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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这部堪称神来之笔的“伟大的美国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盖茨比一样，菲茨杰拉德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声望也有如神话：他是“爵士乐时代”的命名者和编年史家；是海明威的至交，也是海明威时常讽刺的对象；是红颜薄命的才女泽尔达的“生死冤家”，这对伉俪的悲情罗曼史又在他的诸多小说中得到了重演；是好莱坞的畅销作家，为巴比伦的绚丽与辉煌增添了迷人的魅力；是“崩溃”的酒徒，44岁英年早逝——这些形象既是他本人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经历所留传给我们的，也是数不胜数的有关他的各类传记、评论、书信集、回忆录，以及对他的作品潮涨潮落的批评接受史所呈现给我们的。
美国现代主义文学高度繁荣的时代——施泰茵时代、庞德时代、海明威时代、福克纳时代、图默时代——是一个以自我发明、自主创新为特征的时代，菲茨杰拉德当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创造者之一。他以自己的生涯和作品铸就了一座“了不起”的经典作家的丰碑。
菲茨杰拉德于1922年夏即开始构思和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1922年10月，菲茨杰拉德夫妇从家乡圣保罗迁至纽约长岛的“大颈镇”（The Great Neck），住在曼哈赛特海湾
尽头的半岛上，与作家拉德纳（Ring Lardner，1885—1933）、演员菲尔兹（Lew Fields，1867—1941）、演员艾德·温（Ed Wynn，1886—1966）等新贵为邻，而古根海姆
、阿斯特
、普利策
等富豪则住在海湾对面的另一半岛上。这一情景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背景提供了概貌：“新兴的有钱人”盖茨比和没钱的尼克住在海湾左侧，而“传统的有钱人”布坎南夫妇则住在海湾右侧，这两座隔水相望的蛋形半岛便成了小说中泾渭分明的传统富人区“东蛋邨”（East Egg）和新兴富人区“西蛋邨”（West Egg）。
菲茨杰拉德曾为此书拟过多个书名，如“周旋在灰堆与百万富翁之间”“金冠盖茨比”“西蛋之行”“高调恋人”“西蛋的特里马尔奇奥”等，直到1925年3月22日才正式将之定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于1925年4月由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在纽约出版。
《了不起的盖茨比》以洗练的文笔和精湛的叙事技巧展现了“轰轰烈烈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社会由传统模式走向现代化的全景式画卷和潜在的精神危机。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空前繁荣，新科技不断涌现，汽车、电影、广播、音乐等产业发展迅速，爵士乐和“新潮女郎”成为时尚，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美国梦”犹如悬浮在半空的五彩缤纷的大气球，刺激着人们追梦的幻想。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各种商业广告铺天盖地，消费文化和消费模式发生剧变，享乐主义之风盛行，传统价值体系和伦理习俗已被颠覆。“禁酒令”
等法令颁布后，非法酿酒贩酒（bootlegging）、造假、走私、幕后操控等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作者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以他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和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透视，将变革转型期美国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诸多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在盖茨比身上，通过张弛有度的细节描写和跨越时空场域的情节铺设，将这一时代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特征戏剧化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了不起的盖茨比》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作者在他自己和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之间安插了一个“兼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尼克·卡罗威，他自己则完全隐身在故事之外。尼克是具有反思和增色作用的媒介：他既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和主要事件的见证者，又是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同时还是作者在小说中的评论者或代言人，在故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桥梁或纽带作用。尼克拥有极为特殊的身份：他是盖茨比的邻居和朋友，是盖茨比的“黄金美女”黛西的表兄，是黛西的丈夫汤姆在耶鲁大学时的同学，是黛西的闺密乔丹的恋人。这些特殊身份使他成了盖茨比与黛西分手五年后“破镜重圆”的最佳牵线人，成了盖茨比与汤姆之间各种矛盾冲突的见证人，使他有机会目睹盖茨比生前的排场和死后的悲凉。盖茨比的出身、来历、对理想的追求，以及他的一切遭遇，都由尼克讲述。
小说糅合了三种叙事类型：故事外叙述（Extradiegetic Narration），即尼克身在其外、回顾往事的叙述；故事内叙述（Intradiegetic Narration），即尼克身在其中的叙述；次故事叙述（Hypodiegetic Narration），即盖茨比本人和其他人物的讲述。三种叙事的运用使一个个“碎片化”故事层层镶嵌，构成了完整的叙事进程。作者通过尼克的讲述，将盖茨比塑造成了一个时隐时现、扑朔迷离的人物，而通过尼克所做的种种阐述、解释、假设、推论、想象、粉饰，以及故作隐瞒、重新塑造、删繁就简等手段，我们却获得了对这位神秘人物的更多了解。这是作者在叙事艺术上具有革新意义的一大突破，也是这部小说历来备受评论界重视的一大要因。
关于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当年就有不少评论家论述过，例如威尔逊的评价是：“这是（菲茨杰拉德）构思最精巧、描写最生动、语言最优美的一部佳作。”
门肯的评价几乎与威尔逊如出一辙：“《了不起的盖茨比》写得的确优美动人，书中每一页都有精彩的文句。小说结构严谨，语言清新。”
海明威认为：“这绝对是一部一流水平的作品。”
艾略特的赞誉是：“若干年来，在我读过的新小说中，无论是英国小说还是美国小说，我感到这部作品最有深度，也最令人振奋……在我看来，这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
斯坦贝克也说：“菲茨杰拉德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即使把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仅从他那清新的文风和丰富的词语中就能看出这一点。”
菲茨杰拉德语言风格的最大亮点是能在最短的时空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缩短作者、文本和读者间的距离，因为他善于运用富于联想的意象和比喻，善于抒发每一个特定细节内在的情感和诗意。其精湛的象征和比喻常含有多种层次的意义和情感，能诱发读者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文体风格以感情真挚取胜；叙述和描写凝练含蓄，张弛有度，富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字里行间似乎流淌着忧伤的涓涓细流。这种奇妙的修辞常能传达作者的弦外之音，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他“天生具有善于捕捉他人对话语言的听觉本领”，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和提炼鲜活生动的词语。这些词语经他磨砺、加工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人们常挂嘴边的时髦用语，尤其为年轻一代的读者所喜爱。他遣词用句极讲究准确、传神，强调句式的节奏感和可读性，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他的语言与现实生活极为贴近，富有时代气息，具有令人难以抗拒的奇特魅力，可在瞬间抓住读者的兴趣，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进入他所创造的那个如诗如画的意境。
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虚构的“东蛋”和“西蛋”具有极为深刻的隐喻意义，是对“美国梦”和美国文明的辛辣嘲讽。在哥伦布发现的这片新大陆“最具本土特色”的地方，这两枚鸡蛋究竟孵化出了什么样的结果？是一个令人作呕、发育不良、死于胎中的畸形怪物，唯有丢弃为好？抑或是一件令人惊奇的稀世珍品，或人人都喜欢的一道珍馐美味？难道这些货真价实的美国产品彼此间竟“毫无相似之处”？事实上，“东蛋”的布坎南夫妇代表的是贪得无厌、自我放纵、本质虚伪的享乐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令人震惊的巨大成功培养和造就的产物；“西蛋”的尼克和盖茨比则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必然性、另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绝不是享乐主义所能满足的——那是一种带有怀旧情结的对某种理想主义形态的渴望，他们拒绝向任何至高无上的统治让步，也决不肯屈从于当下纯属偶然获得的物质上的成功。这是一种既可理解也合乎情理的解读方法，足以解释这两者何以如此惊人地“毫无相似之处”——因为美国所孵化出的各种类型的产物彼此间都有天壤之别。
黛西家码头边的“绿灯”是贯穿全书的最为重要的象征。盖茨比首次出现时便与这盏绿灯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故事情节的逐步展开，我们便清楚地看出，这盏绿灯象征着已被盖茨比理想化了的恋人黛西。这盏绿灯是他至高无上的美好幻想的核心，绿灯所发出的“渺小、遥远”的光亮一直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这盏绿灯与小说结尾处“新世界的清新翠绿的乳胸”相互映照，使盖茨比的个人经历隐喻着整个美国的经历。
此外，“一般现在时”“历史现在时”（Historic Present Tense）与“过去式”的频繁交替使用，也具有“心理映射”（mapping）的艺术效果，使“往事”时时与现实紧密相连，通过不断自省反思，“鉴往知来”，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历史沧桑感和时代紧迫感，使艺术真实与时代精神跃然呈现在读者眼前。
这部小说以严密的结构布设、全新的叙事视角和诗一般的语言，精湛地表现了在美国现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创作主题——西部的理想主义和道德风尚与东部的精神荒芜和腐败风气所形成的矛盾冲突与对比观照（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来自美国西部，尼克在小说结尾处也返回了西部；故事的场景则设在美国东部）：具有独立人格、全凭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企图逃离物欲横流的现实而想回归天真纯朴的过去的无望努力，弱肉强食、冷酷无情的富人阶层的卑劣本性，外表美丽、内心空虚的女人的畸变心态，被金钱和地位所扭曲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对未来的敏感和希冀，还有“美国梦”的难以实现和梦想破灭后的痛苦与悲哀。《了不起的盖茨比》无论在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高度上，都堪称菲茨杰拉德最优秀的作品，是他为“爵士乐时代”和“美国梦”所作的一首无尽的挽歌。
由于政治上的过度滥用和商业炒作，“美国梦”已成为一个虚无缥缈、毫无实际意义的空话或笑谈。在众多的美国作家中，只有菲茨杰拉德最恰如其分地描绘了“美国梦”对人的信念和个性发展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菲茨杰拉德曾说：“这部小说的全部分量就在于，它表现了一切理想的幻灭，再现了真实世界的原本色彩。我们不必去考究书中事件和人物的真伪，只要它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诸多特征就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盖茨比就是这个民族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产物，而整个作品表明，“盖茨比”——就是美国。
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复杂的作家。尽管这部作品融合了现代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文学范式的诸多典型特征，并前瞻性地运用了诸多颇具后现代派特色的写作手法，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思想体系或学派，也不属于任何文艺思潮或流派，甚至不属于“迷惘的一代”或“流亡海外派”（Expatriatism）。
衡量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永恒性，以及它是否会对其所处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对在同样文化背景中从事文字创作的后来者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或给之留下何种印象。从这个角度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中留下的印迹可能比任何作品都要深刻，效仿或引用它的作品数量和品种之多，足以形成一个文类，即“盖茨比小说”——美国文学中没有哪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像盖茨比这样赫赫有名、家喻户晓。如同菲茨杰拉德一样，盖茨比的形象以及他所存在的这部作品，如今已成为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组成部分。
比尔·盖茨在《我最喜爱的10本书》中说道：“这是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一本小说。我和梅琳达都很喜欢书里的一句话，我们甚至把这句话写在了家里的墙上：‘他的梦想看起来离他如此之近，他几乎无法错过它。’”
从史学角度说，美国发展史堪称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史的范例；从文学角度说，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堪称全面展示他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形态和精神结构的史学著作，这也是他被称为“爵士乐时代”杰出编年史家的原因之一。评论家们认为，解读他的作品必须以真实了解相关文化背景为前提，如同解读莎剧《哈姆雷特》必须具备相关历史知识一样。对历史的理解和准确把握无疑是文学创作和解读文学作品的前提，也是文学作品获得永恒的生命、拥有崇高地位的必要条件，因为文学向来是生活和时代的审美反映。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表现了他对现实社会和时代特征整体性的透视和评价，揭示了整整一代人的生存意识、审美取向和伦理思考，凝结着真实的历史可感性和厚重的时代精神。一个具体场景的展现，即可烛照出这一代人的整体面貌，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艺术张力。
大半个世纪以来，菲茨杰拉德经历了从一举成名到盛极而衰，复兴，直至最后走向巅峰的过程。这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有学者称之为“菲茨杰拉德现象”。透过这一现象，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成为经典”（canonization）的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还可窥见20世纪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走向。这一现象留给我们的还有无尽的思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探索。
吴建国
那就戴上那顶金帽子吧，
倘若那样能打动她；
倘若你蹦得高，
蹦得高也是为了她，
要蹦到她高叫着：“心上人啊，
戴金帽、蹦得高的心上人，
我一定要把你拿下！”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
此书再次
献给
泽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