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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青年时代的无限可能如今已成为单一的现实。
——基辛格本科毕业论文的开场白，1949年
24岁的基辛格于1947年秋季入学念大二。1950届是哈佛大学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届，1588名毕业生中多半是退役军人，大学生总人数的75%也是退役军人。初出校门的高中生与比较成熟、急于继续人生旅途的退役士兵济济一堂。虽然这所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传统未改——每天早上还是会安排女佣整理床铺——但较过去民主多了。来自公立学校的毕业生占哈佛学生总人数的50%以上，这也是该校建校以来第一次。
就在美国对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依然感到陌生的时刻，哈佛已因它可以发挥的新作用而兴奋异常。在1947年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告了美国针对被战争蹂躏的欧洲的复兴计划。当年秋天，当基辛格入学时，I.F.史东与约瑟夫·艾尔索普正就“我们必须叫停俄罗斯吗？”展开辩论。卡内基基金会宣布要为哈佛出资成立苏联研究中心，这将是为协助美国走出孤立主义的众多“专项研究”之一。“在战后初期，哈佛显得特别活跃，”时任政府管理系教授的麦克乔治·邦迪回忆，“国际事务成了一门学科。哈佛认为，既然国家有了新角色，哈佛也应该有。” [1]
基辛格搬进位于繁忙的剑桥奥本山街上的一栋灰色的砖楼宿舍——克拉弗利霍尔楼39室。该地离学校中心地带很近。他的两位室友分别是亚瑟·吉尔曼和爱德华·亨德尔，两人都是退役军人，也都是犹太人。
1947年，有共宗教信仰的哈佛犹太学生会成为室友。此时，战前充斥常春藤校园的反犹现象已然消退。哈佛犹太学生占比17%——比20世纪20年代校长劳伦斯·洛厄尔觉得必须限制犹太学生名额时低，但比战前几年高。就在基辛读大学期间，学校已不再强调接收犹太学生得“在可控范围内”，也停止了在申请住宿的犹太人名字旁边打个星号的做法。
詹姆斯·布莱恩·柯南特校长在战后扩张哈佛时，对反犹一事更是极力反对。“哈佛是张开双臂欢迎我们这些难民的。”基辛格在上阿默高美国陆军情报学校的同事、后来担任经济学教授和院长、哈佛理事会第一位犹太成员亨利·罗索夫斯基如是说。虽然有些系还存在歧视，但在政府管理系则最不明显，教政治理论并一度担任系主任的路易·哈茨教授就是犹太人。 [2]
基辛格与室友不谈宗教。吉尔曼说：“我们从来不谈我们的犹太背景。”但在夜晚闲聊时，基辛格坚决反对以色列立国。“他说这会异化阿拉伯人，并危及美国的利益。我觉得奇怪，纳粹德国难民怎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住在楼下的赫伯特·恩格尔哈特说，“我的印象是，基辛格青年时代受反犹之害大概比童年的我在新泽西经历的少些。”
室友们都认为基辛格是个奋发向上、极度成熟的人。每天早上7点，他就起来开始忙课业。下午很晚他才回来，然后就坐在安乐椅上边读书边咬指甲，偶尔也会在看到作者逻辑有错时大叫几声。他每天必读《纽约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但有意不看它们的社论。“他说他得形成自己的观点，”吉尔曼回忆，“而不是跟着编辑的观点走。”
小灰（这条被基辛格起错名字的狗其实是棕褐色的科克猎犬）也待在这个三人寝室里。哈佛对学生的管理已经宽松多了：女性可以来访，不再禁酒，几乎无所禁忌，除了枪与狗。“把小灰带在身边是我对哈佛的小小挑战。”基辛格日后如此解释。女佣举报基辛格在宿舍养小灰后，校方勒令他遵守校规，于是基辛格每天一早就借恩格尔哈特的车把小灰送到河对岸的狗舍，晚上再把它抱回来。周末他回纽约，有时也请求吉尔曼的母亲照看小灰。她儿子后来开玩笑说：“她因此成了名人。”
虽自称对体育感兴趣，基辛格却没去看过任何一场哈佛比赛。他也从来不跟宿舍同学外出饮酒作乐。他没有参加任何俱乐部或社团，没有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没有参加球队，没有参加任何学生活动。吉尔曼说：“如果亨利愿意，他可以是个很可爱的人，但他偏偏喜欢独来独往。”
恩格尔哈特虽也勉强承认他有可爱的地方，但用词则更为严厉。“他成天严肃得要命，从来不追女孩子。他聪明睿智、认真细致，但念大学那会儿也看不出来。他没有判断力，对周遭的一切没有感觉，也不关心身边的人。他有点儿笨拙，不会与人相处，我猜他有点儿害羞。基本上他是一个普通人。”
第一学期，基辛格选了政府管理、历史、数学、法语入门课，每一门都得了A。他还获准修了第五门课——化学，但不算学分。第二年他又选了一门算学分的化学课，拿了A，曾一度考虑主修化学。他征求了乔治·基斯加科夫斯基教授——化学家，之后还担任过总统的科学顾问——的意见。基斯加科夫斯基的答复是：“你要问的话，就表示你不应该主修化学。”基辛格后来说，这是他这一辈子的幸运。“我还跟他开玩笑，如果他让我留下来做个中不溜的化学家，岂不可省去我多少年的麻烦。”
结果，基辛格选择主攻政府管理和哲学，部分原因是他被上一学期教他“立宪政府发展史”课的教授威廉·埃利奥特的风采吸引。由于他上一年成绩优异（全A），基辛格有资格选一位资深教授做他的导师。就这样，他碰到了人生中第二位敢想敢干的恩师，此人是政府管理系的大腕，他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就相当于弗里茨·克雷默在普鲁士人心目中一样，既是象征人物，又是嘲弄对象。
据恩格尔哈特回忆，基辛格在与埃利奥特第一次见面前既兴奋又紧张。他在抵达教授办公室时，埃利奥特正忙着写东西。“老天爷，”埃利奥特抬起头来叹道，“又来了一个指导对象。”他很快就把基辛格打发了。他开了一个书单，列出25本书，还跟基辛格说，如果写不出比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论文就不要来见他。
恩格尔哈特和吉尔曼听说埃利奥特如此神气活现地奚落人都大笑不已，但基辛格却跑到图书馆把书借回来，堆放在垫得过分厚实的安乐椅旁边，开始读起书来。他每天苦读到凌晨2点。“我敢保证，他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恩格尔哈特说。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论文写完，一天早上基辛格把论文送到埃利奥特的办公室后就离开了。
当天下午，宿舍的电话响起。埃利奥特叫他去一趟。这位教授大声说，还从来没有学生真的看完所有的书并写出这样条理分明的论文。 [3]
“我同埃利奥特的关系与我同克雷默的关系相似，”基辛格事后说，“他俩都是个性张扬、不可一世的人物。”
与克雷默不同的是，威廉·埃利奥特的个头儿也“不可一世”。这位当年风头十足的范德比尔特大学橄榄球校队队员，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眉毛浓密，一头冲冠的黑发，还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庞。他绰号“疯子比尔”，喜欢在哈佛的地下室搞斗鸡比赛。用斯坦利·霍夫曼教授的话说：“这个人很张扬，非常张扬，无论是个性、自我，还是块头。”
他来自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进了范德比尔特大学后对名为“亡命者”的南方文学运动的诗人、作家，如约翰·克罗·兰塞姆和艾伦·泰特非常倾慕。拿到罗兹奖学金后，他又接受过牛津辅导制教育制度的熏陶，可谓集运动员、诗人、学者于一身，风光无限。到哈佛后，他在系际棒球比赛中展现身手，经常发表华丽的诗章，喜爱高谈哲学理念，但往往激情胜于思考。
埃利奥特的最佳学术著作是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政治关系论述。此后，他就仰赖自己的名声和一定程度的狂妄气焰度日。亚瑟·施莱辛格教授说：“他只剩下昔日的辉煌。”哈佛古典学教授约翰·芬利一度说埃利奥特是“有七个汽缸的皮尔斯箭头名牌老爷车”。
埃利奥特自称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未能在他热爱的公共服务业方面一展所长。他俨然以南方参议员或国务卿自居，其实他从来也不是。“在他自命不凡、任性地对公职执着热爱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的一种责任感，”1972年曾以《基辛格》为题写过一篇论文的哈佛学生戴维·兰道写道，“埃利奥特传授给基辛格的正是他的饥渴和执着。” [4]
1963年埃利奥特退休时，基辛格在致谢词时回顾：“星期天，我们曾多次在康科德漫步，他说唯一真正不可饶恕的罪就是把人当物加以利用。”有鉴于基辛格日后有利用人的癖好，他大概把这番话当成了学术分析而非个人信念。这其实是埃利奥特最欣赏的思想家、18世纪德国哲人康德的基本信念。这是康德的“绝对信条”，或基本道德准则的组成部分。康德宣称：“只能将人，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作为目的对待，永远不能作为手段。” [5]
有了埃利奥特的关照，基辛格在大学时代，及日后寻求终身教职时都得到了极大帮助。“他对政治哲学有感觉，”埃利奥特说，“他不是看不到历史的波澜壮阔。”埃利奥特更多的是对基辛格的心思深度而不是典雅感到折服。在推荐他入选优等生荣誉学会时，埃利奥特这样写道：
我得说，过去5年来，即便在最优秀的学生中，我也从未遇到过像基辛格先生这样见解深邃且颇富哲思的学生。不过，他的心思尚欠优美，在系统周密性方面有条顿人的机械倾向。他偶尔容易冲动，这或许与他的难民出身有关。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他的心思非常平衡公正。
在基辛格认埃利奥特做导师时，他也礼貌性地拜会了卡尔·弗里德里希教授，并为自己的选择做解释。弗里德里希和埃利奥特是政府管理系的两大台柱子，他们在个人与专业方面都是劲敌。他们都研究康德，特别是康德鲜为人知的政治论述“恒久和平”。除此以外，两人则截然不同：德国出生的清教徒弗里德里希是大陆传统派的缜密学者，长于钻研，不善创新，对埃利奥特直观想象、大而化之的治学作风、性格魅力的彰显和张扬的个性，他很看不上。
基辛格竟然在两大劲敌之间穿梭自如，这个本事也让他名噪一时。他能同时不得罪弗里德里希和埃利奥特显示他早已长袖善舞。“他竟然能与哈佛政府管理系两位死对头相处甚欢，”他的同学约翰·斯托辛格写道，“有位同学怅惘又欣羡地说‘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6]
不错，他能同时讨弗里德里希和埃利奥特这两人的喜欢——当时没有其他人能做到——在哈佛令不少人佩服，也令不少人反感，基辛格无论到哪儿似乎都注定了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1971年，就在基辛格成为世界级明星人物时，他突然飞到剑桥参加弗里德里希的退休宴，给了他一个惊喜。弗里德里希回忆：“我们一起走到门廊处，他说了些恭维的话。他说他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人那儿学到的都多。他特别会夸人，这也是他作为谈判者成功的原因之一。” [7]
在埃利奥特的指导下，基辛格专攻政府管理和哲学——直到他撞上了“关系逻辑”这门哲学课。哈佛的哲学课尚未被W. V.蒯因从过度的逻辑实证论中解救出来，而基辛格对这个题目又掌握得不好，他在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的附加论述中如此透露。这门课他最终拿了B，这是他头一回拿这样的低分。基辛格改为主修政府管理，再也不上哲学课，也再也没拿过B。
不过，基辛格成为哈佛本科生中的学界传奇也并不仅仅因为他成绩好。
有350年校史的哈佛，已学会对本科生里偶然会出现智力超群却个性怪诞的同学见怪不怪。即便如此，亨利·基辛格的大四论文至今仍被校方叹为奇文。
首先，它篇幅惊人，有383页，就本科生论文篇幅而言，可谓空前，其实，也绝后，因为校方因此确立“基辛格规则”，将来任何巨作均不得超过此文的1/3。他的论文范围也挺吓人，谈的竟然是“历史的意义”。
由于担心贪多嚼不烂，基辛格决定嚼他压根儿没吃的东西。他的论文辞藻浮夸、咬文嚼字、深奥难懂。再加上他决定集中谈三位格格不入的思想家：一边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巨人康德，另一边则是两位20世纪的历史分析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当然，笛卡儿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黑格尔和休谟，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激进经验主义者及其表亲——逻辑实证主义者都被扯了进来。最后，他似乎还嫌不够，又加了“诗词歌赋里的提示”一节，引述但丁、荷马、弥尔顿、维吉尔的作品。对这篇内容庞杂的论文感到头疼的人（包括阅稿人在内）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为稍稍减轻读者的负担，他删去了已经成文的比较黑格尔和阿尔贝特·施韦泽——另一个奇怪组合——的部分。
这篇未发表的论文是有意思的哲学论述，也是一篇对基辛格本人饶有趣味的见证。其中的主题——道德、自由、革命、官僚、原创力——在基辛格一生中屡屡出现。对他以后名噪一时的学术傲慢，我们也能从中略有体会。比如，他在论文里说，“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之言其实没有必要”。这位未来的政治家为什么把追求和平视为并无更大意义的持续平衡术，由此也可初见端倪。 [8]
为探究基辛格的思想，我们必须从他崇拜的四位欧洲人物说起：斯宾格勒，他的阴暗历史宿命论在情感上对基辛格影响很深，但在理智层面基辛格却无法接受；康德，基辛格完全接纳以他的道德自由理念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梅特涅，通过外交技巧的娴熟运用铸就了欧洲稳定平衡的干将；俾斯麦，通过创新同时兼保守主义者和革命者于一身的德国统一功臣。前两位是基辛格本科毕业论文的核心人物，后两位则是他作为博士生和初任教职时的探讨对象。
“历史的意义”提出了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宿命论与自由意志之争。对此，基辛格援引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个人经历。“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青年时代的无限可能如今已成为单一的现实，”论文伊始他这样说，“生命不再是为四围树木和山峦所召唤的广袤平原，我们逐渐看到，每个人穿越草原的旅程其实都沿着一定的路线，而不能另辟蹊径。”基辛格的目的是展示自由意志是可能的，“诗人的慨叹与哲学的困境均因渴望合理解释自由的经验与预设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起”。
关于斯宾格勒的那一章，标题是“作为直觉的历史”，基辛格叙述了这位民族主义德国学者——他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成于1918年——的见解。伟大文明都会经历青年期和成熟期，直到——基辛格如此诠释斯宾格勒——“一次次战争灾变使文明僵化、死亡”。所以，斯宾格勒将历史描绘成一场注定的权力斗争，“在连续不断的灾变动荡中，权力既是其表象，也是其唯一目标”。 [9]
如果认为斯宾格勒的阴暗观点就是基辛格的观点可就错了，因为基辛格试图在他的论文里找到他比较能接受的历史意义。但因此而略过这位性格沉郁的德国难民对斯宾格勒的过分钟情也不对。基辛格的悲观种因于其孩提时代，因此，与主张天命论的传统美国大家相比，他自成一派。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教授所说：“郁郁寡欢时的亨利，就像斯宾格勒的幽灵与他相伴而行一样。” [10]
基辛格在论文中关于汤因比的一章里表示，这位1934年开始陆续出版12册《历史研究》的英国理论家，“试图用强调目的性来超越斯宾格勒的形而上限制”。换言之，历史并非预定，而人进行的精神斗争是有目的的。当某一文明衰败时，往往会在旧文明的遗址上树立起有更大价值的新文明。
汤因比却以失败告终，据基辛格说，这是因为他自称是从基督教框架来看待人类的进步，但他所依赖的经验思维却未给自由意志留下空间。这样的探究办法“其展示的深度学识往往掩盖了其使用方法的肤浅”。基辛格写道。
基辛格辩称，人对自由的知识必须来自内在的直觉。他由此引出了主要著述成书于18世纪80年代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基辛格的立论一开始就有问题，他强调因与果之间的关联性只存在于人们心中：“因果关系只是表达了人心为了使一系列事件更易于理解而赋予它的一种模式。”他说这个理念来自康德，不错，康德同意此说，但真正的居功者（或承罪者）倒应该是英国的三位激进经验主义人士——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还好，基辛格很快就从康德的经验实在论岔开了。基辛格决定，为了了解自由的本质，需要走到“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人只有从他的美学、神学，尤其是道德经验中，才能有如此深层次的领悟”。
在虔诚传统下长大的德国清教徒康德，对道德的理解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他并没有给基辛格提供满意的解答。基辛格写道：“道德法规的升华经验让历史目的问题处于未决状态。”
接着，基辛格对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朴实的描述：“生命即痛苦，有诞生就有死亡。存在的命运就是瞬息即逝。”该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基辛格的结论是，唯有通过个人意志和“内在信念”，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自由。他承认，“经历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劳改营的这一代人不可能像他们的先祖那样乐观”，但他提出了自己新的历史信念，“自由的经验能使我们超越过去的痛苦和历史上的挫折”。
尽管最后基辛格还是支持了康德，但康德是否会支持基辛格则难说。基辛格从未全盘接受与康德有联系的欧式的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康德曾在“恒久和平”中呼吁成立一个“共和国联盟”，基于国际法相互合作。而基辛格则更倾心于强调国家利益和均势的欧洲保守主义。“基辛格年轻时对康德政治论述的欣赏本可以使他向威尔逊的美国利益与使命观靠拢，”彼得·迪克逊在研究基辛格的历史哲学时说，“但这位逃离迫害的移民却转向梅特涅和俾斯麦——强权政治的两大实践者。” [11]
对经常出没政府管理系大楼的研究生来说，基辛格论文的冗长和高调，有人叹服，也有人嘲笑。弗里德里希放话说，他看了150页之后就拒绝往下看了，此话随即不胫而走。但他的话恐怕也有水分，因为基辛格还是由于论文和成绩出众而拿到了约1%的学生才能拿到的最优生荣誉。
基辛格入伍时，他的女友安纳利斯·弗莱舍尔一直断断续续地在纽约的亨特学院念书，并照顾生病的父亲，同时也逐渐摆脱了家庭严格的管束。基辛格决定推迟返美后，她有些失落，于是她跳出了华盛顿高地的小圈圈，去科罗拉多州科泉市待了一年，在一家酒店工作，旁听一些课，还爱上了滑雪。但基辛格回美就读哈佛时，她已经搬回家，并在曼哈顿找了一份簿记工作。
基辛格回来后第二年两人决定结婚。他当时基本上已经不信奉犹太教了，而她也开始参加“伦理修养会”——一个不分教派并且吸引了不少脱教犹太人的运动。然而，为了基辛格的父母，1949年2月6日他们还是举办了正统犹太教的结婚仪式。当时基辛格25岁，安纳利斯（婚后昵称“安妮”）23岁。
典礼在华盛顿高地基辛格家里举行，这一部分是因为安妮家里不符合犹太教规，部分也因为她父亲生病在家。礼成后众人前往附近一家餐馆就餐。宾客共有12人，全是家人。没有邀请朋友观礼，无论是菲尔特的、附近的，还是哈佛的友人，都没被邀请。曾为基辛格在菲尔特正统犹太教会堂主持受戒礼的拉比利奥·布雷斯劳尔坚持让安妮走一遍婚前沐浴仪式，虽然两位新人私下都很不情愿。 [12]
新婚夫妻搬到阿灵顿高地的一个小公寓居住，基辛格买了一辆1947年的道奇，方便通勤。“安妮使他得以专注学习，”基辛格的弟弟沃尔特说，“他不习惯散漫随便的大学生活。同一群乳臭未干的私立预科学校毕业生一起住，我们两人都觉得很难适应。跟安妮结婚让他定下心来。”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基辛格第二年的学费从400美元涨到525美元。幸亏他拿到了600美元的奖学金，用于补贴生活费和学费。另外，他还给埃利奥特教授当教学助理。安妮在郊区一家家具店当簿记员，还打些零工，帮丈夫念完了大学（包括帮他把长达383页的论文手稿打出来）。
1950年初，他向哈佛提出了入学第三年经费援助申请。
其中包括如下内容（以美元计）：
收入
妻子储蓄…………700
妻子工作收入……1100
政府津贴…………1340
共计：3140
支出
学费………………600
医药费……………30
书籍费……………100
住房………………750
伙食………………780
衣服………………150
汽车费……………250
保险………………100
娱乐………………120
杂项………………170
共计：3040
基辛格考虑毕业后申请奖学金赴欧留学，但他个性呆板，已婚及犹太难民的出身都对他不利。他的指导老师在他大四的成绩单上写道：“诺克斯奖学金一事——能干，但显然不甚符合诺克斯的个人品质要求，且已婚，已告知如申请批准希望不大。”基辛格也曾斟酌申请富布赖特或扶轮社奖学金，但最终决定留下来，申请攻读哈佛政府管理系博士。
“我一直努力尽可能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以为政治生涯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普通文化模式的一种表现而已。”他在申请表附带的短文中写道。他还说，他打算研究在一个历史时期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结束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未来计划，似乎颇有先见之明：“拿到学位后，我希望能留校任教或做研究，但也不排除担任公职的可能性。”
对基辛格而言，埃利奥特教授主要是提拔者，而不是知识层面的良师。他知道他的这个学生在思想方面已然青出于蓝，但这位不可一世的南方教授却似乎是哈佛同事中唯一未对此表示丝毫嫉妒之意的人，这确实难能可贵。相反，他还想方设法帮助这个刚刚出道的研究生——帮他找工作，挣点儿钱，在不怎么热情欢迎他的学术界奠定社会、政治基础。作为大学暑期班主任，埃利奥特在1951年帮基辛格策划了一个项目——哈佛国际研讨会——以后17年基辛格专注的领域。
该项目每年暑期会邀请世界各地有前途的年轻领导者齐聚哈佛，他们大多并非来自学术界，而是担任选任职务、公务员或新闻专业的青年男女。基辛格亲自甄选与会人员，通常还会加上一位诗人或作家。这个想法立意甚佳：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成年的欧洲人不像前几代人那样有机会探讨世界。美国成为西方联盟领导者后，国外的年轻领导人都渴望有机会趁夏天来见识一番。 [13]
基辛格一面兴办他的新项目，一面广泛征求哈佛权势人物的意见，从而确保得到他们的支持。28岁的他正在学术官僚界筹建自己的权力基础。他甚至还可以赐人恩惠：因研讨会经费充裕，应邀前来讲课的教授的酬金十分可观。
无论是哈佛的教授，还是全国各地的大牌教授，都在基辛格网罗之列，他先是一番恭维，然后就问他们是否愿意不吝赐教。受基辛格盛情之邀前来讲学的从埃莉诺·罗斯福到南方诗人约翰·克罗·兰塞姆，从社会学戴维·里斯曼到劳工领袖沃尔特·鲁瑟，不一而足。
经费来自哈佛、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基辛格花了不少时间筹集经费。从1953年开始，一个名叫“中东之友”的团体开始赞助，最终其赞助总数将近25万美元。后来发现，它原来是中情局的外围组织。一开始，基辛格还紧张了一番，恐怕自己的名誉受损。“中东之友”被揭发当天，他冲进办公室，怒不可遏，但很快，此事即不了了之。
1953年7月的一个早晨，邮局送来了一批发给40名外国参会者同样的信函。基辛格出于好奇打开了其中一封，里面尽是对美国军事政策的批评和禁核弹宣传。他给联邦调查局波士顿的办事处打了一个电话，调查局于是派员取证并提交了一份机密报告。此事并没有结果，只是探员报告的最后部分很值得玩味：“基辛格自称极其赞同调查局的工作……将采取行动让基辛格成为本部门的密线。”虽然他从来没有为联邦调查局做过什么具体工作，但他确实是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偶尔约谈的哈佛联系人。 [14]
国际研讨会项目的核心是政治课和人文课，社交联谊也在安排之列。基辛格组织学员观看棒球赛，参观工厂，去海滩游玩，观看马克斯兄弟的节目（电视笑剧）和卓别林的电影等。
当时的基辛格刚开始培养他的幽默感，每年夏天学员们准备参加第一次鸡尾酒会前，他都要跟他们来一段轻松的谈话。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位与会者回忆起基辛格当年的冷面幽默，基辛格说：“美国有鸡尾酒会的传统，你们得了解这个传统，不要介意。如果你在鸡尾酒会上跟一个美国人攀谈超过10分钟，他们的表情就会变得心不在焉，有点神经质，开始往你左耳后面观望，没等你话说完就别过头去，因为他们必须确保给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留下深刻印象，而你却误了他们的事。”
有些鸡尾酒会由基辛格本人出面主持，包括夏季结束时他和安妮举办的大型宴会。此外，还有一周两次招待学员的非正式餐会——远比他学年内的社交活动多。“我们把研讨会的小团体与美国客人凑到一起”，安妮·基辛格曾这样描述这些餐会，还说她一般都是准备烤鸡，但“为照顾那些因宗教原因不吃肉的客人，我们总有鸡蛋以备不时之需”。
基辛格可是发自肺腑地喜欢跟他的外国明星来往，他觉得这些人有趣、可爱，又构不成威胁。这个项目也给他提供了一个世界各地的联络网。“他制作了一个人名录，”托马斯·谢林教授说，“我不认为他毫无私心。他邀请来的人日后往往会转而邀请他，他有这个本事。”
1969年项目结束前与会外国学员已有600人，其中许多人对掌权后的基辛格可谓作用非凡。例如，1953届的日本人中曾根康弘、1954届的法国人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1957届的以色列人伊加尔·阿隆、1958届的土耳人比伦特·埃杰维特、1962届的比利时人利奥·廷德曼斯和1968届的马来西亚人马哈蒂尔。其中有人当上了外交部长、报纸编辑和银行行长。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从事私人顾问一职时，基辛格也常常跟其中某些人联系。 [15]
虽然基辛格还是一位刚开始写论文的研究生，但由于他是国际研讨会的主任，所以在外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中已颇具盛名。就在他的研究生同学还在闲谈学界如何争权夺利，想着自己在系里应如何周旋时，基辛格则对这些学术界内部的阴谋诡计不屑一顾。他总说，在学术界，“争夺之所以如此激烈，就是因为赌注太小”。
基辛格的眼界比他们高。他不追逐学术界的名利，一心想在世界舞台上的演员和决策人中打出名声。国际研讨会是个理想媒介，帮助他建立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联系网络。1952年，暑期项目开始后的一年，基辛格又搭建了另一个平台，一个看似严肃的期刊《合流》，并由此变成国际事务星系中蹿红的新星。
这个对外政策专论期刊订户不多，无甚广告价值，只办了6年就停刊了。但就在这6年里，基辛格作为主编还是讨好了不少知名投稿人。与国际研讨会一样，《合流》也变成他的个人权力基地，让他有机会与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教授和报人打交道。
“是我的主意，”基辛格日后在谈到《合流》杂志时说，“我弄到一本列有所有基金会地址的册子，开始跟它们写信要钱。”大部分经费——26000美元——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因为他给其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这一项目的重要性。这笔钱让他每期可印5000余本，免费赠送给他想要打动的人。虽然每篇文章的稿费只有100美元，但他却发现，只要说是哈佛出的学术期刊——即便没什么人看——被约稿的名人也会受宠若惊。 [16]
从这个期刊倒看不出基辛格的想法。他在第二期的编者按中宣布，对于来稿，编辑不会置评。“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观点，或对当今危机我们保持中立。”他写道，扬扬得意地用“我们”一词狠狠地打了中立主义者一拳。但他自己没有发声，既没有发表文章，也没有发表评论。
他邀请的撰稿人绝非泛泛之辈，他们之间倒也不见什么思想联系。撰稿人包括麦克乔治·邦迪、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约翰·克罗·兰塞姆、雷蒙·阿隆（三度来稿）、沃尔特·罗斯托、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奥斯卡·汉德林、汉娜·阿伦特、伊诺克·鲍威尔、亚瑟·施莱辛格、I.A.理查兹、悉尼·胡克、拉塞尔·柯克、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切斯瓦夫·米沃什、汉斯·摩根索、保罗·尼采和丹尼斯·希利。基辛格亲自与每一个人联系。“当我见到一些撰稿人时，”他日后有些得意地说，“他们看到我这么年轻都吓了一跳。”
少数稿件被拒的人中就有威廉·巴克利，他应邀写一篇关于约瑟夫·麦卡锡追杀共产党人手法的文章，结果他竟极力为这位参议员辩护。基辛格承认他封杀此文有“怯懦”之嫌。“他的确令我的同事们反感，不过这也不构成不发表的理由。”为补救起见，基辛格开始每年邀请巴克利到国际研讨会讲学，最后两人还成了朋友。 [17]
虽然期刊的内容堪称扎实，但《合流》杂志还是有它奇怪的地方，它看来更像基辛格和撰稿人相互自我标榜的工具，而并未真正为对外事务文献增色。它分量重，看起来也相当卓越，但除了基辛格免费赠阅名单上的人以外，却没有什么订阅者。
“我一直认为那是个幌子，”谢林教授说，“基辛格总是把成堆的杂志往柜子里放，因为他根本没有配送系统。他就是利用这本期刊，如同他利用暑期研讨会一样，建立联系，向他想见的人约稿，基本上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地的大人物晓得他是谁。”
基辛格的朋友、后来成为助理编辑的斯蒂芬·格劳巴德教授则不以为然。“它有配送系统，而且确实有一定的销量。”他说。此外，文章往往严肃、有意义，甚至有意思。不过，格劳巴德同意，基辛格确实借《合流》建立了显赫人物友人网。“期刊和研讨会都是他认识重要人物的敲门砖，”格劳巴德说，“他们并不是一般研究生能遇见的人物。” [18]
培养与重量级人物的关系，在办《合流》杂志和国际研讨会时展露无遗的这项精湛技艺，乃是基辛格一生的特长。他性格深处就有得到名人青睐的渴望，而他恰恰有能力做到。那不只是简单粗俗的攀龙附凤：他寻找这些头面人物部分也是因为他对探讨这些人的想法感兴趣。“我猜他们对我感兴趣，也欣赏我的智慧，”他说，“别的我也没有，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所以我能交朋友肯定靠的是才智。”
何止才智，基辛格（和许多其他人一样）认为有权势、有感召力和有钱的人有一种无法抵抗的吸引力。他有一定的宠臣心态。在哈佛那些忙于取宠学术能人的同事中，基辛格的世界级野心也招致他们的讥笑和嫉妒，但因为他已在外界打出了名声，学府内裹着常春藤外衣的利剑倒也不容易伤到他。
哈佛政府管理系的研究生普遍接受一点：原子弹已根本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所以，大多数博士生的论文都与战后时期有关。“成长于原子时代，我们都觉得钻研这些新挑战是很自然的事。”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研究生约翰·斯托辛格如是说。不过，他还记得“我们当中有一个例外”。
其他研究生都知道亨利·基辛格就是大学毕业论文超长、成绩优异、总泡在怀德纳图书馆而不同别人厮混的人。有一天吃午饭时，基辛格跟斯托辛格和其他同事同桌。很快，他就开始谈论他的论文题材：19世纪的两位政治家——奥地利的梅特涅亲王与英国的卡斯尔雷子爵——是如何在击败拿破仑后，缔造和平的欧洲平衡的。
桌上有人问他是否听说过原子弹。另外一个人语带揶揄地说也许他应该转到历史系。基辛格冷静地反驳道：广岛并未创造一个新世界，它只能说明人们还没有学到塑造一个稳定的均势的历史教训；因此，对维也纳会议，一个少数现代和会的成功案例进行探究岂不顺理成章？“就像他是在自说自话而不是在与他人交流一样，”斯托辛格说，“他给人一种严峻、遥远的感觉，但我们也觉察到他的确想要有一番大作为。” [19]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有点怪，还不只是因为它似乎没跟上时代。当时多数学者都认为，梅特涅亲王充其量就是个反动分子，是一心想要将保守主义的秩序强加给欧洲的反动分子，而卡斯尔雷子爵则是连自己在国内的地位都保不住的外交官。
但基辛格的论文在原子时代确有其现实意义。由于他担心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所以他研究了一下19世纪初的“革命”国家——法国，这个置正当国际制度于不顾的国家——构成的威胁。他虽未挑明拿破仑的法国与斯大林的苏联之间的类比关系，但已经很清楚了。同样，1815年的英国——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一个“岛国”——与1950年的美国也有不言而喻的类比关系。
基辛格展示了祈愿维护世界秩序的保守派政治家是如何学会通过巧妙的均势艺术与一个“革命”国家打交道的。他的现实政治哲学以及贯穿其仕途的保守主义世界观由此奠基。 [20]
反映在基辛格论文中的保守现实政治，依据的是外交无法脱离力量与权势的原则，即现实主义者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到汉斯·摩根索学到的原则。但基辛格辩称，外交应该脱离对其他国家国内政策的道德及干预性关切，外交的首要目标就是追求稳定。当各国接受既有的世界秩序，当它们都根据其国家利益行事时，就会稳定；但当各国开始搞意识形态或道德讨伐战时，稳定就会受到威胁。“他追求的是没有道德说教的现实政治。”他在哈佛的同事斯坦利·霍夫曼说。 [21]
在论文的第一页，基辛格就摆出了一个基本前提，界定了他一生事业的现实政治世界观。“一旦某一国家或一组国家以和平——此处指的是避免战争——为其首要目标，国际制度的存亡就完全取决于国际社会中最残酷无情的成员。”他写道。他说，一个更妥帖的目标应当是“基于均势的稳定”。
一个真正的欧式保守主义者的特点是，即便在他要维护的制度是压迫性制度时，他也会力求稳定。基辛格就属于这一类人。一天，斯托辛格问他，在追求非正义目的的合法国家与站在正义一边的革命国家之间如何选择时，基辛格的答复是对歌德一句名言的改述：“如果要我在正义和混乱与非正义和秩序之间做一个选择，我将永远选择后者。” [22]
基辛格写道，当一位像拿破仑这样不接受国际秩序合法性的领导人出现时，就发生了“革命”情况。他说，这个时候谈判必定无效。 [23]
就因为与一个“革命”国家谈判必然会有困难，基辛格觉得与苏联的峰会只会导致希望落空。他在1955年第一次在读者较多的《新共和国》杂志发表《外交的局限性》一文中就说过，与共产党人举行峰会的唯一理由就是安抚盟国并赢取中立国家。日后，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可以让苏联（和中国）从国际制度正当性中得益而诱使它们离开其“革命”地位。 [24]
基辛格的与革命国家谈判无用论在越战期间也适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共产党是革命者，他们无意与美国做任何妥协。但是，基辛格却无视其革命言论，希望寻求一次外交交易——正好掉进了他在博士论文中警告过的陷阱。后来，他也承认，未能认清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真实面目是一个错误。
基辛格的论文之所以有意思，倒不是因为它的研究内容（就博士论文而言，即便是在政府管理领域，他做的初步研究也可以说极为贫乏），而是因为它让我们认识了基辛格是谁，他有什么信念。论文对梅特涅的描述与基辛格的自我认知（或批评者眼中的基辛格）的相似程度简直不可思议：
拿破仑说他是把政策与阴谋混为一谈的人。
他是个洛可可式的人物，复杂，心思细腻，全摆在面上，就像精雕细琢的棱镜。他的面相容清秀，但没有深度，他言辞绝妙，却缺乏根本的严肃性。
他有年轻时练就的近乎不经意的高超手段。
他魅力无限，风度翩翩，不露痕迹、不动声色地运用迂回曲折的外交手腕，因为他胸有成竹……
他长袖善舞，却不长于建设。受18世纪内阁外交学派训练的他喜欢运用策略，不喜欢正面冲突，他的理性主义经常让他误将用字严谨的宣言当成已成就的行动。
他狡猾，由于他对自己的信念十分确定，往往在手段的选择上太过灵活。 [25]
“梅特涅并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基辛格日后坚称。他也不是基辛格的历史前身。但无论如何，这些描述中的每一段都可以用来形容基辛格后来的这个或那个行动。基辛格对梅特涅性格的描述准确精湛，这说明他是了解梅特涅的缺点的。但这篇论文从骨子里还是肯定了梅特涅对繁复外交技巧的熟练掌握，以及他善于运用在不同谈判中的精密联系能力。
对卡斯尔雷和梅特涅的分析乃是为了给他真正的主题人物——统一德国并出任第一任首相的俾斯麦公爵——做铺垫。本来他的论文里是打算有一节专讲俾斯麦的，但到1954年1月，他的论文已经太长，时限也过了，不得不重新考虑还要不要这一节。“梅特涅那一部分写完了，”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我打算继续写俾斯麦，但无法保证在4月前写完。不过，关于梅特涅的部分就可以满足学位要求了。”
确实，基辛格的论文颇受好评。他在5月拿到了博士学位，三年以后霍顿·米夫林公司出版了《重建的世界》一书。对俾斯麦的评价就留待日后了。
约翰·康韦在埃利奥特宿舍楼的套房是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政府管理系研究生的聚会场所。基辛格也在这里发现了大学生活饶有趣味的一面，既能高谈阔论，又能促进友谊。名义上，这是哈佛最受尊敬的教授萨姆·比尔所开的“西方思潮与体制”课之下，社会科学2（Social Sciences 2）助教们的定期聚会。在康韦房间里的讨论主题不一，主要看来人是谁，题目依热门而定。
哈佛的课一般每星期有三堂，另加小组讨论，也叫课节，由研究生负责。而社会科学2这个课节的负责人就是康韦。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手臂，个性平易近人，是非正式讨论的天然催化剂。由于基辛格是优等生，很容易就拿到了比尔门下某一课节的助教职位，与其他博士生候选人一样，他也常到康韦的屋里聊天。
与埃利奥特教授一起开“英联邦”课的年轻教师亚当·乌拉姆有时候会去，后来成为基辛格密友的研究生克劳斯·爱泼斯坦也一样。偶尔，哈佛的年轻超级明星——没有博士学位却已拿到终身教职的麦克乔治·邦迪也会现身。
比尔和蔼可亲，爱说也爱听，而且还是少有的说听兼长的人。他心思敏捷，兴趣广泛，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死忠分子。但是在康韦的房间里，他并不以教授而是以与会者的身份参与讨论。“这是个很好的跨学科学习小组，”比尔回忆，“基辛格的贡献也弥足珍贵，因为他能直观地掌握一些重要的历史观念。”
当时在哈佛，人们对世界事务中观念的作用崇尚有加。比尔对西方思潮的切入方法就是为了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强调宗教的作用，探究清教徒革命和贝克特殉道案等。“基辛格从来不谈他个人的宗教信仰，”比尔说，“但他很愿意讨论宗教对历史的影响。”
比尔认为基辛格的世界观与他的背景有关。“德国难民对于观念或能影响世界有切身体会，他们知道‘主义’这个概念是会有实际后果的，他们也了解什么东西能让德国这样的大国变得疯狂。”
比尔对基辛格的保守主义特别感兴趣。当时保守主义在美国几乎还没有成为一种思想运动，连这个词都是新的。基辛格用它涵盖19世纪反对革命动荡的欧洲思想家。
基辛格和康韦最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就是欧洲保守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有没有关联，更确切地说，美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保守主义传统。“我们对此讨论得很多，有时在我的房间里，有时我去他在牛顿的家吃饭，就在那里谈，”康韦说，“安妮通常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她有些害羞。我们经常一谈就是几小时。”
社会科学2讲到的最后一个题目是纳粹在德国的崛起。对大多数题目，基辛格对自己的想法都相当投入，但谈到纳粹，他却异常冷静，就事论事做分析，从不流露自己的情绪。在康韦的房间里讨论如何就纳粹时代的教学备课时，基辛格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是罪魁祸首。他说，和会的与会者不了解某些象征对文化的重要性。他们裁撤了德国的王子、大公及其他民族象征，留下了情绪真空。德国人是骄傲、有才华的，但他们的精神却一如瓦格纳的音乐那样激流涌荡。至于他个人掌握的纳粹心态的第一手材料，基辛格只字未提。
就在基辛格逐步树立自己的才智名声时，他也成了一些人恶搞的对象，这背后多少也有嫉妒心作祟，就跟他日后的遭遇一样。他喜欢跟有权势的人靠近，于是同学中就有人拿他的中名第一个字母A开玩笑，在背后管他叫Henry Ass-Kissinger（亨利·马屁精基辛格），后来在外交界任职的赫伯特·斯皮罗还记得这段往事。“关于他的事我们听得太多了，都说他是个极度傲慢、狂妄自大的孬种。”斯坦利·霍夫曼教授说。
这一部分也是基辛格为人沉闷乏味所致。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来没有过童年，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如此。直到他在20世纪60年代学会自嘲，有了自己特有的幽默感之前，他一般都十分严肃。“我从来不记得他大笑或惹别人大笑过，起码他没有有意为之，”康韦说，“就因为他看起来傲慢，别人都反感。”
洛厄尔宿舍楼的台球厅里挂着基辛格的照片。一些年轻教员，包括亚当·乌拉姆，背着他把他的照片挂起来，在脸上画一个靶心。“亚当和其他人总拿基辛格开心，”比尔教授回忆，“我想还真有人对他的照片射过飞镖。”
专攻俄国历史的乌拉姆跟基辛格交情一直不错。但他也说，一开始他很受不了基辛格的傲慢。“他说起话来一副资深教授的模样，”乌拉姆回忆道，“他在跟你约见面时间时总是掐得很紧，好像他的时间已经排得相当满了，而不是比较随意的那种，即便他当时只不过是个研究生。”基辛格还有迟到15分钟的习惯，这个习惯他一辈子都没改，似乎总是在赶时间。
除了敌意，当然还有钦佩。如同乌拉姆后来对基辛格的心智怀揣敬意一样，霍夫曼对他的感觉也很复杂。“我犯的错就是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而且还非常欣赏，”霍夫曼回忆，“我喜欢他的观念，他的表述方式，有短俏的警句，也有宏论。他分析事情总能抓住要害。”正如康韦所说：“其实，他的确有他自认为的那样出色。”
哈佛政府管理系中彼此竞争最激烈的还有基辛格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最后没有拿到哈佛的终身教职。据布热津斯基回忆，是基辛格跟他争，但基辛格则说情况恰恰相反。或许两人都对。
1950年年中的一天，霍夫曼和布热津斯基坐在卡尔·弗里德里希的候客室等着见教授。只见基辛格很潇洒地直接就往弗里德里希的办公室走去，还朝布热津斯基望了望，有意刺激他。后来成为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说，所谓两人的竞争都是别人事后回忆的夸大说辞。“其实我对亨利印象并不深。”他说。
成为研究生后不久，基辛格就开始找可以让他涉足海外的项目。1951年，陆军作战研究局派他去韩国考察美国军队对当地平民生活的影响。他当时在对外事务这一块儿还比较生疏：他请了几位日本友人给他写介绍信，韩国人肯定不高兴。“我当时误以为请亚洲人写介绍信应该是个蛮不错的主意，”基辛格回忆，“我犯傻了，李承晚差点儿把我撵出国门。”
第二年夏天他去了德国。“无论你们对德国人的印象如何，他们的重建工作真是不可思议，”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巴伐利亚人还像原来那样爱喝酒，黑森州的人还是那么讨厌。”因为他的哈佛国际研讨会主任的身份，这位研二学生竟见到了杜塞尔多夫的几位德国实业界领军人物，并在克虏伯公司军工厂的餐厅接受专宴款待。“谁会想到有这一天呢？”他诙谐地对父母说。
基辛格自认对哈佛价值不菲，在写完论文后就希望被选入该校的学者协会——一个极受宠信、推崇的学者团体，知名会员包括亚瑟·施莱辛格和麦克乔治·邦迪。结果他未能如愿，于是他转而希望快速拿到终身教职。他不想像别人那样熬个七八年，他告诉时任院长邦迪，他认为自己有资格提前一两年。对他这个赖皮要求，邦迪微微敷衍地笑了笑，拒绝了他。于是基辛格成了“讲师”，这种聘任不明说年限，离终身教职多远就不好说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其他发展机会。
[1] Smith, The Harvard Century , 168-178; McGeorge Bundy, Feb. 8, 1989. The college informed Kissinger that it did not give credit for night school, thus discarding his CCNY courses, but his record at Lafayette College and in the army qualif ied him to enter as a sophomore. When the Russian Research Center was founded, Harvard chose an anthropologist to run it, prompting Isaiah Berlin to remark that “the choice was based on the profound hypothesis that Russians are human beings.”
[2] Henry Rosovsky, Feb. 24, 1989; Sam Beer, Feb. 14, 1989; McGeorge Bundy, Feb. 8, 1989; David Reisman, Feb 13, 1989; “Delmore Schwartz’s Gift” in Memories of the Moderns by Harry Levin(Boston: Faber & Faber, 1981), 156; Henry Rosovsky, “From Periphery to Center,” Harvard Magazine , Nov. 1979, 81; Nitza Rosovsky, The Jewish Experience at Harvard and Radcliffe ;Marcia Synnott, The Half - Open Door.
[3] Herbert Engelhardt, Feb. 27, 1989; Henry Kissinger, Mar. 8, 1989;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86-87.
[4] Henry Kissinger, Mar. 8, 1989; Stanley Hoffmann, Feb. 24, 1989; Sam Beer, Feb. 14, 1989; Arthur Schlesinger, Jr., Feb. 16, 1989; Sam Beer, Feb. 14, 1989; Landau, Kissinger , 42.
[5] Kissinger tribute to William Elliott, Harvard Archives, Pusey Library; Kant,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 46.
[6] Stoessinger, Henry Kissinger , 4. Elliott’s book was Western Political Heritage ; Friedrich’s was Inevitable Peace.
[7]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87, 189.
[8] Kissinger,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he Descartes quote is on p. 4); 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Kissinger’s thesis has gone unread by most of those who have written about him, which is unfortunate. Dickson’s book provides an excellent analysis.
[9] Kissinger, “The Meaning of History,” 1-17. Spengler also fascinated Paul Nitze, who in the late 1930s quit his Wall Street job to go to Harvard and study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0] Stanley Hoffmann, Feb. 24, 1989. Hoffmann, a Harvard colleague, is the foremost analys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ssinger’s intellectual ideas and his policies. Particularly valuable are Dead Ends , 17-66, and Primacy or World Order , 33-97.
[11] Friedrich, ed., The Philosophy of Kant (includes “Perpetual Peace”); Friedrich, Inevitable Peace ;Kissinger, “The Meaning of History,” 261, 280, 262, 324-28, 348; 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of History , 35, 47.
[12]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79, 89-90;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Paula Kissinger,May 8, 1988; Harold Reissner, Nov. 30, 1988; Kurt Silbermann, Dec. 5, 1988; Arthur Gilman,Feb. 14, 1989.
[13] Graubard, Kissinger , 55; Sam Beer, Feb. 8 and Feb. 14, 1989; John Conway, Feb. 13, 1989; Adam Ulam, Feb. 14, 1989.
[14] Memo from special agent in charge, Boston, to the Central Research Division, FBI, July 15, 1953;see Sigmund Diamond, “Kissinger and the FBI,” The Nation , Nov. 10, 1979.
[15]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95-97, 106; McGeorge Bundy, Feb. 8, 1989; Virginia Bohlin,“Summertime, Busiest Season of All,” Boston Traveler , July 7, 1959; “Seminar Brings Together Future Foreign Leaders,” Harvard Crimson , May 27, 1959; “Harvard Programs Received C.I.A.Help,” NYT , Apr. 16, 1967.
[16] Henry Kissinger, Mar. 8, 1989;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107; Confluence , Mar. 1952. The f inal volume was Summer 1958.
[17] Judis, William F. Buckley , Jr , 300.
[18] Stephen Graubard, Apr. 23, 1989; Graubard, Kissinger , 59.
[19] Kissinger, Apr. 25, 1989; Stoessinger, Henry Kissinger , 1-3.
[20]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Henry Kissinger, Mar. 8, 1989.
[21] Hoffmann, Primacy or World Order , 36.
[22] Stoessinger, Henry Kissinger , 14.
[23]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 1-2; for examples of these ideas applied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 4, 10, 203.
[24] Kissinger, “The Limitations of Diplomacy,” New Republic , May 9, 1955.
[25]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 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