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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黛安娜哄3岁的儿子乔舒亚穿外套的时候，她已经快要迟到了。上班前，她需要先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在一顿仓促的早餐和一场关于穿哪双鞋的争执后，乔舒亚也很紧张。他并不在乎妈妈1小时后要参加一个会议。乔舒亚告诉妈妈，他只想待在家里玩。当被告知这个想法不可能时，他感到伤心、生气，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开始放声大哭。
在保姆到来前5分钟，7岁的埃米丽哭着找爸妈，喊着：“把我留给一个陌生人照看，这不公平！”爸爸向她解释道：“埃米丽，这个保姆是妈妈的一位好朋友。而且，爸妈想看的这场音乐会已经拖了很久。”“我还是不想让你们走。”埃米丽哭着说。
14岁的马特告诉妈妈，他刚被学校乐队开除了，因为老师认为有人在校车上吸大麻。“我发誓，那个人不是我。”马特说。但他最近正和一群陌生的男孩混在一起，学习成绩也在下滑。“我不相信你，马特，”妈妈说，“在你成绩回升之前，不准你外出。”马特感到很受伤，也很愤怒。他一言不发，飞奔出门外。
三个家庭，三场冲突，三个不同成长阶段的孩子。这些父母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当孩子情绪变得激动的时候，该如何与孩子交流。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也想公正地对待孩子，尊重孩子，对孩子有耐心。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对孩子来说充满挑战，他们想帮助孩子，给孩子以支持和教导，教孩子如何更有效地处理问题，如何建立健康、稳固的人际关系。然而，一心为孩子好的愿望和把这些好的愿望变为现实，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区别。
教养子女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商，还涉及人性的另一个维度，而这一维度是过去30年里专家给父母提供的建议中从未涉及的：优秀的教养方式还需要情绪上的指导。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科学研究发现，情绪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研究者发现，对情绪的感知能力和掌控能力甚至比智商更重要，这些能力决定着一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和幸福感，也包括家庭生活的幸福。这种能力如今被称为“情商”（emotional quotient）。对父母而言，情商意味着觉察到孩子情绪上的波动，具有共情（empathy）、抚慰、引导孩子平复情绪的能力。对孩子而言，他们关于情绪的认识大都是从父母身上学会的，情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拥有克制冲动的能力、延迟满足感的能力、激励自己的能力、读懂他人社交提示的能力和应对生活中高潮与低谷的能力。
《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一书作者、心理学家丹尼尔 · 戈尔曼这样写道：“家庭生活是我们学习情绪的第一个学校。”戈尔曼在这本著作中用丰富而详尽的科学研究成果，让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鲜活的小世界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感知自己的情绪，了解了他人如何回应我们的感受，读出了他人眼中的希望或恐惧，也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希望或恐惧。在这个情绪学校里，不但父母对孩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会影响孩子，还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来告诉孩子，他们是如何处理情绪的，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处。一些父母是非常有天分的情绪导师，而一些父母却糟糕透顶。”
怎么做才能成为孩子的情绪导师呢？在过去的20多年里，作为一个研究父母与孩子间亲子互动的心理学家，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在与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119个家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观察父母和孩子在情绪化的时刻是如何回应彼此的。我们对这些孩子进行了追踪研究，从4岁直到他们步入青春期。与此同时，我们对130对新婚夫妇进行了追踪研究，见证了他们从新婚到生养孩子的全部过程。在研究中，我们对这些父母进行了详尽的采访，内容涵盖他们的婚姻、对孩子情绪化时刻如何回应，以及情绪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他们与孩子相处，情绪变得紧张时，我们记录了这些孩子对此发生的生理反应。当孩子愤怒或悲伤时，我们细致地观察并分析了父母在情绪上的反应。几年后，我们对这些家庭进行了回访，了解孩子的整体情况，包括身体健康、学业成就、情绪健康和社交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发现大多数父母都可以被归入两大类：一类是给孩子在情绪上进行指导的父母，另一类是未在情绪上给孩子指导的父母。我把那些与孩子共享情绪的父母称为“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emotion-coaching parents）。他们就像运动教练，教给孩子应对生活中的艰难与坎坷的策略。当孩子表现出愤怒、悲伤或恐惧等情绪时，他们不会抗拒，更不会忽略孩子的感受。相反，他们会把孩子的消极情绪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把情绪化的瞬间当成教给孩子生命中重要课程、建立更亲密关系的机会。
在研究中，一个5岁女孩珍妮弗的妈妈玛丽亚这样说道：“如果珍妮弗伤心了，这就是一个需要我陪伴她的重要时刻。我会对她说，我想和她谈谈，想知道她的感受。”就像很多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一样，珍妮弗的爸爸丹认为，女儿伤心或生气时，也是最需要自己的时刻。丹表示，给女儿安慰让他感觉自己最像个父亲，而且这种感觉是与女儿相处的其他时刻所没有的。“我需要在她身边，告诉她一切都会好的，她能战胜这个问题，甚至收获更多。”丹这样说道。
对于玛丽亚和丹这样的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人们往往用“温暖”“积极”来形容他们，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反过来，温暖积极的父母却未必懂得传递给儿女情商的真谛。事实上，温暖而体贴的父母往往不能有效处理孩子的消极情绪，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不能教给孩子情商的父母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 忽视型父母（dismissing parents）：他们漠视、忽略或轻视孩子的消极情绪。
· 压抑型父母（disapproving parents）：他们对孩子的消极情绪持批评的态度，经常会因为孩子表现出消极情绪而训斥或惩罚孩子。
· 放任型父母（laissez-faire parents）：他们包容孩子的情绪，和孩子一起感同身受，但不能提供必要的指导，也不能给孩子的行为划定界限。
为了向你们展示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和以上3种父母是如何与孩子交流的，我们现在假设让黛安娜（那位不想去托儿所的小男孩的妈妈）来演绎这4个不同的角色。
如果她是忽视型母亲，她可能会告诉儿子他不想去托儿所的想法很可笑，离开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根本不需要感到难过。她极有可能会试着帮孩子从消极情绪中挣脱出来，如用饼干哄他，或者告诉他老师安排的活动有多有趣。
作为压抑型母亲，黛安娜会因为乔舒亚的不配合而责骂他，告诉儿子自己厌倦了他放肆的行为，并威胁要揍他。
作为放任型母亲，看到乔舒亚伤心、生气，黛安娜会拥抱他，和他一起共享情绪，告诉他想留在家里的想法是完全正常的。但她接下来的做法令人感到失望。她既不想打骂孩子，也不想哄骗孩子，然而，待在家里显然也是个无法接受的选择。到最后，她或许会提议：我陪你玩10分钟的游戏，然后你乖乖去托儿所。第二天早晨，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再度重演。
那么，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会怎么做呢？一开始，她会和放任型父母一样，先对乔舒亚进行共情，让他知道妈妈理解他为什么很难过。但她接着会给乔舒亚提供指导，告诉他如何应对自己的消极情绪。他们之间的对话或许会这样进行：
黛安娜：乔舒亚，赶快把外套穿好。我们该走了。
乔舒亚：不要！我不想去托儿所。
黛安娜：你不想去？为什么呢？
乔舒亚：因为我想和你待在家里。
黛安娜：是这样啊？
乔舒亚：是的，我就想待在家里。
黛安娜：我想我明白你的感受。有好几次，我也想和你待在家里，坐在椅子上一起读书，而不是赶着出门。但你知道吗？我对办公室的同事们承诺过，会在9点到公司，我不想违背自己的承诺。
乔舒亚（开始哭了）：但为什么呢？这不公平。我不想去。
黛安娜：过来，乔舒亚（把他抱到自己腿上）。我很抱歉，亲爱的，但我们不能待在家里。我猜你一定感到很失望，是不是？
乔舒亚（点头）：是的。
黛安娜：还有点儿伤心？
乔舒亚：嗯。
黛安娜：我也感到有点儿伤心（她抱着乔舒亚，让他哭了一会儿）。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想想明天，我们不需要去上班，不需要去托儿所。我们就能一整天待在一起。明天你想干什么呢？
乔舒亚：吃好吃的煎饼，看动画片。
黛安娜：不错，那一定会很棒。还有别的吗？
乔舒亚：能带我的玩具手推车去公园吗？
黛安娜：我觉得可以。
乔舒亚：凯尔能和我们一起吗？
黛安娜：可能吧。我们得问问他妈妈。但是现在，我们出发吧，好吗？
乔舒亚：好的。
表面上看，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和忽视型父母有相似之处，两类父母都引导乔舒亚想一些除了留在家里以外的事情，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分别。作为情绪管理训练型母亲，黛安娜认同儿子的难过情绪，帮助他为这种情绪贴上标签，允许他体会自己的情绪，在他哭的时候陪在他身边。从始至终，她没有试图把他的注意力从情绪中转移出来。她更没有像压抑型父母那样因为乔舒亚难过而责备他。相反，她让乔舒亚知道，妈妈尊重他的感受，并认为他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
和放任型父母不同，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懂得为孩子划定行为界限。虽然她花了几分钟时间来照顾乔舒亚的情绪，但同时她让儿子知道，她会因此而迟到，违背对同事们许下的诺言。对此，乔舒亚感到有点儿失望，但这种情绪是他和妈妈都能够应对的。在乔舒亚有机会认识自己的情绪，体会并接受这种情绪后，黛安娜又接着让他知道，他可以从难过的情绪中走出来，明天会更精彩。
这种回应方式，是我们在研究中见证的诸多成功亲子关系的典型。这个过程具有以下5个必备的步骤，包括：
· 觉察到孩子的情绪。
· 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对孩子进行指导的好机会。
· 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倾听孩子的心声，认可孩子的情绪。
· 帮助孩子表达情绪，用言语为其情绪贴上标签。
· 划定行为界限，指导孩子解决问题。
如果孩子的父母是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在研究中，我们通过观察并详细分析家庭的言语、行为和情绪回应方式，发现了巨大的不同。那些常常对孩子进行情绪管理训练的父母所养育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有着更健康的身体条件和更优异的学习成绩。这些孩子和朋友相处得更好，更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少使用暴力。总而言之，接受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感受到更少的消极情绪、更多的积极情绪，他们在情绪上更健康。
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当父母在情绪上给予孩子指导时，孩子的情绪复原能力和适应性也会提高。在艰难的时刻，接受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同样会伤心、愤怒或害怕，但他们更懂得安慰自己，从压力中解脱，回归原有的生活。总而言之，他们的情商更高。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研究表明，情绪管理训练可以保护孩子免受婚姻冲突和离婚带来的危害。如今，婚姻问题正日益成为美国普遍的社会问题，其对孩子造成的危害已经得到社会学家的证实。美国半数以上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数百万孩子面临着家庭解体带来的困扰。其给孩子带来的问题包括学业落后、被他人排斥、抑郁、出现健康问题和社会不良行为。即使在双亲家庭中，如果父母关系不和，争吵不休，孩子同样会受到上述问题的困扰。我们发现，如果父母经常吵架，他们之间的冲突会直接影响孩子与他人建立友谊的能力。同时，婚姻问题还会影响孩子在学业方面的表现，增加孩子生病的概率。而家庭解体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青少年叛逆、暴力行为的增加。
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在面对婚姻不和、分居甚至是离婚等问题时，能给孩子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这些孩子相比于其他在幸福的双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还是略显“悲伤”，但情绪管理训练似乎充当起他们的保护伞，帮助他们免受家庭环境变动带来的伤害。离婚和婚姻矛盾对孩子造成的有害影响已经得到科学证实，但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学业落后、攻击性和人际关系等问题，在接受过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身上并没有体现。这充分表明，情绪管理训练是一种被证实可以保护孩子免受家庭解体创伤的方法。
研究的另一项惊人发现与父亲的角色有关。研究表明，如果父亲以情绪管理训练型的角色介入家庭生活，会对孩子在情绪方面的成长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如果父亲认可孩子的情绪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好，与别人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相比之下，一个在感情上远离孩子的父亲——通常表现为严厉、苛刻，并忽略孩子的情绪，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往往很差，更容易和伙伴打架，健康状况也很差。（在此，我们强调父亲角色产生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母亲在情感方面的参与对孩子的情商毫无作用。妈妈与孩子的互动对孩子的影响也很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是很极端的，可以很积极，也可以很负面。）
在美国，28%的孩子是在单身妈妈的家庭中长大的，这个数字如此惊人，让人不得不对孩子童年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缺失问题产生重视。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父亲的角色有总比没有好。事实上，一个在情感上支持孩子的父亲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益处，但一个冷漠、残忍的父亲能给孩子带来巨大的伤害。
尽管我们的研究证实，父母对孩子进行情绪管理训练能帮孩子成长为健康、成功的人，但这种技巧并不能帮助需要接受心理咨询的严重问题家庭走出困境。与许多其他推广教养理论的人不同，我不会向你保证情绪管理训练是一切家庭常规问题的“灵丹妙药”。实施情绪管理训练并不意味着家庭争吵会止息，尖刻的言论会消失，感情不再受伤，悲伤或压力会烟消云散。冲突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即便如此，一旦开始使用情绪管理训练，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和孩子的距离更近了。随着你和家人关系更亲密，更尊重彼此，家庭成员之间的问题看起来似乎也没那么难以承受了。
最后，情绪管理训练并非意味着取消纪律。事实上，当你和孩子在情感上更亲密时，你就能更充分地融入他的生活，进而能更显著地影响他。当需要严肃时，你就是一位严厉的家长。当你看到孩子犯错误、懈怠时，你会对他加以指正，会敢于对孩子的行为划定界限。如果你知道他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却让你失望了，你不会害怕直接告诉他你的态度。正因为你和孩子形成了感情联结（human bonding），所以你的话语会显得很重要。他们在乎你的想法，因此不想令你失望。情绪管理训练能帮你指导、激励孩子。
情绪管理训练导师的角色需要投入极大的专注和耐心，但这项工作说起来和其他教练并无二致。如果想让孩子篮球打得出色，你一定不会回避比赛，你会去院子里陪他一起练习。同样，如果想让孩子灵活地处理情绪、应对压力，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你不会忽略或拒绝孩子表达的消极情绪；你会和孩子共享情绪，提供指导。
尽管祖父母、老师和其他成年人也能充当情绪管理训练导师的角色，但在孩子的生活中，父母是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毕竟，只有父母清楚知道自己想让孩子依照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当生活出现挑战时，父母能站在他们身边，支持他们。从婴儿期腹痛到学习上厕所，从兄妹打架到被舞会搭档放鸽子，孩子都在等着父母给他指引。所以，父母最好现在就带上情绪管理训练导师的帽子，带领孩子打一场漂亮的比赛。
毫无疑问，今天的美国父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0世纪60年代，父母可能会担心孩子在毕业晚会上喝酒，今天的父母却每天都在担心上中学的孩子是否接触了毒品。过去，父母担心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可能会怀孕，如今，从五年级开始，父母就要教给孩子关于艾滋病的知识了。几十年前，只有在局势紧张的市区，才会发生青少年匪帮因争夺地盘而进行的群殴，并且往往以拳击或少见的刺伤宣告收场。而今，在中学校园所在的社区，也出现了青少年匪帮活动的影子。而随着毒品交易的泛滥和枪支的使用，群体斗殴通常伴随致命的枪击事件。
今天，父母需要做的已远远不止为孩子提供基本的营养、良好的教育、正确的道德价值观。现在的家庭还要为孩子生存的安全问题担忧。在青少年群体暴力犯罪事件频发的年代，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如何说服孩子推迟性行为，直到足够成熟，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何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自我防范意识，抵制毒品和酒精的危害？
在过去数年里，社会学家已经证实，孩子表现出的反社会及犯罪行为，根源于他们的家庭成长环境，如婚姻矛盾、离婚、父亲情感支持的缺失、家庭暴力、不良的教育方式、忽视、虐待、贫困等。那么，针对这些问题，解决方案无疑是建立更好的婚姻，保证父母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和社会支持来养育他们的子女。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似乎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很多离婚家庭的孩子都无法从父亲那里得到充足的经济支持和情绪支持。一项针对单亲家庭孩子所做的调查显示，在父母离婚后的前两年里，大部分孩子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里见不到父亲。再婚家庭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再婚家庭的离婚率相对于初婚家庭来说要更高。尽管研究表明继父也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但这种关系同时给孩子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误解和悲伤。在再婚家庭中，虐童事件相比于普通家庭更加频发。加拿大一项研究表明，与继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相比于与亲生父母一起生活的孩子，受到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概率更大。
承受情感痛苦的孩子不会把自己的问题留在校舍里。在过去的10年里，根据全美范围内的学校提供的报告，因学生行为问题导致的恶性事件数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在公众的呼吁下，公立学校开始为缺乏家庭情感支持的孩子提供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这些学校在本质上已经成了因父母离婚、家庭贫困和缺乏照看而受到伤害的孩子的情绪缓冲区。学校这样做的结果是，为孩子提供基本教育的资源越来越少，这种趋势直观体现在孩子直线下滑的学习成绩上。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就业压力的增加给很多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工资收入的支付能力急剧缩水，很多家庭需要2份工作才能从容生活，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工作队伍中。对很多夫妻而言，丈夫失去了自己作为唯一财政来源的地位，这无形中给夫妻关系增加了压力。此外，雇主要求员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朱丽叶 · 斯格尔（Juliet Schor）表示，现阶段，每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比25年前的家庭每年要多工作1000多小时。我们的调查显示，相比于20世纪70年代，现在的美国人少了1/3的空闲时间，导致人们在一些日常生活项目中花的时间越来越少，包括睡觉、吃饭、陪孩子玩耍等。从1960年到1986年，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有效时间每周少了10多小时。就这样，“缺时间”的美国人减少了那些支撑家庭运转的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的可移动性越来越强，很多家庭出于经济的原因，从一座城市迁移到另一座城市，越来越多的家庭在生活中少了亲属和老朋友的人际支持。
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所有这些社会变化带来的是同一个效果——风险。与此同时，帮助家庭保护孩子的支持系统正变得越来越脆弱。
然而，就像本书指出的那样，父母们还不至于感到无助。在研究中，我逐渐明白，让孩子远离危险的关键所在，是与孩子建立更牢固的感情联结，帮助他们提高情商的水平。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的孩子，受到青少年暴力、反社会行为、吸毒、青少年性行为、青春期自杀和其他社会疾病威胁的概率更低。研究显示，在家庭中受到尊重、被重视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更好，有更多的朋友，生活更健康，更加有成就。
现在，随着对家庭情感关系动力学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们渐渐明白情绪管理训练是如何保护孩子免受这些风险的危害的。
作为研究家庭情感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询问父母对自己学龄前孩子的消极情绪做何反应。和很多父亲一样，迈克告诉我们，他发现当4岁的女儿贝姬生气时，她的样子很好笑。“她说：‘天哪，该死！’然后像小大人一样走开了，”迈克说，“这真的很好玩！”
确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一个小女孩，表达那样一种严重的情绪，在很多人眼里都很好玩。但是，请想象一下，如果妻子生气时，迈克也用同样的态度来回应，结果会如何？或者，如果迈克生气时，他的老板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他，会怎样？在迈克看来，这恐怕一点儿都不好玩。然而，很多大人都觉得，在一个生气的孩子面前发笑并没什么问题。很多好心的父母就是这样无意间忽视了孩子的恐惧或悲伤等情绪，就好像自己根本不在乎孩子的想法一样。“那没什么好怕的。”当5岁的孩子从噩梦中哭醒，我们通常对他们这样说，或者说：“你肯定不知道我遇上过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孩子便会接受大人对事情的评价，进而否定自己的判断。如果大人持续否定他们的感受，孩子就会逐渐失去自信。
这么说来，我们似乎继承了一种忽视孩子情绪的传统，总觉得孩子太小，不理智，没经验，不如身边的大人成熟。要想严肃地对待孩子的情绪，大人需要具有同理心，掌握倾听的技巧，并能站在孩子的视角看待问题。这还需要父母有一种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行为心理学家观察发现，一个学龄前孩子每20秒就需要一次父母或看护人的关注。在理想情况下，父母能愉快地面对孩子，但当他们紧张或有烦心事的时候，孩子不间断的，有时甚至是无理的要求，会让家长发狂。
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尽管我相信每对父母都爱孩子，但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历史证据显示，我们的祖辈们并未真正认识到和孩子相处时需要耐心、克制和友善。心理医生劳埃德 · 德莫斯（Lloyd deMause）在1974年的学术论文《儿童期的演进》（ 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 ）中，描绘了在过去很多年里，西方世界的孩子们承受着残酷和忽视的可怕画面。但他的研究同时指出，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孩子们在这方面承受的苦难减轻了许多。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更懂得满足孩子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需求。正如德莫斯描述的那样，养育孩子的过程从“与孩子意志上的较量”过渡到了“训练、指导孩子采用更恰当的行为方式，教他们遵从社会默认的秩序，适应社会需求”。
在20世纪初，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大力宣扬孩子是被性欲驱使、具有攻击性的个体。在20世纪后期，观察研究者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例如，20世纪3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洛伊丝 · 墨菲（Lois Murphy）对幼儿和学龄前的孩子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实验，结果表明，幼小孩子的天性是无私的，对他人有同理心，尤其在看到别的孩子难受的时候。
随着对孩子良好天性的认可，我们的社会从中世纪的教养方式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教养模式，这种模式被德莫斯称为“帮助模式”（the helping mode）。在这个时期，许多父母放弃了自己从小经历的严厉、专制型的教养方式，转而相信自己的角色是帮助孩子根据自身的兴趣、需求和愿望成长。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父母采用一种被黛安娜 · 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称为“权威型”（authoritative）的教育方式。权威型父母和专制型（authoritarian）父母有很大的不同：专制型父母典型的表现是强加给孩子很多规矩，不给孩子太多的解释，要求孩子完全服从；权威型父母也会给孩子划定行为界限，但是他们更加灵活，更愿意耐心地向孩子解释，并给他们温暖。鲍姆林德认为还有另外一种教育方式——纵容型（permissive）。纵容型父母给孩子以温暖，很善于和孩子沟通，但很少为孩子的行为划定界限。鲍姆林德在20世纪70年代对学龄前孩子所做的调查中发现，专制型父母养育的孩子通常好斗、易怒，而纵容型父母养育的孩子易冲动，攻击性强，独立性差，成就较低。相比之下，权威型父母养育的孩子乐于与他人合作，自立自强，有活力，更友好，更有进取心。
在过去25年里，人们对儿童心理学和家庭社会行为的认识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在根本上推动了教育方式从专制型向另一种互动性更强的教养方式转变。比如，社会科学家发现，刚出生的宝宝就已经能很好地读懂父母的社会提示和情感提示。我们现在知道，如果看护者能敏锐地回应宝宝的提示，如用眼睛和他交流，用“儿语”和他对话，当他过度兴奋的时候让他休息，这些宝宝就能更早地学会调节情绪。当需要兴奋时，这些宝宝会表现得很激动，但是之后也能很快恢复平静。
研究同时显示，如果宝宝的看护者忽视这些提示，比如情感抑郁的妈妈不愿意和宝宝说话，或者一位紧张的爸爸和宝宝一起玩的时间太长、强度太大，宝宝将无法掌握调节情绪的窍门。第一个宝宝将不知道嘟囔着发出声音能吸引人的注意，而只会选择安静、被动，不能主动融入社会。而另一个宝宝因为长时间处于兴奋状态，将没有机会知道吮手指或者摩挲毯子是帮他平静下来的好方式。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学会恢复平静和集中注意力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这些技巧帮孩子领会父母、看护人或周围其他人的社会提示。学着保持平静，有助于孩子在学习时集中注意力，关注于自己要掌握的具体技能。另一方面，随着渐渐长大，掌握这些技巧的孩子将更善于与别的小朋友分享玩具，玩装扮游戏，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与伙伴们相处。最后，这种被称为自我调控能力（self-regulation）的技能，将在孩子进入新的游戏圈、结交新朋友或者被朋友排拒时显现出巨大的作用。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人们渐渐意识到，父母对孩子的回应程度和孩子的情商有着直接的关系。市面上有很多书都在告诉人们：对身体病弱的初生婴儿来说，父母的温情和呵护是多么重要。随着孩子长大，父母要为孩子确立行之有效的纪律；更多地夸赞孩子，而非批评孩子；更多地去奖励，而非惩罚；多去鼓励孩子，而非打击孩子。感谢这些理论，让我们挥别了过去“不打不成器”的旧思想。我们现在知道，友善、温情、肯定和耐心，远比棍棒更能培养出情绪健康、行为良好的孩子。
我相信，在这场变革中，我们还能走得更远。通过家庭心理学实验室的研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观察到并量化出良好的情绪沟通为亲子关系带来的益处。我们开始理解，父母与初生婴儿的互动能影响孩子神经系统的发育，并对孩子一生的情绪健康产生关键作用；我们也明白，良好的夫妻关系，对孩子的幸福感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还发现，如果父亲能和孩子共享情绪，将帮助孩子释放更大的潜能；最后，我们还证实，父母对自己情绪的感知能力，是能否提高孩子情商的核心。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的情绪管理训练项目（将在第3章进行详细说明）诞生了，它将成为我们提倡的教养方式的蓝图。
今天，很多育儿著作似乎都避开了孩子情商这一维度，但也有例外。在这里，我要肯定一位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教育家和作家对这一领域所做的贡献。他就是海姆 · 吉诺特，他对我们理解家庭的情绪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吉诺特写了3本畅销书，其中一本就是《孩子，把你的手给我》（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1973年，吉诺特因身患癌症而逝世。
在吉诺特生活的年代，“情绪”和“智商”还是两个独立的词汇，尚未融合在一起（“情商”）。吉诺特相信，父母最重要的职责是倾听孩子，不只听懂他们的话语，更要听懂孩子话语背后的情绪。他还强调，情绪上的交流，可以成为父母教育孩子价值观的好机会。
但吉诺特告诉我们，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前提：父母充分尊重孩子的情感。他们必须学着与孩子共情，也就是感受孩子正在感受的。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良好沟通，离不开对彼此的尊重。理解的话语，应该比提供建议的话语更重要。吉诺特表示，父母不能告诉孩子应该怎么想，否则会让孩子不信任自己的感觉。他说，孩子的情绪不会因为父母说了句“别那样想”就会消失，也不会因为父母告诉他们你的情绪是没道理的就消失不见。吉诺特还相信，尽管并不是所有行为都可以被接受，但孩子的感受和愿望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因此，父母应该对孩子的行为划定界限，而对其情绪和愿望则全部包容。
和很多传授育儿智慧的教育家不同，吉诺特不反对父母对孩子发怒。事实上，他相信，父母应该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愤怒，只要不攻击孩子的人格，并且针对的是具体的事。吉诺特相信，如果用理智的方式表达愤怒，它一样可以成为一种辅助纪律有效执行的好帮手。
吉诺特强调对孩子进行情绪沟通的重要性，这给很多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包括阿黛尔 · 法伯（Adele Faber）和伊莱恩 · 玛兹丽施（Elaine Mazlish）。作为吉诺特的学生，她们在吉诺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了几本重要而实用的著作，包括《解放父母，解放孩子》（ Liberated Parents，Liberated Children ）、《如何说，孩子才能和平相处》（ Siblings Without Rivalry ）、《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 How to Talk so Kids Will Listen and Listen so Kids Will Talk ）、《如何说，孩子才肯学》（ How to Talk so Kids Can Learn ）。
吉诺特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的理论却缺乏经验实践和科学方法的支持。在这里，我要高兴地告诉大家，在研究团队的帮助下，我将为大家提供历史上第一个可量化的证据，向大家证明吉诺特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共情不仅很重要，还是有效教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
我们的研究是从1986年开始的，研究对象是56对来自伊利诺伊州尚佩恩市的夫妻，他们当时都有一个4到5岁的孩子。我们的研究成员花了14小时来研究每个家庭，做问卷调查，对他们进行采访，观察他们的行为。关于每对夫妻的婚姻状况、孩子的伙伴关系和一家人对待情绪的观念，我们搜集了丰富的、有深度的信息。
研究中有一项录音环节，夫妻会说出自己有关消极情绪的体验，关于表达情绪他们的态度如何，以及他们对孩子的愤怒和悲伤等情绪的感受如何。这些采访成果后来被用于分析父母的情绪感知能力、情绪调控能力和发现并指导孩子应对消极情绪的能力。我们需要判断，当孩子表达情绪时，这些父母是否尊重孩子的感受；当孩子伤心时，父母是如何与孩子交流的。他们教给孩子表达情绪的方法了吗？他们教给孩子安慰自己、平复心情的技巧了吗？
为了搜集关于孩子社会竞争力的资料，在孩子和其最好的朋友在家中相处的30分钟里，我们对其进行录音。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人员通过孩子消极情绪出现的频率以及孩子玩耍的质量来分析孩子与伙伴的互动关系。
在另一项持续3小时的录音采访中，每对夫妻回答有关自己恋爱史和婚姻的开放性问题。例如：他们是如何认识的？他们约会时的情形是怎样的？他们怎么决定结婚的？在过去几年里，他们的婚姻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婚姻价值观，以及如何做才能让婚姻更和谐。最后，我们用几个重要的指标来分析这些录音带，包括夫妻口中对另一方的喜爱和反感程度，他们谈了多少次“我们”和多少次“我”“他”，他们是如何看待两人一起经历的矛盾和冲突的。
这些采访和观察对我们理解家庭状况极为重要，然而，我们研究的最独特之处，是搜集参与者对情绪的自主反应的数据。我们的目标是测量出参与者的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对情绪所做出的反应。例如，我们要求每个家庭提供孩子24小时内的尿液标本。这些标本将被分析，以检测压力激素的含量。除此之外，通过实验室中很多别的自主神经系统检测方法，我们得以测量参与者的心率、呼吸频率、血流量、肌肉活动量和双手的出汗量。
这种研究方式让我们不用完全依赖于问卷调查、采访和观察等手段。通过这种对生理过程的监测，我们收集了更多的客观数据。显然，当被问到“你经常严厉地批评孩子吗”时，我们很难保证每对父母都能诚实回答这个问题。尽管社会科学家通常使用“微型相机”的方式来观察研究对象，如单向透视玻璃，但你很难判断这个人的行为有多大程度源于真实的情感。相对而言，监测一个人对压力的自主反应则要容易得多：我们把听诊器样式的电极贴在被试胸前，便能监测其心率；通过对汗水中电解质的分析，电极就能测试出被试双手的出汗量。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科技手段非常可靠。事实上，执法人员惯于使用这些手段进行谎言测试。当然，他们可以胁迫测试对象老实地坐在那里。而对付一帮四五岁的孩子，则需要更巧妙的方法。所以，我们给孩子建了一座太空舱装置，供他们在一项极为重要的实验中体验。孩子们穿上太空服，钻到这个奇妙的装置里面。在这里，他们身上将被贴上很多不同的电极。在一些激发他们释放情绪的活动中，这些电极将帮助我们对其生理反应进行测试，比如，我们给他们播放了电影《绿野仙踪》中有关飞猴的片段。我们还邀请他们的父母站在近旁，教他们玩一个新的电子游戏。有了这样配合、顺从的研究对象，我们才得以对这些实验环节进行录像，进而系统性地观察并分析每位家庭成员的语言、行为和面部表情，如使用的词汇、说话的语调和身体的姿势。
借助于同类型的检测设备（不包括太空舱主题），我们对这些孩子的父母进行了另外一个环节的测试——当每对夫妻就金钱、信仰、姻亲和养育孩子等冲突性很强的问题展开讨论时，记录他们在生理上和行为上的反应。针对夫妻间的互动，我们解析了他们积极的表达方式（幽默、喜爱、认同、兴趣、喜悦）和消极的表达方式（生气、反感、谴责、悲伤、抵制）。
为了判断不同的教养方式对孩子造成的长期影响，3年后，我们重新访问了参加1986年研究项目的家庭。我们只能联系并拜访到其中95%的家庭，这时，他们的孩子已经七八岁了。这一次，我们再度用录像的方式记录了这些孩子和好朋友玩耍时的情景。我们请这些孩子的老师们参加了问卷调查，回答诸如孩子在校园里表现出的攻击性、退缩意愿和社会竞争力等问题。此外，这些孩子的老师和父母分别填写了关于孩子学业表现和行为的问卷。每位母亲还需要回答关于孩子健康状况的问题，并汇报孩子一周内表达消极情绪的次数。
同时，我们也收集了这些父母婚姻状况的相关数据。通过电话采访，这些夫妻告诉我们，在过去的3年里，他们有没有分居或离婚，或者有没有严肃地考虑过离婚。我们还对这些夫妻双方分别做了问卷调查，询问当下他们各自对婚姻的满意度。
我们的后续研究表明，接受过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有着更好的学业表现、社会竞争力和幸福感。这甚至间接影响到孩子的智商，他们的数学和阅读能力都更出色，和朋友相处得更好，有着更强的社会技能。根据他们母亲的描述，他们表达消极情绪的次数较少，表达积极情绪的次数较多。另外有证据证明，接受过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压力较少，他们尿液中检测到的压力激素水平更低，他们的静息心率水平更低。此外，根据孩子母亲的描述，他们患传染病，如流感的概率更低。
这些接受情绪管理训练、高情商的七八岁孩子身上所表现出的这些优点，都源于一种我们通常称为“高迷走神经张力”（high vagal tone）的特质。这个概念来自迷走神经，这是一组发端于大脑的神经，负责为人体上半身的功能如心脏搏动、呼吸和消化提供驱动力。自主神经分为两大分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大部分功能都是由迷走神经负责的。在情绪紧张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让一个人的心跳、呼吸的速度加快；而副交感神经则充当调节器的角色，及时为这些无法控制的身体情况“踩刹车”，让身体不至于因为运转太快而失控。
我们通常用“迷走神经张力”来形容一个人调节自主神经系统中不为意识所控制的生理过程的能力。正如拥有良好肌肉伸缩性的孩子在体育方面很出色一样，拥有高迷走神经张力的孩子对紧张情绪的回应速度和复原能力都很强。对他们来说，在应对紧急或兴奋事件时，他们的心跳速度会在短时间内加快，但一旦紧急事件宣告结束，他们的身体就能够很快恢复至正常状态。这些孩子更善于安慰自己，集中注意力，在关键时刻克制住自己的行为。
例如，在进行消防演习时，一年级小学生中拥有高迷走神经张力的孩子将可以轻松应对。当演习开始时，他们能放下手中一切，从教室内有序、快捷地疏散。一旦消防演习结束，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正在进行的数学课上。相比之下，那些迷走神经张力较低的孩子，在演习进行中可能会感到困惑（“什么？现在离开？现在还没到下课时间呢”）。当活动结束回到教室时，他们需要花好一阵子才能从刚才的兴奋感中平静下来，重返学习状态。
在电子游戏这项实验中，接受过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展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源自对自主神经的良好调整力。与其他孩子相比，他们对压力有着更强的反应力和更快的复原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对孩子来说，导致压力的事件往往和父母的批评和嘲笑有关，而这种现象，在情绪管理训练型家庭中是很少出现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压力的反应才如此强烈。尽管他们比其他孩子对压力的反应更强烈，但他们从压力中恢复的速度相当快。
对压力做出回应、快速复原，这种能力在孩子的童年时期以至未来一生中都极其重要。作为情商的一部分，这种能力将帮助孩子集中注意力，专注于学习功课。这种能力给孩子带来良好的情绪反应力和自我控制力，而这些正是与其他孩子交往、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友谊所必需的。这些拥有高迷走神经张力的孩子能很快占据有利位置，及时察觉其他孩子的情绪提示并做出回应。在激烈冲突发生时，他们也更懂得控制自己，以防做出负面的回应。
在我们所做的一项30分钟游戏环节的研究中，这些品质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记录的一个片段中，一个4岁的男孩和一个4岁的女孩发生了争执。男孩想玩“超人”游戏，而女孩想玩“过家家”游戏。在叫嚷了几次自己的意愿后，男孩平静下来，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假装是在超人的家中玩“过家家”游戏。女孩也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主意。接下来，两个孩子尝试了这个创意游戏，开心地玩了半个小时。
在两个4岁的孩子之间，做出这样一个创造性的妥协，需要很复杂的社会技巧，包括倾听彼此需求的能力、站在对方立场感同身受的能力，以及一起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孩子从情绪管理训练中学到的社会技能还远不止这些；他们在情商方面的优势，将在8岁到12岁的少年期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在这个时期，孩子的同伴接纳程度，往往取决于他洒脱的个性和在情绪上保持沉着的能力。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段都应该学着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像接受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互动一样。然而，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察觉并提取他人社会提示的能力，可以无须克服太多困难就能配合他人，并做出回应。我们发现，在幼儿时期接受过情绪管理训练的孩子，日后的确养成了这些社会技巧，并帮助他们被同伴接纳，建立友谊。
孩子的情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性情——一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品质，但也可以通过与父母的互动被后天塑造。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从孩子在襁褓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孩子的神经系统还不成熟，正在形成、发展。在副交感神经仍处于发展阶段时，婴儿体会到的情绪经验，对他们迷走神经张力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进而能在日后影响他们的情绪幸福感。
因此，父母掌握着影响孩子情商的重要机会；从婴儿时期开始，父母就可以教孩子进行自我安慰。就算是无助的婴儿，当他们不舒服时，通过父母的回应，他们也可以理解情绪是可以找到出口的，知道情绪可以从紧张、愤怒、害怕过渡到舒服、平静的状态。相比之下，那些情绪上被忽略的孩子则没有机会学到这些。当他们因为害怕、悲伤、愤怒而大哭时，他们经历到的是更多的害怕、伤心和愤怒。这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他们变得很被动，在大多数时间里很不爱表达。因为没有人在他们紧张时给他们抚慰，所以他们不懂得如何安慰自己。在他们的体验里，消极情绪就像一个充斥着焦虑和恐惧的无底黑洞。
有时，你会惊喜地发现，接受过情绪指导的孩子会逐渐把大人安抚自己的技巧接收吸纳，为自己所用；或许你在孩子玩耍时就已经见识过了。和自己的伙伴或玩具娃娃、动漫玩偶玩耍时，孩子会幻想其中一个角色感到很害怕，而另外一个角色会给它安慰、支持，做它的英雄。这种角色扮演游戏，能帮助孩子积累有用的经验；独自失落时，他们可以借助这些经验，摸索自己调整情绪、恢复平静的模式，并在实践中体会这一过程，让他们能以一种高情商的方式与他人交流。
对父母而言，培养高情商的孩子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处理情绪的方式，明白这一方式是如何影响孩子的。这正是第2章要讲的内容。
行为心理学家观察发现，一个学龄前孩子每20秒就需要一次父母或其他看护人的关注。
友善、温情、肯定和耐心，远比棍棒更能培养出情绪健康、行为良好的孩子。
父母应该对孩子的行为划定界限，而对孩子的情绪和愿望则全部包容。
情绪管理训练型父母把孩子的消极情绪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把情绪化的瞬间当成教给孩子生命中重要课程、建立更亲密关系的机会。
如果父亲认可孩子的情绪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好，与别人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