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是真实的,人生没有彩排,也没有回放,每天都是现场直播。只要做过的事,走过的路,到过的地方,以感受来讲,重寻无处。
进入21世纪20年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全球经济复苏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使这一变局更加复杂严峻,人类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笃定初心,找准前进的方向?如何以不变应万变,继往开来,于变局之中开新局?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问题,国家如此,社会如此,家庭和个人也是如此。
“也许还有其他重大转变在引领我们的发展方向,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地缘政治、技术进步等,但它们的具体细节仍然悬而未决……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全球老龄化如何发展。我们知道它将在何时何地发生,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
。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这个世界不可能变得更年轻。中国也不例外,“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总量将转向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由缓速增长期转变为快速发展期,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为推进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进程,建设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的社会,联合国颁布了《老龄化与健康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建设每个人都能健康长寿的世界》,欧盟推出了《欧洲积极健康老龄化战略计划》,新加坡推出了《幸福老龄化行动计划》,中国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政府发布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国始终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及其行动计划。尽管各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念倡导、目标任务、政府职责、社会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不同,但都是基于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和行动。
2018年1月25日,在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高度重视非首都功能疏解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所导致的经济社会问题,制定更长期的战略与规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机遇和挑战。时任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回应:“石松同志谈的人口结构问题,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到2035年的情况和变化我们有一个大致的匡算。总的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透,现在政策已经明确新增用地和建设项目中必须配建适当比例的养老设施。希望你认真深入研究。城市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各项工作中。”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老龄产业研究中心。中心紧扣人口老龄化时代主题,坚守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研究方向是:通过统计调查、数据分析、专项访谈、专家研讨等方式为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各级人大提供人口老龄化战略规划、政策法规、行业标准等研究,开展督察评估、法规预案研究、法规后评估等服务。中心突出智库研究的特色,重要成果都将转化为政策建言和咨政报告,呈报相关部门和领导。中心成立以来,持续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咨询课题,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包括老龄化战略规划、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老年健康服务、老龄社会基层治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
(一)老龄化战略规划研究
2018年伊始,在北京市老龄办和首都高端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们开始了“首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预案研究”,试图通过系统梳理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规划与行动,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首都北京的市情,分析研判北京人口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尝试提出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初步框架,包括基本原则、任务目标、实施路径等。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随后,北京市政府制定了实施方案,并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课题组成员积极参与了相关工作,提出的多项建议被采纳。
2020年5月以来,我们开展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编制研究”工作,对“十三五”时期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基于2015年“小普查”的数据建立数据模型,对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和特征进行了预测,系统提出了编制“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的政策和立法建议,包括规划编制应把握的原则、总体目标、主要指标、重点任务、实施路径、组织和制度保障等内容。课题组认为,“十四五”时期是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窗口期”,应紧扣首都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围绕“七有”“五性”民生保障要求,从增强首都竞争力、挖掘城市发展潜力、激发内在活力的战略高度,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纳入经济社会各项政策中,通过制度变革,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韧性,实现解决老龄问题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报告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的批示。为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首都的实践,2019年以来,研究团队还先后接受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西城区、石景山区、顺义区等有关部门的委托,开展了老龄相关主题的规划研究十余项。多项报告获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上述规划均被转化为政策文件公布实施,直接指导和推动了首都老龄事业发展。研究团队还放眼全国,为南水北调水源地——河南省南阳市编制了《河南省南阳市康养产业规划(2021—2035年)》。
(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养老服务?北京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既是家家户户最关心、最迫切、最期待的现实问题,也是在制定老龄政策与法律中要优先考虑的基本议题。关于养老服务体系的概念内涵、衡量标准、支持政策、资源配置机制等也一直是学界热烈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
2015年北京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制定《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将养老服务的关注重点从机构转向居家,这是对超大城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知。我作为北京市立法机关的一名干部参与了立法的全过程。“十三五”期间北京市系统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到“十三五”末,覆盖城乡的“三边四级”就近精准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建立。然而,随着北京市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老年人口结构和需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又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新问题。养老机构延伸到居家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可持续经营困难,家庭养老功能持续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为老龄事业最突出、最迫切需要补齐的短板。
2019年,在首都高端智库的支持下,我们以“居家养老服务的内涵、方式与支持体系”为题,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全面调研和系统研究。我们提出,新时代首都老年人需要的是“家的氛围、专业化的服务”,强调养老服务对象的普遍性、服务供给的可及性、服务质量的可靠性、服务价格的可承受性。养老服务要公平可及覆盖全体老年人;老年人需要的是整合式、一站式服务,而不是碎片化的服务;老年人希望得到及时、便捷、就近就便的服务,最好(或者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和熟悉的环境;服务质量要可靠、可追溯,而且价格是可承受的。一个好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要保证可持续发展,要有生命力,就必须满足以上需求。这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科学完备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实现机构、社区、居家养老协调发展,医养康养服务融合发展,实现“从有到优”的突破。
(三)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研究
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既是老年人的刚性需求,也是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与新城建设、城市更新相结合,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要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和谐宜居之都理应是老年友好宜居之都。然而,老年友好宜居的标准是什么?应该建什么?怎么建?北京作为首都,如何发挥表率示范作用,引领和探索中国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的新思维、新模式?
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的支持下,中心自2019年始持续4年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实践试点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建设性的研究成果。课题组以老年人的实际生活轨迹和需求为逻辑起点,按照“七有”“五性”民生保障要求,从建筑、小区、社区、街道四个空间尺度,从安全性、健康性、便捷性、舒适性、社会性五大维度,率先提出了一套衡量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成果发布会,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随后,课题组以朝阳区双井街道等典型街乡为试点,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系统评估,提出了优化方案,形成了建设清单和建设指南。建设指南重点围绕多头建设、谁来牵头、社会资本如何进入等问题,探讨了多元主体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了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标准化研究,并通过中国标准化协会的立项、专家评审等各项程序,研制完成并颁布了《老年宜居环境整合服务指南》团体标准,为朝阳区老年友好宜居环境评估、建设改造、运行管理和监督评价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老年健康服务研究
传统的老年健康服务强调了医疗卫生部门提供的服务,随着老年人需求的变化,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需要根据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动态优化调整。2019年我们开展了“北京市健康老龄化的内涵和发展方式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健康老龄化的政策文件,进一步厘清了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概念内涵。作为市级重点决策咨询课题,突出了实证性对策研究,全面总结了北京市老年健康服务取得的成绩,存在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形成了《关于加快北京市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研究报告》,供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参考。2021年,我们开展了“北京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研究”,在对北京市石景山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针对长护险扩大试点,完成了失能与需求评估标准、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清单和相关服务标准、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支付方式和标准等三项标准的研制,起草了相关配套文件,供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决策参考。
随着我国高龄、失能、失智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需求叠加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有限的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以及彼此相对独立的服务体系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迫切需要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的服务。2022年我们应用“干系人利益分析法”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我们认为,医养结合的本质是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我国医养结合工作尚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签约轻服务等问题,现行的政策尚不能有效统筹老年人(服务对象)、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主体)、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主体)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我们建议,应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在现有“以治病为主体”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药品目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老年健康管理、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方面的服务目录、定价标准、报销比例等,将其逐步纳入医保报销的范围,建立与长期照护需求相适应的老年健康服务目录,逐步扩大老年健康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
(五)老龄社会基层治理研究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快、养老服务资源匮乏,传统的文化观念决定了大多数老年人会选择居家社区养老的方式,老年人在社区居住生活、参与社会及获取社区服务,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破解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体制机制障碍,既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也是我们始终关注的研究领域。自2019年以来,我们开展了多项研究,并多次成功举办了“首都治理热点问题研讨”。
2020年11月12日,我在第一期首都治理热点问题研讨会上作题为《老龄化背景下的数字新基建》的发言,从数字技术应用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社会治理的国内外案例切入,列举了将数字技术应用于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建议市政府紧盯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民生领域中的紧迫问题,充分考虑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现实,加大为老服务领域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2021年5月27日,我们承办了第三期首都治理热点问题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老龄化社会治理改革与创新”,我以《从“七普”数据看首都北京老龄化社会治理》为题,以石景山区八角街道进行的实践探索为案例,提出了基于街道(乡镇)的一体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构想,从完善家庭支持政策、助力家庭发挥养老基础性作用、赋能街道(乡镇)、夯实社区对养老服务的支持作用等方面给出了回答。在此基础上,2022年我们开展了“加快北京市街乡镇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的研究。研究团队深入街道(乡镇)、社区(村),对解决基层“最后一公里”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养老服务联合体的性质特征、功能定位、运行机制等进行了分析,起草了相关政策文件建议文本。2022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推进街道乡镇养老服务联合体建设的指导意见》。
(六)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部署,通过编规划、出政策、建机制,一体化推进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对“一老一小”的家庭支持政策也逐步成为我国社会政策的重点。为此,我们聚焦当前我国养老托育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际社会家庭政策的经验共识,立足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从中国传统家文化理论出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引,提出了构建“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多元共担”支持政策体系的设想,并针对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
具体到北京市,2021年以来,我们承担了“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问题研究”课题,旨在通过厘清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内涵、发展目标,构建超大城市人口长期均衡的政策体系,探讨促进北京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业已形成了两项阶段性成果。一是通过对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与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对照,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发展高精尖产业体系构成较大的压力,要辩证看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实行更富韧性和包容性的人口发展政策。二是研究了2010—2020年间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分析了老年人选择养老地点和市域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提出要转变传统的“养老服务设施随人布局”的规划理念,以项目牵引、存量盘活、增量提质和机制创新完善人口均衡发展政策体系,适度引导首都功能核心区老年人口向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流动。
4年来,我们紧紧围绕人口老龄化主题,共承担北京市委、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委托的重大决策咨询课题20余项,编制战略规划10余项,开展政策评估和督查3项,提出法规案1项,研究编制行业标准2项。我个人也获得了北京市第十一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四届优秀调查研究成果优秀奖;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1项,北京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优秀奖4项;以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突出贡献奖、“社会服务先进个人”等称号。相关建议获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7项,北京市正市级领导批示1项、副市级领导批示10项,被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等采纳15项。
经过几年的摸索实践,我们在如何做好智库研究工作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在此与各位同人共勉,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大网络、新机制
人大国发院老龄产业研究中心一经成立,就在国发院和首发院领导支持下,创新运作机制,发挥中心的平台和纽带作用,以项目首席专家负责制为抓手,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根据课题研究的专业需要,以人大国发院、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等校内专家学者为主体,广泛吸收北京大学、首都体育学院、首都医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健康促进、老年医学、老年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与,同时与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老龄办、民建北京市委等部门建立广泛合作关系,邀请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形成了跨学科、跨领域多元化人才参与的格局。
(二)智库研究与参政议政相结合
几年来,中心逐步摸索将基础性理论研究与对策性政策研究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探索将调查研究与评估督查相结合,将学术研究与参政议政相结合,将参政议政与民主监督相结合,以实现智库工作效能的优化。
比如,中心从2018年起,就接受中共北京市委改革办的委托,连续三次对重大政策文件开展第三方评估,并参与督查、整改和验收全过程,寓学术研究于社会服务中。2018年聚焦养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北京市各部门、各区落实《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进一步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进行了履职评估和效果评估,从7个方面提出了15条深化改革的建议,评估报告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多位领导的批示。2019年聚焦老年人照顾服务,对《关于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完善养老体系的实施意见》开展了评估。2020—2021年聚焦养老服务消费侧改革,对《北京市促进养老领域消费工作方案》进行了督查评估。能够接受中共北京市委改革办的委托开展政策评估,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对首发院的信任。此外,中心还开创性地参与了《北京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研究,以及养老服务标准规范制定工作。2018年由中心牵头,多名法学教授、资深律师以及一线从业人员参与,与北京养老行业协会联合起草了《北京市养老服务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并在全市推广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理论创新与舆论引导相结合
中心还通过举办学术论坛,扩大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推进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形成社会共识。连续与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民建中央等部门联合举办四届“智汇养老北京高峰研讨会”,陆续举办了三期首都治理热点问题研讨会,邀请中央和北京市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参与研讨,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影响力辐射全国,不仅发挥了首都高端智库的智力资源优势,还发挥了全国性学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引领推动作用,促进了产、学、研、用的结合,形成了多项成果。会议成果通过首发院的内参系统和党派的建言专报等多种形式报中央及北京市有关部门,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
(四)无调研、不建言
4年来,中心坚持“无调研、不建言”,力争做“最懂老年人、最懂首都北京”的智库团队。在中共北京市委改革办、民建北京市委调研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和座谈交流,走遍了北京市16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调研了具有代表性的医养结合国际老年公寓、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养老信息化平台等企业、机构和社会组织300余家,并以石景山区八角街道、西城区陶然亭街道、朝阳区双井街道、朝阳区东风乡等为“治理单元”,共发放问卷3万余份。与市、区、街道(乡镇)相关部门进行了80余场专题座谈会,课题组部分成员还以人大代表和党派成员的身份,参与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政协组织的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
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总纲,为新时代新征程擘画了新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始终坚持借鉴国际社会关于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的理念共识,推进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如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体系更多是学习借鉴国际社会共识,那么,未来,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伴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中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新路,将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在应对老龄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国际交往与合作的信心和决心。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各方面工作具有代表性、指向性。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新征程上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新时代首都发展,本质上是首都功能的发展;新时代首都发展,根本要求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首都发展,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让人民生活幸福;新时代首都发展,标准就是首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坚持全球视野、国际眼光,充分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补齐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各项工作在全国起到引领和示范表率作用。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6月,我在孙鹃娟教授的协助下,带着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孙书彦、胡清、陈雨欣,日本大阪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布潇楠,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郭燕,开展了“国外老龄政策动态”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报告。每一期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该国或地区老年人口分类统计数据,分析人口发展趋势及其特征;该国或地区养老保障状况、医疗保障状况等;该国或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做法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人口老龄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重点领域,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此同时,我们梳理整合了近年来业已完成的重要课题的研究成果,包括“北京市‘十四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编制研究”“北京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等,经过进一步编辑整理,形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
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在推动全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书收集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的最新理念、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等,分析国际社会的基本动向及其特点,并结合北京的实际,从宏观战略维度提出可供借鉴的政策建议。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老龄化进程具有不同的特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建立了以私人和自由市场为导向的“补缺型”养老服务体系;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福利型”养老服务体系;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形成了以市场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选择较为典型的英国、瑞典、韩国、新加坡展开比较分析。
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具有开始时间早、历时长、程度深、进程缓慢的特点。英国的养老金制度经历了撒切尔夫人时期的私有化改革与政府责任转移、布莱尔时期对弱势群体的政府责任回归与持续私有化,以及卡梅伦时期的大社会新政与继续私有化改革等发展阶段。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起源于英国,并在不断的反复探索和试错过程中建立与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一体化整合照料服务体系。本书通过对英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和社区养老服务相关政策的分析,为北京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借鉴。
瑞典实施的是惠及全民的福利制度,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提供普遍的、广泛的且平等的服务,这也给其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为充分高效利用有限的养老与医疗资源,瑞典形成了以居家为主导的医养结合服务体系。通过权力下放,给市镇政府自主权,使其可以根据当地特色合理调节区域内医疗与养老服务的供给,实现医养有机融合。这样的体系不仅提高了医疗与养老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使得老年人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家庭生活圈中实现养老。这对于北京市如何统筹社会医疗与养老服务资源,最大化发挥社区功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韩国与我国同为亚洲国家,具有相似的传统与文化,又同样具有老龄化出现晚但发展速度快的特点。首尔都市圈与北京在老龄化进程、老龄化发展趋势和特征上极具可比性。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韩国综合施策促进老年人参与就业;重视老年人的健康预防以及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筛查;针对高龄和超高龄特殊老年群体的困难,出台专项保障政策;通过法律保护老年人远离危险,防止老年人由于身处弱势地位而被遗弃、受到经济剥削,或遭遇性暴力、忽视等身体及精神上的虐待。韩国在老年人经济保障、健康保障、人身自由和权益保障方面的做法值得北京借鉴。
同为东亚国家的新加坡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0年老龄化率达到15.2%,老龄化进程与北京类似。新加坡政府从全生命周期视角进行干预,加强老年人的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打造健康生态圈。通过提升老年人工作技能、开展“乐龄教育”、鼓励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等多项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实现老有所为。通过构建无障碍交通体系、住房适老化建设等,不断完善老年友好宜居环境建设,构建老年友好型城市。新加坡“以家庭为中心多主体参与共同建设活力老龄社会”的模式值得北京学习借鉴。
本书的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在第3~7章介绍国际经验对中国和北京的借鉴意义时,并没有追求面面俱到,而是尽可能一个国家或地区紧扣一个主题和重点,部分章节之间的内容可能有一些交叉。在第2章分析首都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挑战时,试图在把握总体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尽可能突显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而没有全面铺开,但也感到有些顾此失彼。在第8章提出新时代首都北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方略时,也没有追求系统全面,而是力求突出重点和难点,以专题的形式展开,并与第3~7章的内容形成呼应。但限于作者的能力和认知水平,很多问题并没有说透,一些认识还比较肤浅。
本书国际社会部分的原始资料由胡清收集和整理,英国、瑞典、韩国部分的原始资料由布潇楠、孙书彦收集和整理,新加坡部分的原始资料由陈雨欣收集和整理,布潇楠承担了主要资料的翻译工作。郭燕和胡清参与了第2章和第8章的部分写作工作。英国、韩国、新加坡部分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孙鹃娟教授的指导;第1、2、8章部分内容得到了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伍小兰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李爱华教授的支持;全书得到了北京市老龄协会政策法规处宋晓磊处长和费将军先生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宏霞、徐海艳的耐心细致工作。
感谢我的同事和良师益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教授,他在做好繁杂的行政事务的同时坚持不懈开展学术研究,他的勤奋和谦逊时刻激励着我。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教授,与他的交流过程总是给我很多启迪和感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教授、副院长刘青教授、副院长刘在波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全体同事。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张杰教授、副院长李文钊教授、副院长侯新立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全体同事,感谢他们热情细致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胡清女士,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她反复与出版社沟通,对数据和图表进行核对,对文字、版式以及一些规范用语和表述进行审核,做了很多琐碎、繁重的工作。
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
黄石松
2023年1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