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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实现了城市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从单一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首都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北京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北京已经从“聚集资源谋发展”的粗放型、规模型发展转向“疏解功能求发展”的减量化、高质量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8.4万元（约合2.8万美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2020年北京市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28.2万元/人，迈入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经济发展的动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减量背景下创新引领日益凸显，金融、信息、科技等现代服务业优势更加凸显，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四成。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量已从资本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重要，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减弱。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征也更加凸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指引下，北京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正在逐步实现建设以现代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科技创新为动力、经济节点功能为特征的国际化都市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一批全国首创政策和标志性项目落地实施，北京证券交易所顺利开市。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金融街论坛成为国家开放发展的重要平台。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多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取得扎实成效。软件信息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业等成为首都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未来最强劲的增长动能。
从社会发展方式上看，人口增长的势头被遏制，到2022年底，实现了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20平方公里，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建成城乡统一、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建设方面，不断深化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和城乡社区建设，通过创新开展吹哨报到、接诉即办，并向主动治理深化，兴起了一场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推动城市治理向精治共治法治发展，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回顾首都北京的发展历程，一个根本性命题是如何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自20世纪50年代，北京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首都建设”，建成了“十大建筑”、地铁1号线、首钢、密云水库等一批重大工程，目的是提升首都城市形象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首都的城市功能和服务能力，展示年轻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发展以知识经济为方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首都经济”，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构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目的是探索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怀和党中央的战略谋划下，中共北京市委鲜明提出“首都发展”的新战略，目的是牢牢守住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更好履行首都职责和使命，实现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发展、首都的高质量发展、首都的新发展。从“首都建设”到“首都经济”，再到“首都发展”，反映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体现了对首都工作特点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首都表率示范作用，中共北京市委以首善标准
提出了新征程上的新目标，要实现“六个显著提升”，包括：首都功能的显著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显著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民生福祉的显著提升，生态文明的显著提升，首都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
具体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上，在全球创新版图重构以及我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市提出了到“十四五”末期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大关，届时人均GDP将超过3万美元。要形成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产业发展模式。要高标准推进“两区”“三平台”
建设。要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要“五子联动”
带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建成具有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未来在高精尖产业布局上形成“两大国际引领支柱、四大特色优势、四大创新链接、一批未来前沿产业”，构建“一区两带多组团、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见图2-1）。
图2-1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布局整体体系
资料来源：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EB/OL].（2021-08-18）[2022-12-06].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108/t20210818_2471375.html.
在社会建设方面，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业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健康北京建设全面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教育、社保、住房、养老、文体等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完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更加成熟有效，“七有”“五性”
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要积极构建有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城市治理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基层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稳步提升。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持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明显增强，首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人口老龄化会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带来持续的深刻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尽相同。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也是复杂的，并且在老龄化的不同阶段（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超老龄社会）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
在20世纪50年代“首都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北京处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年轻型社会结构，首都城市形象、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功能和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力发展“首都经济”时期，北京市的人口结构开始由年轻型转向老年型，于199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由于外来人口流入带来的人口总量的增长，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对生活照料等养老服务消费的需求开始显现，养老服务也从特定群体的福利事业向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开始扩散，影响领域增加，影响作用增强，影响机制也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围绕着银发需求的满足，也开始催生康复辅具制造、老年旅游等银发经济的发展。银发服务概念开始向银发经济概念转变，银发及其相关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发凸显。
进入21世纪20年代，随着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进入“首都发展”的新征程，北京也跨入老龄社会（见图2-2）。展望未来，到2035年北京进入超老龄社会以后，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不完全来自老龄化本身，更源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与现有社会结构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即目前的社会制度安排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
图2-2 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不同年龄段结构对照图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北京统计年鉴》整理绘制。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在于未来的社会人口结构必须是满足首都发展战略定位需要的，必须满足“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的目标要求。城市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实现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2021年北京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时，北京将进入超老龄社会，这一人口转变过程只有短短的不到15年。而在这15年中，要基本建成符合首都特点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环京地区通勤圈实现深度融合，形成同城化效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对人口转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
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二是对公共消费支出的影响，三是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四是对投资需求的影响，五是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六是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十四五”时期，北京市已经进入人口总量相对稳定的长周期，人口总量控制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影响。在这一转型发展进程中，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最直接体现为老年人口抚养比不断提高，家庭赡养老年人的负担不断加重；人口老龄化将加大劳动力供给的缺口，特别是符合发展高精尖产业体系要求的人力资源的供给缺口；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消费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到公共事业的投资；银发经济也将不再局限于特定的产业领域，即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将不再作为特别规格的产品和服务，而是作为普通产品和服务来销售，可将其称为产业或商业的银发化
。
从老龄社会到超老龄社会，要实现解决老龄问题与首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有机统一，关键在于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之间能否实现良性互动。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多重的。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形成倒逼机制；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催生对生活性服务业人才、养老服务人才、康复护理人才的需求，而增加的这一需求并不能完全通过技术进步所满足。从“十四五”时期到21世纪中叶，少子老龄化、家庭核心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服务问题由隐性转为显性，对生活照料类服务业、康复护理等用工市场产生明显的刚性需求，北京的银发经济也将得到迅猛发展，同时随着超老龄社会的到来，经济的银发化也在所难免。长寿时代北京的劳动力市场调控也绝不是简单的推动人口“高端化”。
区别于其他历史时期，未来30年间，北京市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老龄化加速，高龄化也在加速发展，高龄化必然带来对养老相关服务人才需求的增加，必须抓住“十四五”窗口期，未雨绸缪花大力气加以解决。从年龄结构看，“十四五”时期北京市老年人口仍将以60~69岁低龄段为其绝大多数（占55%以上），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和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出生高峰所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步入老年期带来的“分母效应”，高龄老年人口在全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略有降低，使得老年人口年龄结构显示出“中段增大、两端减小”的态势。但“十四五”时期以后，由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进入高龄期，高龄老年人口规模攀升势头愈加强劲，2035年前北京市高龄人口将突破100万人，由此带来的对养老产业内部结构和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一方面，北京市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无疑将带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产品的应用，对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产生一定的人工替代效应，对劳动力数量需求降低，转而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作为辅助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也会对养老服务人才的需求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并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行业的劳动效率，减轻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劳动力负担，这对于缓解养老人才不足是有利的。但根据目前的统计来看，养老护理员（从事养老看护的职业种类）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概率较低，这也可理解为与人类感情交互越多的职业工种，被替代的可能性越低。牛津大学、麦肯锡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创新工厂等的研究报告对从2018年起之后10~15年365类工作被取代的概率进行预测显示，与养老服务相关的职业种类被替代的可能性均在5%以下（见表2-1）。
表2-1 与养老服务相关的职业种类替代率统计
综上，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解决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矛盾，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之间实现良性互动，要求必须实行更加灵活，富于韧性、弹性和包容性的人力资源政策。实施“产业升级+人口优化”的发展路径势在必行，即通过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通过产业转型吸引人才落户，优化人才结构；同时通过完善养老托育政策、优化对生活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服务促进其在地化融入、多措并举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进一步支撑产业升级。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程中，创新无限的知识经济和生态环保的绿色经济双轮驱动，让劳动年龄人口和各种人才留得住、引得来，让老年人才继续发挥作用、活力迸发，从而形成“产业升级—人口优化”的良性循环。
现有研究和既有实践经验证实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是双向的。
一方面，“消极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阻碍科技进步，相关研究多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存量等为研究视角。人口老龄化令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上移，而老年人的创新精神和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因而不利于技术进步。老年人的学习能力、风险承担能力和学习动机都将减弱，其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的能力低于年轻人，因而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兴技术的使用与扩散，抑制具有创新与创业特点的企业家精神的涌现，并会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下降。老年人的人力资本存在贬值趋势，减少了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对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积极论”则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利于科技创新，相关文献多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诱导性创新等为研究视角。其一，根据人口数量和质量替代理论，虽然家庭生育率存在下降趋势，但子女受教育程度将获得提升，因而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劳动力数量，令人口数量红利趋于消失，但却提高了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使人口质量红利趋于上升。其二，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这将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居民将由此加强对家庭和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三，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通过“干中学”来增加个体的工作经验等，进而可提升其生产率。其四，人口老龄化会为储蓄和资本积累提供强激励，而随着物质资本积累上升，人口老龄化将引致“第二次人口红利”。其五，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也会诱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使用资本与技术替代劳动，以防止生产率的下降，提高自身竞争力，进而会促进偏向型技术进步。
无论如何，人力资本质量和生产要素禀赋结构都是最为重要的中间变量和作用机制，也是关系到是否能将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第一动力与战略支撑的关键。如何削弱和化解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负向效应，发挥和强化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正向效应，是北京从老龄社会过渡到超老龄社会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因此，应探索如何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入和技术应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经济主体在市场信号的激励与约束下作出最优回应，并通过社会全方位的体制机制调整引发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催生出新的科技成果，从而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国际创新要素的聚集地和国际创新网络的枢纽型节点，一个城市当其科技创新活动的影响波及全球时才能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人口老龄化的全球化背景也为此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应紧紧抓住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机，加强银发经济相关高精尖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把握老龄化带来的动力，注重发展科技创新的全球影响力和辐射力，服务首都北京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