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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就是秩序，唯独靠它才能产生自由。
——梅特涅
维尔茨堡附近的一个巴伐利亚小村子洛德尔希居住着一群犹太人，其中一位叫亚伯拉罕·基辛格的人以虔诚和宗教知识渊博而闻名。由于经商成功，他有条件在每周五太阳下山前谨遵安息日教规停止营业。不过，他担心他的四个儿子如果也经商，就不一定有这个条件了。所以，他嘱咐他们将来都得像他们的祖父那样当老师，从而继续遵守教规。
就这样，约瑟夫、迈尔、西蒙和戴维陆续离开了洛德尔希，在附近的德国村落里兴办了卓著的犹太学校。他们的子女中起码有五人，包括戴维的长子路易，也都做了老师。多年之后，在一个遥远国度的一所知名大学里，路易的长子，勤恳而又有些内向的年轻人也当了老师，他的名字在举家逃至美国之前叫海因茨。
巴伐利亚的犹太人自10世纪在此定居后即多次被镇压。作为商人和放贷人，他们因对经济有贡献，在许多巴伐利亚城镇是受保护的，但一旦亲王和民众改变看法，他们就会被残酷放逐。自1276年从上巴伐利亚被放逐后，他们屡遭压迫，尤以1349年黑死病后所受迫害最为严重。至16世纪，该区像样的犹太村镇已寥寥无几。
18世纪初，犹太人开始重返巴伐利亚，他们主要来自奥地利。其中有些是专为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筹集资金而引进的银行家，也有商人和牛贩子。尽管不时也会有反犹突发事件，但他们还是在巴伐利亚社会再次站稳了脚跟，起码看起来如此。1804—1813年，拿破仑执政期间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允许犹太人上公立学校，加入民兵组织，并享有公民权。此外，犹太人还获得了使用家庭姓氏的权利。
第一个使用“基辛格”姓氏的家庭成员是1767年出生在小城镇的亚伯拉罕的父亲迈耶。迈耶年轻时即移居维尔茨堡北边的度假胜地巴特基辛根（温泉）。当时全镇1000多人口中约有180名犹太人。后来他又迁至洛德尔希，基辛根的迈耶在1817年正式更名为迈耶·基辛格。次年，亚伯拉罕诞生。 [1]
迈耶的10个子女中只有亚伯拉罕幸免夭折的厄运。他活到81岁，家庭成员众多，4个儿子如他所愿都当了老师，另有4个女儿，32个孙辈。虽然他们都是正统派犹太教徒，但都是不折不扣的中产阶级德国家庭，对善待他们的国家怀有耿耿忠心。
亚伯拉罕最小的儿子戴维·基辛格于1860年出生于洛德尔希，后来搬到埃尔梅尔斯豪森办了一所小学，并在当地犹太聚会所担任领唱。之后，他又在维尔茨堡的犹太神学院执教。因总是着装正式，朋友们管他叫“安息日基辛格”，以别于他穿着随便的哥哥西蒙——“平日基辛格”。
戴维和妻子林晨——又名莉娜——都是颇有教养、喜爱阅读的人，还像讲究的德国人一样，给他们于1887年出生的长子取了个法国名字“路易”。路易则是他们的7个子女中唯一从事教职的人。不过，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决定在普通学校而不是宗教学校教书。于是，从海德堡大学毕业后，他又去纽伦堡郊区的菲尔特师范学院求学。
由于德国缺老师，路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获得免服兵役的待遇。他曾在一所中产阶级私立学校——赫克曼学校执教。办学的都是非犹太外邦人，但有一半犹太学生，这很能说明在菲尔特这座有宗教宽容历史的城市里犹太人被同化的程度。
菲尔特，在14世纪因犹太人不得进入纽伦堡，只得在设防城市城墙外的这个沿河村庄定居而兴盛一时。贸易商贩、工匠、金属加工者云集，菲尔特也因此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巴伐利亚仅有的几个未受打扰的犹太文化重镇之一。到1860年，菲尔特的人口已达14000人，约半数为犹太人。
工业革命期间，许多犹太商人开设了纺织厂和玩具厂。最发达的商人形成了犹太贵族群，由南森和弗兰克尔等家族牵头。他们气势宏伟的石砌庄园俯瞰全镇，他们也出资支持各种慈善事业，包括孤儿院、医院、学校和乐团。城里的七个犹太聚会所围绕一个广场紧密相邻，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聚会所思想比较开放，至少每逢重大宗教节日，犹太社会名流都会在此露面。
加入城里最正统的聚会所——新学派聚会所的路易·基辛格并非弗兰克尔和南森家族的圈内人。但教书在德国是值得骄傲、受人敬重的职业，而基辛格先生也是位骄傲和受人敬重的德国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他是保守派，喜欢德国皇帝，德皇退位后则渴望其复辟。尽管他宗教信仰强烈，但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感兴趣；他是德国人，是爱国且对国家忠心耿耿的德国人。
当德皇政府关闭大部分私立学校时，赫克曼学校也解散了。路易在公立系统内找到了一份融校长、老师、辅导员于一身的新工作。他先是在一所女子初中任职，后来又在一所女中教地理和会计课，该校很快就与另一所职业学校——韩德尔学校合并了。 [2]
路易·基辛格颇以他这份在德国社会地位崇高的高等教师职务自豪。多年后，另一届德国政府又让他失去了这个职务，他不得不背井离乡。他在给昔日友人写信时，却仍以工整的笔迹署名自己是退休高等教师。他严格，却很受欢迎。女学生给他的称号是“金发人”，甚至当面这么叫他，他的另一个绰号是“Kissus”（“亲我们”），他觉得这个绰号更好玩儿。他有小肚子，蓄了点胡子，方下巴，模样温文尔雅。据他当年在菲尔特、后来在纽约市的家庭友人杰里·贝希霍费尔说：“他是位典型的德国学校老师，虽然像教授一样严厉，但心地极为善良。”
当路易初到女校时，校长跟他说起一位前一年毕业的姑娘，名叫保拉·斯特恩。校长知道如何诱导这位表情严肃的新老师，他拿出保拉的成绩单给路易看。她优异的成绩果然引起了路易的兴趣。其实，这些高分也有其误导性。保拉并不像路易那样有学究气，她可是位聪慧、幽默、接地气、务实的女孩。这两个人十分般配：路易是聪明却不太容易亲近的老师，保拉则是活泼而又理性的拿主意的人。
斯特恩家族住在纽伦堡东边30英里的洛伊特斯豪森村。保拉的高祖父于19世纪初就从事贩牛行业，她的祖父伯恩哈特和父亲法尔克更将这份祖业办成了大企业。
法尔克·斯特恩在当地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中都相当有名，他比基辛格家族还认同自己是德国人。他的石砌宅院坐落在村中央，气派非凡，院落庞大，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但他依然生活简朴，每晚9点多上床，对政治或学术问题都兴趣不大。他的第一任妻子贝披·贝尔同样出身贩牛世家，年纪轻轻就过世了，留下一女，即出生于1901年的保拉。虽然她的父亲后来续弦了，但保拉是他唯一的孩子。
保拉在菲尔特求学时，她就跟姑姑贝尔塔·弗莱施曼住，她的姑父是小镇的犹太屠宰商。姑姑贝尔塔鼓励保拉与路易·基辛格交往，虽然路易当时已35岁，而保拉只有21岁。斯特恩家族也赞成这门亲事。两人在1922年结婚，斯特恩家给女儿的嫁妆足以让小两口在菲尔特犹太区一条叫马帝尔达街的石板路上，一座顶上带尖顶阁楼的石砌建筑二楼买下一套拐角处的五室公寓。9个月后，即1923年5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诞生于此。 [3]
这个孩子名叫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海因茨”是保拉给他取的名。中名与他的叔叔相同，是亚伯拉罕的德语转音。他继承了他父亲“Kissus”的绰号。15年后，他搬到美国，改名“亨利”。
当海因茨·基辛格诞生时，菲尔特的犹太人口数量已缩减至3000人。第一轮的压迫还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惨遭败绩的德国出现了民族主义反弹，强调德国文化中纯正的条顿、雅利安根源。犹太人越来越被视为非我族类。比如，他们不得参与公众集会，连看足球联赛也不行。
然而，海因茨却是那支1914年最后赢得德国冠军的三叶草队的铁杆球迷。尽管父母勒令他得守法，但是他拒绝被他们的比赛拒于门外。他总会伙同弟弟沃尔特或朋友偷偷溜进体育场，假装自己不是犹太人。“大不了挨一顿打呗。”他事后回忆道。
他们也不是就去了一两次。有一回，他和沃尔特在赛场被逮住了，被一群孩子修理了一番。这事他们没敢告诉父母，而是跟家中的女仆说了，女仆将两人整理干净，还帮他们保守了秘密。
基辛格也曾苦练，虽然他的球技不怎么样，但是非常热爱足球。周围世界如此不安，足球是他唯一的发泄。据他当年在菲尔特、后来移民到芝加哥的朋友保罗·施泰福说：“他在我们当中算是又小又瘦的那一种。”虽然他的体力不行，但是颇有技巧。有一年，他竟然被选为班队队长，靠的不是动作敏捷，而是领导才干。
菲尔特的犹太人有自己的体育俱乐部。基辛格的同学亨利·吉特曼说：“我父亲曾是市队成员。犹太人被踢出市队后，在自己的体育俱乐部里成立了自己的球队。”虽然球场很简陋，就是一块地外加两个球门，而体育馆则是上面盖着铁皮的老库房，但它仍是逃避满街游走的希特勒青年团与日益凶险的世界的避难所。 [4]
年轻的基辛格有时就是不服输。在他家房子后院的石板地上，他常常跟曾在他家寄宿五年的表弟约翰·海曼一对一比拼足球。“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海曼回忆道，“如果是他赢，我们就回家。如果是他输，那我就得一直玩到他有机会扳平比分为止。”
基辛格躲避球打得不错，比赛分两边，一边通常五人，目标是将球打到对方队员身上。他喜欢站在对方防线后面接队友扔过来的球。他日后追忆：“这是我比较拿手的几项运动之一。”
他最出色的不是体育，而是学习。像他父亲一样，他颇有学者之风。他的弟弟沃尔特说他当年“是个书虫，人也内向”。基辛格童年的友人奇波拉·乔希博格也说：“我记忆当中，海因茨的胳膊下总夹着一本书，永远如此。”
他的母亲甚至担心书籍成了他逃避这个不友好世界的去处。“他不出去，有时候就闷在家里，埋头看书。”她回忆道。
海因茨与比他小一岁的弟弟沃尔特长得很像，两人都瘦，有一头鬈发，高额头，还有着像他父亲的大耳朵，但两人却性情迥异。海因茨比较害羞，喜欢观察，比较超然，有点儿缺乏自信，真诚，爱思考，很像他父亲。沃尔特则调皮，好交际，活泼，讲求实际，体能较好，脚踏实地，更像母亲。海因茨看似喜欢独来独往，但因聪明智慧得到朋友敬重而成了领导。沃尔特则善于交友，精明能干，能言善道，但不是领导之才。“亨利长于思考，”他的父亲曾说，“他顾虑较多，而沃尔特则是干实事的，比较外向。” [5]
路易非常想让他的两个孩子进一所文理高中。在犹太学校念了许多年的海因茨也很想换个环境，但等到他申请入学时反犹潮已高涨。就因为他是犹太人，他的申请被拒了。 [6]
他后来念的学校以色列实科中学的教学水平并不比任何学校差：该校侧重的是历史（德国与犹太历史并重）、外语（基辛格学了英文）和文学。学校规模小，每年级只有30个学生，男女参半。最终因为公立学校禁收犹太人，许多正统派犹太教徒开始从纽伦堡坐电车来校，每班人数增加到50人。学校对待宗教态度严肃，基辛格和他的朋友每天都得花两小时阅读《圣经》和犹太法典。
基辛格虽然喜爱他的父亲，但总与他有那么一点距离。“他为人十分和气，特别和气，”基辛格日后说，“对他来说没有善与恶的问题，因为他无法想象恶。他无法想象纳粹代表的东西。他的和善发自内心，而不是矫揉造作的低声下气。”
路易是受过文化熏陶的人，特别喜好文学和古典音乐。他收集的唱片数量相当可观，家里还有立式钢琴，听音乐，弹钢琴，他乐此不疲。（“可惜，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马勒。”保拉回忆道。）因为他聪明善良，邻居经常来求教。他的儿子说：“他并不以道德家自诩，但他自己的行事为人树立了最佳榜样。”
可是他的孩子碰到问题却不一定找他。“他难以理解孩子们会有问题，也不认为他们会有问题，”基辛格说，“他也不懂一个10岁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
保拉·基辛格则擅长处理家庭危机。“我的父亲很幸运，有位能拿主意、脚踏实地的妻子，”基辛格说，“她知道如何在逆境中求存，很实际。她没有那些不着边际的梦想，也不追寻什么终极意义，只关心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保拉目光锐利，思维敏捷。到保护她的家的关头，才能看到藏在她的笑容和自然大方背后的坚毅。虽然她不像她的丈夫（或孩子）那样喜欢思考，也不像他们那么有学问，但她更了解自己，也更了解周围人的所思所想。
孩提时代的基辛格宁愿有一位密友而不愿加入一个群体。他在菲尔特形影不离的同伴是海因茨·利翁，此人后来在以色列研究生化，并改名梅纳赫姆·利翁。他俩几乎每天下午和周末都一起玩。周六，利翁的父亲就教两人犹太律法，课后带他们去健行。
基辛格不愿跟自己的父亲谈的问题却能与利翁和他的父亲分享。“我们两家相距不远，有时他骑着车就过来了，”利翁回忆，“我觉得他与他父亲似乎有点儿问题。他有点儿怕他，因为他父亲的学究气很重。他父亲总是检查他的作业。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他无法跟他父亲谈任何事，尤其是有关女孩子的事。”
基辛格和利翁经常在周五傍晚与女孩子在公园散步，或在结冰的湖上溜冰。有一个安息日的傍晚，两个孩子玩得太尽兴，回家晚了。“当时，德国有一个最神圣的规矩，那就是必须准时回家，天黑以后绝不在外滞留，”利翁的母亲事后回忆，“所以我丈夫就解下皮带抽了他们一顿。”利翁的父亲竟无端责怪基辛格把儿子带坏了，罚他们一个星期不得见面。后来，利翁的父母还把儿子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一个为期6周的夏令营，好让他远离基辛格。 [7]
基辛格7岁时，他的表弟约翰·海曼因为其村子里没有犹太学校而来他家寄宿。海曼与海因茨和沃尔特住同一间屋，成了他们家庭里的一员。“刚到那几天我可想家了，”日后成为芝加哥业余爱好工具包制造商的海曼回忆，“后来我也一直不适应。”有一天晚上，保拉发现海曼在哭，他说他想像学校其他男孩子一样能戴一顶蓝色的校帽。海曼说：“第二天我一醒来，帽子就摆在那儿了，她就是这样的人。” [8]
年轻的基辛格觉得有一个地方最为神奇，那就是他母亲在洛伊特斯豪森的老家，也是基辛格一家的夏居。斯特恩家的宅院既气派又安全，庭院宽敞，海因茨经常在院子里追逐家养的鸡群嬉戏，再大一点就同友人在那里玩躲避球。
法尔克·斯特恩隔着玻璃看院中嬉戏的孩童，他的脸饱经风霜。他的妻子——保拉的继母——则系着围裙在家里四下忙活。她特别爱干净，每周三必定进行大扫除，孩子们要到周六安息日结束才能进客厅。洛伊特斯豪森的犹太人很少，大概只有20家。所以，斯特恩家有不少非犹太友人，这与菲尔特的基辛格家不同。
奇波拉·乔希博格是基辛格小时候在洛伊特斯豪森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她家有个大花园，孩子们常在那儿自编马戏。他们借来梯子、铺垫搞杂技表演。“连亨利有一阵子都来凑热闹，”她说，“通常他比较严肃，对这类活动是不感兴趣的。”
奇波拉14岁那年，与其他犹太孩子一样被公立学校赶了出来。虽然她家属于改革派犹太人，但她的父母还是把她送到正统派犹太学校就读。那年暑假，她便成了正统派犹太教徒，家里对此很不理解。“我父母都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无法理解我的转变，”她说，“因此很不高兴。”由于她决定只吃符合教规的食物，奇波拉连饭都没法和家人一块儿吃。她觉得，作为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基辛格是唯一能理解她的转变的人。他们曾经在散步时长谈这个问题。基辛格对她说，信仰确实重要，如果她觉得自己是对的，就应当坚持做正统派教徒。“亨利似乎理解我的改变。我喜欢听他解释问题，因为他非常聪明。”
每天早上上学之前，他都跟约翰·海曼、海因茨·利翁一起去聚会所。周六，利翁的父亲给他们读律法，跟他们讨论律法。年轻的基辛格“是被宗教气氛全面笼罩的”，利翁的母亲回忆，“他经常虔诚祷告”。
基辛格熟读律法，而且自幼就嗓音低沉。他曾在自己的受戒礼上吟唱经句，观礼者多年后还无法忘怀那个美好的场景。主持受戒礼的拉比是利奥·布雷斯劳尔，后来他也搬到纽约，还主持了基辛格的第一次婚礼。受戒礼之后的庆祝会上，保拉还朗诵了一首她写的诗。 [9]
从菲尔特学校毕业后，基辛格到维尔茨堡的犹太教神学院就读。那段日子还算愉快，他住在宿舍里，要看的书成百上千，让他无暇顾及外边世界的各种威胁。他每天都会去看他那博学的祖父。可是，基辛格到维尔茨堡并不是为了将来在德国当犹太老师，因为当时他已经很清楚，在德国当犹太老师，或当犹太人都已无前途可言。其实，到维尔茨堡也是他当时不得已的选择。此时，基辛格家在保拉带领下，即将做出一个痛苦抉择。
1923年，基辛格诞生的那一年，纳粹党驻纽伦堡支部的负责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创办了极端排犹的周刊《冲锋报》。他狂热地煽动反犹仇恨，到了不惜横加虐待以逞一时之快的地步。他要求对被他称为“细菌”和“亵渎者”的犹太人赶尽杀绝。
施特莱彻的报纸销量一度高达50万份，分别在菲尔特和洛伊特斯豪森点燃了排犹仇恨之火。保拉·基辛格还记得，他们在洛伊特斯豪森度夏的气氛也变了。“我们原来有些非犹太人朋友，自从施特莱彻的报纸出版后，他们就跟我们疏远了。有些人还会同我们来往，但屈指可数。孩子们连玩伴都很难找。”
施特莱彻为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铺平了道路。这个法案不准犹太人做德国公民，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不让犹太人在公立学校执教或担任许多其他专业职务。
结果，路易·基辛格突然就没有资格再教真正的德国人了，丢了他引以为傲的工作。他一度在菲尔特创办了一所犹太人职业学校，在那里教会计课。他心力交瘁，他善良的灵魂无法理解的仇恨势力让他受尽屈辱，只得低头做人。
后来，基辛格对自己的犹太出身低调处理。当谈到他的童年时（他很少谈，似乎也不太愿意谈），他总说他经历的是“典型的德国中产阶级童年”，然后再补上一句，当然他指的是德国犹太人中产阶级。他还称他家很德国化，又说菲尔特的犹太人并未被隔离或只跟自己人抱团。
他也不怎么提及他孩提时代遭遇过什么心理创伤，怎么受迫害，怎么被欺负，每天对抗甚嚣尘上的排犹氛围怎么让他觉得自己不受待见。1958年，菲尔特的《新闻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专访，他对记者说：“我对在菲尔特的这段日子似乎没什么印象。”他对许多其他提问者的答复基本跟这个回答一样。“这段童年经历对我并没有起什么关键作用，”基辛格在1971年的一次访问中还这么说，“我并未意识到我为什么不高兴，对当时周遭的一切我并不那么清楚。对孩子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10]
基辛格幼时的朋友认为他没说实话，是在自我欺骗。有人还认为他之所以出了名地缺乏安全感，就是他逃避记忆的结果。他们说，必须冒充别人身份混进足球场的人，长大了自然就是不惜用欺骗和自我欺骗混迹政界与社交界的人。
谈起纳粹时期承受的心理创伤，保拉·基辛格比较没有忌讳。“我们的孩子不能跟他们玩，”她说，“孩子们只能在花园里，不能出去。他们喜欢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纽伦堡的比赛他们是不可以去看的。”她特别记得纳粹青年游街奚落犹太人时孩子们的害怕与困惑。“希特勒青年团几乎囊括了菲尔特所有的孩子，他们在街上列队高歌，穿着制服游行，在一旁观看的亨利和他弟弟就不懂为什么他们无权那样做。” [11]
“排犹是巴伐利亚特色，它并非始自希特勒，”梅纳赫姆·利翁说，“我们与非犹太孩子的接触少之又少。看到非犹太孩子迎面走来我们都害怕。那种经历今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我们当时倒以为这很正常，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正常。”
基辛格童年的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痛苦的回忆。维尔纳·贡德尔芬格说：“我们不能去游泳池，不能去跳舞，不能去茶馆，到哪里都会看到‘犹太人禁入’的牌子。这种事会永远留在你的潜意识里。”弗兰克·哈里斯说：“我们都是带着自卑感长大的。”奥托·普莱茨菲尔德说：“有我们那样的成长经历而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在街上，每天都有人谩骂、诋毁、侮辱犹太人。” [12]
纳粹的兴起对保拉·基辛格打击最大。她的丈夫路易十分不解，像是被炸弹炸蒙了，无言以对。保拉则对这一切极度敏感，并深感痛苦。她是个喜欢交际的人，性格活泼，也有一些外邦人朋友。夏日，她们每天都爱到洛伊特斯豪森的游泳池游泳。当这些朋友开始躲着她，当犹太人不得使用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不会有前途。
“是我做的决定”，她事后说，“我是为孩子们着想。我知道如果我们留在当地，他们不会有出路。”
她有个表亲多年前移民到曼哈顿上西区的华盛顿高地居住。虽然她们从未谋面，但保拉还是在1935年刚通过《纽伦堡法案》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询问海因茨和沃尔特可不可以住到她那儿。她表亲的答复是，不行，基辛格应举家移民，而不是只让孩子来。
保拉舍不得她当时罹患癌症已至晚期的父亲，不忍心扔下他。到1938年春，她意识到自己已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经提交了允许他们入境美国的宣誓书，而获准离开德国的证件也已齐备。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洛伊特斯豪森探望保拉的父亲和继母。“父亲在与我外祖父道别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他流泪，”基辛格说，“这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好像已经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一个无法挽回的决定。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令我父亲束手无策的情况。”
当时，基辛格已经准备好离开了。利翁一家已经在3月移民巴勒斯坦。离开前一星期，他们把房子卖了，最后几天，海因茨·利翁还是跟基辛格家一起度过的。两个孩子谈到即将分别，离开德国，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利翁的父亲给年轻的基辛格一句临别赠言：“有一天你会回到你的出生地，到时候往日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海因茨和他的父亲走后，基辛格已无甚留恋。“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孤寂。”他母亲回忆道。
1938年8月20日，就在“水晶之夜”的暴民摧毁他们的聚会所和德国许多其他犹太设施前不到三个月，基辛格一家乘船转道伦敦探望亲友，两星期后前往美国。亨利时年15岁，他弟弟沃尔特14岁，他父亲50岁，母亲37岁。
搬家打包并不难：虽然他们已经付钱找专人搬运家当离境，但按规定，他们只能装运一货车的东西，包括一些家具和个人物品。路易只得把他的书留下，他们随身只许携带少量零花钱。
基辛格后来确实返回了他的出生地，先是以士兵，后是以政治家的身份。1975年1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他与父母一起应邀回去参加授予他菲尔特杰出当地公民金奖的典礼。到场观礼者除德国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和市长库尔特·舍尔策外，约有1000人，当年不收基辛格兄弟的学校还派了一个合唱团前来。基辛格的致辞很简短，对当年促使他们举家逃离的恐怖经历避而不谈。当受邀重游他踢足球、研习律法、遭希特勒青年团员修理的旧地时，他礼貌地回绝了。
“我的那段记忆并不那么美好，”他事后告诉记者，“我去主要是为我的父母，他们一直牵挂着那个地方。”他父亲似乎也同意。与几位仍留在菲尔特的友人共进午餐时，他引述了欧里庇得斯的话：“今天我们忘掉一切不愉快的回忆。”但他母亲却什么也忘不掉。“那一天，我心里很难受，但我一句话都没说，”她回忆道，“我心里明白，如果我们没走，他们会把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活活烧死。” [13]
在基辛格一家人曾经崇拜、经过修复的聚会所，挂着一块牌子。其上写着：“1942年3月22日，这座建筑最后的居民，33个孤儿与他们的老师伊萨克·哈利曼博士一起被送到伊兹比察处死。”
基辛格一行在1975年到访时还去看了法尔克·斯特恩的墓地。法尔克很幸运，在大屠杀开始前就在家中去世了。基辛格起码有13位近亲被送进毒气室或死于集中营，包括斯特恩的妻子。
基辛格说，这么多人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自认为是忠心耿耿的德国公民。他的祖父戴维和伯祖西蒙都觉得家人可以渡过纳粹这个难关，苦难终会过去。戴维直到“水晶之夜”才逃到瑞典，与儿子阿尔诺（路易·基辛格的弟弟）团聚。然而西蒙即便在“水晶之夜”发生后仍拒绝让家人离开。他说，德国过去对犹太人不错，应当在这段艰难的日子与德国共生死。
西蒙死于德国集中营。他的儿子费迪南德和尤利乌斯与父亲一样都是老师，也同遭厄运。基辛格的三个姑姑也在大屠杀中丧生：艾达与她在迈因斯多根教书的丈夫齐格贝尔特·弗里德曼，及其子；萨拉和丈夫马克斯·布拉特纳及女儿塞尔玛；范妮和丈夫雅各布·劳及儿子诺伯特。范妮的女儿，曾经在基辛格家住过的莉娜·劳辗转逃到了纽约。她说：“我父母没有料到希特勒能横行那么久。谁也没料到，我们都以为那种情况很快就会过去。”
除了偶尔出来澄清大屠杀没有给他的性格留下永久的伤痕，基辛格很少谈起大屠杀。“那不是一辈子的伤痛，”他说，“但也不无影响，在极权主义下生活，我知道个中滋味。”
对这段往事，他只有一次表露过一丝愤怒。早年，他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访问德国时，波恩宣布，基辛格可能会去探望他的一些亲戚。“他们胡说什么？”他向随从们抱怨，“我的亲戚都在集中营被做成肥皂了。”
尽管基辛格不愿承认，但纳粹的滔天罪行还是给他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基辛格是个坚强的人，但纳粹还是伤害了他的灵魂。”弗里茨·克雷默，这位离开德国奋起抵抗希特勒、后来在美国军队成为基辛格良师的德国非犹太人如是说，“在青年成长期，他经历过他的世界解体、他挚爱的父亲变成‘无助的老鼠’的惨痛经历。”克雷默说，基辛格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与这段经历有关。“所以他才追求秩序，渴望被接受，甚至不惜去取悦他认为才智不如他的人。” [14]
渴望被接受，不轻易相信他人，缺乏安全感，这些都是一个人的童年被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页夺走后可以理解的反应。基辛格渴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被接受——渴求别人喜欢他——的愿望特别炽烈，甚至会因此愿意让自己的信念妥协。 [15]
成年后，基辛格的不安全感就流露在他无意的刻薄幽默中，比如，他说如果他过分认同他的宗教，就会跟人家有点格格不入。他还曾半开玩笑地埋怨，对他的家庭背景报道过度可能“招致原先深藏不露的反犹派人士”群起而攻之。
对基辛格而言，大屠杀破坏了神的旨意与历史进步之间的联系——这是犹太教的核心信念，是犹太教对西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对有信仰的犹太人来说，历史的意义应该从它与神的旨意及天理之间的联系来理解。但在目睹纳粹的恶行后，基辛格就摒弃了犹太教信仰。在哈佛就读时，这位年轻学子就开始从学术方面探究寻找历史意义的其他方法。 [16]
基辛格的童年经历也埋下了他对别人极度猜疑的种子，这也不足为奇。他惯用自我挖苦的方式，拿自己老是疑神疑鬼、老以为别人在阴谋算计他开玩笑。另一位知名的美国政治家亨利·史汀生则奉他当年在耶鲁“骷髅会”学到的金句为圭臬——赢得对方信任的唯一方法就是信任对方。而基辛格则比较像尼克松，出于本能，他对同事和外人同样不信任。史汀生对搞间谍活动不以为然，他说“君子是不查看他人的信件的”。而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安排一系列秘密电话窃听，甚至窃听他们最亲近的助理的电话。
基辛格成长期发生的大屠杀还给他留下另一个后遗症，就是他日后避免暴露自己的任何弱点。这是他个人的信条，也是他的现实政治的基本前提，故而又是他对外政策的座右铭。基辛格十分敬爱的父亲为人温良恭俭让，但最终这些优点却在他屡遭纳粹侮辱时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基辛格开始与个性强硬、泼辣甚至有些傲慢的权势人物靠近：军队里聒噪自信的普鲁士人弗里茨·克雷默，哈佛的大牌教授、人称“疯子”的威廉·埃利奥特，纳尔逊·洛克菲勒，理查德·尼克松。
此外，童年在自己的国家遭排挤的基辛格日后则渴望被接受。经常，在别人看来，他在搞欺骗，其实他在努力争取对方的认可。比如，在越南问题上，他一方面设法说服鸽派哈佛知识分子，他其实站在他们这一边，另一方面又为讨好尼克松而建议对越南态度强硬。在美国右派抨击他的缓和政策后，他竭尽全力取悦这些人，但同时又在他的知识界朋友面前贬低里根和有名望的里根派人士。基辛格多年的好友、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说：“都是他渴望被肯定的难民心态在作祟。”
童年留给他的另一个烙印就是他的悲观思想。他的世界观很阴暗，充满悲剧感。他曾写道：“从未经历过大灾难的美国人很难了解为规避浩劫而执行的政策。”虽然他不同意斯宾格勒的历史性衰变不可避免说，但他却认为政治家必须不断抵制走向国际不稳定的自然趋势。
纳粹经验原可对基辛格的外交路线产生两种不同影响：致力于保护人权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路线，或通过均势和愿意以使用武力为外交工具进而维系秩序的现实主义、现实政治路线。基辛格选择了后者。他常说，如果要在秩序与正义之间做选择——他借用歌德的比喻——他会选择秩序。因为对于混乱无序的结果，他看得太清楚了。
结果，基辛格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思想层面、知识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保守派。对革命性的改变，他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这个态度，他在关于梅特涅和卡斯尔雷的博士论文中曾经探讨过，而在实际掌权后则影响了他的政策。
他也对追求民主和民粹主义的热情不甚感兴趣。就像与他同为保守派、现实主义者的前辈乔治·凯南一样，基辛格从来都没学会欣赏美国政治体系混乱的光芒，特别是在它影响对外政策时。
学术上，他的内心仍然是欧洲模块，就像他的发音一直带着厚重的巴伐利亚口音一样。他钻研起黑格尔、康德、梅特涅、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很自如，但从未对代表美国创造力的原型人物，如马克·吐温、托马斯·杰斐逊、富兰克林等表示过欣赏。
然而，年轻时代的可怕经历对他影响至深的恐怕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新祖国的热爱远超他偶尔对民主杂乱无章所流露的不屑。当年轻的海因茨抵达曼哈顿并改名亨利后，宽容有序的美国给了他令他振奋的个人自由，走在街上，他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日后，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所以我对美国所代表的东西永远怀揣着一种特殊感情，而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则以为一切本应如此。” [17]
[1] Encyclopedia Judaica , passim; Martin Kissinger paper.
[2] Paula Kissinger, May 8, 1988; letter from Louis Kissinger to Lloyd Shearer, Sept. 22, 1971,courtesy of Shearer; Tzipora Jochsberger, Dec. 6, 1988; Mazlish, Kissinger , 21-22;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18-33.
[3] Paula Kissinger, May 8 and Dec. 17, 1988; Jack Heiman, Dec. 5, 1988; Henry Kissinger, Dec. 19,1988; “From Fürth to the White House Basement,” Time , Feb. 14, 1969; Mazlish, Kissinger , 26-27.
[4]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18-34; Paul Stiefel, Dec. 6, 1988; Henry Gitterman, Dec. 5, 1988;Jerry Bechhofer, Dec. 2, 1988.
[5] Walter Kissinger, Mar. 17, 1988; Paul Stiefel, Dec. 6, 1988; Jack Heiman, Dec. 5, 1988; Kalb and Kalb, Kissinger , 32.
[6] Paula Kissinger, May 8, 1988; Henry Kissinger, Nov. 24, 1987. Other accounts say that Kissinger was expelled from the Gymnasium with Jews of his age; in fact, neither of the Kissinger boys was ever allowed to enroll in the Gymnasium , despite their parents’ hopes.
[7] “Kissinger’s Boyhood Buddy,” Hadassah magazine, Mar. 1974, 35; Menachem (Heinz) Lion,May 10, 1988; Heinz Lion changed his name to Menachem when he moved to Israel. His name is pronounced “Leon” and in some sources is incorrectly spelled that way. Kalb and Kalb, Kissinger , 34.
[8] Jack Heiman, Dec. 5,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18-33.
[9] Jack Heiman, Dec. 5, 1988; Menachem Lion, May 10, 1988; Jerry Bechhofer, Dec. 2, 1988; Lina Rau Schubach, Dec. 8, 1988; Walter Kissinger, May 8, 1988.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18-33;Kalb and Kalb, Kissinger , 33.
[10] “America’s Clausewitz was banned from Fürth’s city schools,” Fürther Nachrichten , Oct. 15,1958; Bernard Law Collier, “The Road to Peking,” NYT Magazine , Nov. 14, 1971. As noted in Kissinger by Kalb and Kalb, p. 35: “Almost word for word, he has relayed the same disclaimers to other interviewers.”
[11] Lina Rau Schubach, Dec. 8, 1988; Paula Kissinger, May 8, 1988; Hunebelle, Dear Henry , 36-37.
[12] Blumenfeld, Henry Kissinger , 35-43.
[13] NYT , Dec. 16, 1975; WP , Dec. 16, 1975; Paula Kissinger, May 8, 1988.
[14] Fritz Kraemer, May 14, 1988. Kraemer, who tends to repeat the same pronouncements almost verbatim years apart, gave a similar assessment to the New York Post , June 3, 1974.
[15] Kissinger’s childhood has produced a spate of clinical and psychoanalytic portraits — based on few biographical facts — that probe Kissinger’s complexity by invoking Freudian concepts. Mazlish, Kissinger ; and Dana Ward, “Kissinger: A Psychohistory,” in Henry Kissinger: His Personality and Policies by Caldwell, ed.
[16] Dickson, Kissinger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y , 43.
[17] Landau, Kissinger , 15; WHY , 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