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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廖名春先生《〈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一文
，该文受王弘治观点的影响
，认为《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隐”，应读为“檃栝”之“檃”，为“矫正”之意。“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说，“父亲要替儿子矫正错误，儿子也要替父亲矫正错误”。廖名春先生不同意传统上“隐”为隐匿的通训，而改读为“檃”，训为“矫正”，认为“如果‘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父子相互隐匿错误的话，孔子还称之为‘直’，以为‘直在其中矣’，那就是以不直为直，以不正为正。这就决不是‘直’，而只能说是‘曲’了”。廖先生注意到围绕“亲亲相隐”的两种意见虽然势同水火，但训诂学的基础却非常一致，是对孔子的误解，有其合理之处。但他误将“直在其中”的“直”理解为公正、正直，忽略了“直”在《论语》中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没有从整体上把握“直”的内涵，反而试图在“隐”字上做文章，其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前文说过，“直”在《论语》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需要根据语境做出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廖名春先生对此未加分析，径将“直在其中”的“直”理解为公正、正直，故虽然看到了问题所在，却没有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论语》中很多“直”都不能简单理解为公正、正直，如“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微生高从邻人家借来醋以应乞者之求，不能说他不正直，因为其行为不涉及品质的问题，最多只能说是不坦率、不实在，缺乏真情实感的流露。其他如“狂而不直”（《论语·泰伯》），“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等等，这里的“直”都不能理解为公正、正直。
由于没有对“直”字做出细致辨析，廖名春先生转而在“隐”字上做文章，试图将“隐”读为“檃”，这一做法同样是有问题的。按，《说文·𨸏部》：“隐，蔽也。从𨸏，㥯声。”徐灏《注笺》：“隐之本意盖谓隔𨸏不相见，引申为凡隐蔽之称。”《玉篇·阜部》：“隐，不见也，匿也。”《广韵·隐韵》：“隐，藏也。”故隐的本意是隐蔽、隐藏，引申为隐讳、隐瞒之意。《广韵·隐韵》：“隐，私也。”《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黄侃《义疏》引范宁曰：“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故尽管根据《汉语大字典》，“隐”字有十余种含义，但《论语》中“隐”字凡九见，大致不出隐蔽、隐藏和隐讳、隐瞒之意。如，“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以上隐字均为隐蔽、隐藏之意。又如，“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论语·述而》）朱熹《集注》：“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几及，故疑其有隐，而不知圣人作、止、语、默无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晓之。”此隐为隐讳、隐瞒之意，即“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论语·季氏》）。
再看“檃”字，《说文·木部》：“檃，栝也。从木，隐省声。”“栝，檃也。从木昏声。”徐锴《系传》：“檃，即正邪曲之器也。”段玉裁《注》：“檃栝者，矫制衺曲之器也”，“檃与栝互训”。故“檃”与“隐”实际为两个不同的字，含义和用法均不相同。“檃”也可省写为“隐”，但其本字仍是“檃”而非“隐”。故“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字，是否可以读为“檃”，训为矫正，关键就要看“檃（隐）”在先秦文献中是否有训为“矫正”之例，是否有文字上的根据。对此，廖名春先生主要引典籍中有关“檃栝”的材料予以说明。从其引用的材料看，“檃栝”多为名词，或指檃栝本身——“正邪曲之器”，或指其引申义——规则、规范。前者如，“故檃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荀子·性恶》），“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韩非子·显学》）。后者如，“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栝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亡汲汲，盖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磏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韩诗外传》卷一）。“自设于隐栝之中”即自设于规矩之中；“匡民隐括”即以隐括匡民。用作动词，有纠正之意的似只有一例：“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也。”（《文心雕龙·镕裁》）而《文心雕龙》成书于南北朝时期，说明“檃栝”用作动词，作规范、纠正讲，已是较晚的事情了。更重要的是，以上廖先生所举均为“檃栝”而非“檃（隐）”，而要证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为纠正之意，还需举出“檃（隐）”用作动词，为纠正之意的材料。廖先生所举先秦文献，主要有以下两段：
《尚书·盘庚下》：“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
《管子·禁藏》：“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
其实，以上两段材料中，隐均是“隐”字，而非“檃”字，不可作檃栝、纠正解，廖先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按，隐有审度之意。《尔雅·释言》：“隐，占也。”郭璞注：“隐度。”邢昺疏：“占者视兆以知吉凶也，必先隐度。故曰：‘隐，占也。’”《广雅·释诂一》：“隐，度也。”隐之所以有审度之意，可能是因为对于隐蔽、未知的事情人们往往要审度、猜测之，故曰“隐，占也”，“隐，度也”。这里的“隐”与“隐匿”的“隐”是同一个字，而非“檃栝”的“檃”字。
《尚书·盘庚下》中的“隐”字，在《熹平石经》中作“乘”。《周礼·天官·宰夫》：“乘其财用之出入。”郑玄注：“乘，犹计也。”故“乘”即“计”，也就是审或审度之意。孔颖达疏：“隐谓隐审也。”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谓：“言当计度之，亦犹云隐度也。”
隐审、隐度也就是审度之意。伪孔安国传：“言当庶几相隐括共为善政。”
是误将“隐”作“檃栝”解，因“隐”又作“乘”，而“乘”是“计”“审度”之意，而非檃栝之意。“尚皆隐哉”一句，学者的理解存在分歧，由于在这段文字前，盘庚强调自己不是不顾大家不愿迁徙的意见，而是在神意的感召下，不敢不依龟卜而迁徙（“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
故紧接着的“尚皆隐哉”等句，应是盘庚告诫臣下要体会、审度龟卜、神灵之意，这种理解应是比较合适的。廖名春先生说：“盘庚这是希望‘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都要能用‘檃栝’来规正自己，都要能遵守规范。”于文字无据，不能成立。
再看《管子·禁藏》，在这句中“下观”与“上观”对应，“自隐”与“自恐”对应。“上观绝理者以自恐”，是说要从超过常理的人身上汲取教训，警惕自己；“下观不及者以自隐”，则是说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反省自己。“自恐”指自我警惕、恐惧，“自隐”指自我反省、审视，二者正相对。尹知章注：“隐，度也，度己有不及之事当致之也。”
训“隐”为度，指审视、审度，是正确的。廖名春先生引个别学者的说法，称“自隐：自我纠正”
，并认为“隐”乃“檃”的借字，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下观不及者以自隐”，强调的是以德行不足者为戒，反省、审视自身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并通过学习来提升、完善自己。隐为审度、审视之意，而非纠正之意，是很清楚的。至于廖先生称：“《尔雅》郭璞注与《广雅·释诂一》训‘隐’为‘度’，是从‘檃栝’的规范、规正义而言的，引申就有了审核义了。”与学界的一般认识相左，只是其个人的推测，未必能成立。因此，“檃”训为纠正，在文献上根据不足。虽然在较晚的文献中，“檃栝”有用作矫正之例，但“檃”字却不见有此用法。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栝”
。檃的本义是“揉曲”，而非纠正，是将直变为曲，而不是将曲变为直，故仅仅一个“檃（隐）”字是难以表达纠正之意的，其不见于文献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字究竟作何解？是隐匿之意，还是训为纠正？不应仅从文字上去考察，同时还应考虑到思想因素，还应考察在早期儒家那里，是否存在着应隐匿父母、亲人过错的思想，这同样是一条重要的根据。其实，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儒家典籍，我们就可发现早期儒家是赞成隐匿父母的过错的。如《礼记·檀弓》称：“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这里的“隐”只能是隐匿之意，而非纠正之意。子思主张“匿之为言也犹匿匿（昵）也”，认为“匿，仁之方也”，否则便是“不察于道也”（简帛《五行》），也认为应隐匿亲人的过错。至于《孟子·尽心上》中舜“窃负而逃”的故事，更是隐匿乃至庇护犯法亲人之例。可见孔子之后，从孔门后学到子思、孟子，始终存在着“事亲有隐”的观念，只是对“隐”的范围和具体方式理解有所不同而已。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孔子本人就是肯定“父子互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隐”字只能作隐匿讲，而不能作纠正讲，故孔门后学包括子思、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发挥。当然，廖名春先生可以辩称，早期儒学的情况是复杂的，“事亲有隐无犯”等主张恰恰是误解、背离孔子思想的结果。但若真如此，这是孔子的不幸，还是对孔门弟子的讽刺呢？《论语》一书是孔门弟子集体编撰的，反映了多数弟子对孔子思想的理解，若说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教诲被载入典籍后，人们已不理解其真义，反而发展出“事亲有隐”的思想传统，而“隐”之纠正义却似惊鸿一现，从此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再被人提及，这又有多少可信性呢？考订文字，恐怕还要从可能性与合理性方面多做考虑，而不可为了立说方便，以实用主义态度处理文字材料吧。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廖名春先生又称，《论语》关于孔子的记载中并没有“匿过”说，更没有相互包庇错误说；相反，多见的则是改过说。对于“过”，孔子主张的是“改”，反对的是“不改”，故从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讲，《论语·子路》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章之“隐”不能训为隐匿、隐瞒，而只能作纠正讲。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是值得商榷的。其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儒家对于“己”与“父母”的不同伦理要求，忽视了儒学角色伦理的重要特点。的确，在儒家看来，君子对于自己的错误应严于反省，不可隐匿，“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甚至在师长、前辈面前坦承过错，故“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雍也》）。但这是否意味着也可将父母的过错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使其蒙羞受辱呢？显然是不能的！孔子对于父母过错的态度是：“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如果父母听从了子女的进谏，这样固然可以如廖先生所说，“儿子可以规劝父亲，将偷来的羊给人家退回去，向人家赔礼道歉。如果人家不满意，儿子可以代父亲赔偿，可以出更高的价格，做好人家的工作”。但问题是，如果父母对子女的进谏听不进去，那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得很明确，“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并不主张子女强迫父母去改正错误，更不同意将父母的过错公之于众。这时维护社会道义的责任恐怕只能由子女来承担了，这就是上博简《内礼》篇所说的“隐而任之，如从己起”，即子女隐瞒父母的过错，而自己承担责任。对此，廖先生则提出异议：
儿子不但要“替父亲隐瞒”，而且要“自己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就好心好过了头。纵然“父子有亲”，感情深厚，但也不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感情总得服从理性。自己没有偷羊，替父亲承担责任，承认是自己顺手牵羊，这样“其父攘羊”的错误解决了吗？并没有解决，反而犯下更大的错误，违反了做人的基本原则——诚信。
廖先生此说的最大问题是只考虑到父母接受子女规劝，情理统一的理想状态，而忽略了情理无法统一，甚至冲突的非理想状态，而后者恰恰是儒家伦理所要处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更能反映儒家伦理的特征。另外，廖先生对“直”的理解也是不够准确的，是以现代人的公正、正直观念去看待古人更为复杂的“直”的观念，这点只要以古人对“直”的理解与廖先生的看法做一比较，就看得很清楚了。试以《新序·节士》等书记载的石奢纵父自刎为例。作为楚国的治狱官（“理”）的石奢，一方面放走了行凶杀人的父亲，另一方面又返回朝廷向楚王请罪，并以“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为由，“刎颈而死乎廷”。“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谓也。”这里“君子”从两个方面对石奢做了“直”的评价，其引用孔子曰“直在其中矣”，是肯定石奢维护亲情的真诚、率直，而引用《诗》曰“邦之司直”，则是称赞石奢为维护社会道义而勇于自我牺牲的公正、正直，这两种“直”在石奢身上并没有统一在一起，相反是以一种冲突的形式展现出来的。若以廖先生的正直观视之，石奢的行为恐怕也是情感没有服从理性，是违反了做人的基本原则，但这毕竟是现代人的评价，不能反映古人的观念。我们讨论、研究经典，还是应尽量客观地反映、揭示古人的观念，切不可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因此，廖文虽然看到了之前讨论的问题所在，认识到控辩双方可能并没有准确认识、把握孔子、早期儒家对于“其父攘羊”之类问题的真实态度，但他训“隐”为纠正，试图否认孔子有隐匿亲人过错的观念，是不符合事实，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