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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觉是，创造性的概念同健康、自我实现、完满的人的概念似乎越来越接近，而且可能最终会变成同一个东西。
另一个我觉得有可能的结论（尽管我对事实还不太确定），就是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对人进行教育）在培养更好的人方面尤为重要，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过了这种教育对于艺术家的培养或对艺术品的造就。假如我们对人类的教育目标有清晰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成长为完满的人，朝向实现他们潜能的方向前进，那么据我所知，目前唯一可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教育就是艺术教育了。我之所以想到艺术教育，不是因为艺术能产生像图画一样的产品，而是因为我认为艺术教育可能会成为一切其他教育的范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边缘化、可有可无。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并尽力去做，使艺术教育突破我们对它的怀疑，那么有一天我们就有可能用艺术教育的方式来教算术、阅读和写作。我认为艺术教育可以用来指导所有教育。这就是为什么我对艺术教育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它似乎是一种有潜力的好的教育。
我对艺术教育、创造性、心理健康等方面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深深地感到历史发展的节奏出现了变化。在我看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时刻，现在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得多，比如让我们想一想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和技术进步的急剧发展吧。很显然，这需要我们改变对人类的态度，以及对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更直接地说就是，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类。我觉得与20年前相比，今天我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怀特海（Whitehead）、柏格森（Bergson）等人的观点，他们强调世界是一种流变、一种运动、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当今的这种变化和运动要比1900年，甚至1930年都要显得更加突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一个不会停滞不前的世界里。我甚至可以对教育界说：讲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很快就会过时！讲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很快就会被淘汰！就连工科学校也被这种认识弄得四分五裂了。拿麻省理工学院来说，教授们已经不再仅仅通过给学生讲授工程学来使他们获得一系列技术了，因为实际上这些教授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技术现在都已经过时了，比如今天学习怎么制造马车鞭子已经毫无用处了。据我所知，如今一些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所做的，是放弃过去久经考验的那些教学方法，而从对人的培养方面去进行尝试，他们尝试着培养出能够适应变化，喜欢变化，能够即兴创造，能够有信心、力量和勇气去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的人。
今天似乎一切事情都在改变，国际法在变，政治在变，整个国际舞台在变。人们在联合国里所谈论的话题可以穿梭于世纪之间。比如某个人谈到了19世纪的国际法，另一个人用不同时代的不同法则去对他进行回应，两人讲的东西完全不同。事情就是变化得如此之快。
回到我的题目上来，我所谈论的是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成一种新的人，这种新的人不需要让世界保持平静，不需要冻结世界从而使世界保持稳定，我们不需要做我们父辈所做的事，我们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即使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我们也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即兴地应对一切。这意味着成为一种新的人类，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赫拉克利特式的人类。能够造就出这种人的社会将会得以存在，否则就将灭亡。
你们会注意到我非常强调即兴和灵感，而不是从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和创造性活动的角度来谈创造性。事实上，我今天根本不会从成品的角度来探讨它。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从我们对创造性和有创造性的人的心理分析中能够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区分原发的创造性（primary creativeness）和继发的创造性（secondary creativeness）。原发的创造阶段或灵感阶段必须与灵感的运用和发展阶段相分离。这是因为后一个阶段虽然强调创造性，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非常依赖于单纯的艰苦作业，依赖于艺术家的自律，艺术家可能会花半辈子的时间来学习使用工具、技术和材料，直到最终准备好充分地表达他所看到的东西。我敢肯定，很多人在半夜醒来都会有灵感乍现的感觉，会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写一部什么小说、戏剧、诗歌或者其他的东西，但大多数灵感都没有实现。灵感多如牛毛。灵感和最终作品之间还有一个过程，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项很庞大的艰苦工作，它包含了高度的自律，海量的训练，无数次的练笔、实践、审核、反复修改，等等。继发的创造性伴随着单纯的劳作和自律，正是这种创造性使最终作品得以产生，如伟大的画作、伟大的小说、桥梁、新的发明，等等，而这种单纯的劳作和自律还依赖于坚定、耐心、勤奋等美德，同时也依赖于个性中的原发创造性。因此，为了保持整个创造阶段的纯粹性，你可能会说，虽然我意识到大多数灵感都不会实现的事实，但我似乎仍然有必要专注于第一次灵感闪现时的即兴创造，暂时不要担心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这个创造性的灵感阶段，最佳的研究对象是儿童，因为他们的创造性和发明力往往不能用他们能产出什么来定义。比如，当一个小男孩发现了十进制，对这个男孩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灵感乍现和高创造性的时刻，我们绝不应该因为一些先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是对社会有用的、新颖的或之前没人想到过的，等等，就对这样的创造性时刻置之不理。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自己决定不以科学的创造性作为范例，而是使用其他的例子。目前正在进行的很多研究都把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作为了研究对象，他们的创造性已经获得过证明了，这些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伟大的发明家，等等。问题是，如果你认识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标准有问题，因为从整体上来说，科学家们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有创造性，其中包括那些曾经有过发明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促进人类知识进步的相关学说的人。实际上，这一点并不太难理解。这一发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科学的本质，而不是关于创造性的本质。我甚至可以调侃地说科学是一种技术，凭借这种技术，那些没有创造性的人也可以进行创造。这绝不是在取笑科学家。在我看来，科学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它可以迫使能力有限的人类为伟大的事业服务，即使他们自己不是伟大的人。科学是一种技术，是一种社会化的、制度化的技术，在这种技术的引导下，即使是不够聪明的人也能在知识的进步中发挥作用。这是我对科学所做的最极端和最激烈的评价。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无法挣脱历史的怀抱，站在如此多前人的肩膀上，他就像是一个庞大的篮球队当中的一员，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员，这种情形会掩盖他个人的缺点，使之不会显露出来。他通过参与一项伟大而值得敬重的事业而变得受人尊敬和崇敬。因此，当他有了一些发现时，我会觉得他的发现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是一种人际合作的产物。即使他没有做出这一发现，很快也会有其他人去发现。因此，在我看来，选择科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即使他们已经有所创造，也不是研究创造性理论的最好方式。
我还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实际上我们一直使用的所有关于创造性的定义、我们使用的大多数创造性的例子，在本质上都是男性或男性化的定义以及男性或男性化的产物，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从根本意义上研究创造性。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女性的创造性，从语义上将男性产出的作品定义为是有创造性的，而忽略了女性的创造能力。近来通过我对高峰体验的研究，我发现女性的创造性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较少涉及产出物，较少涉及成就，而更多涉及的是过程本身，涉及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明显的胜利和成功的顶峰。
这就是我所要谈论的问题的背景。
我现在试图解开的这个谜是通过观察发现的，有创造性的人在创造性狂热的灵感阶段会丢掉过去，不思未来，只活在当下。他在那里，完全沉浸、着迷和专注于现在，沉湎于当前、此时此地、手中的事情。或者用西尔维亚·阿什顿-沃纳（Sylvia Ashton-Warner）的《老处女》（ The Spinster ）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这种场景，这位专注于教给孩子们一种新的阅读方法的老师有一句完美的话——“我完全迷失在当下。”
这种“迷失在当下”的能力似乎是任何一种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其实不管在何种领域中，创造性的某些先决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这种永恒，无我，置身于空间、社会和历史之外的能力有关。
这种现象像是一种程度更弱的、更世俗化的、更常出现的神秘体验，这种神秘体验常常被提及，以至于变成了赫胥黎所说的长青哲学（The Perennial Philosophy）。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它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它的本质总是能够被辨认出来——但它的本质是不变的。
它总是被描述为自我的消失，有时也被描述为自我的超越。这里有一种与被观察到的现实（我应该更中立地说，和手中的事情）的融合，一种二重性合而为一的感觉，一种自我与非自我的融合。通常来说，这是一种对隐藏的真理的觉察，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一种真实性的暴露，最后，几乎总是如此——这整个体验是令人感到极乐、心醉、着迷、狂喜的。
这种震撼的体验常常被认为是超越人的，超越自然的，比任何人类能够想象得到的事物都要伟大得多，所以它只能被认为是由超越人类限制的原因所导致的。这种“启示”（revelations）常常是各种“启示”宗教的基础，有时是唯一的基础。
然而，即使是这种最非凡的体验，现在也被带入了人类经验和认知的领域。我研究我所说的高峰体验，玛格哈妮塔·拉斯基（Marghanita Lask）研究她所说的狂喜的状态，我们的研究彼此独立又不谋而合，说明这些体验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容易进行探索的。那些最大化实现了自我的人，他们已经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成熟和发展，总之他们是最完满的人，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对创造性以及充分发挥功能的人的其他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高峰体验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对手中的事情完全着迷，沉湎在当下，超然于时空。在我看来，我们从高峰体验的研究中所学到的很多东西，都可以促进对此时此地的体验和创造性的态度的深刻理解。
如果努力去回忆的话，几乎所有人都能记起自己曾有过的那种心醉神迷的时刻，尽管如此，对我们而言其实没有必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罕见而极端的体验中。高峰体验有一些最简单的形式是我们更常拥有的，即被任何有趣的事物所吸引而表现出的入迷、专心和全神贯注，这里我指的不仅是陶醉于伟大的交响乐或悲剧，也可以是被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或侦探故事所吸引，或者仅仅是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从这些我们都有过的普遍而熟悉的体验出发是有一定好处的，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一种直接的感觉、直觉或共鸣。也就是说，这其实是华丽的“高级”体验的一种温和朴素的变式，而我们能够获得关于这种变式的直接经验。最主要的是，这样就可以避免像通常我们所做的那样，用一些浮夸、晦涩和极具隐喻性的词汇来描述高峰体验。
那么，在这些时刻会发生什么呢？
放弃过去。 看待当前问题的最佳方式是把你所有的认识搁在一边，去研究它和它的本质，感知它内在固有的相互关系，从问题本身发现（而不是发明）问题的答案。这也是鉴赏一幅画或在治疗中倾听一位病人的最好方法。
另一种方法仅仅是把过去的经历、过去的习惯、已有的知识打乱重组，以找出当前的情况在哪些方面与过去的某些情况相似，即，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把过去解决类似问题的有效办法用于现在。这就像档案管理员的工作。我把它叫作“标签化”（rubricizing）。只要现在的情形和过去类似，这种方法就很有效。
但很明显，一旦当前的问题与过去的不同，这种档案管理式的方法就不起作用了。当一个人面对着一幅不知名的画时，他匆匆回顾他的艺术史知识，想记起他以前是怎么反应的。这个时候他几乎是没有在看那幅画的。他所需要的只是搜索到相应的名字、风格或内容，以便能够迅速进行推算。然后，如果过去的经历和知识告诉他应该欣赏，他就欣赏；如果告诉他不应该欣赏，他就不去欣赏。
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过去是一个无生气的、未消化的异物，是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东西。这种过去不是这个人本身。
更准确地说，只有当过去重新塑造了人，并被现在的人所消化吸收时，它才是活跃的、有生命的。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人以外的东西，与人相异的东西。它现在变成了人（并失去了自己作为一种相异物的身份），就像我以前吃过的牛排现在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而不是牛排。被消化的过去（经过了吸收）与未经消化的过去是不同的。这就是卢因（Lewin）所说的“与历史无关的过去”（ahistorical past）。
放弃未来。 我们常常不是为了利用好现在而生活在现在，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往往是在为将来做准备。想想看，在谈话中，当对方说话时，我们有多频繁地摆出一副在倾听的面孔，心里却偷偷地准备我们要说的话，反复打着腹稿，或许还谋划着反攻。但如果你知道你将要在五分钟内对我说的一番话做出评论，你现在的态度应该就不会是这样了。所以你看，要当一个好的、全身心投入的倾听者是多么不容易啊！
如果我们全身心投入地在听或看，我们就放弃了这种“为未来做准备”的方式。我们不只是把现在当成一种达到未来目标的手段（从而贬低现在的价值）。很显然，这种对未来的遗忘是全身心投入当下的先决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忘记”未来的一个好办法就是不要对未来充满忧虑。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意义上的“未来”。还有一种未来，它属于我们当前自我的一部分，处于我们自身内部，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
纯真。这指的是一种感知和行为的“纯真”，这通常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人才具备的品质。他们在各种情形之下都能真实地袒露自己，不矫揉造作，不好高骛远，在他们心里没有“应该”怎样或“必须”怎样，他们不盲目追随潮流，不拘泥于固定的行为模式、教条、习惯，对于什么是适当的、正常的、正确的，没有先入为主的想法，随时准备好接受任何可能发生的事而不会惊讶、震恐、愤怒或拒绝。
孩子们更容易接受这种无所求的方式，明智的老人也是如此。如此看来，当我们变得专注于“此时此地”时，我们所有人也都能在这种方式中变得更加纯真。
意识变窄。 当我们全身心投入于当前手中的事情时，我们对其他事情的意识就会减少（不那么容易分心）。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他人的存在，对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结，对我们自己的义务、责任、恐惧、希望等这些东西的觉察都会减弱。我们变得更自由了，这反过来意味着我们变得更自我了，呈现出了真实自我（即霍妮所说的Real Selves）、本真的自我和真正的本性。
我们与真实自我疏远的最大原因是我们与他人之间有着神经症性的纠缠，这是源于童年时代的历史遗留，因为非理性的移情而导致的过去与现在混淆不清，以及成年人表现得像个孩子。（顺便说一下，孩子表现得像个孩子是可以的，因为孩子对他人的依赖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毕竟所有孩子都应该要长大成熟。如果一个人已经从孩子成了大人，而他的父亲也已经去世了20年，这时他还会害怕父亲会说什么或做什么，这就肯定是不合适的了。）
总之，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变得更加不受他人的影响。因此，虽然这些影响曾左右着我们的行为，但在这样的时刻它们就不再起作用了。
这意味着摘下面具，停止为了想要对他人施加影响，想要给他人留下印象，想要讨好他人，想要变得可爱，想要赢得赞许而做出的努力。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没有观众，我们就不再是演员。不需要去表演，我们将能够忘我地投身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中。
自我的消失：忘我及自我意识的消失。 当你完全沉浸在非我之中时，你会变得较少在意自己，较少有自我意识，你不太可能像一个旁观者或评论家那样观察自己。用心理动力学的语言来说，你会比平时更少地游离在观察的自我（self-observing ego）和体验的自我（experiencing ego）之间，也就是说，你会更接近于全部的体验自我（你会逐渐失去青少年式的害羞和腼腆，更少感知到被人注视的那种难堪，等等）。这反过来又意味着一个人更统一、更完整、更整合。
这也意味着对体验少一点吹毛求疵、修正和评价、选择和拒绝、判断和权衡、分解和分析。
这种忘我是发现一个人的真实身份、真实自我、真实本性、最深层本性的途径之一，它几乎总是能够让人感到愉快和满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需要像佛教徒和东方思想家谈论心性那样走得那么深远，但他们所说的确实有些道理。
（自我）意识的抑制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候是具有抑制作用的。它有时是怀疑、冲突、恐惧等的根源，有时会损害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有时会抑制自发性和表现力（但观察的自我对治疗来说是必要的）。
然而，某种自我意识、自我观察、自我批评——即观察的自我——对于“继发的创造性”来说是必要的。以心理治疗为例，自我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对进入意识领域的体验进行批判的结果，这就是治疗中那个观察的自我在起作用。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有许多的感受，但他们不能在治疗中利用起来，他们总是在体验很多东西，却不会“自我观察和批评”。创造性工作也是如此，在“灵感”阶段之后，还需要有纪律的建设劳动阶段，才能够最终成就一项创举。
恐惧的消失。 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我们的恐惧和焦虑也会趋向于消失，同时，我们的抑郁、困惑、矛盾、烦恼、问题，甚至身体的疼痛也会趋向于消失，甚至我们的精神病和神经症（如果它们不那么极端，不会妨碍我们全身心投入手中的事情的话）也会暂时地消失。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勇敢和自信的，没有害怕、焦虑、神经质和病态。
防御和压抑的减弱。 同样，我们的压抑也会趋向于消失，还有我们的警惕、（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防御，对冲动的控制，以及对危险和威胁的防御也会减弱。
勇气和力量。 创造性的态度既需要勇气，也需要力量，大多数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都发现，在这类人身上具有某种勇气：顽强、独立、自给自足，有一种傲气，个性中有一种力量，拥有自我的力量，等等。与之相比，一个人的声望则显得较为次要了。恐惧和软弱会让人丧失创造性，或者至少会削弱创造性。
在我看来，当我们把勇气和力量看作此时此地的忘我和忘他现象的一部分时，我们似乎就能更好地理解创造性中的勇气和力量了。这种状态在本质上意味着较少的恐惧和压抑，较少对防御和自我保护的需要，较少的戒备，较少的矫揉造作，较少害怕嘲笑、羞辱和失败。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忘记自己和忘记外在观众的一部分。专注可以驱除恐惧。
或者我们可以更肯定地说，变得更加勇敢会让我们更容易被那些神秘的、不熟悉的、新颖的、不明确和矛盾的、不寻常和意想不到的东西所吸引，而不是陷入多疑、恐惧、警惕，或不得不使用防御机制来缓解焦虑的境地。
接纳：积极的态度。 沉浸在此时此地以及忘我的状态下时，我们会倾向于变得更“积极”而更少消极，我们会放弃吹毛求疵（如校正、挑剔、修改、怀疑、改进、质疑、拒绝、判断、评价等）。这就好像我们是接纳一切的，不会有拒绝或不同意，也不会有带着选择的挑挑拣拣。
不去阻碍我们手中的事情，这意味着让它自然流入我们的身体，让它随着它的意愿恣意蔓延，让它成为它自己。我们甚至可以去认同它本来的样子。
从谦逊、不干涉、接纳的意义上来说，这种状态很有一种道家的味道。
信任vs.追求、控制、争取。 以上所说的一切暗含了一种对自我的信任和对世界的信任，它允许我们暂时放弃竭力争取，放弃意志和控制，放弃有意识的应对和努力。要让自己顺从于手中事情的本质，那么此地此时必然就意味着放松、等待和接纳。那种要努力去掌握、支配和控制的做法与对物体（或问题，或人）的真正感知和顺应是相对立的。涉及未来的问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相信自己在未来面对新奇事物时具有即兴发挥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信任里包含着自信和勇气，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无所畏惧。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对我们自己面对未知未来的信任是使我们能够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转向现在的一种条件。
（一些临床上的例子可能会有助于说明问题：分娩、排尿、排便、睡觉、漂浮在水中、性的享受，等等，这些自然而然的事情都是在放松、信任、自信的状态下发生的，这其中没有紧张、力求和控制。）
道家式的接纳。 道家式的和接纳，这两者都意味着很多东西，这些东西都很重要，但同时也很微妙，很难表达，除非运用修辞手段来进行阐释。许多作者在探讨创造性时，都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描述过创造性态度中所具有的所有精细微妙的道家属性。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这些人都一致认为，在创造性的初始或灵感阶段，一定程度的接纳或不干涉或“任其发生”，是一种可被描述的态度，同时，从理论上和动力学上来说这种态度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接纳或“任由事情发生”的态度与当下的沉湎与忘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以艺术家对材料的尊重为范例，我们可以说这种对手中的事情的尊重是一种谦恭或敬意（不受控制意志的干扰），类似于“认真对待它”（taking it seriously）。这就相当于把手中的事情作为一种目的，作为它本身，尊重它本身的存在，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它自身以外的其他目的的手段（不把它作为达到一些外在目的的工具）。我们尊重它的存在，这意味着它是值得尊重的。
这种谦恭或尊重在对待问题、物品、情境或人的时候是同样适用的。这就是作家福利特（Follett）所说的“顺从（让步、屈服）于事实所具有的权威和情境中的规律”。我们可以从允许它做它自己，逐渐延伸为一种充满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愉悦的渴望，就像对待我们的孩子、情人、树木、诗歌、宠物那样，渴望他（它）作为他（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感知或理解手中的事情是必需的，它有助于获得关于当前问题的全貌，以及关于问题的本质和属性的信息，这其中无须任何多余的帮助，我们无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这就好比当我们想要听清他人的低声耳语就必须安静下来一样。
这种对他者的存在的认知在第9章中将有充分的说明。
存在性认知者的整合vs.分离。 在创造性活动中，创造者通常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行动，他全身心扑在令他着迷的事情上，那时的他是最完整的、最统一的、一体化的、全然的、高度组织化的。因此，创造性是系统化的，即它是一个人的整体性或完形特征的体现，而不是像一层涂料或入侵的细菌那样是附着在机体上的外来物。它与分离有着相反的意义。此时此地的全部意味着更少的分离（分裂）和更多的统一。
沉浸于初级过程。 人的整合过程中，有一部分任务是无意识和前意识内容的恢复，尤其是初级过程的（或诗意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老的、天真的）心理内容的恢复。
我们的理智是意识层面的，它太善于去分析，太理性，太过于关注数字、原子论、概念等这些东西，并因此忽略了很多真实性，尤其是关于我们自身的真实性。
审美感知而非抽象化。 抽象化是更具有行动性和干扰性的（少了一些道家色彩），与诺斯罗普（Northrop）的美学态度（以一种不干涉、不侵扰、不控制的方式去品味、享受、欣赏、关怀）相比，抽象化是更具有选择性和拒绝性的。
抽象化的最终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表、设计图、连环画、概念、概括化的草图、模型、理论体系等，所有这些都离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就像“地图并不是领土本身”）。审美感知和非抽象化的最终产物是知觉的全部内容，其中每一分所得都得到同等程度的欣赏，不存在孰轻孰重这样的评价。在这里，我们追求的是更丰富的感知，而不是更大程度的简化和概括。
对许多糊涂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说，公式、概念或设计图已经变得比现象学的现实本身更加真实了。幸好我们已经明白，具体与抽象之间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充实的，因此没有必要再贬低其中之一了。就当前的情况而言，我们这些西方知识分子太过于用抽象化的方式来看待现实，现在应该调整一下我们的天平，也强调一下那些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去感知现象本身所包含的整体和细节，去感知现实的丰富性，包括感知它无用的那部分。
完全的自发性。 如果我们完全专注于手中的事情，着迷于它本身，不带有其他目标或目的，那么我们就更容易拥有完全的自发性，完全发挥我们的功能，让我们的能量以一种本能一般的、自动的、不带思考的方式从身体内部自如地流出，不用刻意地努力，没有有意识的意志或控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完全彻底、不受阻碍、有条理的行为。
如何组织和适应手中的事情，这主要取决于这件事的内在性质。当我们遵从事物的内在性质时，我们的能力就能最完美、最迅速、最轻松地适应情境，并随情境的变化而灵活变化，就像画家不断地适应绘画发展的需要，像摔跤手适应对手，像一对娴熟的舞者相互协调配合，像流水填满裂缝。
充分表达（独特性）。 完全的自发性保证了功能自由的机体能够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本性和风格。自发性和表达这两个词，都意味着诚实、自然、真实、不矫饰、不模仿，等等，因为这两个词同时也意味着行为的非工具化，不去故意地“尝试”，不做刻意的奋斗或努力，不阻止内心深处涌出的冲动和自由的发散性表达。
现在唯一的决定因素就是眼前问题的内在本质、当事人的内在本质，以及这二者相互调和适应的内在需要，由此去达成一种融合、一种统一，就像一支优秀的篮球队或者一个杰出的四重奏乐团那样。这种融合之外的一切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融合和统一的情境不是达到任何外在目的的手段，它自身即是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 我们以人与他的世界的融合作为终点，这种融合常常是创造性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且我们现在有理由认为它是一个必要条件。我认为，我一直在拆解和讨论的这个相互关系的网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这种融合理解为一种自然的事件，而不是某种神秘、晦涩、深奥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种关系理解为一种同构、一种相互塑造、一种越来越融洽的相互配合或互补、一种熔化而成的整体，那么它甚至是可以被研究的。
这让我更加理解了日本画家葛饰北斋（Hokusai）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画一只鸟，你必须成为一只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