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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首都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根本要求，一切老龄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制定和组织实施都要以老年人口的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内涵丰富，且日益广泛多样。一项调查显示
，“美好生活”和“美好生活需要”联想词频最高的10个词分别是：幸福、快乐、健康、和谐、美满、开心、美好、自由、富裕和家庭。人民群众理解的“美好生活”和“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分为个人物质、家庭关系和国家社会三个层面。个人物质层面的高频词汇包括有车、有房、财富、富有等和经济有关的内容，也包括阳光、绿色、环保等和环境有关的内容。家庭关系层面的高频词汇包括团圆、温馨、恩爱、亲情、爱情、陪伴等内容，以及事业、工作和理想等内容。国家社会层面的高频词汇包括稳定、小康、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公平、和平、社会保障、安全、丰衣足食等。
人口老龄化带来社会需求内容、需求层次、需求结构和消费能力的变化，伴随着北京市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和老年人口队列更替，新时代首都北京老年人口的需求特征也在发生持续而深刻的变化。
作为超大城市
，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最显著的特征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庞大的老年人口在对基本公共养老服务提出要求的同时，必然也带来多元化、多样化需求的不断扩大。必须通过分级分类的方式予以满足，而老年人综合能力和需求的评估是基础和前提。与此同时，“十四五”时期，随着“50后”“60后”成为老年群体的主体，新老年群体的经济、健康、社会交往、思想文化状况等均与传统老年群体有较大差异，具有更强的自主意识、消费意识、参与意识。必须基于老年群体队列更替现象来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构建。其一，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户籍老年人口多13%~15%，绝对数量也多出约50万人，而且这个趋势将延续，甚至扩大。在制定老龄政策时，不能局限于户籍老人，而应按照常住老年人口规模来规划布局养老服务设施、老年健康服务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等，完善相关福利制度，促进老年人的在地化融入。其二，新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层次更高，对健康养老、精神文化、社会参与、自我价值实现等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这些老年人经历了低生育时期，子女数量明显减少，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比例将明显增加，在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的条件下，老年人对居家照料、巡视探访、上门服务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更大。另一方面，新老年群体的受教育水平、社会经济状况等不断提高，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更高层次的养老需求亟待被满足，更加需要丰富的文化娱乐和教育活动，需要信息化社会适应的引导，需要社会参与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其三，应密切关注城乡老年群体、精英老年群体与一般老年群体、残健老年群体、不同性别老年群体等之间的差别，在积极发掘城市老年群体和精英老年群体的优势之时，也要关注农村老年群体和一般老年群体的需求
，不断缩小老年人福祉的城乡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建设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的老龄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我国老龄事业发展迎来全新的局面，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也呈现出新的格局。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反映了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2017年2月《“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再次强调要“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19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对“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提出明确要求。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具体到北京市，2015年在全国率先制定和实施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地方性法规，着力支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打造“三边四级”
就近精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到“十三五”末，基本实现了养老照料中心和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全覆盖，初步形成了具有北京特色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格局和服务模式，实现了“从无到有”。居家社区养老成为北京最主流的养老模式。
“十四五”时期，在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指引下，随着“50后”“60后”成为老年群体的主力，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易于接受科技进步等新生事物，融合物联网、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信息化、便捷化、精准化，提高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势在必行。社区作为载体，是老年人生活和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加强和优化社区的公共设施是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的关键。需要根据老年人口特征的变化，根据本社区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及行为特征，客观真实地分析老年人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优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建内容、规模、空间布局、服务半径、运营管理、内部空间环境建设等，打造老年友好、环境友好型社区，从而实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从有到优”。
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支持政策在基层落地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政策和资源碎片化，政策和资源的整合利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我国横向行政管理体制下，养老服务分属民政、卫健、医保、发展改革、住建等不同职能部门管理，养老服务对应项目和资金也分属不同的部门和渠道，在财政扶持资金的申领和拨付上“条块分割”，实际工作开展过程中受制于不同职能部门的行政切割，政策的不配套、部门之间的掣肘等问题比较突出，从而影响了养老服务资源投入的效率和老龄政策的落地。
在我国纵向社会治理体制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是以街道（乡镇）为基本单元，按照合理的服务半径布置各类服务设施，开展养老服务，以满足居家社区养老公平性和可及性的要求。但由于街道老龄工作受制于同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切割，在具体的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协调难度大，政策的不配套、部门之间的掣肘等问题比较突出。比如，中心城区疏解腾退出的土地用于建设居家社区养老照料中心，需要规划、用地、消防、园林绿化等多个部门的审批，街道协调各部门权责受限。此外，市场提供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如果没有街道（乡镇）的组织统筹，可能存在信任危机、服务风险、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因此无法有效匹配居家老年人的需求，送不到老年人的家里。
从供给侧来看，目前市场上各类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小、散、杂，多元供给主体之间尚未形成稳定、长期、有效的合作协调机制。一方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和托老所、老年活动场站等其他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在服务内容、功能定位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各类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不能实现共享资源、双向开放、合作共建的目标，资源配置效率难以达到最优，既出现同质化业务竞争，又出现都“吃不饱”的现象。另一方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与街乡镇照料中心辐射居家的功能形成了重叠，存在互相抢占资源和服务对象的现象。在街道（乡镇）层面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资源互补、错位经营的统筹机制势在必行。
健康和功能完好是个体生活质量的基础。长寿时代活得健康成为老年群体的最大愿望。对于老年人来说，健康养老需求主要体现为对医养康养结合型的养老服务的需求，即在日常生活照料和关心支持的基础上，提供延缓慢性病发展和维护身体功能的护理康复，让老年人尽可能长地维持身心功能健康，即便失能失智后仍能尽量延续原有生活模式和生活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十四五”时期，“50后”“60后”成为老年群体的主体，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逐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伴随着健康老龄化理念的贯彻与落实，老年人更多追求健康养老，对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全力加快建设高质量的为老服务体系，满足老年人医养结合的需求。满足这种需求的服务，无疑必须是整合型的，前端为健康教育、初级预防功能，促进预防保健、活力老化、减缓失能，中间是急性期的老年医疗卫生服务、稳定期的长期照护服务，后端衔接安宁照顾、临终关怀，以老年人为中心提供整合型为老服务，进而提升老年人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以健康为中心，为老年人提供适宜的健康服务，促进老年人的功能维持和健康维护。这就需要以社区为依托，推动社区内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进行合作，促进医疗资源与优质养老等资源的整合，为社区内老年人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照料、文娱活动、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疾病治疗、心理慰藉、临终关怀等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医养结合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利益协调。现阶段我国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大多建立的是松散型协作服务关系，没有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使得医养结合服务开展不够深入。现行适用的政策还不能很好地统筹兼顾老年人（服务对象）、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主体）、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主体）等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
老年人的客观需要难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需求侧看，医养结合服务的送达受到一定的限制、成本提高，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下降；从供给侧看，由于现行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全面、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价格过高、服务送达不够及时等原因，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服务需要不能有效转化为现实需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机构内从业人员）一方面受限于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不足，另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的公立机构的管理体制，“干多干少一个样”，缺乏激励机制，从而出现“有签约无服务”等现象。公立医院由于资金补贴不足、服务定价不自主、人员编制缺乏、晋升渠道单一、风险防范不健全、占用医保报销资格与额度等原因，没有为养老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动力。社会办医受制于项目选址难、固定资产投资大、融资成本高、技术人员培养周期长、资质审批严格等原因，在医养结合方面整体积极性也不高。
养老服务机构有签约但无付费意愿和能力。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自身在人员配备、资金投入、医疗设施配置等方面存在不足，自身往往难以达到提供专业卫生健康服务的要求。为提高其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养老服务机构普遍有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合作的意愿，但受制于成本约束，并没有给专业医疗卫生服务支付费用的意愿和能力，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内设医务室由于成本过高、没有规模效应，很难可持续运营。
医养结合工作既涉及卫健、民政、医保、人社等多职能部门的管理配合，也涉及职能部门与属地管理之间的有效统筹。由于不同职能部门、属地政府对医养结合的理念认识不同，各职能部门从方便本部门监管服务的角度出发，出台的一些政策出现了目标不衔接、不一致甚至互相掣肘的现象。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为：医养结合监测数据系统不衔接，老年人综合能力评估和老年人需求评估工作不能有效衔接，医保报销资格审批和定额管理办法不衔接，属地管理与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管服务边界不清等。
医养结合工作不仅要满足老年人对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还要考虑到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成本投入及获得的效益，以及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部门与属地之间的利益协调。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满足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寻求多元利益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是必由之路。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将更加突出。马斯洛于1943年提出了广为人知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至高分别是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归属及爱的需求、受人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激发足够的行为驱动。随着北京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老年群体的队列更替，老年人的整体经济实力、教育水平、健康状况都不断提升，自主意识更高，消费意识更强，新的老年群体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对精神情感的寻求、对健康的重视、对社会参与的关注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上，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生存型、基本保障型需求。在社会发展转型叠加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表现在：
城镇老年人在退休后，由“单位人”成为“社会人”，退休工资和社保由银行发放，长期生活居住在社区，但并未与社区建立必然的制度联系。在核心区功能疏解中迁移到其他区域、随子女迁移到北京的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庞大，由于文化、语言、“朋友圈”的差异，以及人户分离、医保不能异地结算等原因，加上居住方式日益独居化、空巢化，部分老年人成为长期脱离单位、家庭和子女的群体。在农村地区，由于文化设施和精神文化活动匮乏，老年人在吃饱穿暖后，精力没有正常和科学渠道释放，部分老年人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参与上访、缠访、抢购、集会、传谣等非组织活动，自杀、自残、犯罪时有发生，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薄弱环节。
当前政策的关注点更侧重于衣、食、住等基本养老服务，对于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教育、社会参与需求关注明显不够。长期以来，大众对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认知是不全面的，对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传统观念认为人在退休后闲余时间较多，对于生理和心理不健康的老年人，文化娱乐是促进运动和身体功能维护、排解孤独、心理疏导的方式，对于活力健康老人，精神文化建设就是给老人找个乐，好打发时间。事实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健康老龄化理念倡导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不仅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功能维护，还能有效发挥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老年人也只有在老有所为中才能更好地实现老有所乐。
文以化人，文化建设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代际和谐的同时，也是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实现老有所为的最好也是最“省钱”的方式。适应新时代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内涵、形式的深刻变化，重新认识老年人文化建设的社会治理功能，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文化建设，实现老有所为与老有所乐的有机统一，大有可为。事实上，老年人成为平安北京、和谐北京建设的重要力量，涌现出“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知名首都基层社会治理、群防群治“金字招牌”，而石景山区的“老街坊”模式则着力从老年人文化建设切入，重点围绕社区老年人、居家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邻里守望等工作，将“老街坊”志愿服务转化为基层社区党建的重要力量、民主协商共治的调解人、邻里守望相助的志愿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此外，随着“50后”“60后”逐渐成为老年群体的主体，空巢老人、独居老年人和纯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将明显增加，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也更加需要丰富的文化娱乐、教育和社会参与等活动，需要社会参与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机会。
老年人文化建设组织化程度不高，没有与社会参与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目前的老年人文化建设主要是由老年人自发组织、单位组织、街乡镇（社区、村）组织，内容主要是文化娱乐、学习教育等，形式也相对单一。大部分老年文化群众组织都缺乏活动平台、组织凝聚力低、缺乏资金支持，老年文化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久而久之，利用老年文化组织开展宗教活动、兜售保健产品和理财产品、侵害老年人权益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充分发挥老年人文化建设的家庭功能和社会功能，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推动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服务首都基层社会治理，迫在眉睫，也大有可为。
环境对老年人的影响是最广泛、最直接的。老年人希望生活环境更加适老宜居，日常生活中少些风险和不便，多些安全、便利和舒适。按照联合国的定义，老年友好宜居城市是“能够防止和纠正人们在变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遇到各种问题的城市”，旨在通过服务、场所和设施方面的环境支持，使人们以积极态度面对老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全球老年友好城市建设指南》，提出了包括城市物质环境、城市社会环境以及信息畅通、社区支持和健康服务等城市层面的硬件和软件建设指南。
近年来，北京市围绕老年人居住环境、出行环境、健康支持环境、生活服务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突出困难和障碍，以筹备和举办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契机，打造国际一流的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加快推进老楼加装电梯，加快老旧小区改造，开展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和残疾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方便老年人公交出行，营造良好的敬老、孝老、养老文化社会氛围，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是把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视同于无障碍设施建设；二是把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视同于适老化改造；三是把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视同于实施居家养老幸福工程或便民助老项目。事实上，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既是老年人的刚性需求，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与新城建设、城市更新相结合，与之相关的康复辅具、健康科技、设计服务及金融服务的市场空间也十分广阔。加快我国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发展与之相关产业，既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拉动银色消费、推进产业升级、增加就业的重要抓手，可起到“一石数鸟”作用。总体而言，我国还处在以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工程带动城市面貌改善的阶段，补齐短板、适当超前规划、完善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可以避免今后的返修、拆改等，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当前，北京市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处于“星星点灯”的状况，分散在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特殊困难老年家庭适老化改造等方面，由多个部门推动，没有形成合力和整体效应；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碎片化”，不连贯不集成；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没有与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美丽乡村建设等有序衔接；既有住宅与居住社区适老化程度低，普遍存在安全、通行、生活便利的多维度缺失与不足。社区老人普遍反映，政府主要提供的应是公共产品以及准公共产品，在对特定困难老人进行家庭适老化改造的同时，应考虑大多数老人的需求，在居住小区的公共空间，比如单元门、公共坡道、楼梯通道、电梯扶手等节点进行适老化改造，统筹安排公共采光照明、小区绿化、健身场所、街心公园等部位的适老化改造。公共交通标志标线应强化对老年人的安全提醒，大型交叉路口的安全岛、隔离带及信号灯等应增加老人等候、防滑倒等处理。
社区为老服务配套设施不能实现集约建设、集约使用、集约管理、资源共享，在运行管理和软件服务上，缺乏老年人的民主参与和支持，基层社会治理没有与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有序衔接，而城市公共空间的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分散在公安、交管、交通建设、市政建设管理、园林绿化、水务（河湖水系）、文化体育、残联等多个职能部门，在治理理念及精细化方面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还有很大差距。
“十四五”时期，作为中国的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市应积极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倡导的行动计划，完善老年友好社会政策的总体设计，通过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推进，建设“老年友好城市”“老年友好社区”“老年友好家庭”。在横向社会结构中，应以老年友好为核心理念，鼓励跨地区、跨部门合作，将政府、公共部门、非营利组织、服务提供商和社会资源加以整合，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建设老年友好社会，将“老年友好”融入相关政策和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