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含义

一、新发展格局概念提出的背景

新发展格局是在全球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原有发展格局难以满足我国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内生决定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其战略实质是“供求动态平衡”。现阶段，我国面临着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和经济风险加剧的压力，客观上决定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和“风险防范格局”。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战略方向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战略突破口是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战略目标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我国正处于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基础上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新起点上，应统筹“两个大局”，这历史性地决定了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发展困境和新的挑战，特别是面对新时代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传统发展格局和增长模式的局限日益凸显。

（一）传统增长难以为继

在原有发展格局下，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伴随过去40多年的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一，步入经济大国行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

从国际竞争环境看，在过去的40多年中，我国凭借工业成本优势推动中国制造全球地位的确立，但“老是在产业链条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线’的底端摸爬，总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占领不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这两端，不会有根本出路” 。同时，随着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我国制造业传统成本优势不复存在，曾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出口加工贸易逐渐由东南沿海转向劳动力和环境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趋势不断明显，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迅速增大。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对外依赖较大、经济结构失衡、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实质性解决，逐渐积累加深，并伴随着外部压力增大，日益成为束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从国内经济结构看，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结构性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与区域结构等方方面面。“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 经济增长空间的压缩表明，传统数量型高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亟须重塑新发展格局，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看，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外循环协同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

（二）世界形势发生变化

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改革开放后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伴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的快速变化，逆全球化出现，新兴经济体竞争加剧，以及大国经济博弈下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凸显，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困难，迫切需要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新格局。

纵观历史，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紧密联系在一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开始进入加速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正好顺应了全球化浪潮，而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也吸引着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者。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兴起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矛盾尚未充分显现。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中美贸易发展合作框架协议签订，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好。改革开放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的需求一致，为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提供了较宽松的国际环境。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本不足的缺陷，通过对外贸易驱动国内工业发展，通过引进技术进而在干中学中促进技术升级。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开放发展的世界经济环境为我国扩大投资、经济增长提供了供给和需求方面的支持，也是我国传统经济模式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条件所在。

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显著变化。“一些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 逆全球化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生存环境。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发生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迫使发达国家转变其全球化经济策略，逆全球化现象逐渐出现。这使得国际范围内的贸易争端和投资壁垒不断加剧，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在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政策主导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行政干预等措施，并且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对我国制定了“卡脖子”的问题清单。美国是我国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其对外政策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和贸易水平，进而制约传统外资利用型经济驱动方式的增长潜力。推进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显得迫在眉睫。

在此背景下，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二、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含义

伴随着国内结构性矛盾加剧以及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我国经济亟须按照新发展理念要求，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化和高质量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 。在这一背景下，新发展格局应运而生。新发展格局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本质特征。

（一）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的整体发展格局

不同于以往针对某个产业或地区的发展规划，新发展格局是系统性的整体发展格局，是以经济社会中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前提，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实现国民经济大循环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新发展格局不可简单地套用到局部的地区、行业、环节或领域内，以防止经济结构失衡加剧，防止出现地区性市场分割和“小而全”“大而全”的重复性资源配置。

从纵向看，应保障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在生产环节，减少和消除制度、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制约，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 。在分配环节，通过更加合理完善的收入分配体系促进生产、消费等环节的畅通。流通环节是打通生产、消费的中心环节，只有打通了流通堵点，才能真正发挥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但是，目前我国基础设施水平和流通体系现代化、一体化程度仍然不高，物流成本过大且效率较低。在消费环节，我国当前的消费率水平仍低于同期同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释放消费潜能的关键在于降低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监管，提升消费产品质量，尤其在老龄化背景下，需要着重创新消费服务形式 ，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

从横向看，应保障产业、地区、供给和需求间的畅通。在产业间，减少低端产品的无效供给和产能过剩 ，缓解高端产品的供给不足。当前，我国存在着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并存的失衡现象：一些传统产业的产品无法被市场完全消化 ，产能得不到充分利用；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新产品以及许多高质量的传统产品等又普遍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在地区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就业、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往往采用“以邻为壑”“画地为牢”等方式扶持本地企业，不仅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而且容易引发地区间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实际上，产业、地区间的供需失衡问题归根到底是要素配置问题。目前，我国在不同维度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要素配置扭曲，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根本原因仍在于尚未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 。因此，未来的关键仍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优化要素配置，解决纵向、横向的不畅通问题。

（二）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但是，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一些地方改革“迟滞”“拖延”等现象不断增多，一些领域体制机制的弊端得不到实质性解决。例如，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自主创新动力需要充分释放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会直接威胁到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以畅通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循环为主题，通过深化改革打通发展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新发展格局，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以尽可能低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产出水平，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 。新发展格局重视消费拉动的需求动力转变，强调创新驱动的要素动力转变，侧重服务业发展的产业动力转变，协调制度的供给动力转变，全方位推进新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变革。

在本质上，新发展格局是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因此，只有依靠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才能不断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从而补齐经济发展的短板弱项，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三）新发展格局是一种风险防范格局

“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考虑是主动防范风险，维护国民经济安全，是一种统筹发展和安全风险防范底线管理的发展格局。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内循环中的技术创新等短板、弱项十分明显，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企业生产受到掣肘，随时面临产业链断裂的风险。

从国际形势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伴随着世界各国内部矛盾的累积，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必须通过新发展格局对冲风险。尤其是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强，中美关系渐趋复杂，贸易争端不断，打破了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共赢的格局。在这种局势下，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家间博弈方式平添了很多不确定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国际市场需求的萎缩，这就要求我国及时做出防范，重塑新的发展格局。

可见，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形势看，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进行风险防范是历史必然。

（四）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

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削弱波动性和周期性，从而形成能保障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

一方面，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具有突出的目标导向特征，是出于更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发展格局就是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从而形成能保障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格局，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代化新征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具体部署了这一历史进程：“展望二〇三五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践，将根本改变现代化的格局和路径，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新发展格局恰是应对挑战的必然要求。

三、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在认识新发展格局四大本质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整体发展格局，要求全面破除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质是供求均衡。供求均衡作为经济均衡发展的底层逻辑，也是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第二，新发展格局是一种改革深化格局和风险防范格局，表明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供求均衡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在这一过程中，又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一带一路”为战略重点，以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为战略突破口。第三，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达到这一根本目的，需要以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为目标，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一）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实质是供求均衡

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整体发展格局，旨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新发展格局的逻辑起点是供求均衡。供求均衡包括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

1.总量均衡

总量均衡是供求均衡的基础，总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形成经济短缺和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落后，再加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出现的预算软约束等体制原因，供给能力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规模还是结构，都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一期间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过3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是1985年（CPI上涨幅度超过9%）、1988年（CPI上涨幅度超过18%）和1994年（CPI上涨幅度超过24%）。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约束日益强化。近些年，我国总量失衡问题更多地演变为供给过剩和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2.结构均衡

结构均衡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资源配置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均衡，是现阶段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应着力破除产能过剩和产能短缺并存的失衡现象。目前，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低端传统行业和低质量消费品及服务方面，而产能短缺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品、创新性产品和高质量消费品和服务上。在区域结构方面，地区间差异显著，2019年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已接近西部地区的2倍，南北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仍然巨大，未来“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 。在资源配置结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体制机制性障碍 。未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体制条件。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峻，这种差距的存在和扩大，会从总体上限制国民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障碍。

（二）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是创新引领

从世界经济大国博弈的历史进程看，一个明显的规律在于，“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在与英国的贸易竞争中取胜，正是因为得益于技术创新和生产变革 。这就意味着，创新引领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既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摆脱西方国家“卡脖子”、提高国际竞争主动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本和技术约束，自主技术创新的成本较高。当时，我国整体的发展程度较为落后，技术水平与世界前沿面的距离较远，与发达国家不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能够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快速实现技术进步，同时，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形成后发优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距离世界前沿面越来越近，与发达国家在创新领域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大，技术引进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不仅如此，那些最前沿的领域，也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才能实现技术进步。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如果自主创新能力得不到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那么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力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 。而“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动的体制环境”需要在“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搭平台”的创新体制机制构建框架下，改变传统增长模式以投资拉动和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升级路径，打破传统增长模式对企业创新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积累的体制机制束缚，实现科技创新由引进吸收为主向自主研发为主的根本性转变。

（三）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潜能，随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做好应对国际市场萎缩的防范，其战略基点便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这与新发展格局作为一种风险防范格局是内在一致的。

从投资需求看，2015年以来，我国工业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2020年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0% ，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已超过30%，拥有按联合国划分的41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超过50万亿元，但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尤其是优质的投资需求不足，表现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与世界前沿存在着较大差距。对此，我国未来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释放充足的投资需求潜力。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完全有条件在未来释放出大量的投资需求。

从消费需求看，2020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亿人，占比63.89%，未来仍有巨大的空间释放人口红利，对消费水平和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而拥有4亿多人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进一步支撑我国消费需求的稳定基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品市场。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在认识到总量潜力巨大的同时，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制约消费需求的难题：进一步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解决好人民群众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充分释放消费需求。综上所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并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国民经济各环节之间的畅通循环、相互促进。

（四）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发展格局的重点任务之一是打通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堵点、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这就意味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方向。

第一，需求疲软导致的下行风险在于，无效供给得不到消化，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从供给侧发力” 。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 。这种供需结构的失衡主要源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被大量配置到那些市场无法消化的生产部门之中，形成了无效的供给和过剩产能，而那些市场需求仍未能得到满足的生产部门却获取不到足够的生产资源，形成供给的短缺。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归根到底是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的不畅，对于无效供给的过剩产能予以破除，释放出更多资源用于创造有效供给，从而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

第二，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重要原因在于相应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较高。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中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土地红利、外贸红利等逐渐变弱，实体经济的“硬成本”不断上升，进而对“软成本”的下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尤其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理涉企收费，降低用能、物流、融资等成本。从客观看，无论是当前民间投资增速下滑，还是外资撤离，一定程度上都和实体经济成本过高有关，应进一步通过“放管服”改革实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也要对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累积的诸多制度障碍（如融资困境、税负较重）予以破除。

（五）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是“一带一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高度重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不是简单地强调国内大循环，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国民经济的新发展。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新时代新型高水平的开放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因此，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出现经济疲软、逆全球化抬头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构成了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重点 。

新发展格局下的“一带一路”倡议，由我国发起推动，主张基于沿线国家资源、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各施所长、取长补短”。一方面，将沿线国家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且性价比高的产能因地制宜实现有效转接，能快速转化为高效率的生产能力，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继续保持竞争力，从而对内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满足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加强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延长产业链条，有助于东道国实现生产要素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并且还有助于通过促进就业提高东道国人民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 。因此，“一带一路”能够实现国内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使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再通过国际循环优化国内循环，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推动发展双边、多边自贸区与国际组织合作，能够促进商品与服务贸易，扩大投资，开展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以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市场中，有利于推动技术溢出、制度创新和激发市场竞争活力，进一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技术、制度以及管理创新，最终服务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

（六）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突破口是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创新是以试点方式开展政策试验。试点作为一种以局部试验带动整体改革的渐进式治理机制，极大地降低了改革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能以较低的成本推进改革。“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 因而，利用试点的方法，以区域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打造作为战略突破口，创造更多更好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效应和引领效应，可以更为有效地带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分化和差距过大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未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

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既有的体制机制束缚，解决当前一些区域发展中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机制不畅、合作分工水平低下、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等问题，形成新的增长极。新的区域性增长极的培育对于构建新格局具有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党中央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大胆设立各种经济“试验田”，意图通过这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筑区域增长极，为我国经济崛起寻找新的突破口。

（七）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新发展格局是一种目标导向格局，其目标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具体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又集中表现在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运行体系等方面。

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是一种“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意在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就是“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 。现代化的收入分配体系应当是“公平与效率携手并进”的分配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现代化的区域发展体系要发展成为“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核心是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培育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加强区域优势互补，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打造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体系就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构建现代化的全面开放体系，就是“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现代化的经济运行体系，就是“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

总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是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新发展理念的机制和条件。这种本质特征，也恰恰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八）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必须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新发展格局不是一时的被动选择，而是历史的必然决定。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伟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富起来”的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创造了人类反贫困的发展奇迹，并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发展基础。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强起来”的现代化新征程。新发展格局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面对挑战，把握这一新的历史性机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新发展格局被赋予了“更高起点、更高层次和更高目标”的使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高起点”，就是站在我国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对我国未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做出新布局；“更高层次”，就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突破现有体制障碍，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更高目标”，就是瞄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定地沿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步步落实，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国际经济社会同样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要求我国在胸怀“两个大局”的前提下，把握历史机遇，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特征和规律，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做出科学判断。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考虑到当前我国仍属于新兴经济体与中高收入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之后，下一步可以先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再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 。

基于此，第一阶段可以进一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从2021年到2025年，即在“十四五”时期，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好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任务，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并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在“十四五”期间，人均GDP水平争取高于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从而确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二步是从2026年到2035年，在“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进一步提升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使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均实际GDP水平较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收官阶段，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人均GDP水平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为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更加鲜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这种历史必然性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三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要实践新发展理念，核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体而言，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七个方面的内涵：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上述七个方面是统一整体，需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 。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旨在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当突出强调以下要点：一是构建以供求良性互动为目标导向的国民经济循环，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动能推动的国民经济循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三是构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的国民经济循环，解决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与质量偏低问题。四是构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国民经济循环。要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扩大内需，形成战略基点。五是构建以“一带一路”为战略支撑的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可以组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有利于构建新型互利互惠的国际循环体系，实现中国与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优势互补。

之所以高质量发展需要体现新发展理念，是因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发展理念不转变，发展实践不可能改变；发展方式之所以要根本转变，是为了适应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产生的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起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百分之十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百分之七左右的中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

新常态成为必然的重要原因在于约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要适应这种新变化，就必须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之后难以保持持续发展，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有些国家则能够成功跨越，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那些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就是没有实现这种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变化，使得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国内国际经济条件的剧烈变化，使得以往主要依靠低生产要素成本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和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方式推动经济循环的竞争格局难以持续，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格局，重塑竞争新优势。这种迫切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经济界委员联组会时，针对国内国际的新变化，提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国内国际环境发生的新变化，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实现“五位一体”现代化发展目标战略举措的系统性安排。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方式和路径，需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创新引领作为战略支撑，创新驱动是贯彻新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

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地，客观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已不能持续，而我国自身经济发展也已完全具备以扩大内需为立足点的条件。

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一方面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手，另一方面以克服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为主线。

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坚持开放型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为战略前提，开放是基本国策，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格局，而是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高水平的制度性的开放型经济。

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区域性增长极带动为战略突破，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保护与健康发展等，在振兴乡村、主体功能区合理布局、不断培育壮大新的增长极的过程中，形成战略突破的新高地。

六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以“稳中求进”为工作的战略方针。一方面，“稳”主要是经济增长要稳，经济发展各方面要协调，经济政策要系统；另一方面，“进”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制度全面创新要深入，特别是要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目标要求，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ymGVqybAP/LZdi0WiS1n5I8N226/Zmf81BLTj/jKk00scu7UA5XftcMsrv16cd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