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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搅碎了时间。
我在疫情期间的每周乃至每天都在说“现在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2021年12月底有一天我在录制播客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几乎无法区分什么事情发生在2020年5月，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一年后。从2020年3月疫情抬头开始，一直到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这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搅在了一起，从心理上说属于一个独立的“新冠时代”。
我问起朋友们2019年去过哪些国家时，谁都做不到不假思索就能回答我。时间在我们眼里被划分成了“前疫情时代”和“疫情时代”，但是二者都是一团乱麻，我们没有办法把其间任何一件事情单独区分开来。
自从疫情来临，我思考生活时常常会想到“新非常态”（the New Not Normal）这个词，这是对金融市场中“新常态”概念的引申。2009年5月，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带火了“新常态”这个表述，他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漫长的低增长时期。 1 新非常态也是对正态分布的引申。众所周知，正态曲线是钟形，绝大多数样本都分布在中心的均值附近，离均值较远的值只占少数。《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红方王后有个著名的怪癖：早餐前要相信6件不可能发生的事。 2 疫情让万事万物一反常态，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大概红方王后会喜欢这样的世界。
疫情期间我们的时间感知与以往不同。新情况具有非同寻常的弹性，良好拟合了新非常态的基本概念。常态下，时间是可预测的：童年时光漫长得让人觉得痛苦，可是年龄越大，你就觉得时间过得越快。常态下我们总是能够清晰地辨别两件事情谁先发生谁后发生，即便无法做到永远准确，但是在疫情期间，上述的这些情况统统荡然无存。
首先，疫情之下，人类全体前所未有地经历了世界的剧烈减速，世界从曾经的快节奏中突然慢了下来。
举个例子，最初人们之所以抵制封城，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自由主义的立场，而是因为“我有太多事情要做，没有这个空去经历封城”。前疫情时代，我们有的是要去的地方，要做的事情，要见的人，我们无法想象在封城期间的各种禁制下，该如何安排自己24个小时以上的生活。
就个人而言，从理智上我早就认识到一场全球性的重大疫情随时可能暴发。从这个角度看，疫情是一种已知的风险。然而我当时以为传染病的负面影响会全部集中在健康领域，全都与疾病或死亡有关。我偶尔会设想经历一场疫情是怎样的体验，但通常也只想到了疫情最直接的后果——病痛甚至可能是死亡。毕竟，绝大多数关于传染病的历史主要关注的就是：横痃
，血腥的死亡，携带病原体的老鼠。与此相反，憋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推迟婚礼……这些人们疫情期间亲身经历的事情，很少见诸历史记载中。除了“长新冠”患者，疾病和疼痛本身只是偶尔给我们造成伤害，我们感受到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另有其他源头。
我们每天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大大小小的干扰。从地铁通勤到感恩节回家看望父母，所有的事情都被疫情搅乱了，让我们感到整个世界异常陌生。
人类需要稳定的习惯，因为习惯给我们确定感，让我们能够专注去做重要的事情。习惯是和时间存在关联的，习惯就是在确定的、可以预测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2020年3月，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时间表全部被打乱了，整个世界也随之被搅得一团糟。所有事情都让人感到头晕目眩、精神紧绷，时间表被打乱正是原因之一。我们不再注意自己习惯的事物，转而去关注一切奇怪的、新出现的事情，哪怕这些事情在本质上非常平庸无趣。
人类也倾向于自主养成自己的习惯，如果不喜欢哪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也不太可能成为我们的习惯。可是这个规律在2020年也被彻底改变了。中产阶层一直在努力雕琢他们的美国梦，如今却发现自己受到了各种限制，限制他们的绝不是他们的美国梦里应该有的内容。在澳大利亚等国家，情况比美国还要糟糕很多：墨尔本一度经历了近9个月极度严格的封城，封控力度远比大多数美国人经历过的要大得多。
在封城期间，我们世界的半径急剧缩小。“宅家综合征”（“stuck at home”syndrome）开始发威，让人产生烦躁的情绪，导致许多人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往常人们因把丰富的活动塞进紧张的日程而感到兴奋，现在日子就像被拉长了，人们却感受不到这种兴奋，只能眼睁睁看着做饭、打扫卫生、带孩子占据了自己的生活，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Zoom
会议。人在感到愉快时，主观上就会感觉时间过得远比实际快。换言之，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在疫情期间，时间慢得宛如乌龟爬行。
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感知到的时间流逝有多么缓慢，甚至也不在于时间被分割开了。真正的问题是时间的整个结构都发生了改变：曾经，时间的路径是笔直向前的单行道，变量无非就是流速的快慢；而如今，时间更像是在未知的领域内兜圈子。根据防疫需要当局总是毫无征兆地挂出“绕行”标识，但没有人清楚我们到底要绕往什么方向，于是我们也就无法预见未来。
2006年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绿卡，所以每次入境美国的时候总要经历一个古怪的仪式。我会把证件递给入境官员，入境官员会仔细检查，然后让人把我带进“那个房间”。
那个房间不算小，差不多有100个座位，一大半空着，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朝向一个低矮的台子。台子上坐着几个海关官员，他们面前堆满了证件。“护送”我的人会把我的证件放进这个证件堆里，然后叫我坐在椅子上等。房间里不准用手机，所以但凡经历过一次排队的煎熬，之后你总会在随身行李里塞几本书或者杂志。
时不时地，台上的官员会叫名字，然后就有人站起来，走过去和他们交谈。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幸运的家伙就能拿回护照和其他证件，可以去领行李了，然后就可以通关。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这些官员在审查证件时并不遵照先来后到的顺序。“护送”人员会把证件放到证件堆的最顶端，然后台上的官员会怎么顺手就怎么拿，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后到先得的“制度”。每次去那个房间，不是比我晚到的人走得比我早，就是比我早到的人走得比我迟。我们这些等着被叫名字的人彼此之间从来不会聊点什么，房间里的气氛总是很怪异。
那个房间像是一个被分隔开的中间地带，充斥着不确定性，让每个走进去的人都深深感到不安。对于台上的官员来说，这不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区域，然而对我这样的其他人而言，这个房间既陌生，又超出了我们智慧和能力所能控制的上限，感觉有点像《2001太空漫游》结尾时那个奇怪的白色世界。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透明的系统中，个人无法从中逃脱。所有痛苦都缘于那迷雾般的制度，而它的法则与程序我们却一无所知。
在那个房间等待本身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被叫到名字。纽约的意大利裔聚居区有家餐厅叫迪保罗，平均来说，可能我等待海关查验证件的时间还不如在迪保罗排队买马苏里拉奶酪和熏火腿的时间长。但是迪保罗餐厅排队的进度是看得见的，我能看得到前边还有多少人，能感到排队的每一分钟都在缩短自己与美食的距离。排10分钟队，就意味着我离美食又近了10分钟。
这也是为什么地铁站和公交车站设置的倒计时时钟有助于候车的人保持冷静。用倒计时时钟提示下一辆车什么时候抵达，能给候车的人带来“车已经在路上了”的确定感。堵车让人沮丧也是相同的道理：车一旦停下，里面的人就无法知道接下来还要在原地堵多久。谷歌地图真的应该开发一个新功能，让用户能选择优先避开拥堵路段的路线，满足很多用户的愿望，也就是“想要感到自己一直在向前移动，哪怕总耗时更长，也不愿意枯坐在那里干等，不愿意浪费掉旅程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同理，如果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海关在乎入境者的心理健康，它只要像机动车辆管理局那样设置一些标识来向排队者表明进度，就可以带来极大改观了。
灵薄狱（limbo）被描述为“地狱的边缘”，灵魂要在此经历漫长的净化之后才能升入天堂。疫情暴发，把所有人都扔进了肯尼迪机场式的灵薄狱之中，这里无休无止，没有任何征兆表明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逃脱。《纽约时报》的朵代·斯图尔特认为，人们遭遇了“集体性失去乐趣的无目的感” 3 。
2020年7月，小说家本·多尔尼克提出了另一种表述：“自从3月以来，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对巨大的开放的括号当中，或者说所有人都和我是一样的。这对括号打断了我们一直以来的生活节奏，那种利利落落地推进每个日子，仔细选择每个小时要做些什么的生活，自此被按下暂停键。” 4 多尔尼克说不知道还要在这种状态中煎熬多久，他能做的无非是黯然神伤地讨论还要忍受多久的苦痛，“直到上帝或默克公司保佑我们，画上后面半个括号，结束这种生活”。
曾几何时，人们存在过一种美好愿望，认为疫苗能够终结疫情。2021年，显然疫苗没能让人们达成期待，让人们的美梦落了空，生活依然在括号中延续，混乱的感觉依然绵绵无绝期，无数的人就这样迎来了2022年。
有些家伙决定罔顾事实，想要全凭主观意志来结束这种括号中的生活。疫情甫一发端，就有人说新冠病毒感染不过是大号流感，说自己不愿生活在对传染病的恐惧中，说病毒只会伤害老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说他们拒绝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已被检测出阳性，却宣称自己具备“天然免疫力”，因此无须顾及公共卫生问题而束手束脚。疫苗研发的成功助长了这种倾向，让更多的人认定已经到了抛下防疫限制“重回常态”的时机。
只凭个体或者小团体无法决定整个世界是否“重回常态”。正因为如此，从加拿大的卡车司机到新西兰的瑜伽教练，全球许多不同的群体都掀起了喧嚣的示威活动，反对佩戴口罩的强制令，反对其他公共卫生防疫要求。人们如果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才能入职和工作，需要佩戴口罩才能进入许多场所，那么显然疫情的后半个括号依然没有画上，你仍然生活在灵薄狱中。你如果想结束这种令人不安的煎熬，就需要每个人都和你共同行动，或者至少需要绝大多数人和你共同行动。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全球的示威活动才不约而同地针对法律政策的制定者。直到2021年冬天回了一趟英国，我才终于明白了上述逻辑。
我们夫妻住在纽约，妻子是美国加州人，我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和所有亲人都隔着至少3000英里的距离。2020年圣诞节假期到来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打疫苗，当时德尔塔毒株潮正在汹涌席卷全球，再加上大家地理距离遥远，所以和亲人共度圣诞只能是一种妄想。一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奥密克戎毒株潮带来了不少难题，回家过节还是具备了可行性。于是2021年12月下旬我们回到了英国。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刚搬到纽约的时候，总是说比起美国的其他地区，伦敦和纽约的相似之处更多。如今我已经抛弃了这个想法。但是，尽管我已经不再认为伦敦和纽约高度相似，但我在2020年1月以来的首次回英之旅中所看到的一切还是让我惊诧不已。伦敦公众对病毒的立场，与我在纽约的朋友们的立场互相抵牾，这一点让我感到震惊，而我看到的伦敦人的日常行为也让我深受触动。
纽约是一个普遍遵守公共卫生道德的城市。地铁里虽然也经常有乘客没有规范佩戴口罩覆盖口鼻，但还是戴口罩的人居多。说得直白些，没有遵循口罩强制令的人显然不符合纽约的社会规范，其中有些人有精神健康问题，比如不少无家可归者，还有一些人则沉醉于叛逆带来的快感之中，比如醉汉或者晃悠在城里彻夜狂欢的年轻人。举个例子，如果是一个中产阶层的职场人士西装革履地坐地铁通勤，你是绝不会看见他没戴口罩的。
2020年10月的一个周五上午，我录完播客，搭A线从布鲁克林回曼哈顿。车上有个衣衫不整的流浪汉，时不时站起来看看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拿着张纸走到我身边，纸上是城市服务站的详细信息。还有人在纸上细心地做了个标记，表明要想去布鲁克林中心地带的服务站，就要在霍伊特-斯海默霍伦地铁站下车。他想让我帮忙提醒到站，我也很乐意帮他这个忙。然而疫情让我俩都感觉这次交谈弄得我俩有点儿不自在。坐在对面的女子突然面对我们弯下了腰，拿棒球帽捂着嘴咳个不停，这时这种不自在的感觉就更加强烈了。我很同情她，可我还是迫不及待想要逃下车。
地铁上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对待疫情的方式。当然，尽管我认为其中很多人的方式有待改进，总体上还是能理解我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只在于风险偏好不同。他们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有可能导致自己感染新冠病毒，或者传播新冠病毒，但他们乐意与这种风险同行，或者至少不介意这一点。
伦敦和纽约的情况迥然不同。奥密克戎毒株感染高位暴发时，伦敦的单日新增历史纪录每天都在刷新。但即使在那个时期，大多数伦敦人似乎依然执迷不悟。伦敦人倒不是故意要拥抱风险，而更多的是在傻乐着否认疫情存在。例如，伦敦地铁是明确要求戴口罩的，可是地铁上就没多少人遵守这条规定。不戴口罩坐纽约地铁象征着对普适规则的叛逆，然而不戴口罩坐伦敦地铁完全不会给人相似的感觉。你只会感觉，尽管疫情的客观现实不容乐观，地铁上的伦敦人表现出来的却是他们普遍没受到什么影响。政策的制定者们跟不上民情的变化，公众的反防疫行为已成既定事实，最终政府除了向现实妥协，并没有太多其他选择。
地铁防疫规则本身也很自相矛盾。一方面，每个人都被要求戴口罩遮住口鼻，但另一方面，根据官方规定，有11类乘客享受口罩强制令豁免权，其中甚至包括所有不满11岁的乘客。这些不必佩戴口罩也能登上地铁的人让官方规定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人们会想，既然有人不用遵守口罩强制令，那么我也没必要戴口罩。
伦敦的总体气氛是“自扫门前雪”。公共卫生保护政策缺席，个人自由就相应增多。跨年夜，我和妻子步行去朋友家参加了一场冷冷清清的六人聚会。我们很谨慎，当天下午都测了抗原，也没敢把聚会地点安排在餐厅里面，因为伦敦所有的场合都不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餐厅也不例外。去朋友家的路上，在我们路过的俱乐部和酒吧门口，许多人成群结队，他们都是等着进场狂欢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同时，我们在路上也能遇到不少人戴着N95口罩，保护自己免受同胞的传染。地铁里戴N95口罩的人要少一些，我猜是因为追求安全的人一般不愿冒险乘坐地铁。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了伦敦的现象。为什么即使身处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即使疫情肆虐，即使戴口罩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英国人还是频频违反口罩强制令？还有那些戴着织物口罩的人，明明科学证据表明一些其他类型口罩的防护性更好，他们为什么不戴？我自己是英国人，自以为应该能够想清楚这些问题，但事实是我做不到。我的英国朋友们也和我一样猜不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最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思路错了。我试图以民族的视角来理解和诠释英国人的行为；我一直在回想凯特·福克斯的巨著《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这本书揭示了我的同胞们的特质。 5 然而事实上，我怀疑英国人普遍不愿防疫的原因并不在于国民性，不在于其和法国、美国纽约或其他什么地方人的特质差异。（纽约人最主要的特质或许是……浑蛋？）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有一种事物为英国人所独有，为纽约人所匮乏。除英国外，几乎全球都缺乏它（虽然丹麦不久后就会加入英国的行列）。这是什么？正是国家政府对疫情结束的官方宣告。政府宣布彻底解封，宣布终止所有针对疫情的限制措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后面半个括号终于到位。
2021年7月，英国新增病例从几个月前的每周1万例左右蹿升到每周大约30万例。到了7月19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的大范围解封启动。他把这一天称为“自由日”。众所周知，约翰逊自己的“自由日”在几个月前就来到了，当初整个英国都在封控，可是约翰逊却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参加了违反防疫规定的聚会。如今他把这种“自由”推广到了整个英国。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防控措施不复存在：进入商店不再需要戴口罩，酒吧和餐馆不再限制人流，聚会的规模不再受到管控。但是，伦敦地铁是为数不多依然保留了防控措施的场合之一。
在公共卫生视角下，“自由日”政策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政府没道理在新增病例数很低的时候严格防控，等到新增病例数处于高位并且呈增加趋势的时候却反而突然取消了防控措施。约翰逊的政策甫一推出，就遭到了大量明智之士的反对。事后看来，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种反对是广泛且合理的：“自由日”之后，英国新增病例远超从前，而且在这个水平上保持了至少7个月，住院病例也只增不减。
然而从确定一个日期的角度来看，“自由日”政策达成了它的目标。这项政策把英国从重复转圈的迷宫中解救了出来，让英国能够专心去解决其他难题，至少让英国的大多数民众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把度过疫情的责任交还给每个个人，也就是给予了每个人逃离灵薄狱的授权书。重要的是，这份授权书采取了政令的形式，与当初的防控政策来源一致，合法性也因此旗鼓相当。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日”政策是协调对称的，是让人愉快的。
政府决定施行防控措施与个人决定重回常态是不协调不对称的。至少大多数人希望用某种优雅的方式来结束括号中的痛苦生活，而自行决定回归常态的做法不够优雅，缺乏那种对称的仪式感。
“自由日”政策被赋予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又在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刻开始生效，因此具备了聚合礼仪（rite of reengage-ment）所需要的部分力量。在一场仪式中，聚合礼仪往往是最后一个环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往往是最重要的环节。
过渡礼仪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909年的人类学概念。时年36岁的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创作了至今还在再版的著作《过渡礼仪》。范热内普会说18种语言，他环顾世界，考察了诸如出生、青春期、婚姻、死亡等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范热内普提出，所有这些事情有着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套明确的仪式来标记人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
纪念时光流转和事物变化的仪式存在于几乎所有文化中，范热内普发现了它们的共性：仪式从预状态开始，当事人先通过分隔礼仪终止旧秩序，再经历重要的边缘礼仪转换状态，穿过边缘或临界点，最后经历至关紧要的聚合礼仪。在变化阶段，个体宣泄情绪，重新建立联结，新秩序就此开始。
婚礼、毕业典礼，乃至犹太葬礼，所有的仪式都符合上述规则。日历上的重要日期也不例外，无论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还是新年，都没有跳出这个体系。想想西式传统婚礼：新娘的父亲牵着她的手走上红毯，在分隔礼仪中“将她交给新郎”；随后的祷告和立誓构成了边缘礼仪；最后迎来所有人期待已久的场面——交换戒指、“现在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亲吻、新娘挽着新郎的手走下红毯，一个新的家庭就此成立。
疫情的仪式自然是始于分隔礼仪。正如“分隔”的字面意思所揭示的那样，疫情的分隔礼仪既无预警又未给人选择的余地，迫使数十亿人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遭到根本的改变。
最初的分隔礼仪异常酷烈：几乎没有任何预警，突然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而其他任何仪式，无论是婚礼，成人礼，还是总统就职典礼，在脱离旧情况之前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供人担忧或者期待。预知仪式会到来，有助于你做好身心准备，你会从某个时刻开始倒数离那个重要的日子还有多少天。疫情与常规的仪式大相径庭，它来得太快，太突然，在它扑面而来时，谁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全球各地的人都陷入惊恐，即便睿智如地区领袖乃至国家元首也不例外。
我又看了一遍2020年3月在视频网站优兔（YouTube）上疯传的视频 6 ，得到了一些启示。视频中意大利的一些市长斥责外出的冒险行为，敦促居民留在家里。“我知道咱们市有几百个准备欢庆毕业的学生，听说有人想搞毕业派对，”其中一名市长表示，“如果谁敢办毕业派对，政府就会派全副武装的警察来敲门。我还会让警察带上火焰喷射器！”人类的天性让学生们想要用一场大醉来纪念毕业，毕竟这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他们才懒得管市长允不允许聚集呢！让疫情见鬼去，毕业是一种过渡，举行相应的仪式是深藏人类内心的精神需要。但是市长明确表示，他在乎的是一个比毕业更大也更重要的仪式，虽然这个仪式是当下的临时产物，但也需要所有的人完全服从。
不同国家的抗疫政策迥然不同，甚至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也各行其是。关于什么是最佳政策，病毒学家和传染病学家吵翻了天也无法达成共识。不过有一点倒是没有什么争议：政策一旦制定出来，个人无论赞成与否都应该无条件遵从。只有所有人步调一致，疫情才能得到有效控制。只有一种方式能让所有人的步调一致，那就是科学家为政府提供咨询，政府制定规章，全民遵守规章。
这解释了英国的“自由日”为何意义重大。实话说，防疫规章的变化本身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首相向全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你们的事情从此我不再插手，不再有防疫规章需要你们去遵从。”
几个月后，约翰逊推行的政策愈加激进，新政策甚至不要求感染者自我隔离。当然大多数人还是会自我隔离的，毕竟自我隔离这种事情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但是显然，曾经人们隔离的动机是对国家刑法的恐惧，如今隔离的动机显然回到了个人常识的层面。
约翰逊宣布“自由日”的原因并不复杂——民众希望如此。这背后的原因更在于英国人讨厌等待，就像我讨厌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等待证件审核一样。
毕竟所有仪式的边缘礼仪都有可知的界限。澳大利亚博学多才、涉猎广泛的人类学家、技术专家吉纳维芙·贝尔在疫情早期告诉我：“在边缘礼仪中，人们介于两种状态之间，会感到非常不舒服，所以会渴望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
通常，即使被卷入漫长或让人痛苦的仪式，人们也是能够看到黑暗尽头的光明的。但是疫情的走势非常难以预测，所以它给人的感觉比寻常的仪式更糟。寻常的仪式经历了无数代人的打磨，宛如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仪式也存在一个仪竞人择、去芜存菁的过程。如今我们还能够见到某种仪式，是因为前人喜欢它，所以把它延续了下来。疫情与绝大多数仪式不同，它不受人类好恶左右，也没有经过民众和历史的筛选。迅速完成的疫苗研发曾经给人们带来过希望，可紧接着我们又感受到了仅凭疫苗无法结束疫情的失望。
你知道自己正在艰难地经历边缘礼仪，却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挣扎，进入下一个稳定状态中。这种感受的强度在不同国家的人心中不尽相同，但是区别并没有许多人以为的那么大。有些国家抗疫策略行之有效，比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甚至希腊，确实有那么一小段时间，甚至可以为自己防控的成功扬扬得意；但也有一些国家的防控不太成功，还有一些国家的防控措施过于严苛，以至于大量民众反而认为“即使有点感染病例，也总好过继续这些严苛的防疫措施”。 7 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除了因为进行过深思熟虑的风险评估，还因为一些更原始的因素。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著有《洁净与危险》，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是范热内普《过渡礼仪》的延伸。《洁净与危险》认为人类的天性是恐惧边缘状态，因为“危险潜藏在过渡状态中”。 8 无论疫情的发展情况如何，画上后括号、结束未知，这些能让人们在心理上感觉更加安全。
美国虽然被冠以“合众国”之名，但要形容它进入疫情和脱离疫情的过渡方式，很难找到比“各自为政”更合适的词。不仅联邦政府自始至终没有主导过封城，甚至连各州政府也没有实施过统一禁令。最早封城的是东西海岸的城市，先是西雅图和旧金山，最后是纽约。特朗普一直否认疫情的严重性，于是联邦政府在他的领导下也没有推行过任何强制措施。联邦政府把抗疫的决策权完完全全交给了各州，这是个多么愚蠢的决定！毕竟美国从来没有像澳大利亚一样禁止过州际贸易，所以病毒跨州传播易如反掌。
结果是，美国被一分为二地割裂开来。切割线和政治分野相关，但又不完全一致。州长们此前很少被赋予这么大的权力，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也意味着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构来进行任何的协调与合作。除了有意竞选总统，想要多上头条、提升自身在全国民众面前形象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和纽约州州长，其他各州的州长在紧急状态下，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本州优先”的思路。
一部分州长和鲍里斯·约翰逊有着相同的政治本能，其中共和党人占绝对多数。他们认为大张旗鼓地宣布疫情结束，取消一切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是最能讨好本州民众的方式。共和党票仓普遍欢迎“躺平”。免疫抑制患者和其他厌恶风险的个人愈发感到孤立和恐惧，但是他们的担忧已被淹没在汹涌的民意里。
包括我居住的纽约州在内，一些州倾向于把疫情重塑成一种永久的新常态，用这种方式来走出边缘状态。只要进入了新的常态，那种似乎永无止境、令人抓狂的边缘状态也就结束了。城市学家、纽约市前副市长丹·多克托罗夫喜欢说，他治理的首要法则是“把一切权宜之计变成永久的体系”。在市政府中很少有什么真正昙花一现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旧有的利益集团总是反对引进新事物，而新事物一旦被成功引入，就会有新一批利益相关者来支持它，这时再想取缔它就绝不会比引进它的时候简单。
疫情才刚刚暴发几周，就有很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改革机会。欧洲的马德里、罗马、米兰和巴黎等城市激进地限制了私家车的使用，把市中心的大片区域划定为禁行区，让市民改掉开车的习惯，转为步行、骑行，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纽约的政策要温和一些，但也卓有成效地把道路两旁的大片停车区域改建成了户外餐饮用地。诚然，疫情期间室内营业被禁止，餐饮业商户经历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只要不想关门大吉就只能转向户外营业，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得到了永久的保留。从今以后，纽约街景再也离不开餐饮棚的参与。
我们的心理会随着所见所闻而变化，任何不同寻常的事情，只要朝夕相处的时间足够长，都终将变得正常。跨年夜我和妻子取消了在伦敦预定的晚餐计划，是因为“进入餐厅需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于我们而言是正常的，是令人安心的，而不是什么疫情时代的畸形标志。事实上，不用打疫苗就能出入公共场合才是让我们极度担心的事情。我们谁也没有哪怕一丁点儿资格去评价以下两种情况的风险孰大孰小，一种是顾客可在室内用餐但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另一种是不对顾客做任何要求，谁都可以来用餐。但是，按照纽约人的思维习惯，我们觉得检查疫苗接种记录这件事就附带有“我们会帮你注意危险”的保证，是餐厅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就不愿去不提供这项服务的餐厅吃饭。
在疫情时代，如果涉及地理位置或空间方面的转换，转换效应会更加持久。一旦你下定决心搬家，或者在家里整理出一片办公区域，或者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那么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你都在进行新的投资。投资一旦出手，你就会希望长久地坚持下去，而不会愿意回到从前。
有些人欢迎疫情带来的新变化，他们喜欢纽约的街边露天餐饮，喜欢欧洲新修的自行车道，喜欢居家办公的感觉。然而即使是这群人，心理上也依然渴望着一份“脱离疫情”的准许。如果没有获得这份准许，擅自恢复常态生活就会让人感到愧疚：“我倒是能说服自己不再每天孜孜不倦地防止感染，但我的懈怠可能最终会导致别人被害死，这就非常不好了。”你可能会想，放松防疫的行为让自己感染的概率小小增加了一丝，但如果想想自己感染导致传染他人并致人死亡的概率，好嘛，你便成了一个漫不经心间置他人于死地的杀手。自作主张放松防疫会让人愧疚，为了避免陷入愧疚，你就需要州长来做官方的宣布，来让你消除对放松防疫的疑虑，让你感到追求理想中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对。当然，如果是由总统出面来宣布就更好啦。官方的宣告一天不下发，你就多一天继续被捆绑在灵薄狱中。
毕竟，人们对新冠病毒的责骂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早在2020年3月，小说家莱斯莉·贾米森就提出了颇为一针见血的意见：“狠狠瞪着没有好好保持社交距离的人正是我们控制恐惧的方式。” 9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用其他方式来表达这种愤怒，开始针对不规范佩戴口罩的人、不接种疫苗的人，甚至针对表示希望线下复课的人。虽然形式在变，这种愤怒感却一直都在，它出现在推特和脸书上，出现在传染病学家的公开声明中。无论是防微杜渐还是放马后炮，无论你尝试怎样来度过“后疫情”生活，愧疚感总是挥之不去。
愧疚中总是伴随着愤怒，因为没人会喜欢一个总是在骂人的家伙。疫情早期，制定政策的那些人接二连三地发文，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疫情如何给我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论证疫情能把所有人的生活向这群家伙多年来呼吁的目标推进一大步。封城降低了碳排放？等疫情结束了，让我们继续把碳排放量控制在这个水平！疫情只可能蔓延全球，不可能就此消失？让我们确保全球人口都享有基本医疗，或者至少往这个方向前进！如是等等。
结果是，这种“决不能白白浪费危机”的态度很快就被美国大多数民主党人所接受。民主党人，前白宫幕僚长拉姆·伊曼纽尔就描述说，一场严重的危机也是一次机遇，让你去做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10 疫情暴发之初，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了财政刺激政策，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这项政策具有进步性，因为它对贫困人口的帮扶远超富人。尽管两党常常意见相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共和党人也支持这项政策。尽管两党支持的原因不一样：共和党人是就空前危机做出的紧急反应；而许多民主党人则认为，这是自己在疫情前就持续了许久的努力终于开始见效。
拜登当然不会让这场危机白白浪费掉，他宣誓就任之后通过了一项1.8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该政策包括对6岁以下儿童每年3600美元、对6—18岁儿童及青少年每年3000美元的两项税收抵免措施。该政策将一直持续到2025年，显然这绝非一项应急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是加固美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长期尝试。
拜登想要进一步提高政府支出。他所谓“重建更好未来”计划的下一步，是1.7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希望借此大幅减少碳排放，让美国成为抗击全球气候变暖的领导者。坦率地说，问题在于美国已经从经济危机中走了出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联合发力，经济重新高效运转，失业率以50余年未见的速度下降，股指动辄创下历史新高。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等民主党人发出警报：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措施会导致经济过热，“新政策一石二鸟”的论调远无法如从前一般义正词严。拜登的新计划确实有利于绿色经济，也确实大步推进了泛左翼议程，但它却无法重振因遭遇疫情而衰退的美国经济。原因很简单，早在一年多前（2020年）衰退就已经结束了，美国经济的状况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好一点。
公众非常理解这种动态。在危机严重、人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刻，大家需要孤注一掷的举措，但孤注一掷的搏命手段注定不适合长期延续。一旦经济形势不再令人绝望，公众就会希望看到危机结束的迹象，而不会希望听到自己的总统表示情况依然棘手，需要国会批准正常年景里绝不会通过的1.75万亿美元额外财政支出。2021年的美国经济呼啸前进，劳动力供不应求，拜登却逆势推动“重建更好未来”，本质上正是在传达“在我眼里，只要我还有议程要推进，疫情导致的紧急状态就永远不会结束”。
因此，隐含的信息是，白宫具有把全美国从疫情不适感中解救出来的无上权威，但是它却选择把国民留在灵薄狱中。
从公共卫生视角着眼，科学会给白宫撑腰。直到2022年，新冠病毒的致死人数仍然长期居高不下，累计超过了百万。从道德上讲，新冠病毒带走的第一百万条生命与第一百条生命同等宝贵。如果一项公共政策在2020年被证明能够拯救生命，那就应该继续执行它，让它在2022年继续拯救生命。
然而，就公众舆论而言，美国人强烈希望果断抛下疫情的包袱继续前进。他们认为美国每天都在发生许多本可以避免但却实际发生了的死亡悲剧，由于毒品、枪支、交通事故、贫穷和医疗条件不足等，疫情导致的死亡应该和上述情况归为一类。
自然死亡毕竟是自然的。你如果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信仰宗教
，就会将之视为上帝的计划。死亡并不令人愉快，也不让人向往，但它是我们编织的生与死的巨大挂毯的组成部分。新冠病毒给这幅挂毯带来了一种新的颜色、一种新的质地。起初人们震惊于斯，但这种新颜色、新质地很快就无处不在，逼迫着人们去接受、去适应。
让我们回忆一下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5万多名美国人的死亡，而流感在美国杀死了大约67.5万人。1918年的流感病毒与新冠病毒不同，它对年轻力壮的人来说格外致命，尤其是25岁左右的男性，这正是军队招募兵员时需要的群体。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流感比战斗带走了更多士兵的生命。
新冠病毒出现之后，人们出现了寻求类比的需要。在疫情暴发前，人们对西班牙流感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刻记忆。同样，你很可能从未听说过1861—1862年摧毁整个加州的大洪水。那场洪水异常恐怖：水位漫过电线杆顶端，切断了加州与东海岸的一切通信；州议会1854年刚刚搬迁到新建成的萨克拉门托，此时却在急忙逃离这座被水吞没的州府。中央谷地原有大约1100万英亩的优质耕地，如今淹没在15英尺
深的水下，变成了一片堪比苏必利尔湖的广阔水域。农作物、牲畜和房屋毁于一旦，连同此前辛勤劳作的墨西哥牧场主的生计。
当时，纽约植物学家威廉·布鲁尔被聘为加州地理学家，他做出了对大洪水最生动的描述。在家书中，他不仅详细描述了洪水有多么可怕，而且还敏锐地预见这场洪水很快就会被遗忘：“没有人能像加州人一样承受灾难。他们已经习惯了灾祸，每个人都熟稔一夜暴富又一夜间赤贫如洗的故事。在这里，这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11
布鲁尔的这些话也能很好地解释1918年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能够相对镇定地承受西班牙流感。1918年的美国人大多出生于19世纪，大多是维多利亚时代
的人。此时青霉素还有10年才能被发明出来，大约20%的幼儿会在5岁之前夭折，传染病广泛存在，传染病导致的死亡无可避免。同时，大多数美国人只关注本地社区，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不知道这种特殊的流感病毒正在世界各地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
因此，大规模死亡事件并不总是造成巨大的社会创伤。从历史情况看，瘟疫只有杀死了相当大比例的人口，才会在政治上得到重视。
然而，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没有经历过如此级别的瘟疫，同时医学取得了巨大进步，婴儿的夭折率已经降到不足1%，人们普遍扬扬得意于传染病防治水平的提升。还记得小儿麻痹症的一代人大多已经故去，相反，新一代人成长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受到70年代环境保护主义的深刻影响，有幸搭上了公共卫生普遍进步的便车；他们赞美自然，摈弃任何人工的东西。GMO和疫苗显然都不受他们的欢迎。
第一波疫情带着钻心的伤害来袭——意大利的贝加莫和伊朗的德黑兰丧钟长鸣……整个世界基本上就停下了。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全人类出乎意料地同舟共济，试图压平感染曲线，试图延迟感染高峰。令人恐惧的是，病毒传播速度之快，变异频率之高，致命程度之重。
尽管第一波疫情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随着人类协同一致的努力，感染曲线终于过峰，在许多地区，新感染人数快速下降，令人欣喜。到2020年夏天，社会不再那么恐惧新出现的致命病毒了，转而开始评估风险，关注疫情下的变通方案。即使跨城跨国的旅行依然让人心生忧惧，但许多国家及其城市已经几乎回到了常态。尽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各国政府并没有松一口气——战争仍未结束，前方充满未知，阶段性的胜利不值得欢庆。
世界仍然处在变化的边缘，只是方式与之前略有不同。恐惧在消退，怨恨却在增长。从那时起，大概再不可能出现一份声明去公允地宣布疫情结束，去真正让所有人皆大欢喜。政府的每一个决定都让人担心——口罩强制令、线下复学、疫苗强制令、室内用餐限制、边境管制等等。论战的一方支持从严管控，认为谨慎的防疫或许可以拯救无数条生命；另一方则认为不宜继续严防死守，严格的防控困住了无数人的双足。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势同水火，争论不休。
双方的一个重大分歧恰恰在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是否已成为布鲁尔记录加州洪灾时所提出的“飞来横祸，苍天注定”的一部分。在2021年的某个时间点，“新冠病毒无法被彻底消灭，几乎每个人都无法避免面对病毒”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认为。人类无法摆脱新冠病毒的观念常常伴随着宿命论：既然无论我们怎么挣扎都迟早感染，那么让自己与他人横遭不便的防疫措施便没太大的意义。
相反的论据往往是从死亡人数的角度出发的，尤其是谈论美国用了多少天就达到了奥萨马·本·拉登在“9·11”事件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其明确含义是：因为“9·11”事件中丧生的不到3000人，美国愿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并在战争中损失数万亿美元，导致数十万人丧生。防疫的投入只是战争投入的几分之一，而收益却是至少3万条生命得以保全，这么一对比，难道不应该防疫吗？
不同之处在于死亡和死亡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或者我们应该称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死亡不会像蓄意谋杀那样让人良心不安。如果统计结论表明除了全面封城，其他任何强度的防疫措施都不能避免或多或少的人死亡，那么调整防疫方案就不能算作一种谋杀。人们常常感激那些决定放宽防疫的政治家，因为正是这些政治家的决定给了他们“摘下口罩，把疫情和对疫情的恐惧抛在身后”的自由。
疫情期间许多城市的犯罪率激增，人们希望犯罪率可以随着社会狂热的消退而逐步回到前疫情时代的水平。如前文所述，边缘礼仪阶段是前后两种有序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常见特征就是规则的缺失。疫情早期，有司机发现道路空旷，于是超速驾驶，然后面对着罚单目瞪口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自我说服“考虑到出现疫情，暂停执行限速规定”。
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也欣然拥抱了不法的精神，大肆鼓励企业不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就开始生产病毒检测产品。 12
因此，既然美国几乎没有哪个地区像英国那样用一场准仪式正式宣告疫情灵薄狱的终结，那么“结束过渡阶段”的心理需求就依然存在。许多人最终相当自觉地选出一两个时间点，在心中将之认定为自己的“自由日”。
接种疫苗，尤其是接种加强针的日子是常见的“自由日”。接种疫苗后，美国人结束了奥密克戎毒株猖獗之后的自我隔离，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接种了疫苗，甚至打了加强针来保护自己，他们经历了病毒感染，现在是时候抛下疫情重新出发了。他们自身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甚至如今传染他人的风险也很微小。疫情本身也在阴霾中带来了一线曙光，它仿佛是某种解脱的仪式，经历过这个仪式，你将变成一个全新的自己。新的生活适用新的规则，在这一点上自己选择的“自由日”与高级政客宣布的“自由日”，生效的原理是一样的。
政府的另一种选择是小步放宽防控措施。小步放宽给人的心理满足感远不如一步到位那么强烈，而且确实会导致担忧和不适的不减反增。我自己就经历过不少这种小步。在2020年4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比萨外卖员开车过来，把一份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比萨送到了我的手里。这顿饭点亮了我的整个世界，因为它标志着回归常态的首个迹象，标志着戴口罩规定、一臂之距规范、户外人类交往准则的松动。随后，社交活动一步步慢慢解禁，从小泡泡
里的人各自带着酒瓶，互相保持着距离在户外喝酒，到和同一个泡泡的成员一起在通风良好的室内聚餐，虽然大家仍然不会主动去触碰对方。
对我来说，和不属于同一个泡泡的人互动的意义更大。当时我如果计划和朋友一起活动，必然事先都会说清楚明确的基本规则，比如必须有若干天内的病毒检测结果，必须接种过疫苗，等等，甚至2021年9月我妻子50岁生日派对这样的大事都是这样的。让我记忆深刻的是2021年4月的那一天，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只要接种了疫苗，在人数较少的室外活动就可以不必戴口罩。我在楼下遇到了邻居，我俩没戴口罩聊了一会儿。这件事本身远比我们聊了什么更有意义。
2022年3月初，我正躲在爱尔兰西海岸一所可爱的房子里写这本书，这时发生了另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到达爱尔兰的时候，正值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的高峰期，所以我谨小慎微地度过了1月、2月也没敢太放松。到了3月，感染人数迅速下降，人们交往时少了很多顾虑。我住的地方有家咖啡店叫“咖啡小屋”，我去点了一杯澳式黑咖啡，一份汤，看见奥伊夫·吉尔里和詹姆斯·埃尔科克两位店主都没戴口罩，在柜台后边冲着我笑。我们什么都没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但没有比等餐的时候可以把口罩收在口袋里更让人开心的事情了。
偶遇邻居，不戴口罩等咖啡，这些都是很美好的经历，这里社会规范的演变和让我自己感到舒适的防疫尺度相契合。也有些时候，周围的人比我更倾向于冒险，这时的体验就很糟糕。比如有一次在得克萨斯州，我和三个朋友一起去听爵士乐长号手特龙博内·肖特的演奏会。理论上讲那片场地是要求所有人都戴口罩的，但是除了我们四个，没什么人遵守规则。也有一些体验不好不坏的情境。我在纽约的数字新闻媒体Axios工作，附近的第七大道和25街交叉口有家“多样咖啡”，那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咖啡店。突然有一天，那里的咖啡师悄悄地不再戴口罩了。在某个层面上我想要视之为积极的信号，我也想欣然接受这个信号；但在另一个层面上，这又确实让我感到不那么舒服。
这种乐观和忧虑的混合物如是降临，剂量不可预测，时间无法确定。它将永远无法完成分隔礼仪的使命，无法让我们与针对恐怖病毒的防疫方案脱离。这有点让我想起1998年成立的“继续前进”（MoveOn）组织，该组织致力于谴责克林顿总统，认为严厉的谴责可以尽快结束有关弹劾的辩论，让社会能够转而关注更紧迫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继续前进”的呼声仍然存在，以其命名的那个组织也仍然存在，但实现“结束”的所有想法却似乎已经完全消失。
2020年3月开始的“新冠时期”是我们大多数人经历过最漫长的一段时期。之所以如此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难界定哪个时间点是它的终点。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旧的阶段没有结束，那么新的阶段就永远不会开始。
对数百万人来说，新冠保守主义成为他们定义自己的关键要素。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免疫缺陷，又或者是因为他们爱的人存在免疫缺陷，再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面对疫情态度保守一点才是明智的。社会却决定否认疫情、拥抱幻想，他们会觉得自己离这个社会越来越远。
被这样的社会疏远的人不在少数。当纽约市公立学校取消口罩强制令时，我朋友孩子所在的班只有一个人还戴着口罩。这种状况让继续采取防疫措施的人更加强烈地感到自己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所学校可是在唐人街，那时候这里针对亚裔群体的犯罪在增加。当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宣布口罩强制令取消时，多数人看到了回归常态的重要进展，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感到自己与社会的脱节愈加严重。
人们在灵薄狱中前无依后无靠的不适感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也逐渐把“天有不测风云”当作常态。“9·11”事件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自打出生开始就被告知，他们所见的世界不是常态——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到全球金融危机，再到离弦走板的特朗普政府、疫情、俄乌冲突……他们非常熟悉非常态的世界，但缺少对“常态下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亲身体验。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离奇的事物层出不穷，让人见怪不怪。和如今的现实一比，过去荒诞不经的想法似乎也显得合乎常理。这一点有助于理解许多离奇的现象，从加密货币的兴起到要求地方当局向警察部门拨款。请看：2022年8月，金融机构冷静地评估了形式，认为在未来12个月，地球有10%的概率毁于核战争；小小的病毒在两年间杀死了600万人，同时几乎彻底中断了全球的经济活动；时间这个概念本身被搅碎，变得极不可靠。上述这一切异常的事件共同意味着新非常态在我们头顶盘桓不去。不必问新非常态还能持续多久，问了也没有意义，毕竟时间在非常态里本来就不是一个可靠的概念。
非常态的世界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支配非常态的不是风险，而是不确定性，毕竟风险是可以计算、对冲、最小化的。“未知的未知”粗暴地左右这个世界，让灵活有韧性的人成功，让稳健有远见的人失败。灵活适应意外的能力取代预测未来的能力，成为新非常态下取得成功更重要的先决条件。
意第绪语（Yiddish）里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人类做计划，神佛嘲笑他。”几百年间犹太人遭受迫害，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愁思。在高度动荡的环境里成长的人往往更能适应急剧的波折，例如《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20世纪70年代，塔勒布在黎巴嫩内战的硝烟中度过了童年，后来他发家致富的方式正是押注小概率事件，利用市场对小概率事件频率和强度的低估进行投资。
可以这样认为，旧常态就是使沃伦·巴菲特一度登顶财富榜的那个世界。巴菲特的财富创造工具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两个核心部门，分别经营保险和投资。投资部门收购实力雄厚的公司或其股份，并几十年如一日地持有。其理论是，长远来看这些巨头的实力和价值将继续稳步上升。保险部门筹集了大量资金，平时用这些资金收购巨头股份，但小概率下也随时可能用它们赔付被保险人的损失。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希望看到的是乏味又稳定的旧常态，因为旧常态下巨头们稳步增长，不会爆雷，同时被保险人也很少遭遇损失，只有极小概率向巴菲特索取十亿美元级的赔付。
《石油即政治》 13 是史蒂夫·科尔为埃克森美孚公司所写的企业传记，这本书充斥着旧常态的特征。2012年该书出版时，埃克森美孚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石油即政治》把它描写成神通广大、眼界长远、以百年为计纵横捭阖的帝国，宛如一个重要的民族国家一般叱咤风云。但等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埃克森美孚的市值已经比不上可再生能源巨头新纪元能源公司了，埃克森美孚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除名，沦落到依靠金融工程来支撑其暴跌的股价的地步。 14
新非常态很可能会见证更多这样逆境里一鸣惊人，顺境中马失前蹄的故事。例如，埃克森美孚公司最终还是没凉透，俄乌冲突炮声一响，它的市值应声翻了倍；与此同时，脸书即便是绝望地把部分品牌更名为Meta，也还是避免不了成为世界级企业中股价俯冲的那个反面教材。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而言，可预测的、令人舒适的事物大概会纷纷渐行渐远。例如，我们转移资金，推迟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消费用于“保障退休”，但是退休储备恐怕无法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为我们保障风平浪静的退休生活。
几十年来，以储蓄来保障退休生活一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首先，利率大幅下降，让退休时买份年金，余生都从年金账户中获得收入的想法不再奏效。其次，医疗成本螺旋式上升，医疗保险却做不到同步提高。我们大多数人都终将死于一场恶疾，这临终的病痛就能把丰厚的固定收入吃干抹净。
未知的事件永恒存在，只是我们看不清细节，比如我们寿命有多长，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死去，等等，我称这些问题为“已知的未知”。我怀疑新非常态会在“已知的未知”上叠加越来越多“未知的未知”，像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恐怕以后的日子里难免层出不穷。至少我们未来的生活绝不至于一成不变，喜欢这种生活的人会感到非常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