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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来的时候，华盛顿中学要求我写一篇作文，讲一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是这么写的——我想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昂首挺胸过街的国家。
——基辛格卸任国务卿时的告别演说，1977年1月
基辛格首先想到的是过街，这是他积累多年被殴打、被嘲笑经验后的自然反应。当时他是一个人从阿姆斯特丹大道走向曼哈顿西185街，目的地是他新发现的百老汇街上的冰激凌店，只见迎面来了一群陌生的非犹太人。在菲尔特，碰到这种情况少说也得遭到一番羞辱。于是他开始离开人行道，然后他才想起自己现在身在何处。 [1]
这次顿悟发生在亨利·基辛格刚到美国不过几个月的时候。他们全家刚刚搬进在华盛顿堡大道与187街交叉路口的一栋6层建筑内，他们的公寓并不讲究，但实用，有三间卧房。保拉·基辛格的表亲就住在走廊对面。这条热闹的街道上上下下类似的矮胖建筑内住着数百位犹太新移民，包括他们在菲尔特和纽伦堡的友人。
华盛顿高地得名于乔治·华盛顿在1776年10月曾在此驻兵抵御侵犯曼哈顿的英军（可惜未成功）。高地就是沿着可俯瞰哈德孙河的一块巨岩发展出来的居民区。20世纪初期，这里的一排排公寓建筑里住的都是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站稳脚跟后，许多人搬往郊区，让这片聚会所、熟食店林立的所在，能再容纳新一批犹太移民。当逃避希特勒的难民涌入后，该地又被称为“第四帝国”。
年届五旬的路易·基辛格不太能适应这个新的语言环境。虽然他原来英文学得不错，或者就因为如此，他反而怕犯文法错误，担心自己口音太重。所以，他不怎么讲话，起码话比他那些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太在乎的朋友少得多。
他会教书，可是这个能力派不上用场，适逢大萧条，求职本就不易，加上他到美国就得了慢性胆囊炎，医生一度以为他得了癌症。保拉的父亲法尔克·斯特恩在他们抵美不久就病逝了，留下了一笔为数不多的财产。可是这钱眼看就要用完了。终于，在连续打了两年零工后，路易在德国友人开设的工厂找到了一份薪资不高的簿记工作。
养家的任务就落到比他小13岁、适应能力强得多的保拉·基辛格身上。善于交友、心思敏捷、应对能力强的她可谓条件优越：她很快就掌握了英语，起码跟人聊天不会打怵。她一度在当地一家饮食公司上班，专门为受戒礼和婚宴准备食品并提供服务。后来，她自己独立出来，当上了以承办私人家庭小型聚会宴饮为主的“承办人”。
从笼罩菲尔特的恐怖气氛中解放出来的亨利·基辛格像被假释的囚犯，高高兴兴地投入了他在华盛顿高地的新生活。没过几天，他就知道如何前往扬基体育场，掌握了这项他从未见过的体育运动的细节。“他是第一个发现怎么去，得花多少钱，如何了解棒球的人。”同样于当年夏天来自菲尔特的约翰·萨克斯回忆，“他第一次去体育场后的几个星期，就带着我叔叔和我去了。我们根本不懂棒球，整场比赛都靠他解说。” [2]
他和萨克斯去考驾照，他没过，后来又连续两次失利。（“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老考不过。”他事后说，虽然跟他一起学车的人可以想到多个方面。）萨克斯可是顺利过关了，用一辆借来的车，他和基辛格到处探险，还去过游览胜地卡茨基尔山。
1938年9月，抵美后一个月，基辛格进了华盛顿中学。学校在192街，建于1925年，占地两英亩
。当时它还隶属于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学生都是其附近注重教育的犹太人和其他难民。师资在全市数一数二，教学水平也名列前茅。
根据他中学的成绩单，基辛格同很多孩子一样，都被认定有“外语学习障碍”。其实，他什么障碍也没有。头一个学期，他的英文就拿了70分（满分100），第二学期跃升到90分。从那以后，他所有学科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法文、美国历史、欧洲历史、经济学、几何、簿记等皆然，唯独“工业和贸易”课只拿了85分。“他是德国难民学生里最认真成熟的一个，”他的数学老师安妮·辛德邦事后说，“而这帮学生又比我们自己的学生认真。”一位与基辛格同班的德国难民回忆道：“我们当然认真。除了认真学习，我们还能干什么？只有把书念好，以后进城市学院，我们在美国才有前途。如今孩子们老嘲笑书虫，可当年我们全是书虫。”他笑着补了一句：“尤其是亨利。” [3]
基辛格一家敬拜的正统派卡尔·埃达·耶苏伦聚会所在他们抵美的那一年刚刚成立。其第一任拉比是原法兰克福叶史瓦（犹太高校）校长拉比约瑟夫·布罗伊尔，他是一位有名的正统派坚定维护者，附近的人都称这个聚会所为“布罗伊尔聚会所”。穿戴自己祷告披巾的基辛格是位忠实会众，但他母亲开始感觉到他去聚会所更多是出于对他父亲的孝顺，而不是出于对自己信仰的忠诚。
社交生活方面，基辛格开始与他的正统派出身渐行渐远。他参加了一个青年团体贝斯·席勒尔，基本上是改革派犹太人团体，成员多为巴伐利亚难民，在183街和圣尼古拉斯街的派拉蒙大厅聚会。
与基辛格在菲尔特就读同一所学校的亨利·吉特曼是贝斯·席勒尔的主席。“我们大多在周末聚会，男女都有，可以认识拥有同样背景的女孩。”虽然他们都来自德国，但是在贝斯·席勒尔大家都说英语。社区领导人，包括如雅各布·贾维茨这样的政客也经常是演讲的座上宾。众人既有机会联谊，也有机会同化。“每次开会有18~20个人，”库尔特·希尔伯曼回忆道，“我们有讨论会、读书会，有时晚上大家一起去看电影或听收音机。”
除了约翰·萨克斯，基辛格的另一位密友是沃尔特·奥本海姆，奥本海姆有时也是基辛格的竞争对手。奥本海姆在菲尔特与基辛格在实科中学就读时就是同桌，两家人同样是在1938年夏逃离的，竟又在华盛顿高地成了邻居。奥本海姆品貌兼优，虽然才学不如基辛格，但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他们八到十个人，包括基辛格，经常在星期六晚上在奥本海姆家聚会。有时一起去看电影或吃冰激凌。偶尔也与男女朋友到59街有乐队的查尔兹饭店大吃一顿。那里的基本消费是三美元，这对年轻的难民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所以在点菜时，他们个个精打细算，绝不超过基本消费。
有时基辛格到奥本海姆家，结果整晚竟是与奥本海姆的父亲攀谈。他父亲对政治感兴趣，是小罗斯福的死忠。“亨利自认是温德尔·威尔基派共和党人，虽然我们所有难民都是民主党，”沃尔特·奥本海姆回忆，“他常常跟我父亲争论到很晚。他总看些政治和历史的书，又十分赞同威尔基的想法，我也想不通为什么。”
在异乡成长为青少年的基辛格与他在菲尔特时几乎一样不怎么外向。他那帮难民朋友尊敬他的心智与成熟，但他还是与他们有距离，缺乏安全感。“我们刚来的时候亨利似乎有点迷茫，有点不知所措，特别是在父亲事业飘忽不定的那段日子。”他弟弟沃尔特说。
对大多数贝斯·席勒尔的成员来说，伊迪丝·佩里茨的社交舞课是必修课，而此时的基辛格则最为尴尬。有一张1941年的相片，显示当时在华盛顿高地奥杜邦大厅举办的一场舞会中，身材矮小、戴眼镜的基辛格站在最后一排最边上。跳舞班都爱频频发奖，几乎人人都有获奖机会，但基辛格却从未得奖。
跳舞班上有个女孩叫安纳利斯·弗莱舍尔，她是从纽伦堡来的难民，她父亲原来从事制鞋业，生意很好，但后来被迫离开。她住在华盛顿高地北缘的艾尔伍德街。她一头黑发，爱笑，还有副至今仍为老朋友津津乐道的媲美拉娜·特纳的身段。别人眼中的她“有深度”，“不易亲近”，“人是不错，但不够热情”，这与对基辛格的评价如出一辙。
安纳利斯对文学和音乐特别感兴趣，会写诗，会拉大提琴，还具备做良好家庭主妇的所有才干：她和她妹妹的衣服都自己缝制，她也喜欢帮邻居照看小孩。她还帮忙照顾生理上因中风偏瘫、心理上因纳粹暴行受尽折磨的父亲。
安纳利斯与亨利很快成了情侣。他们一起参加贝斯·席勒尔的远足，但喜欢两人独处。虽然安纳利斯的家人对犹太教不那么执着——他们去的是保守派而非正统派聚会所，也不遵守犹太人的饮食戒规——但基辛格的家人还是对两人的交往感到高兴，特别是眼看着基辛格因此不那么内向了。
安纳利斯同时也与沃尔特·奥本海姆交往，后者显然比较世故，穿着也肯定讲究些。最终，安纳利斯做了个令她的朋友都吃惊的选择。她给奥本海姆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她决定以后只与基辛格交往的原因。奥本海姆还记得，虽然该信措辞温和，但他一开始还是颇受打击。即便这样，他们仍然在同一个朋友圈里，周六晚间还是经常与其他人一起出入。 [4]
虽然一直保留着巴伐利亚口音，但有一点亨利·基辛格却与他的朋友迥然不同：他比其他人更有方向感，更有野心，更一心想同化并在美国取得成功，其他人则安于在自己的德国犹太人的小圈子里过日子，不少人甚至在经商成功后还认同原来的族群，而不愿意与其移民生活方式脱钩。基辛格则不然，他更热衷于融入社会，善于掌握作为美国人特有的文化习性。
“如果说我同化得比别人快”，基辛格事后解释道，“或许是因为我16岁就得工作，因此比别人更独立些。”在华盛顿中学学习了一年后，他改读夜校，白天则在西15街的利奥波德·阿谢尔毛刷厂上班，这是他母亲表亲家开设的剃须刷制造厂。工人在漂白刷子时得先蘸点酸液，再蘸水。基辛格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负责把毛刷上的酸液和水挤干净。他的起薪是每周11美元，后来升级为派送员，负责送货，周薪涨到30美元。“他工作时往往心不在焉，”据后来经营公司的艾伦·阿谢尔说，“他一有机会就看书或做些夜校的作业。” [5]
在华盛顿中学毕业后，基辛格很顺利地进入创立于1847年的免学费的纽约城市学院，其创校宗旨是让纽约禀赋优异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1940年，这个坐落于华盛顿高地140街的学府已有三万名学生，其中75%都是犹太人。对移民后代而言，这是迈入美国英才教育的第一步。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伯纳德·巴鲁克和乔纳斯·索尔克（索尔克疫苗发明人）等都毕业于该校。
在纽约城市学院，基辛格依然念得很轻松，白天照常在毛刷厂干活。除了历史得了B，其他课程他都得了A。他开始攻读他父亲的专业——会计，但兴趣一般。“我在城市学院那会儿视野并不开阔，”他说，“我从未真正想过把会计师当成我的事业，但我以为会计工作应该不错。”
他还是在寻找更能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往上爬，往外走。对想挣脱生活桎梏的男子来说，从军是个大好机会，再说他们的选择也不多。就在19岁生日刚过不久，基辛格的征召令就到了，1943年2月的一天，家人在时代广场附近的冰岛饭店为他举行了告别宴。次日，他就乘火车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克洛夫特军营报到。在那儿，他生平第一次离开了德国犹太人的生活圈子。
[1] Henry Kissinger, Nov. 24, 1987; Paula Kissinger, May 16, 1988; WHY , 229.
[2]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34-44.
[3]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Kissinger’s high school transcript, George Washington High School registrar’s off ice;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38-42.
[4] Walter Kissinger, Mar. 17, 1988; Kurt Silbermann, Dec. 5,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34-44. Paula Kissinger, May 7, 1988;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Kurt Silbermann,Dec. 5, 1988; Henry Gitterman, Dec. 5, 1988; Walter Oppenheim, Feb. 7 and Feb. 13, 1989.
[5] Henry Kissinger, Dec. 19,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40-44; Alan Ascher, Jan. 30,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