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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时，与其热衷于那些无用的社交，不如提升自己。你自己的层次，决定了你所处的社交圈的层次。记住，你永远只能和与你同一个层次的人在一个圈子。
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并不算聪明，然而他一生中在社交场上纵横捭阖、领袖群伦，被各方大佬视为领头羊。那么，他的核心社交力量是什么呢？
曾国藩一向不觉得自己是个聪明人，有一个故事足以证明这点。小时候，一天晚上，曾国藩进书房读书前来了一个贼，这个贼听到门外来了人，就躲到了房梁上，想等主人睡着后再离去。曾国藩进了书房后，点上灯便开始读书，一篇文章读了几十遍，依旧背不下来。躲在房梁上的贼实在耐不住性子跳了下来，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笨，并将那篇文章背了下来，然后抢过曾国藩手里的书扔在地上，夺门而去。原来那个贼在房梁上听曾国藩读了一遍又一遍，听都听会了。问题是，这个聪明的贼最后究竟如何了，无人知晓。曾家的这个笨小孩，仍旧是继续读书、考试，为他出将入相的梦想铺路。
古代考试有所谓的“三大战役”，即秀才、举人、进士。有的人考了一辈子还是秀才，有的人不停地考连秀才也捞不到。
曾国藩的祖父叫曾玉屏，他对儿孙们的期望很高。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曾麟书也一同参加了。父子同堂，也算是一段佳话，然而结局惨不忍睹，父子双双落榜，背着考篮和笔墨，徒步数百里，几乎是哭着回去的。然而，曾氏父子并不气馁，他们继续读，继续考，继续落榜……曾国藩连续考了7次，23岁时才考上秀才；他的父亲竟然考了17次，43岁时才榜上有名。曾麟书大概也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加之中了秀才也算是读书人，便不再考了，而是专心供儿子读书。
对于这段考试时光，曾国藩回忆道：“府君（指其父）既累困于学政之试，厥后挈国藩以就试，父子徒步橐笔以干有司，又久不遇。”
中了秀才的曾国藩似乎开了窍，一年后就中了举人，他异常喜悦。只是他高兴得有点早：道光十五年（1835），他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道光十六年（1836），不甘心的他再次参加会试，依旧是落榜。
好在曾国藩是个反应弧比较长的人，这要是一个心理脆弱的恐怕早就放弃了。两年后，他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了进士，二甲殿试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惯例，中了进士后要拜访座师。只是以曾国藩的成绩，恐怕见不到主考官穆彰阿，点翰林更是没有他的份，那必须是头几名才行。运气好一点，他会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当县令。当然，曾国藩也预料到了这个结局，但是他不甘心，因而找湖南同乡郭嵩焘聊天。郭嵩焘建议他去找另一个同乡劳崇光。劳崇光是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与曾国藩的私交颇为不错。
为了给穆彰阿留下好印象，曾国藩写了一首诗，请劳崇光代呈。写诗是要靠天分和才华的，一个考了7次才中秀才的人，写出来的诗必定四平八稳、庸常可知。穆彰阿只看了一眼诗稿，就将其放在一边。劳崇光纵然是得意门生，也不敢问。过了几天，曾国藩见没有动静，又挖空心思写了一篇诗文，请劳崇光代呈。可想而知，结局还是一样。
曾国藩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足够执着。他又一次写了诗文，请劳崇光代呈。这一次，劳崇光是硬着头皮答应帮忙的，并警告曾国藩不会再有下次了。然而，正是这一次打动了穆彰阿。当然，不是他的诗写得好，而是他太执着了，穆彰阿看重的正是这一点。
曾国藩的木讷、老成持重，也许在旁人看来是缺点，但在穆彰阿眼里恰恰是优点。就这样，曾国藩点了翰林。穆彰阿是道光帝跟前的红人，位居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有了他的提携，曾国藩10年间获得7次升迁，在礼部、兵部、工部都干过副职（侍郎），成为二品大员。除了穆彰阿之外，曾国藩还搭上了三朝帝师、领班军机大臣祁隽藻的线，正是这条线日后挽救了他的仕途。按理来说，就算他是翰林，也很难与这样的显贵搭上关系，毕竟在京城扔一块砖头都能砸中一堆红顶子。但曾国藩就是有这样的手段，他与祁隽藻的胞弟祁宿藻是同榜进士，十分投缘，一来二去，也就与这位同学的大哥熟悉了。
道光帝驾崩后，咸丰帝上台。早在还是太子时，咸丰帝就很讨厌穆彰阿，登基后便一纸诏书将穆彰阿罢了官，就差没砍他脑袋了。至此，穆彰阿的党徒们的运气也就到头了。曾国藩作为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是妥妥的穆党铁杆，自然也在打击的范围之内。刚好当时咸丰帝下诏求进言，曾国藩便写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说得好听点是直白地指出皇帝的不足，实际上是把咸丰帝骂了个狗血淋头。咸丰帝看了奏章，气得暴跳如雷、七窍生烟。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这时候，站在一边的老臣祁隽藻轻轻说了一句：“主圣臣直。”这一记马屁拍得极是时候，不但给咸丰帝降了火，也有了进一步进言的机会。祁隽藻向咸丰帝解释，求直言的诏书是皇帝下的，如今像曾国藩这样敢说真话、直话的臣子不多，如果就此把曾国藩处理了，那么就会失信于群臣，再也不敢有人进言了，您也就听不到真话了。所以，咸丰帝不但没有治曾国藩的罪，反而给他派了新的差事。
从道光十八年（1838）起，曾国藩整整做了13年京官。除了日常公务外，他还干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打造坚实的朋友圈。太常寺卿唐鉴、大学士倭仁、刑部侍郎吴廷栋、江西道御史窦垿、通政司副使王庆云……这些官员有的精通理学，有的擅长诗文，有的好金石学，有的是通儒，在气质上与曾国藩相通，因而在公务之余，他们经常饮酒畅谈。所谓“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使他在为人、为学、为官等方面都炼得炉火纯青，在人性的洞悉方面更是登峰造极，剩下的就是做一番大业了。
太平天国的爆发，给了曾国藩这个机会。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的母亲去世。按照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也就是离职守孝。此时，太平军已经杀入湖南，并占领了岳州（今岳阳）。曾国藩上书请求进行团练，在地方上组织乡民抵抗太平军。得到允许后，他便与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练兵。为了训练出一支敢战、善战的军队，曾国藩亲自挑选军官，尤其注意将有师生、同窗、同乡关系的读书人招入军中。他拒绝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当兵。因为这些人固然悍勇，然而往往也十分油滑，遇到攻坚战容易开溜。有师生、同窗、同乡关系的人，彼此知根知底，作战时能形成牢固的协作团体。而且，这些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能够很好地了解作战意图。就这样，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双峰教书先生罗泽南进入军营，罗泽南的学生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等一干人也都进了军营。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湘军的大将，不少人官至督抚。
曾国藩率兵与太平军一再血战，但一直挂着京官侍郎的虚衔给咸丰帝打工，并未获得实职。不过，曾国藩对此并无怨言。拿破仑·希尔说过：“提供你所得酬劳的服务，很快酬劳就将超出你所提供的服务。”一个人如果总是盯着自己的待遇，是会失去待遇背后的成长机会的，曾国藩显然深谙其中的道理。他很清楚， 在时局中，什么花言巧语都不及实力，用实力说话比什么都有力量。 这也是为何京中大佬的门前车水马龙，而小官员们只能坐冷板凳。只要你拥有实力，上司也好，同僚也好，下属也好，都会踊跃进入你的社交圈。咸丰四年（1854）十月十四日，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咸丰帝下诏，让曾国藩任湖北巡抚，虽然只是代理，但总算成了一方大员。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有赢有输，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屡败屡战。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终于被实授两江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与他合作过的督抚，无论是胡林翼、骆秉章、张亮基还是左宗棠、彭玉麟等皆是人杰，为何他们会折服于曾国藩呢？当然是因为实力。曾国藩早年在穆彰阿座下，除了品行外，靠的是官场上的人脉；领军之后，靠的则是实力。就连大清皇帝，也要依赖他保住江山。
在现代社会，决定人的社交地位的，除了人品外，更重要的是能力。你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效能，为团队发展提供绩效，你的社交地位才可能比较高，硬实力才可能比较强。曾国藩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