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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和平——战争得以避免的情况——是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首要目标时，国际制度就端赖其中最残酷无情的国家如何行为而定了。
——基辛格 《重建的世界》，1957年
在尘土满天飞的训练营，这个对基辛格来说比任何地方都陌生的所在，他加入美国籍，而仪式相当简单。1943年3月，在南卡罗来纳州克洛夫特军营，部队例行地让移民新兵归化入籍。如基辛格给弟弟的信中所描述的，它与“推推蹭蹭、预防接种、点名、立正”一样稀松平常。
在美国历史上，这大概是来自各个背景、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一起服兵役的最后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它是一股庞大的民主化力量，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向来都是一个流动社会，阶级地位也比较宽松，现在就更如此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小镇的士兵第一次看到像巴黎、柏林这样的大城市，这让这群在乡下长大的美国孩子成了见过世面的征服者。往小了说，军队也吸纳了来自纽伦堡和菲尔特的年轻难民，让他们在克洛夫特军营和克莱本军营受训，然后加入混编排上了战场，也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国人适应了美国的文化习性。
对基辛格这样的孩子来说，参战使得他们获得公民权不仅是一项恩赐，更是他们赢得的荣誉。参与了对美国的保卫，他们现在跟其他叫“温斯罗普”或“洛厄尔”的美国人一样，也觉得这是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园。他们不再是外人了。
此外，军队也把像基辛格这样原来一心想通过夜校成为会计师的人挑了出来，给他们提供了新机会。“我所属的步兵师主要都是来自威斯康星、伊利诺伊和印第安纳的正宗美国中部男孩。”基辛格回忆，“我发现我很喜欢这些人。军队的一大成就就是它让我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正如与基辛格一起在陆军服役，后来又一起在政府任职的难民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所说：“军队让这个大熔炉熔得更快了。” [1]
虽然基辛格在基本训练期间仍然独来独往、安静、沉默，但依然机警，所以才安然度过了新兵苦训。他跟别人一样痛恨他的尉官（“我们简直恨透了他，很可能一点道理也没有”），但在写家信时还是对新生活充满兴奋之情。在基本训练接近尾声时，他给了弟弟沃尔特不少友情提示。他写道，参军时“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紧闭嘴巴”。下面这两段打字信对基辛格、对军队都是很好的写照。
永远靠中间站，因为教官挑毛病总是从边上开始。绝不要显露锋芒，人家不认识你就无法挑你的毛病。所以，按捺一下自己，别一个劲儿往前冲……
总会遇到人渣，不要跟这些人太友好。不要赌博。人潮中难免有职业骗子，他们不会对你心慈手软。不要借钱给别人，这不会给你带来好下场。想把你的钱要回来可不容易，真要回来，朋友也没了。别去妓院。我跟你一样喜欢女人，但我可不想触碰那些混迹在军营附近的肮脏、有性病的人。
最后，基辛格说了一段知心话——哥哥对弟弟常说的老话：“你和我有时也不怎么合得来，但我猜你同我一样知道，在紧要关头，我们肯定会彼此鼎力相助。现在就是紧要关头！”
军队的紧要关头还真的很奇妙。在不远处的克莱姆森镇，基辛格参加了一系列性向测验，由于得分高（全队最高分），被分派到陆军特种培训班受训。合格者——全国共有10万人——得以免受作战训练，改由政府出资送到大学念书。基辛格被分派到离华盛顿高地不到100英里的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在风景优美的拉法耶特学院读工程。
基辛格一向是块念书的料。他早就认为自己优于常人，如今果然得到了证实。即便在经过军队精挑细选的尖子里，他也是尖子里的尖子。他被挑出来给其他同学补课——各个科目的课，特别是微积分和物理。他越发醉心于学习了，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基辛格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就在凌乱的房间里吃点饼干，喝口可乐，还不时喃喃自语。
据基辛格的室友查尔斯·科伊尔说，他还常常与书辩论。“他哪里是读书，他是用眼睛、用手、用他在座椅里的扭动、嘟嘟囔囔的批评在啃书。本来歪歪斜斜地在看书，他突然会暴怒，用德国口音斥责作者的不是——‘狗屁不通！’”
在拉法耶特的那个学年，他选了12门课，门门拿A，化学还拿了满分100分。“这家伙太聪明、太会念书了，让我们这帮挑选出来的高智商人都连连称奇，”科伊尔说，“他有时会到大家共用的客厅来。我们三四个人一起聊天，可能聊聊与性有关的话题。他就倚在沙发上看司汤达的《红与黑》之类的书，以资消遣。”基辛格仍然那么严肃，有一种德国人的沉稳。他的阅历比这些人丰富，也比他们成熟。
偶尔，也会有几个红脖子乡下人发表反犹言论，但基辛格有脱身之计。“他不会跟他们正面交锋，”科伊尔说，“对这些乡下孩子，亨利很有耐心，最终他们还都喜欢他了。”当时他还没有什么幽默感，但他开始发现讽刺、诙谐、自嘲往往能化解紧张关系。“有时他会取笑军队，取笑自己，有时也拿我们开心，”科伊尔回忆，“但他总是脸上带笑，那是典型的纽约式幽默。”
周末，当基辛格能搭顺风车回家时，有时也会与父亲一起去聚会所。卡尔·埃达·耶苏伦聚会所的朋友还记得1943年他几次身着列兵制服、头戴犹太圆顶小帽参加安息日敬拜的情景。他已与宗教渐行渐远，之所以去聚会所，是为了取悦父亲。据他母亲回忆：“出于对父亲的敬爱，亨利永远不会做令父亲伤心的事。”
美国踏入欧洲战场让特种训练班显得过于奢华，办不下去了。前线需要热血青年，也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再说，也有人批判聪明人可以不上战场而去念书的精英主义观念。于是，1944年4月，军队就把这个班撤了。
如果士兵被选中接受军医训练，也可以不上战场。基辛格提出申请，倒不是因为他对医学真感兴趣，而是对当个作战步兵更不感兴趣。当时，基辛格对拿下军队十分重视的各项标准化测验已胜券在握，他果然成了就读拉法耶特医学院的25名最终入围者之一。
人称拉里的伦纳德·韦斯也在入围名单中。他曾经与基辛格一起在周末找顺风车回纽约，两对男女朋友也曾一起约会。韦斯和女友同基辛格和安纳利斯·弗莱舍尔还曾一起到大都会歌剧院观看《费加罗的婚礼》。当时这两名士兵在拉法耶特都是班上的佼佼者，韦斯认为基辛格比他聪明，但最终进了医学院的是韦斯。
基辛格声称他吃了某个标准化测验的亏。“通常我应付这些标准化测验毫无问题，”基辛格回忆，“但医学院测试那一天，我起晚了，没赶上吃早饭，测验开始后才匆匆赶到，每节试题花的时间太长。”
韦斯的印象则不然。五个入选者中韦斯是唯一的犹太人，其余几人的分数远低于基辛格，两人是南方浸信会教徒，两人是费城的天主教徒。“论相貌，基辛格比我更像犹太人，”韦斯说，“我又没有口音。面试时考官问我的宗教信仰，我说我信犹太教，考官说甄选时他们会考虑宗教组成的平衡。”无论如何，基辛格也没有太失望。1988年，韦斯的弟弟在美国运通公司董事会上做完自我介绍后，基辛格说：“啊，对了，你哥哥就是当年救了我，没让我当医生的人。”
保拉·基辛格后来称路易斯安那的克莱本军营为“那块沼泽地”，虽然那儿离河湾地块很远，位于该州北部亚历山大市附近尘土飞扬的农场。不管是不是沼泽地，基辛格跟其他2800名知识分子离开学府，乘坐一列火车回路易斯安那，成为第84步兵师17000名士兵中的一员，此时他并不高兴。
1944年燠热的盛夏，在经历一系列艰苦的例行训练后，基辛格一般总拨打对方付费的电话跟家人抱怨一番。他头一次想家了。“妈，我想趴在地上，爬回家去。”他说。
唯一比较有意思的事就是让他充当连队教育官。每星期，连里都安排100多名士兵可以不用操练打靶，而是聚在一起，非正式地谈谈这场战争和其他世界大事。基辛格经常担任主讲。“行军时，他的包里总带着《时代》周刊和报纸，”据同样被送到克莱本军营，基辛格在拉法耶特的室友查尔斯·科伊尔回忆，“亨利永远是最好的教官。他从来不提他在德国的童年，但显然他对纳粹的种种恶行十分了解。”
接下来基辛格脱颖而出的经历，简直比二流战争片还要离奇。基辛格这个连的士兵刚刚结束10英里的行军，正横七竖八地躺在被太阳晒得热乎乎的靶场草地上。突然，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扬起一片尘土，车上走下来一位个子不高、35岁左右的德裔美军列兵，制服笔挺，一脸自信，戴着单片眼镜，挥舞着手杖从错愕的士兵身边匆匆走过。
“哪位是长官？”他大声问。略显惊恐的一位少校站了出来。这位列兵带着普鲁士口音连珠炮一般飞快地吼道：“报告，我是将军派来的。我要跟你们连讲讲我们为什么要打这场仗。”
原来还半睡半醒的基辛格这下来劲了。这位潇洒的列兵站在吉普车上开讲了，底气十足，语调铿锵，从纳粹思想讲到为什么必须——也必然会——击垮希特勒。他双眼炯炯有神，有点张扬，颇具吸引力，演说极其震撼。他洋溢着自豪感，举止与众不同，这非但没让他看来怪异，反倒增添了他的魅力。听完列兵的演说后，基辛格做了一件从来没做过的事，给他写了一封表达崇拜的信。“亲爱的克雷默列兵，我昨天聆听了你的演讲。就该这么做。我能助您一臂之力吗？列兵基辛格。” [2]
弗里茨·古斯塔夫·安东·克雷默生于1908年，父亲是普鲁士的国家检察官，母亲家是制药业大亨，在威斯巴登附近拥有一座有35间房的庄园。他父母都反对希特勒，称其为“倒霉的波希米亚下士”。他母亲还在自己的庄园开设了孤儿院，收容基督教和犹太教儿童，纳粹掌权后依然如此。
克雷默大多数时间在国外度过，先是在英国求学，在伦敦经济学院拿了学位，后来在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和罗马大学分获博士学位。1939年，战争爆发前夕，他在罗马为国联工作。因决心留在国外，他让妻子带着襁褓中的幼儿斯文回到威斯巴登与母亲道别，结果他们长达6年无法脱身。身无分文的弗里茨毅然决然来到美国，并志愿入伍。
军队也弄不清克雷默是谁，该怎么用这个人。在克莱本军营的一次例行训练中，给他分配的任务是在讲台上连珠炮似的用德语发号施令，以提升真实感。第84步兵师的司令员亚历山大·博林将军正好路过。“你干啥呢，小伙子？”他问，“报告，制造德国战场噪声。”克雷默答道。就这样，两人开始交谈，博林很赏识他，把他调到了总部。
当一车皮从特种训练班下岗的学生抵达时，克雷默向他的长官提出了一个请求：“我们师里来了2800名知识分子，让我跟他们讲讲，否则他们是无法了解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基辛格和克雷默——一个是不怎么情愿的宗教难民，一个是骄傲的因政治而滞留他乡的侨民——这两位德国流亡人士，就这样于1944年5月在路易斯安那的靶场相遇了。 [3]
次日送达的列兵基辛格表达崇拜的信引起了克雷默的兴趣。他喜欢这封信直截了当、言简意赅，后来他说，他还佩服信里没有拍马屁的话。其实，基辛格的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就该这么做。”几乎50年后，克雷默在华盛顿花园散步时，还在重复、回味这几个字。第二天，克雷默手里拿着信又回到了基辛格的那个营，吉普车轰然驾到，克雷默朝着略显惊恐的少校吼道：“谁叫基辛格？”这可不是最后一次人们这么问。
基辛格与克雷默谈了20分钟。“你的政治思维非同一般。”克雷默说。据基辛格事后回忆：“听到这话，连我也十分吃惊，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回到总部后，克雷默跟长官说起了他刚刚见到的“小个子犹太难民”。“他看似什么都不知道，其实已经明白一切。”在克雷默的语汇里，这些可是赞美之词。他解释道，基辛格对历史“这支曲子”似乎有天生的乐感。
克雷默对他的眷顾可谓意义重大。其后三年，他把基辛格调离步兵连，让他充当博林将军的翻译，又举荐他担任联军拿下的德国城镇的行政官，逐步带领他加入反情报团的工作，介绍他出任校址设在德国的情报学校教官，后来又劝他去哈佛进修。经常有人把克雷默比喻为“发现基辛格的伯乐”。他总说：“我不是发现基辛格的人！我是让基辛格发现自己的人！”声如雷鸣。
克雷默从基辛格身上看到自己保守主义的身影，也着力如此培养他。“亨利的历史知识和他对历史的尊重，使得他崇尚秩序，”克雷默说，“他的心灵本来就倾向保守，他理解国家有维持秩序的义务。”
两个人都喜欢说话，但都偏爱学术讨论而非知心交谈。两个人都喜欢被吹捧。“亨利，你天资绝顶聪颖，举世无双。”长者这么说，基辛格不以为意，照单全收。基辛格经常就历史的力量求教克雷默，对许多抽象概念进行探索。“他就像挤海绵那样对我的想法进行挤压。”克雷默回忆道。
两人的自我难免冲撞：多年后，当年提携他的良师担任了五角大楼顾问，基辛格就不太能忍受克雷默的长篇大论（这也可以理解）。克雷默也开始觉得基辛格野心太大，太沉浸在自我之中（或许这也可以理解）。克雷默长叹道：“我慢慢观察到，这个对求知如饥似渴的人，也关注个人的事业前途。”
即便没有遇到克雷默，基辛格也不会就此默默无闻。但这位个性狂放的普鲁士人确实加速了他脱颖而出的过程，让一位缺乏安全感的难民认识到自己才智过人。他让21岁初出茅庐的基辛格受到一系列思想家和哲学家——斯宾格勒、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熏陶，也启发他对自己的心灵进行深入探讨。自此，基辛格不再想当会计师了。数学已成过去，如今他迷上了历史。
克雷默还加强了基辛格对德国人的认同，坚持两人用德语交谈，让基辛格学习德国历史和哲学。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把自己根深蒂固的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传给了基辛格。他觉得，社会秩序的瓦解会给左翼或右翼独裁政权以危险的可乘之机。
对基辛格而言，跟随克雷默就像找到了一个新的父亲型人物。他似乎被克雷默的贵族气质和趾高气扬的神态——日后，他将同样在哈佛的良师威廉·埃利奥特身上捕捉到——吸引。克雷默有一种路德派教徒的神圣使命感，他是个愿意与历史势力对抗的行动者。他的性格恰恰给基辛格缺乏安全感提供了良方。基辛格学会了用克雷默的张扬，有时近乎克雷默的傲慢，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
克雷默的一个特质在基辛格身上倒见不到。克雷默鄙视金钱、权力、高位、知名度和世俗人眼中的成功。他没有野心，不是说他为人谦卑，绝对不是。但他认为如果他为搞好公关或谋求个人功成名就而行动，则有“功利主义”之嫌。多年后，在哈佛探望基辛格时，看到书架上摆列的名人签名照，他大不以为然。“你这是干什么？”克雷默怒斥道，“这样不对。”
这时，克雷默觉得他对基辛格早先的印象“错了”。但就在对后来的基辛格渐生反感的同时，昔日的爱怜和爱才之心却未曾减少。
他的动机或许比我原先想的要鄙俗些。在他做反情报工作时，有人就跟我说，他自我太强，很难相处。基辛格有一段困苦的青年岁月，我没有。我知道我是谁，他不知道。或许基辛格老早就渴望权力。他显然渴望得到肯定。不过，我记得当年的他是求知若渴、求真理若渴的一个人。他什么都想知道，不只想知道对他有用的东西。今天一如当年，他依旧是禀赋极其优异的人。上帝在赐人以禀赋时，通常挑挑拣拣十分谨慎，只是对待基辛格，他却倾其所有，格外钟爱。
第84步兵师奉命于1944年9月挺进欧洲，诺曼底登陆后参加战争反攻阶段的战事。列兵基辛格，编号32816775，被派往第335步兵团G连。他们乘坐的船只——美国海军斯特灵城堡号——从曼哈顿58号码头出发，这给了基辛格匆匆回趟家的机会。11月1日晚，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在船上，他们拿到了缺席选票，在罗斯福和杜威两人中任选其一。虽然此时基辛格已经21岁了，又是公民，但他却没有投票。
在G连领先出击后，第84步兵师于一周内抵达德国。11月9日，冒着猛烈炮火冲过比利时与德国的边界到亚琛附近，此时正值“水晶之夜”6周年。这6年里，基辛格有了一个新家园，在越过边界时，他认为自己是前来解放被奴役者的美国人，而不是重归故里的德国人。
他也不是来报仇雪恨的。他曾跟《纽约邮报》说：“尽管家人不理解，但我觉得，如果歧视犹太人不对，那么歧视德国人也不对。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责怪整个民族呢？”虽然这趟回老家之行与他想象的不一样，但也是他对当年鄙视他的菲尔特海关人员所做预言的戏剧性兑现。
基辛格是一个人开着吉普车穿越边界的。经克雷默推荐，前一天，他才被G连挑出来奉命到师部报到。博林将军需要一位能讲德语的翻译兼驾驶员，克雷默建议启用基辛格。从此，基辛格就被调到了师情报部，后来又到了处理军事占领的反谍报部队。也因此，他从来没在作战中开过枪。
德国的最后一搏——阿登战役（突出部之役），始于1944年12月。第84步兵师及第九军的剩余部队都被逼退到比利时一侧。美国军队中的犹太难民的处境尤其危险：许多被俘士兵都被就地处决，而不是留为战俘。但当他的师被迫匆匆撤离比利时马尔什镇时，基辛格还是志愿参加了一个小分队，留下来迟滞敌军的进攻。
马尔什的情况十分混乱。美军进入小镇后才发现德国警察已在此埋伏，博林将军匆忙下令撤退。因为基辛格懂德语，让他留下来了解敌军的计划也有道理。“他当时很清楚一旦德国人拿下这个小镇，他绝无生机，”克雷默回忆，“基辛格毫不犹豫地那样做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基辛格说：“在作战时，你根本不会想自己勇敢与否。”
1945年3月，第84步兵师又打回德国。他们拿下的第一座大城市是莱茵河港口城市克雷菲尔德，靠近荷兰边界，人口20万。城市满目疮痍，没有人清理垃圾，没有供水，没有燃气。反情报团的任务是恢复秩序。
军队效率再次得到彰显，团里竟然无人通晓德语，所有人只会法语。克雷默当时已是情报部门的士官长，受命处理占领区的民政事务，但他没同意，因为他正全身心投入自己的那套心理战：驾车沿前线喊话，劝德国人投降。克雷默告诉领导：“我知道一位出色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让亨利试试？”
就这样，只有列兵军阶、未经安全审查的基辛格成了克雷菲尔德市的行政长官。“我就靠德国人讲究秩序这一条。”基辛格回忆道。他下令凡负责煤气、水、电、交通、垃圾等市政职能者前来报到，然后把明显的纳粹分子剔除。这些人不难被发现，因为只有他们白白胖胖。在必要时，他再把纳粹当政前干事的人请回来。不到8天，民政治理即步入正轨。“确实不简单，”克雷默说，“而且他安排这些事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一丝反感或一丝仇恨，唯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办事老练。”
因此，基辛格被调到了反谍报部队，先是做驾驶员，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岗位空缺，后来又出任军士长级别的反谍报人员。反谍报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联军控制区内找出危险的纳粹分子和盖世太保。 [4]
驻扎在汉诺威时，他再次利用德国人的民族性办事。他张贴广告，招募有“警务经验”的人。有位身强力壮的人前来应征，自称担任过国家警察。基辛格认为他做过普通警察，而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秘密警察。但他还是半开玩笑地问了一句：“你干的是秘密警察吗？”此人很骄傲地说：“对！”他还真是个盖世太保！于是基辛格逮捕了他。
接着，基辛格又利用了德国人服从的特点。“他问我怎样表示他有诚意改邪归正，于是我命令他把他的同事找出来。”基辛格回忆道，“我们就坐在吉普车里到处转，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令我吃惊的是，在我的印象里，盖世太保都是魔鬼，其实，大部分是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可怜的小官僚。”
基辛格也利用了德国人的自豪感，进一步完善反情报团经常用的招数。他对每一位纳粹嫌犯都说：“我们知道你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个小人物。”直到嫌犯出于自豪，说出自己实际上是当地的纳粹高官。
基辛格并不以打击报复为乐。尽管纳粹让他的家人和犹太同胞受尽苦难，但他很快就不热衷于逮捕盖世太保了。“不久，抓捕盖世太保的事也不好办了，他们的老婆在一旁掉泪，孩子也依依不舍。于是我就派一名宪兵和我的‘纳粹’一起在下萨克森州各地转。就这样，我抓的盖世太保比其他队友都多。”
也因此，基辛格士官长赢得了铜星勋章。他第一个承认，他获颁勋章主要是机缘巧合，而不是因为他勇敢，而且这事也没有他某些不为人知的行动那么危险。但陆军的奖状却把他写得十分英勇：“基辛格士官，带领反谍报小分队履行职责，不畏艰险，成功建立了一个深入平民生活每一阶段的告密者链条，最终查获并逮捕多名被确认从事间谍和破坏行动的敌方特务。”
1945年5月，联军战胜希特勒，基辛格也因此结束了这段军旅生涯。离他22岁生日还有几天，这个美国成人回到昔日那个德国孩童生活的地方——菲尔特、洛伊特斯豪森、纽伦堡和周边的乡镇。他重新踏上当年与朋友——海因茨·利翁和他父亲——一起走过的路，并察看战争创伤——物理与心理创伤。
除了基辛格的母亲，从来没有人认为他是多愁善感的人。回到菲尔特，他百感交集，在洋洋洒洒10页纸的手书家信里，他描述了回到老家勾起的旧时记忆和感受，全信用英文写就，读来像一篇短篇小说。
他的第一站是洛伊特斯豪森，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也是他母亲家族贩牛发迹的地方。他看见山谷中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屋顶，惊叹它们看起来如此静谧祥和。
我站在山岗上俯瞰山谷，俯瞰这曾埋葬我一段青春岁月的山谷。绿树依旧成荫，乳牛场依然矗立。我们就在公交车当年停留的地方停下吉普车。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我看见了一位身材微胖、腰系围裙的女人和一位饱经风霜的蓄须老人（他的外祖父法尔克·斯特恩——就在基辛格一家逃离德国不久即因癌症病逝——和他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妻子），再定睛一看，却只见街道和高塔。
我们开得很慢，缓缓地驶过在仇恨年代里生活、继而凋零的所有的人的鬼魂。我依稀看到了那在院落里踢足球的小男孩和常在窗前凝望他的老者。那些年的情景在我眼前一一显现，时间一度呈静止状态。仿佛我们的朋友依然活着，我们仍然年幼。
过去13年的仇恨和悸恐，这段回忆之路何其漫长、艰难，全是道不完的羞辱、说不尽的失望。13年太长了，无法一一回顾。我想到那些和善的老人，想到曾经在林子里漫步，想到当时的一切，想到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有那么一刻，山谷又因昔日人物的出现而充满生机，人一个没少，然后幻觉逐渐退去……我只得向外祖父母道别。
离开洛伊特斯豪森，基辛格驾车沿着围绕纽伦堡满目疮痍的山路，穿过他以往散步的森林，抵达菲尔特。从他们曾经住过的公寓二楼（“房子似乎总会随着年代变小。”他写道），他望着窗外的石板路和公园，想到他曾经同海因茨·利翁和老利翁在此散步。“‘你在看什么呢？’新住户问道。没什么，你永远也不会懂，我想。没什么，也就是看看我的朋友和他父亲，看看这么多年的残酷和十年的虚无。”
在他父亲当年任教的学校前，基辛格留下了一个影照。校内，一位德国官员正在处理行政事务。基辛格在信中如此描写当时的情景：“我们一起穿过走廊，我们走到哪儿，哪儿的人就立正。我们走到哪儿，往事就尾随而来。‘为什么你来视察学校？’哈恩博士问道。‘我是来还债的，还我欠父亲的债。’”
最后，他到了纽伦堡。他在信中称之为“后记”。他写道：
歌剧院、文化馆、火车站、邮局都被炸得只剩断壁残垣。我们站在山坡上俯瞰山谷，眼前的纽伦堡只留下躯壳。我想起利翁的父亲说过的话：“有一天你会回到你的出生地，到时候往日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路上躺着一块残破的路牌，上面写着：“距纽伦堡7公里，距菲尔特6公里。”
靠刀生活者必将亡于刀下。从山丘上俯瞰纽伦堡，我向我的青年时代告别。
在访问菲尔特时，基辛格曾寻找他童年的旧友。其中，大部分已移居他乡，其余的人则葬身集中营。据镇上的人说，只有一人幸免于难——赫尔穆特·赖斯纳。他是基辛格在实科中学的同班同学，在体育俱乐部一起踢足球的玩伴。基辛格好不容易找到他，发现他待在菲尔特的一家非犹太人家中。
1941年，镇上相当富有的犹太人赖斯纳一家被火车送往集中营，最后到了离镇子约100英里之遥的北部小镇布痕瓦尔德。与该地其他5万名囚犯一样，赫尔穆特的父母和其他亲人都死于饥馑、医学实验或其他残酷虐待。当乔治·巴顿将军带领的第3军团于4月解放该集中营时，幸存者还有2万人，包括赫尔穆特。他辗转漂泊到菲尔特，寻找认识的人。
当基辛格在那家人的家中见到赖斯纳时，赖斯纳一眼就认出了基辛格。“他非常自然、热情，极富爱心。”赖斯纳回忆。为克制情绪，两人都未提及过往。赖斯纳说：“他后来跟我说，如果我谈起过去伤心流泪，他也听不下去。” [5]
在随后几个月赖斯纳逐步康复期间，基辛格对他关照有加，确保他有足够的食物和钱。不到一年，赖斯纳就准备移民到长岛他姑姑那儿。基辛格给她写了一封长信，告诉她赖斯纳的近况。信中，他也透露了从大屠杀幸存者那里学到的功课。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写信，因为我认为美国人对关在集中营的人有全然错误的印象……
集中营不仅是死亡工厂，也是实验场所。在这里，人们坚持着，挣扎求存，命悬一线，小小的错误随时都可以让人丢掉性命。人要有多大的信念和意志力，才能在这样污秽、压制、羞辱的环境中存活？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坚持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是没有机会的……一旦下决心要活下来，就必须穷尽办法，这是在美国安逸度日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可以罔顾一切惯常的价值观，无视通行的道德标准。只有靠谎言千方百计地弄到果腹的食物才可能活下来，弱者、老者根本无望。
然后，解放了。生还者淡出了人们关注的事物的一般范畴。他们深知回顾过去只会带来感伤，感伤就是软弱，软弱就意味着死亡。他们知道经历过集中营而活下来的人，在解放后求得生存并非难事。从此他们就同样专心致志地追求和平，有时也像在集中营里一样无视标准。他们尤其不需要别人的怜悯。怜悯令他们不安、烦躁……
如果你认为赫尔穆特必定意志消沉，可就大错特错了。赫尔穆特是个男子汉，他的经历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的经历还多……赫尔穆特需要自己的空间，不要处处被呵护。他要的是一种平凡的生活，自己奋斗出的生活。
赖斯纳最终有了自己奋斗出的生活，他在长岛创办了赖斯纳化学公司，住在新海德公园，生活安逸。
基辛格的信中的主题在他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一再重现：道德与现实观之间经常存在紧张关系，起码在他看来有这样的关系。他说，求存有时需要无视道德标准，而这是生活在“安逸”之中的人“无法想象的”。他经常把幸存的无情的现实主义者与“道德情操高尚”、面对残酷情况却全然无望的人做对比。后来，基辛格还不时将强调道德同软弱画等号。他对集中营受害者的描述，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写照：“他们看到过人性最恶毒的一面，谁还能怪罪他们猜疑心重？”
本斯海姆的居民还记得，基辛格是开着从一家痱子粉公司的纳粹所有人那儿缴获的1938年白色奔驰车威风凛凛地进城的。驶过一溜中世纪房舍，穿过山腰上的村落中心，在税务处门前的小巷口停了下来。他两阶一跳奔上楼梯顶端，宣布：“我是反情报团的亨利先生，这一层楼现在由我接管。” [6]
1945年6月，22岁的基辛格士官长受命接管一个新的反情报分队，负责在黑森山道区恢复秩序，并消灭危险的纳粹分子。他们的总部设在法兰克福以南30英里、菲尔特和纽伦堡以西110英里的本斯海姆，一个有17000人的寂静的造纸业小镇。在这块一度唾弃犹太人的土地上，基辛格这个犹太人如今成了统治者。“我有逮捕人的绝对权力，”他说，“我们反情报团的权力比军政府还大。”用克雷默的话说：“他是本斯海姆的绝对统治者。”
然而，基辛格却避免对德国人表现出仇恨，避免任何肆意报复的行为。相反，对反情报人员——特别是当中的犹太人——发泄反德情绪者，他表现得挺生气。“我还记得有一次，有几位犹太难民翻译官对一对夫妇出言不逊，”一位陆军同事拉夫·法里斯说，“亨利质问他们：‘你们在纳粹下生活过，也知道他们怎么辱骂人，怎么能转过身来跟他们一样辱骂这些人？’”
不仅如此，基辛格对自己是犹太人这件事尽量避而不谈。他不再去聚会所，绝口不提他的宗教信仰。虽然军队的同僚都知道他是基辛格，在他管辖下的德国人中，他则自称“亨利先生”，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像犹太人，更像美国人。据他事后解释：“我用‘亨利先生’的名字，是因为我不想让德国人以为犹太人是回来报仇的。” [7]
基辛格有意无意间更像德国人了。尽管按规定，他不能与当地老百姓过往太密，但他还是找了一位德国贵族的妻子、一位美丽的金发女子为情妇。他驾驶着奔驰四下游走，成为当地足球比赛的常客。他搬到位于本斯海姆以北三英里的茨温根贝格，住进了他没收的一座现代化宫殿般的别墅。
“太气派了！”他先后在菲尔特和华盛顿高地交往的朋友，后来驻扎在海德堡的杰里·贝克霍弗不禁赞叹。贝克霍弗曾多次造访该处，也是基辛格当年宴会上的嘉宾。“他的那座别墅十分讲究，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建筑风格。他的女友聪慧、貌美，他们的筵席绝对一流。你可以感觉到他十分享受权力给他带来的一切，虽然他从来不滥用权势。”
赖斯纳也经常到访，住在别墅调养身体，修复布痕瓦尔德多年对他的身体造成的伤害。一个周末，他们一起去了慕尼黑的跑马场，有一次还一起观看足球赛。
作为20多个城镇的摄政官，基辛格练就了娴熟的外交技巧。本斯海姆的市长是基辛格的座上宾。希特勒时代以前的警察局长也不例外，他曾帮助基辛格辨认并逮捕当地的纳粹高官，直到自己因为受贿被捕。“亨利是位杰出的外交家，”贝克霍弗说，“他跟德国官员处得很好，他们对他言听计从。很快，城镇恢复了秩序，区域内的纳粹分子均被清除。”
卡尔·赫兹纳和他的亲人战前曾是保拉及其家人在洛伊特斯豪森的朋友。他们出身德国的名门望族，在纳粹时代是与斯特恩和基辛格一家始终坚持往来的少数非犹太人。基辛格在发现他们被诬告同情纳粹而遭美国指挥官查封财产时很吃惊。于是，他出面帮他们要回了住房，还帮他们筹集资金重新营业。他也特别照顾仍与儿子斯文住在家中别墅的弗里茨·克雷默的妻子。因为她不是德国公民，拿不到粮证，基辛格就每星期从本斯海姆给她寄食品包裹。
在本斯海姆待了将近一年后，基辛格再次得到了克雷默的举荐。克雷默是欧洲指挥部情报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校址设在慕尼黑以南40英里的上阿默高——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学校是为盟军军官所设，教他们如何识别纳粹分子，以及如何恢复德国的民政机构。当克雷默坚持招募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士官长担任教职时，指挥官大吃一惊。克雷默坚持己见，他说如果事实证明基辛格不够格当老师，他就会改派其去拾柴火。
基辛格在上阿默高执教10个月，一开始是参谋军士，后来是文职雇员，年薪高达10000美元。当时在那儿执教的还有日后担任基辛格国务院法律顾问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以及后来哈佛大学知名的经济学家和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虽然走出高中校门不久，但亨利却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且威严十足。”上过他的德国准军事组织课的罗索夫斯基说，“他讲起课来信心十足，很有知识深度。”但教育部主任唐纳德·斯特朗上校则认为，基辛格失之高傲：他拒绝事先提交教学大纲，而且在军营中违反规定养宠物狗。“他是个问题人物。”斯特朗事后回忆。 [8]
基辛格离开欧洲以前还得探望一个人。他的祖父——这位文质彬彬、睿智的长者戴维·基辛格——此时正住在儿子阿尔诺的家附近，同在斯德哥尔摩时尚区。基辛格是与他在黑森山道反情报团的挚友弗兰克·利未奇士官长这位方脸汉子一起，于1946年12月乘火车前去的。
阿尔诺叔叔，路易·基辛格的弟弟，过得很不错。“他现在生意兴隆，”基辛格在家信中写道，“不用说，他这个老板可一点儿也不安静，脾气也不那么好。”时年86岁高龄的戴维·基辛格也很精神。“他每晚跟一位92岁的‘女孩’打纸牌，还坚称‘女孩’就因为大他几岁，老是作弊欺负他。”
最令基辛格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爷爷虽然有三个女儿死于集中营，但他对纳粹统治下发生的一切并未心存怨恨。在家书中，他赞扬爷爷能不怀仇恨，暗示他父亲或应效法，因为他父亲当时仍然对妹妹们的死无法释怀。
我每天都跟他谈好几个小时，不仅仅是因为我觉得有义务。爷爷仍然思维敏捷，看事全面，为人谦和，没有仇恨，不带偏见，与他交谈实乃乐事。他的幽默感丝毫未减。我多希望，亲爱的父亲，您也能见到他。他同其他失去女儿的父亲一样承受痛苦，但他却能节哀，虔心逆来顺受，真可作为所有人的楷模……我确信，就像他不折磨自己一样，他肯定也不希望您，亲爱的父亲，再折磨自己。
基辛格曾说：“作为一个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逃亡美国的难民、军队里的列兵，这绝非一段能让你建立自信的经历。”他错了。军队不但帮助他美国化，还历练了他。他依然缺乏安全感，但因为经历了战争，掌握了指挥能力，他有了一个坚毅的外表，散发着自信。
自信而又欠缺安全感，虚荣而又脆弱，傲慢而又渴望被肯定：铸就基辛格青年时期复杂性格的这些特点，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
“这是一段我被美国化的历程，”基辛格说，“这是我第一次脱离德国犹太人的环境，我在军队里获得了信心。”他不像以前那样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了，甚至还以为自己的口音都没了，直到他回来才发现并非如此。
他弟弟沃尔特说：“我俩都是在服役期间找到了我们的路，知道如何往前走，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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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给了他一个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让基辛格丧失了部分以前的自我。他不再做礼拜，不再参加难民圈的活动。虽然世故成熟的他更深爱、敬重他的父母，但他与他们的距离却拉大了。“军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沃尔特·基辛格说，“一个我们的父母无法分享和理解的世界。”
其实，看上去是信心，有一部分却是一堵墙，失去纯真、好奇后形成的一堵墙。基辛格在回国后不久，给他为纪念结婚25周年而在魁北克卡恩饭店度假一星期的父母写信时，曾做过解释。“如果有时候我看似冷漠，请不要忘记，对我来说这场战争直到1947年7月才结束。”他写道，“有三年的时间，我被欺骗，我必须反击、争辩，结果败下阵来，或许我已经有了一套防御机制。”
基辛格一辈子都在用这套防御机制。即便对熟悉他的人，他也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战争让他变得成熟，扩大了他的视野，也点燃了他的野心。战争同时也熄灭了这个胳膊下总夹本书的菲尔特男孩的学术纯真。在他的心目中，纯真、幼稚、太在乎对美好道德的追求，都逐渐与脆弱甚至死亡画了等号。当他站在山丘上俯瞰纽伦堡时，的确是跟他的青年时代告别了。
1947年7月，基辛格启程自德返美，9年来这是第二次。他当时24岁，离家已有4年，在德国作为占领者生活了3年。
他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们自己即将归国：“今晚小灰将乘机抵达。”“小灰”是他在巴黎宠物店橱窗里看中的一只科克猎犬，被他放在背包里带着在欧洲各地跑，如今更是形影不离。“电报里还详述了领取手续，”保拉·基辛格回忆，“当时路易正生病。清洁工刚刚开始给各屋的地板打蜡。我没车，只得坐地铁去机场取狗。装运狗的箱子里摆放着亨利的大衣，主人的气味可免其躁动。箱内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这狗就吃汉堡和四季豆，于是我就喂它汉堡和四季豆。”
就在基辛格离开德国之际，克雷默给了他最后一个忠告。“你得再念点儿书，”这位有双博士学位的普鲁士人说，“找一所好大学。有点身份地位的人是不上纽约城市学院的。”这话反映了克雷默是个精英主义者，虽然并不正确，但这与基辛格的新雄心壮志不谋而合。
大多数学校此时秋季招生都已满额，但哈佛却对回国的退役军人特别照顾。时任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特正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重要推手，他还特别任命了一名外联顾问确保退役军人有机会进哈佛。
“为做好充分准备将来往文学方面发展，政治史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我认为我必须接受人文科学教育。”基辛格在哈佛入学申请书中写道。他在自我介绍部分说“种族迫害迫使我们全家移民美国”，但未提及他的一些其他经历。在兴趣栏，他填的是“写作、古典音乐和现代文学”，最喜爱的运动是“网球和棒球”。在宗教一栏，他填的是“犹太教”。至于室友，他说希望能有一位来自“中西部”的室友，最好是23岁或更大一点。
基辛格同时申请的大学还有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最后，他选择哈佛大学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时间晚了，但哈佛却是唯一愿意让他下一学年立即入学的学校。哪知道哈佛最后让他在该校待了20年之久。
[1]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45-57.
[2] This incident has been frequently recounted, often with minor variations. This version i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Fritz Kraemer, May 4, 1988, and with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See also: Bernard Law Collier, “The Road to Peking,” NYT Magazine , Nov. 14, 1971, 107; Mazlish, Kissinger , 49; Landau, Kissinger , 19.
[3] Nick Thimmesch, “The Iron Mentor of the Pentagon,” WP Magazine , Mar. 2, 1975; Fritz Kraemer,May 4 and May 14, 1988.
[4]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45-68;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Fritz Kraemer, May 14,1988.
[5]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4-5, 75; Harold (Helmut) Reissner, Nov. 30, 1988.
[6] “Memories of Mr. Henry,” Newsweek , Oct. 8, 1973, 48.
[7]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Fritz Kraemer, May 14,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68-80.
[8] Henry Rosovsky, Feb. 24, 1989; Henry Rosovsky toast, Kissinger sixtieth birthday dinner,May 26, 1983; Donald Strong, Apr. 13, 1992;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68-80; Fritz Kraemer,May 14, 1988.
[9] Joseph Kraft, “In Search of Kissinger,” Harper’s , Jan. 1971, 57;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