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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30年后，基辛格在公众的心目中依然颇具魅力，在国家对外政策讨论中也有一定的学术分量。他的影响力和名人地位经久不衰，美国当代的政治人物无出其右。他仍然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对外政策泰斗，是公司及政界领军人物的求教对象。人们通过电视或电台仍经常能听到他那低沉的声音，他署名的分析评论也屡屡见诸报端。
他之所以声名显赫且经久不衰，部分是因为他确实才智出众。不欣赏他的人对此也不得不承认。而今，政策讨论往往两极化，追随政党，局限于有线电视节目上卖座的浅显论点。即便不同意基辛格的人，也被他的立论严谨、细致、有深度、客观精辟折服。他的著作和言论融合了历史论述与及时解析，这使他的回忆录因兼顾大局与细节而为人所称道。
如今，全球政治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黑白分明，基辛格对均势的了解和侧重就更具现实意义了。同样，他对世界相互依赖网络的触摸感——星球上某一角落发生的事件会在另一角落引发什么回响——在当今复杂的全球化时代也越发重要。
尽管他声名不减，但是一直未再于政府中正式任职。从他在福特总统离任时去职直至小布什时代，32年中三任共和党总统执政近20年，基辛格却始终未获一官半职。为什么？
这既得归因于共和党和美国经历的政治改变，也得归因于基辛格。基辛格所代表的保守国际主义基本上植根于现实主义、现实政治、均势和务实主义。我在本书中表明，伤害他最深的对手并非鸽派左翼人士或自由派民主党人，而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或政治思想极强的共和党人，这些人把美国的全球斗争看成是事关价值、道义及感情的一场圣战。
读者会看到，罗纳德·里根最终成了对基辛格中伤最深的意识形态劲敌。虽然里根曾数度考虑与基辛格修好，但最后还是拒他于政府门外。更重要的是，里根的外交对应策略——日后共和党的主导观点——打的是为自由圣战的旗号，而并非为寻求稳定的均势。
2001年，小布什任内发生“9·11”事件后尤其如此。一些基辛格派人士，其中最知名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就曾公开表明圣战形式的对外政策恐怕不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劳伦斯·伊格尔伯格也有同感。同样，基辛格其实也有顾虑，只是他的用语更模棱两可，更隐晦，更微妙。
这不外乎两层原因。首先，他的意见向来比较隐晦，而他在谈论伊拉克以及大中东的复杂局势时一般均以用词微妙、睿智、模棱两可见称，往往事后人们才意识到他料事如神的智慧。本来世界就是复杂又危险的所在，基辛格以分析时事见长（故而不能见容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分子），恰恰是因为他不善于将事物简单化。其次，出于本能，他不愿意公开与当权者叫板。尤其是在保守派共和党人当权时，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些人对他的政治思想热度缺乏信任，他才与政府无缘。
这一点与本书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有关，而这个核心问题，我认为，今天更具实际意义。我认为基辛格一方面是塑造美国外交的少数几位现实主义者——其对应者是理想主义者——之一。在这方面，他确实是个中能手。对均势、势力范围和现实政治关系，他感觉敏锐。他一手构建了涉及美、俄、中的绝妙三角关系，从而使美国权力及其全球影响能在败走越南后仍得以保留。另一方面，他对理想主义价值——他称其为情感——在国内外允许民主公开运行并持续凝聚信心方面的作用则不那么敏锐。在我看来，他也并不完全同意美国民主的公开透明与杂乱无章对其外交政策是强项而非弱点。也可以这么说，经尼克松一番阴暗调教后，他对秘密外交情有独钟，有些爱不释手了。
虽然基辛格曾多次接受我的采访，但是他对我这个论点与本书初次出版时一样，并不以为然。我想，当听到批评的声音既来自保守派也来自自由派时，他也很吃惊。另外，既然他向来不以脸皮厚见称，我猜，他若回过头来再看他的诺贝尔和平奖证书或他自己的回忆录，或许也会因为它们不够正面而震怒。
本书问世后，有一阵子他都没跟我说过话。后来，我成了《时代》周刊的总编辑。一次，他与其他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人应邀出席一次周年庆祝会。铃声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他独特的声音：“我说，沃尔特，连史上的三十年战争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我原谅你了。”（不过，他承认他的夫人南希，忠心耿耿而又聪明智慧的南希，还是倾向于坚持“百年战争”。）从此，我们一起合作了不少项目，包括在阿斯彭研究所的一个中东项目。
在我们最近的多次交谈中，基辛格表示，他向来都肯定价值观在铸就可持续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他的话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对他来说，必须在国家利益与国家理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在求取平衡时最好避免感情用事。
若想全面了解基辛格的论点，读者可阅读其离任后的多部著作，特别是1994年出版的巨著《大外交》一书。该书追踪了外交政策中的各种平衡，包括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平衡，从枢机主教黎塞留一直到现实主义者西奥多·罗斯福以及理想主义者伍德罗·威尔逊，基辛格都有精辟论述。
总的来说，基辛格——熟读梅特涅胜于杰斐逊的欧洲难民——的书比较倾向现实主义阵营。在《大外交》一书中，他写道：“没有其他国家曾将国际领导地位依托在利他主义之上。”或许会有美国人对此引以为傲，可是当基辛格说这话时，他却像个审视某一难定好坏的部落仪式的人类学家。他指出，基于理想而非利益制定政策的做法会让一个国家看似难以捉摸，会引起风险。
在《大外交》一书及过去20年的其他著作和论述中，基辛格可谓是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对国际事务中现实主义及其普鲁士版的现实政治提供最充实例证的美国政治家。乔治·凯南曾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奇妙结合，协助决定了冷战初期美国的态度。同样，基辛格侧重国家利益而非道德情感，也为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复杂世界交往奠定了基调。正如他在《大外交》一书的结论中所说：“美式理想主义与以往一样必不可少，或许犹有过之。然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它的作用在于给美国的坚持提供信心。归根结底，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艰难抉择。”
其实，早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法国玩均势游戏并同时宣传美国独特的价值观时，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已经交织在一起。从门罗主义到天命论，再到马歇尔计划，美国一直将其利益与理想挂钩。在冷战期间尤其如此，因为对美国来说，冷战既是一场道德圣战，又是一场安全斗争。
当然，基辛格认识到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取平衡，同时他也意识到以价值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是这一平衡的必需方。但我至今仍肯定我在本书中阐述的观点，即这一平衡在20世纪70年代太过于偏向秘密的幕后操作，超出了民主体制实行现实外交的必需范畴。1999年，即本书问世多年后，基辛格出版了第三部回忆录，在叙述福特政府年间的活动时，他对这一偏向并未否认，更多是一种辩解。他说：“美国必须用国家利益的概念来修正其强烈的使命感，在明确其世界责任时心脑并用。”虽然这句话写于克林顿年代结束时，但它也同样适用于后来的小布什政府。
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权力路线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一定担当的稳定框架，却无法获得政治图谱两端任何一方的持续支持，它与容许在民主氛围中进行持续国际接触的情感不完全相符，并往往因此而鼓励一种不健康的隐秘行为。
不过，今天美国政界所面临的问题却可能来自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又太偏向理想主义这一边了？是否需要多注入一点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和技巧？美国的国际路线由于热衷于传播自由而被一种道德使命感和圣战激情所驱动，是到了可以多加一点谨慎、务实、现实主义、冷静的利益估算以及传统保守主义的时候了吗？
在答复这些问题时，我想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得肯定，基辛格的保守现实政治传统，在40年来应对他所认为的——以圣战型新保守主义者和崇奉道德的自由派为代表——感性理想主义时发挥了作用。今天，了解基辛格及其对全球力量动态的感知，正如在越南劫波及冷战结束后，一样有现实意义。
沃尔特·艾萨克森
2005年6月于华盛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