报与反情报、间谍与反间谍。当年成立的国家安全部即专司此项职能的政府部门。国家安全的内涵仅限于国家安全部门的业务。1993年2月22日，我国公布并实施了《国家安全法》，服务于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与反情报、间谍与反间谍业务，即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但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威胁从传统安全领域向其他安全领域蔓延，不断有问题被“安全化”，非传统安全因素更值得关注。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速。各国经济、贸易交往更加密切，人员往来更加频繁。经济与科技实力的较量逐渐取代了军事、政治博弈，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此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出现新的变化：横向上，它从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多个领域扩张，一些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问题由于“安全化”而被贴上了“安全”的标签；纵向上，安全的主体不再拘泥于国家，人们将对安全关注的焦点从国家安全下移到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上移到国际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所谓“安全化”（securitization）是国际关系领域中哥本哈根学派提出来的，指“国际政治行为体把某些事物看作对其指涉对象的一种生存威胁，并要求在处理该威胁时采取紧急和特别的措施。简单地说，‘安全化’就是把本来不属于安全的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 [10] 。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军事、政治安全为主的国家安全概念的局限性开始显现。许多跨国性、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合作、共同治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容更加丰富，军事、政治之外的安全，即“非传统安全”日益受到关注。
1995年，在东盟地区论坛上，中国提出了新的安全理念，在后来的实践中经过发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国家经济安全”。
2002年7月31日，中国政府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布《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中国提出如下四点主张：第一，用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第二，用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第三，用更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推动互利共赢；第四，用更宽广的胸襟相互包容，实现和谐共处。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11] 。同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2009年9月23日，中国领导人在第6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阐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出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要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安全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
2011年9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首先，注重综合安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内涵扩展到更多领域。国际社会需要强化综合安全观念，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多样化安全挑战。”其次，追求共同安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国际社会应增强共同安全意识，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要尊重别国安全关切。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同盟对抗，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共同安全，协力防止冲突和战争。充分发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建立公平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再次，促进合作安全。“战争和对抗只会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对话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有效和可靠途径。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保安全、以合作化干戈、以合作促和谐，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12] 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比，其主要“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安全领域的多样化。新安全观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关注的领域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资源、信息等多个领域。第二，安全目标的共赢性。新安全观寻求的是各国互利共赢的共同安全，摒弃的是传统安全观下的零和博弈思维。第三，安全手段的合作性。新安全观倡导以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谋求安全。
在这一时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13] 中国根据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第一次建立了国家安全专业机构，并以新安全观替代了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威胁受到了格外关注，实现了对国家安全认识的新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14] 新时代开辟了国家安全工作的新境界、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变化，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不再局限于对外安全，同时也包括对内安全。不仅如此，国家不再是一个死板、僵化的地域概念，也不再抽象地与“政府”画等号。公众作为国家的核心构成要素，成了国家安全的核心。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而人民的安全可以超越对内与对外、传统与非传统的界限。这赋予了国家安全内外兼修的内涵，并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公共治理打通。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非传统安全完全可以被称为“非传统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为了因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也是为了解决后工业化社会所发生的复杂性安全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工业化社会的安全风险是低度复杂、低度不确定的，而后工业化社会的安全风险则是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社会各个系统紧密关联、耦合，复杂、不确定的系统性风险与危机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大。风险与危机的影响是跨界的，包括跨越功能的边界和地理的边界，对原有的国家安全管理理念提出挑战。
来自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风险交织、叠加、交互作用，从整体上对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系统性的风险与危机必须以系统性的思维和方式加以应对和解决。总体国家安全观正体现了这一思想。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是大国家安全，要求我们必须以系统性思维审视国家安全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15]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家安全工作不能面面俱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整体国家安全观，不是“综合”或“复合”国家安全观。它高瞻远瞩、提纲挈领，为总体国家安全体制、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导思想，有利于我国提升复杂性、系统性国家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危机应对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16]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阶段上看，人类正在迈向后工业化社会；从我国社会发展来看，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踏上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交织，使得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更加光荣、任务更加艰巨。中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立足“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民族复兴梦想筑牢安全防线。
注释
[1] 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52 （4）．
[2]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12．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65．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30．
[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
[7] 丛鹏．大国安全观比较．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13，14．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05．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51．
[10] 赵远良，主父笑飞．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46．
[11]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08-06）．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674904／tytj＿674911／200208／t20020806＿7948180．shtml．
[12]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文）．（2011-09-06）．http：／／www．scio．gov．cn／ztk／dtzt／58／3／Document／999959／999959．htm．
[1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6．
[1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7．
[15]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人民日报，2014-04-16．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