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近年来，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问题日益成为我们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华遏制战略已经延伸到了数字经济领域，从中兴被美国“封杀”到华为被“断供”，愈演愈烈。这些事件无不暴露出我国在数字领域基础研究薄弱，技术积累不够深厚，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供给不足。工信部在2019年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在高端芯片、嵌入式CPU、存储器、量子器件、基础算法、工业软件等300多项核心关键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以高端芯片为例，我国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中芯国际目前工艺生产水平为14nm，而国际先进企业已经达到5nm。此外，我国目前几乎所有高端仪器设备都来自进口，而这些高端仪器制造公司依靠中国的购买，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形成有利于自身创新发展的循环。另一个例子是工业软件。我国信息行业起步较晚，导致在考虑使用习惯和兼容性等问题的情况下，我国数字行业软件大量使用国外技术。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开发，使其具有使用上的便捷性、达到并维持良好的性能状态，都依赖核心软件的开发。国产核心软件的缺失，使得国内数字行业软硬件大量依靠进口。
中国核心领域缺失的关键技术基本具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关键技术资本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比如做液晶屏幕的京东方，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有利润。芯片行业的投资也不是短期能见效的。二是关键技术所在的领域通常专利／技术壁垒高，行业高度垄断。比如在工业软件方面，Synopsys、Cadence、Mentor三家美国巨头在设计芯片的EDA软件方面占据了中国95%的市场。三是关键技术通常需要多学科最前沿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以光刻机为例，其制造集合了数学、光学、流体力学、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顶尖科研成果。这些因素使得攻克关键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政产学研多方参与，难度大，周期长，不可一蹴而就。
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础研究能力薄弱。从研发投入来看，2015—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经费的比重仅为5%左右，远低于日本的11%以上和美国的16%以上的水平（见表1-3）。而如果看企业的基础研究，占比就更低了。虽然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在逐渐上升，但是截至2018年，中国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然只有0.22%，远低于日本的7.81%和美国的6.21%（见表1-4）。基础研究投入不够使得我国缺乏原创性的科学思想和理论成果，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与具有国际引领性的人才，停留在模仿和重复的低水平阶段。企业在基础研究上过低的参与率，也使我国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率过低
。
表1-3 2015—2018年中国、美国、日本不同类型研发投入占比（%）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可查找到的网络公开数据仅公布至2018年。
表1-4 中国、美国、日本企业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可查找到的网络公开数据仅公布至2018年。
2019年，美国、日本、中国研发总经费分别为6 127亿美元、1 726亿美元、5 148亿美元，美国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依旧位居榜首。其中，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占比分别为6.0%、11.3%和82.7%。
数字技术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全面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数字化创新人才不仅包括AI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IT工程师等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精英，还包括跨行业、跨平台的复合型人才。
目前我国严重缺乏具有复合能力的数字技术创新型人才。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白皮书》指出，在人工智能领域，需要既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又对制造业细分行业有深入理解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种人才极其稀缺，估计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缺口达30万人。国际权威咨询机构Gartner预测，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中国区块链人才缺口将达75万人以上。此外，清华经管学院与领英中国联合发布的《全球数字人才发展年度报告（2020）》对全球所有领英用户中近4 000万的数字人才做了全面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数字人才还基本上局限于狭义的ICT行业，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却广泛渗透入传统行业中。此外，中国的数字经济人才技能较为单一，基本局限于数字技能，而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字人才同时还兼具丰富的行业技能与商业技能。这些研究都发现，我国严重缺乏兼具数字技能与行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数字经济人才之所以存在巨大的缺口，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对数字创新人才的需求暴涨。二是数字经济复合型人才培养难以跟上。比如，区块链产业人才研究所发布的《2020区块链产业应用与人才培养报告》就指出，区块链人才需要同时具备IT、通信、密码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知识，因此人才培养周期长，且目前高校培养体系难以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
此外，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无法吸引高层次人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高度发达，能够吸引全球最聪明的学子，事实上中国最优秀的人才也基本上被吸引到美国求学。这使得许多数字经济人才在受过教育后留在美国创业，比如微软、Alpha-bet、Adobe、IBM等公司的CEO都是印度裔。而在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中，优秀的外国人才还非常少。
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创新具有高度复杂性，涉及多个学科，需要大量投入，因此需要以政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支撑。然而，我国的产学研融合机制仍然不健全。杜传忠、任俊慧
对此问题做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总结出三大问题。第一个制约重大技术创新的因素是产学研缺乏长期的合作机制。目前产学研的合作基本都是短期合作，而产学研合作中在成果价值、知识产权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缺乏健全的机制，各方分歧大，合作困难。第二个制约重大技术创新的因素是存在条块分割的体制性障碍。我国的教育系统、科技系统都具有独特的目标和评估系统，和产业界缺乏紧密联系，相应的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无法直面业界的重大需求。科技、经济、教育之间缺乏相应的宏观协调机制，不利于整合全社会资源攻克重大创新。第三个制约重大技术创新的因素是人才之间存在交流障碍。高校、科研院所、业界对人才的不同的管理体系和评估标准，使得人才流动困难。高校科研人员缺乏实践能力，无法流动到业界，而业界实践人员无法满足高校发表论文的要求，流回学界也困难。因此，人才只能在系统内部自循环，导致产学研无法深度融合。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除了存在传统的困难，比如社会知识产权意识还需加强，相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还需健全，相关制度和体制还需完善以外，在数字经济时代，还面临新挑战。
首先，数字技术创新速度快，知识侵权衍生出许多新形式，给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带来了挑战。以网络版权为例，传统版权是闭环，作者、传播者、消费者各自的角色都很清晰，而网络环境中的版权则出现了身份模糊的现象，每个人都有可能有多重身份，给版权保护带来了新困难。此外，商业模式创新是互联网经济中的重要创新形式，而我国并不保护商业模式创新，导致其很容易被抄袭和模仿。这也促使人思考知识产权保护应如何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潮流。
其次，国际高科技公司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新挑战。数字经济领域许多先进技术都掌握在国际高科技企业手中，这些企业拥有大量核心专利，从而有可能会滥用知识产权垄断市场，进行不公平竞争。典型的案例就是高通垄断案。高通是全球最大的无线通信芯片制造商，所有手机厂商都离不开高通的专利授权。然而，高通却通过无正当理由搭售非必要专利许可、收取不合理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等垄断行为赚取高额利润。国家发展改革委在2015年对高通开出了高达60.88亿元的罚金。这个案子充分说明，在未来，合理合法地利用《反垄断法》这一武器对抗国际公司滥用知识产权，将会是新挑战。
最后，开源创新模式需要加强对左版权（copyleft）的保护。左版权这一概念主要源自开源这一模式，它和传统的版权并不相同。所谓左版权，是指信息产品的初始开发者保留相关权利，任何人在此基础上使用或者开发的产品，也必须继续开源，向社会免费开放。强调左版权保护，是促使互联网经济产生“公地喜剧”，让全社会成员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使用信息产品的重要途径
。左版权是全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概念，其实际执行带来了新挑战。
日趋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给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带来了挑战。今天，全球创新链高度密集，跨国技术合作成为常态，这使得数字技术创新高度复杂，需要全球合作。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日趋严峻和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自由开放的思想越来越被抛弃，逆全球化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严重影响着全球格局的稳定。美国视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拜登政府一方面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和实体进行制裁，对高科技产业进行供应链断链以及禁供（第166届美国国会通过的366项涉华法案中一半以上都是这类法案），另一方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比如计划对半导体芯片领域投资500亿美元。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全票通过的AI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抢占技术制高点，研发出至少领先中国两代的先进科学技术
。这些都对中国的数字技术创新提出了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