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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下沉之苦？当下很多人害怕自己做了一份不体面的工作，或者在社会生活里向下沉沦了，即在工作鄙视链上不断地往下走。有一位网友给我留言：“我在一家外企上班。小时候想做一名舞蹈演员，但是家里人不同意，觉得那不是一份正经的工作。如今长大了，感觉每天工作很单调，待遇虽然不错，但是一直不太开心，很想去健身房做一个舞蹈老师。周围的人都觉得坐办公室很体面，去健身房做舞蹈老师很掉价，我心里就很纠结。”看到这里我非常感慨，真实地感受到了社会环境给人造成的艰难。
事情说起来简单，其实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惧怕下沉？
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等级社会，即一个对贵族的炫耀性生活方式存在普遍羡慕的社会，特权阶层有很多其他阶层无法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在传统社会里，地位最高的人不用干活，而底层的人干苦力，它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极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美国思想家凡勃伦说，贵族阶层是依赖炫耀性的消费来展示个人身份的。而底层的人为了维持个人体面，被盲目地带入这种对高阶层的崇拜中，好像只有比较高雅的工作，才会让人感觉非常荣光。人处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包括工作在内的方方面面就被划成各种不同的等级，所以人就惧怕往下走，会有非常大的压迫感。
人生本应是自由的，但是因为这些鄙视链，工作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每个人都害怕下沉，害怕沉下去会让生命变成“劣质品”。
我的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和男朋友谈了10年恋爱，到要结婚时，准婆婆把她叫过去说：“哎呀，我知道你们要结婚，但是你们家住在工人新村，我儿子一旦娶了你，传出去，别人肯定要说我们娶了个工人新村的姑娘，听着就不体面。你们家能不能把房子卖掉，然后拿这个钱到徐汇区，去买个哪怕小一点的房子，我们家也算娶了个徐汇姑娘。”这番话把那个女生气得火冒三丈，而她未婚夫坐在旁边一声不吭，所以两人最后分手了。
社会生活里很多人过不了鄙视链这一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像在囚笼里一样，特别狭小。所以，鄙视链是我们在社会生活里要面对的难关，是我们走向自由的障碍。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人性现实，就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很多人的幸福感来自这种鄙视链，因为有鄙视对象，才能证明自己过得好。
我们有时候感受自己的存在，衡量自己的幸福，都是在找比我们更不幸福的人。有比我们更不幸福的，我们就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幸福感。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有一篇短篇小说，小说中写到一个很不幸的和尚，他为什么不幸呢？他的鼻子很特别，就像一个大象鼻子，一直长到下巴。他已经50岁了，是一个老和尚，吃饭特别不方便，都是小和尚拿长筷子把他的鼻子卷起来他才能吃到饭，因此他感觉很苦恼。但大家常常为此关心他，所以他也觉得很温暖。有一天，老和尚听说城里来了一个神医，包治百病，老和尚赶忙去了，得了个偏方回来——烫鼻子。他烫了三天，烫完以后从里面挤出一些白白的小虫。到了第四天早晨，他起来一摸，鼻子完全正常了。他第一次体会到拥有正常鼻子的快活，于是立刻到村里去见乡亲们，因为他觉得乡亲们对他这么好，看到他鼻子好了，肯定很高兴。
结果到了村子，别人看到他脸上都是笑容，嘴上都说着“你鼻子好了，真好”，但是老和尚却感觉大家心里很生气，好像他擅自把鼻子治好，大家的快乐都消失了，幸福也消失了一样。从此，人人都觉得自己过得不好。后来到了秋天天凉的时候，老和尚早上起得早，冷风吹过来，他打了个喷嚏，结果鼻子又长到下巴这里了。他特别高兴，赶快到村里去转了一圈，让别人看到他的不幸。那些村民看到他，脸上显出很悲痛的样子，其实心里特别开心。
用英国作家康拉德的话来说，我们的人性深处埋藏着很多黑暗，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有多黑暗。其中一种表现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社会生活中制造鄙视链，制造鄙视链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确认自己幸福。所以，这种鄙视很不合理，如果你陷入其中，就一辈子都走不出来。你本来可以很快乐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但在鄙视链面前，你却会退却。
有时候你可能都不明白，我们不鄙视的东西，我们羡慕的东西，其实可能充满痛苦。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开始就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所以，上流社会表面上看着幸福，其实千篇一律，而其中的不幸各不相同。上流社会不能容纳安娜，因为她违背了上流社会的标准。最后，安娜投身到火车轮子底下。这种上流社会的生活有什么好呢？
一些普通的职业，比如门房、保安，我们可能会瞧不起。法国电影《刺猬的优雅》里就有一个50多岁的守门女人，衣冠很朴素，头发也不打理，一点都不起眼，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她为什么选择做门房？因为门房时忙时不忙，不忙的时候她可以看书。她喜欢文艺，最喜欢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书，她的内心很丰富，是个很优雅的人。而那些住客，比如一个小女孩，总是透过金鱼缸拍父母的生活，那种生活表面上优雅，实际上就像被养起来的金鱼，关在玻璃缸里，甩着长尾巴，过着一种被禁锢的生活。
我们不要用职业来划定自己，拥有普通的职业也可以活得精彩，关键不在于职业，而在于人。人精彩什么都精彩，人不精彩，无论什么职业都不精彩。
美国的摄影师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薇薇安，她是非常杰出的摄影师，却一辈子甘愿做保姆，为什么？她换了很多东家，不停地转换环境。她胸前总是挂着个禄莱相机，在不被注意时随意拍摄，拍出了千姿百态、非常真实的人生。她最大的摄影技巧是靠近人，在最微妙的那一刻，在对方猝不及防的那一瞬间，拍到最本色的照片。她默默无闻，从来没想过发表作品，从来没想过扬名立万，她只是喜欢摄影这件事。她过世以后留下10万多张底片，这些底片被拿去拍卖。美国到处可见这种没人认领的物品拍卖，一般价格都是很便宜的。有个26岁的小伙子无意间把薇薇安的底片拍了回去，打开一看是摄影胶卷，仔细看完却大吃一惊，这才有了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些杰出的照片。我非常佩服薇薇安，她身为保姆却拥有自由，她清楚这种工作是最适合她的。
所以说我们对下沉的担心实际是多虑的，这是我们某种脆弱的表现。一个内心不坚定的人，才需要依靠别人的眼光来确定自己。
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没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只依赖外部的环境来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这就很麻烦了。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伦理上的道理，但因为底层的人没有什么优势，没有什么特权，只靠简单的劳动去获得自己的生活，所以底层生活其实是最问心无愧的。
我在日本的时候，去奈良工作了好多次。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件特别令人吃惊的事情，就是有个很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在拉黄包车。想到拉黄包车，我们可能马上就想起了《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那是一种没办法才去干的苦力活儿。但是这个姑娘满脸笑容，她觉得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没有任何惭愧，她自己愿意做这份工作。
所以，不能从一个简单的角度去衡量人生，比如挣钱多少，社会地位怎么样，别人如何看待你。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下沉，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生活是多样的，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美好。所以，作为一个年轻人，你可以去发掘各种可能性，今天你可以去送快递，明天可以去做别的工作。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上海的一家麦当劳店里来了个外国人。他的话店员听不懂，结果一个外卖员来了，他的英语特别熟练，帮助外国人和店员建立了联系。这个外卖员就没有给自己设限。所以，我们不能用外在条件去定义自己，也不能用外在的东西来定义他人。
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里的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我觉得这样不好。一个人生活的质量不是由外在的职业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你怎么干，抱着什么心态去干。
法国思想家莫斯有一个名为“身体技术”的理论。身体技术，就是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身体。它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每个人所属的文化圈，就是你所受的文化影响，你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环境，所以，你现在形成的偏见都反映了你的社会积累，反映了你的家庭和成长环境给你带来的影响。在这个影响中你形成了一些定见，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选择，所以这个时候你认为的好与不好都带着社会的印记。
一个年轻人适当地下沉一下不要紧，这是自我改造的好时机，所以我很佩服北京大学那个本科已经上了3年，却对自己学的专业不感兴趣，自己也不快乐，最后毅然退学的学生。因为喜欢动手敲敲打打，他转学到了北京一个职业学校去学钳工，在那里他很快乐。多少人为了上北大拼命努力，死活也不会放弃这个学位，结果他自愿去了一个职业学校，而且成了全校最优秀的学生，他自己觉得很有价值。
下沉就是考验你的独立性，考验你自己有没有独立的生命、独立的判断。我向来认为一个人会出生两次：第一次是父母给你生命，存在哲学分析，人唯一不能自己决定的就是自己的出生；第二次是精神出生，就是你的自我出生，这是你人生的关键阶段，这一次你可以自己决定。18～21岁在大学里，这个年轻的时代就是自我的诞生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你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自我。而在创造自我的过程当中，你绝对不是带着对整个社会的习见、偏见，以及一种充满了紧张感的估量来自我确定的。一个自由的人，他的面前没有所谓的下沉。
我去云南山区的傣族聚居地劳动过，那儿的经济发展很落后，但是我觉得在那儿过得很幸福，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那里居民朴素、善良、勤劳的品质。记得有个中学生，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过得很艰难，他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很好的大学，学数学，但是毕业以后他依然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在一个普通学校里当老师。他完全有能力在城市里打拼，但是他没有，他愿意跟自己的故乡在一起，愿意跟那些平凡的人在一起。
我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福建朋友，从科员被提拔做科长，但是他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当了科长以后要担负很多工作，整天要开会等。他更愿意做一个最普通的科员，可以接触很多人，有自己的时间，可以自主地做很多事情。而且他发现在城市机关里做科员还是有很多局限的，最后他坚决要求到乡下的一个下属单位去工作，这样他就可以接触到更真切、更朴素的人。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没有偏见，他拥有最大的生命自由，去过自己最热爱的生活，这样的人生就非常有意思，人活得很自由，有自己的个性。因为没有屈从人为设定的局限，没有一定要站在哪个台阶上，所以他的生活面就特别宽广，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态度。
我们现在有时候还会惊讶有人怎么突然去送外卖了，有人怎么突然去做家政了，其实将来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渐渐就会明白，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没有贵贱之分的。在一个社会里，大家承担不同的责任，从事不同的劳动。
所以，我们现在看待社会，尤其是作为年轻人，应该要比以前更成熟。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会发现身处高贵的阶层其实也是一种牺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更多。比如，著名的英国伊顿公学是贵族中学，在这里学习的人形成的观念就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人做了统计，数据显示伊顿公学的人在“一战”中的牺牲率特别高，远远高出社会的普通水平。
总之，选择这种生活就是承担一份使命，这种选择不分什么优劣高下。
我在苏州遇到一个大学生，他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像别人一样去考公务员，而是回到故乡，带领50户人养螃蟹。他通过观察发现以前农民养螃蟹缺乏科技含量，于是他组织了一个类似于专业养蟹的合作社，把农民联合起来，干得非常好。他作为大学生，回到农村生活、劳动，为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非常让人佩服。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所区分，但不是表现在工作的高贵低贱。这个世界上的人大致有三种类型。世界就像一列火车，有人是火车头，释放自己，拼尽全力，拉动列车前进。他们有历史意识，有社会责任感，我也真的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热爱土地，热爱众生，把自己的生命融入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发展中。比如，我在中蒙边境见过一个脸庞被晒得黑红的人，我跟他住在一个房间，后来聊天时才得知他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这让我大吃一惊。他是“文化大革命”时来到这里的，后来选择一直跟牧民在一起。他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被任命为边境贸易管理局局长，后来别人都跑回了上海，觉得上海是大城市，非常光鲜，但是他不回去，他热爱这里的阳光，热爱这里的草地，他愿意这样生活，所以一直没有离开，不断地为当地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是火车头型的人。
有的人是火车轮子，愿意跟随榜样前进，不断追着往前跑。能做好一个轮子也不错，无数轮子一起滚动，这个时代就会往前跑。这也是我们很多人能做到的。
我有一次坐绿皮车，在车上遇到一个中年人，他43岁。我跟他聊起来，发现他是复旦大学核物理系毕业的，在四川工作。他大学一毕业就去了新疆工作，生产原子弹的原料，后来这个厂因为靠近苏联不安全，就移到了四川，在乌江边。他们在那里开凿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山洞，里面有十几个小洞，其中最大的洞高70多米、宽50多米。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光山洞就开凿了8年，最后洞建成了，设备装好，还没开始生产，就改革开放，不干了。这个厂不做原子弹原料了，而从法国引进技术的氮肥厂也在乌江边，于是他就围绕那个项目做了一份辅助性的工作，一辈子也没做出什么来。他觉得尽管自己很普通，但心里很满足，无愧于社会。
还有一些人是车上的旅客，被人拉着跑，很被动，享受着这个时代发展带来的便利，却还是满心抱怨。
我觉得每个人最终是要去选择的，这实际上是成为列车哪一部分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甘于做一个普通人，不要怕下沉，因为这个世界的底层是无限丰饶的，金字塔最宽大的部分就是底部。
如果你想通这一点，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这个事情是积极的，是有创造性的，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就可以了。我们学校以前有个博士生，专业成绩一般，但是他喜欢去餐馆吃饭，他的理想是开个餐馆。他的老师特别好，觉得这个可行，让他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去做餐饮业。结果这个博士生毕业以后就很高兴地去开餐馆了，这种方式就很开通。
我在日本、韩国、中国的各地教学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建设底层最重要。在日本，从东京到神户这样的二级城市，再到冈山这样的三级城市，从城市到乡村，生活质量都很好。房子上的漆瓦锃亮锃亮的，家庭里的文化艺术气氛非常浓厚。将来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所谓的底层，其实未来的发展就在下沉中。
我们目前所谓的下沉不是一种低劣化，实际上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我看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下沉，让他们下沉去改变社会，尤其需要有知识、有文化、有眼光的人去下沉，不是被这种下沉给拉低，而是去抬升我们的底层，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德国有很多很优秀的人去做蓝领，那些蓝领富有工艺美学知识，使得整个工业生产看上去特别舒服，那些厂区的色彩、工作流程、工作氛围、人文氛围等都非常好。
如果我们都拒绝下沉，那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台阶上，怎么才能继续往前走？
上流的奢华并不等于一流的生活 ， 地表的空气最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