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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并不会涉及这个主题的所有方面，而是选择其中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部分原因是我一直在就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认为它们特别重要，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们曾被忽视。
如今，神经症一方面被公认为是一种可描述的病理状态，是医学模型中的一种疾病；另一方面我们也学会了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它，把它看作一种趋向健康和完满人性的笨拙探索，它以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前进，既涉及现在，也涉及未来，一路伴随它的是恐惧而非勇气。
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证据（主要是临床证据，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类型的研究证据）都表明，几乎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每一个新生婴儿，都有一种趋向于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趋向于成长和实现自身潜力的冲动。然而令人悲伤的是，只有极少部分人能够真正实现它。即使在这个地球上最幸运的社会里，也只有一小部分人实现了自我认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发展出了完满的人性，达到了自我实现，等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悖论：我们有趋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为什么人性的充分发展却不常发生呢？是什么阻碍了它？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人性问题时的新态度，我们赞赏它的极大可能性，但同时也因这些可能性很少被实现而深感失望。这种态度与“现实主义”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接受一切发生的事情，并将其视为一种常态，就像金西（Kinsey）所做的那样，或者像今天的电视民意调查员所做的那样。在现实主义态度下，我们倾向于从描述性和价值无涉的科学角度去理解这种常态，我们会认为这些常态或均值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状态，因此我们应该满足于这种状态。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常态”更像是一种疾病、缺陷或发育不良的状态，因为我们与他人共同拥有这种状态，因而不会注意到它有什么不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用过一本旧时的变态心理学教科书，那是一本很糟糕的书，但卷首的插画却非常精彩。那页的下方是一排婴儿的图片，粉嘟嘟的，甜美喜悦，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上方是一幅许多乘客在一列地铁车上的图片，死气沉沉，灰头土脸，郁郁寡欢，愁眉苦脸。下面的说明文字非常简单：“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个问题，正是我所谈论的问题。
我还应谈谈针对这个问题我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我以研究的策略与方法、研究的准备为引领，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即校验、检测，使之更加精确，并观察是否的确如此，直觉是否正确，等等）为出发点，去阐释所有的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以使我们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为了这样的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想简要地提出一些与本章内容相关的理论观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即关于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是和应该之间的关系，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关系——对于那些自古以来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对此他们至今还没有多大进展。我想提供一些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古老哲学难题的思考，也许你会说，它是应对困境的一种新的思路。
在此我想到的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一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一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也就是说，事实往往以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式指向一个方向，即事实是矢量的。事实不会像一块煎饼一样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像是路标，指示你该做什么，给你建议，把你推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事实在“呼唤”，在需要，它们甚至具有格式塔心理学家柯勒所说的“需求性”（requiredness）。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有了足够充分的认识，我们就更会知道该怎么做。这种充分的认识常常会引领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当我们面临行动抉择的时候，这种充分的认识会从道德和伦理上给我们帮助。例如，我们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共同经验是，随着人们有意识的“认识”越来越多，他们在解决问题和做选择时就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得心应手。
我的意思是，有些事实和词汇本身既具有规范性，又具有描述性。我称它们为“融合词”（fusion-words），意思是事实和价值的融合，这其中还有一部分要做的工作就是解决“是”和“应该”的问题。
在做这类工作时，我想我们都向前迈进了，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以一种坦率的规范化方式在谈论问题，例如我们会直接问：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健康的？我以前的哲学教授，他至今仍然如父亲那般慈爱地对我，而我也像晚辈一样地尊敬他。有一次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担忧，温和地责备我不应该以漫不经心的方式对待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他在信中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这些问题背后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思想，而你却在这层薄冰上轻松随意地滑行。”我记得在回信中我试着向他解释，我说，我这样的做法确实是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式，这是一个科学家的研究策略的一部分，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滑行在过去的哲学难题上。从策略层面考虑，要提高对哲学问题的认识，我就必须要有一种“坚定的纯真”（determined naïveté）的态度。我想我们现在就持有这种态度。我曾经觉得谈论正常与健康、什么是好的与什么是坏的这类问题会很有启发性，因而没什么不妥的，但其实我却常常因此变得非常武断。我做过一项研究，用一些好的画和不好的画作为测试材料，我在脚注里一本正经地写道：“在这里，好的画指的是我喜欢的画。”问题是，别人的看法却并不一定是这样。对健康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等这类人群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稳步的发展，从公开的规范化和坦率的个人化，一步一步地趋向用描述性的、客观的词汇去阐释，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标准化的测量自我实现的工具。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对自我实现进行操作性定义了，就像过去对智力下定义一样。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目前是可以通过测量工具测出来的。它与各种外部变量密切相关，并且更多的相关意义也在不断积累。因此，我觉得从“坚定的纯真”这种态度出发是正确又合理的，过去我凭借个人直觉直接看到的大部分东西，现在都正在被数据、表格和曲线所证实。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看看“完满的人”（fully human）这个融合词。与“自我实现”的概念相比，这个词的概念既保留了规范性的一切含义，而且还更加具有描述性和客观性。我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从对直觉的探索走向越来越多的确定性、可靠性以及外部验证，反过来，这又意味着这个概念的科学效用和理论价值也在逐渐增加。这种说法和思维方式是我在大约15年前受到罗伯特·哈特曼（Robert Hartman）的价值论著作的启发而形成的，哈特曼把“好”定义为一个特定对象实现其定义或概念的程度。这使我想到，也许为了研究的目的，人性的概念可以变成一种定量的概念。例如，我们可以用列举条目的方式对“完满的人性”（full humanness）进行定义，我们说它是提炼的能力，运用符合文法规则的语言的能力，爱的能力，拥有某种特定价值的能力，自我超越的能力，等等。如果我们愿意，甚至可以把所有这些条目做成一份检查清单。这个想法或许会让人感到有点吃惊，但它却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为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们提供这样一个理论观点，即“完满的人性”这个概念既可以是描述性的、定量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比如“这个人比那个人更接近完满的人性”，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有更多的人性”。从我前面提到的意义来看，“完满的人性”是一个融合词，它具有客观的描述性，因为它不涉及任何我个人的愿望、品位、个性特点、神经性的功能失调，等等。要将我潜意识中的希望、恐惧、期待这些东西排除在“完满的人性”这个概念之外，要比将它们从“心理健康”这个概念中排除容易得多。
如果你曾经想要给心理健康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健康或正常下定义，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很容易诱导你投射出你自己的价值观，最后你会让其成为一种自我描述性的定义，或是你自己喜欢的定义，或是你认为别人会喜欢的定义，等等。你不得不持续与这种倾向对抗，你会发现，在这样的工作中保持客观虽然是有可能的，但是相当困难，而且即使你做到了，你也不能百分百地确信。你有没有遇到过抽样误差？如果你是根据你的个人判断和诊断来选择调查对象的话，那么与不带入个人情感的选择标准相比，这时你会更容易出现抽样误差。
显然，相较于纯粹的规范性词汇而言，融合词是一种科学的进步，同时也避开了这样的陷阱——认为科学必须是价值无涉的、非规范性的、不涉及人的。融合的概念以及融合词使得我们能够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以现象学和经验为开端，向着更可靠、更有效、更自信、更精准、更能与他人分享和达成共识的目标前进。
另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融合词，如：成熟的、进化的、发展的、发育受阻的、残缺的、功能完善的、优雅的、不合适的、不得当的，等等。此外，还有许多词不那么明显地融合了规范性和描述性两个方面。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习惯于把融合词视为规范的、正常的、普通的和主要的词。那时，纯粹的描述性词汇和纯粹的规范性词汇就会被认为是边缘词和不常见的词。我相信，这将成为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这种世界观现在正迅速形成一种结构化的形式。
首先，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概念（如社交能力、人的效能等）太过于远离心理内部，不能充分说明意识的性质、心理内部的或主观的能力，如欣赏音乐、冥想和沉思、享受各种滋味、敏感地感受心灵的内在，等等。一个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谐相处的能力，可能与他的社交能力或现实胜任能力是同等重要的。
然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从理论的精确性和研究策略的角度来看，这些概念与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清单相比，没有那么客观和可量化。
我还想补充的是，我认为这些模型与医学模型不是对立的，没有必要将它们彼此分开。人性从多到少是一个连续体，医学上的疾病会削弱人类的能力，因此任何疾病不过是处在这个连续体的某个位置上。当然，尽管医疗疾病模型对于肿瘤、细菌入侵、溃疡等疾病而言是必要的，但对于神经症、人格或精神障碍等疾病而言，它显然是不够完善和充分的。
与使用“完满的人性”来代替“心理健康”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使用“人性的萎缩”（human diminution）来代替“神经症”（neurosis）。实际上，“神经症”已经是一个彻底过时的词了。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类的能力和可能性的丧失或尚未实现，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定量的问题。此外，人性的萎缩更容易通过对外显的行为进行观察而获得，这就使得研究它比研究焦虑、强迫或压抑这些内在体验更简单。人性的萎缩把所有标准精神病学上的分类都放在了一个连续体上，包括源于贫穷、剥削、不良教育、奴役等的所有发育受阻、缺陷和抑制，来源于经济优越者的病态价值观、存在性的障碍、人格混乱，等等。它很好地处理了由药物成瘾、精神变态、专制主义、犯罪等导致的种种萎缩，以及其他不能被归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的种种萎缩（像脑瘤之类就是属于医学意义上的疾病）。
这是一种远离医学模式的激进举措，一个早就应该采取的行动。严格地说，神经症指的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不再使用这个已经被废弃了的词。此外，说神经症是一种“心理疾病”，实际上是把神经症归到了与溃疡、病变、细菌入侵、骨折等相同的一个医学大范畴下。然而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最好是将神经症看作精神障碍的一种，它与这样的一些特征有关：意义的丧失，对人生目标的怀疑，对失去的爱的悲伤和愤怒，消极看待人生，失去勇气或希望，对未来丧失信心，讨厌自己，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在被荒废，对快乐或爱不抱希望，等等。
这些都是与完满的人性相远离、与人性的全面发展相远离的弱点。它们对于人性过去或未来的可能性而言，是一种损失。物理和化学的保健预防法对于了解其心理发病机制显然有一定的用处，但这些方法与强大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哲学、价值论以及家庭等方面的决定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从这种心理的—哲学的—教育的—精神的趋向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些重要的好处。尤其是它促进了我们对生物基础和本质构成基础的正确理解，只有在这两者的牵引下，我们才可能去探讨以下问题——自我身份或真实自我、成长、揭示性治疗、完满的人性或萎缩的人性、自我超越，等等。简言之，我认为要帮助一个人走向完满的人性，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去了解这个人的自我身份。而这项任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要意识到这个人他作为一个物种的一员，从生理上、性情上、本质上来说他到底是什么，要知道他的能力、欲望、需求、使命，即什么是适合他的，他的命运是什么。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这种对自我的认识包含了一个非常必要的部分，那是一种包含了个体内在生物特征、“类本能”，以及个体的动物性和物种性的现象学。这就是精神分析的目的，即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动物欲望、需求、紧张、抑郁、好恶、焦虑，等等。霍妮对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的区分也体现了这一目的。这难道不是对一个人真实身份的主观判断吗？如果一个人不首先是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本质构成、他自己的功能、他自己所属的物种，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呢？（作为一个理论家，我很喜欢像这样把弗洛伊德、戈尔茨坦、谢尔顿、霍妮、卡特尔、弗兰克尔、梅、罗杰斯、默里等人的观点完美地整合在一起，也许斯金纳也可以被纳入这一多样化的队伍中来，因为我觉得他所列出的一系列对人起作用的“内部强化物”，与我提出的“类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层次”非常相似。）
我相信，即使在个人发展的最高层次，即一个人实现了自我超越，这种范式依然可以继续起作用。我相信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即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类本能特征。虽然这个价值论是我发现的，但我觉得可以将它归入“个人类本能本性的现象学”或“主观生物学”或“经验生物学”或诸如此类的范畴当中。
把人性的程度和定量放在一个单一的连续体上，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科学优势的。这个连续体不仅囊括了精神病学家和医生们所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还包含了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以及社会改革家所担心的其他一切问题。不仅如此，这个连续体甚至还涵盖了我们所知道的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健康，比健康还要更加健康的自我超越，神秘的融合，以及可能在未来才会揭示出来的人类本性的那些更高的可能性。
以这种方式思考对我来说至少有一个特别的好处，那就是使我的注意力敏锐地转向了我称为“冲动之音”（the impulse voices）的东西上，它类似于一种可称为“内部信号”（inner signals，或称内部线索、内部刺激）的东西。在我最初起这个名称的时候，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大多数神经症以及很多其他的心理失调问题中，个体的内部信号变得微弱，甚至完全消失（如重度强迫症患者），它没有被“听到”或不能被“听到”。最极端的情况就是那些体验不到意义感的人，他们如行尸走肉般麻木，内心空洞。这类人如果想要恢复自我，就必须要恢复对这些内部信号的持有和认知的能力，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人和事物，知道什么是令自己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什么时候应该吃饭、睡觉、排便、休息等。
体验不到意义感的人，缺乏这些来自内心的指示，缺乏这些真实自我的声音，他必须求助于外部的线索来获得指引，比如，他需要根据时间来决定是否吃饭，而不是遵从自己的食欲（他没有食欲）。他通过时钟、规则、日历、时间表、日程表，以及他人的暗示和提示来引导自己。
总之，我认为我所建议的将神经症解释为个人成长的一种失败，这种提法的特殊意义现在应该很明确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因为成长和发展受到了阻碍，因此个体无法成为他本来可以成为的样子，或者应该成为的样子。人类和个体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世界变窄了，意识也变窄了；能力受到了抑制。这样的例子诸如一个优秀的钢琴家不能在观众面前演奏，或者一个恐惧症患者不得不避开高处或人群。那些不能学习、不能睡觉、不能吃多种食物的人与那些失明的人一样，是被削弱的；认知能力受损，失去对快乐、欣喜或狂喜的体验 [1] ，不能胜任各种事务，不能放松，意志消沉，害怕担当——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萎缩。
我曾提到用“完满的人性”和“萎缩的人性”这两个更加实用、外显和定量的概念来代替“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这两个概念的一些好处，我相信从生物学和哲学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更合理的。但在我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还想指出的是，这种萎缩既有可能是可逆的，也有可能是不可逆的。例如，与一个和善的癔症患者相比，一个偏执狂发生可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当然，在弗洛伊德式的概念里，萎缩是受心理动力驱动的。在早期的弗洛伊德思想里，描述了冲动和防御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同理，萎缩也会导致各种结果和过程的出现，它很少以简单的描述方式完成或结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信号的消失不仅会导致各种防御过程，就如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精神分析取向的学者所描述的压抑、否认、冲突等，而且还会导致我早前强调过的应对反应（coping responses）。
当然，如果你遇到过真正冷漠的人，真正绝望的人，那些放弃希望、奋斗和抗争的人，你就会知道冲突本身其实是相对健康的标志。神经症是有希望的，它意味着一个受到惊吓的人、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一个自我形象低下的人，仍然会去追寻人类的遗产，以及作为一个人有权利得到的那种基本满足。你可能会说，这种趋向自我实现和完满的人性所做出的努力是胆怯和徒劳的。
萎缩确实有可能是可逆的。通常情况下，简单地满足需求就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对孩子而言。对于一个没有得到足够的爱的孩子来说，首选的治疗方法显然是尽最大可能地去爱他，把爱洒遍他的全身。从临床和一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个办法是有效的——尽管对此我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持，但我觉得十有八九会是这样的。尊重也是对抗无价值感的一剂良药。这当然引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医学模式上的“健康与疾病”被视为过时，那么“治疗”和“治愈”的医学概念以及权威的医生也必须被废除和取代。
我想谈谈安吉亚尔（Angyal）所说的逃避成长的众多原因之一，那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改善自我的冲动，一种趋向实现自身的更多潜能、自我实现、完满的人性（或任何你喜欢的名称）的冲动。假定如此，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停顿呢？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有一种对成长的防御是我尤其想说的，因为它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称之为“约拿情结”（the Jonah Complex）
。
在我自己的笔记中，我最初把这种防御称为“害怕自己的伟大”或“逃避自己的命运”或“逃避自己最好的天赋”。我曾想尽可能直率和一针见血地去强调一个非弗洛伊德式的观点，即我们既害怕自己最坏的一面，也害怕自己最好的一面，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害怕。实际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比我们展现出来的更优秀，我们都有未被利用的潜能或未被充分开发的潜能。我们很多人都在逃避自己的天命（召唤、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大自然、命运，甚至是偶然事件赋予我们的责任，就像约拿试图逃避他的命运一样（最终是徒劳的）。
我们害怕自己的最高可能性（以及我们的最低可能性）：我们通常害怕成为我们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美的条件下、在最勇敢的条件下所能呈现出的那个样子。在这样的高峰时刻，我们享受于，甚至震撼于在自己身上看到的那种神一般的可能性；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因为对此感到害怕、敬畏和恐惧而战战兢兢。
我发现向我的学生证明这一点很容易，只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班里有谁希望写出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谁今后想成为参议员、州长、总统？谁想成为联合国秘书长？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谁想成为像施魏策尔（Schweitzer）那样的圣人？你们中间谁将成为伟大的领袖？”通常来说，听到这些问题每个人都会开始咯咯地笑，脸红，不自在地扭动身体。然后我问：“如果不是你，那还有谁？”当然这就是事实。同样地，当我把我的研究生推向更高层次时，我会问：“你现在正在秘密计划写一部什么样的伟大著作呢？”然后他们通常会显得有些难为情，支支吾吾，试图以某种方式躲开我的问题。但为什么我就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呢？除了心理学家，还有谁会写心理学方面的书？所以我追问我的学生：“你不打算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吗？”“当然想。”“那么你接受的专业训练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沉闷或者不活跃的心理学家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可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路径。不，你一定想要成为一名一流的心理学家，成为一个你所能成为的最好的心理学家。但如果你有意不去做你能够做的事，那么我想提醒你，你的余生将会过得非常不快乐，你将逃避你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
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最高可能性感到矛盾，而且我认为，对于他人的最高可能性和人类的本性，我们也持有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甚至必然的冲突和矛盾心理。我们当然敬爱和钦慕善良的人、圣人、诚实的人、有道德的人、纯洁的人。但是，任何一个深入研究过人性底蕴的人，难道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圣人（或相貌出众的人、伟大的创造者、高智商天才，等等）怀有复杂且常常充满敌意的情感吗？这一现象不需要成为一个心理治疗师就能看得出来，我们把它称为“逆反性评价”（Countervaluing）。只要去读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大量这样的例子，甚至我可以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就找不出任何例外。我们当然会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美以及最终成功的人，然而，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羡慕或嫉妒，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常常使我们不再沉着、自制和自重。（尼采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这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到目前为止，我的印象是：最伟大的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身份，就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渺小，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要对我们造成这样的影响。如果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影响，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愚蠢、丑陋或自卑，那么每当这样的人出现时，我们就会倾向于用投射来回应。也就是说，我们的反应就好像是他们试图让我们感到自卑，把我们当成攻击的目标。因此，我们对他们产生敌意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我看来，自觉意识似乎可以帮助我们避开这种敌意。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尝试对自己的逆反性评价（你无意识的恐惧以及对真、善、美的人的仇恨），进行自觉意识和自我分析，你就很有可能不再对他们怀有恶意。另外，我还推断，如果你能学会更纯粹地去爱别人的最高价值，这可能会使你以一种不那么害怕的方式去爱自己身上的这些品质。
与这一动力相结合的是对神圣的敬畏，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对此有精辟的描述。再结合伊利亚德（Eliade）的“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观点，我们会更加意识到恐惧（恐惧与神或神圣事物进行直接对抗）的普遍性。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大多数没有文字的社会也有禁忌的场所或物品，因为它们太神圣，因此太危险。在我的《科学心理学》一书的最后一章中，我也给出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大多来自科学和医学上的“去神圣化”和“再神圣化”，我尝试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对这些过程进行解释。它们大多来源于对至高和至强的敬畏。（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敬畏是内在的、合理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无法得到“治疗”的。）
我的感觉是，这种敬畏和恐惧不一定只是负面的（令我们逃避或退缩），它们也是合乎需要的、愉快的情感，甚至能把我们引向最大的喜悦。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自觉意识、洞察力和“修通”（working through），我认为就是此处的答案。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一条路，经由此路，我们最终可以接受自己的最高能力，可以接受任何我们逃避或隐藏了的伟大、善良、智慧或才能等。
在我试图理解为什么高峰体验通常都很短暂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很有用的信息。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是因为不够坚强，所以不能够承受太多！高峰体验太令人震撼，太耗能了。因此，处在这种狂喜时刻的人会说，“这太多了”“我承受不了了”或“我快要死了”。当我听到这样的描述时，我有时会觉得，是的，他们可能真的会死呢。发狂的幸福不能持久。我们的机体太弱了，无法承受任何大剂量的伟大和荣耀，就像机体太弱无法承受长达一小时的性高潮一样。
“高峰体验”这个词比我最初认为的还要更贴切。强烈的情感必须是有高潮和短暂的，它必须让位给非极乐的宁静和更为平静的幸福，以及对至善至美的清晰而深沉的认知所带来的内在愉悦。高潮的情绪无法长久持续，但存在性认知（Being cognition）则可以长久持续。
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约拿情结吗？约拿情结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害怕被撕裂，害怕失去控制，害怕被粉碎和瓦解，甚至害怕被这种高峰体验杀死。强烈的情感最终会压倒我们。这是一种屈服于这种体验的恐惧，这种恐惧让我们想起了在性冷淡中所发现的类似的恐惧。我认为通过熟悉心理动力学、深度心理学以及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等文献，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恐惧。
在探索自我实现为何会失败的过程中，我还遇到了另一种心理过程。这种逃避成长的行为也可能是由一种对偏执的恐惧所引发的。当然，人们曾用更通俗的语言谈到过这一点——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都能找到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传说 [2] 。比如，希腊人称之为对傲慢（hubris）的恐惧，这种傲慢被认为是“有罪的骄傲”（sinful pride），这当然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问题。那些对自己说“是的，我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将成为另一个柏拉图并超越他”的人，迟早会被他的浮夸和傲慢吓得哑口无言，尤其是在他最脆弱的时候，他会对自己说“谁这样说过？是我吗？”他会把他此前的话看作一个疯狂的幻想，甚至害怕被这种幻想蛊惑。这个时候，他把自己内心的自我认识，连同他所有的弱点、犹豫和不足，与他对柏拉图所具有的明亮、闪光、完美无瑕的形象做了比较，于是自然就会觉得自己太放肆，太浮夸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柏拉图在内省时对自己肯定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但柏拉图最终克服了对自己的怀疑，继续前进。）
对一些人来说，逃避自己的成长、设定低水平的抱负、害怕做自己能做的事、自我削弱、假装愚蠢、假装谦卑，实际上都是对自大、骄矜、有罪的骄傲和傲慢的防御。有些人无法做到将谦逊与骄傲优雅地整合在一起，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许多研究者已经发现，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性的傲慢”。但是，如果只有傲慢而没有谦逊，你实际上只能够算作一个偏执狂。你不仅要意识到自己可能具有内在神性，还要意识到人类存在的局限性。你必须要能够同时嘲笑自己和人类的自负。如果你能被一只毛毛虫想要成为上帝的想法逗乐，那么事实上，你可能会继续走你的路并保持傲慢，而不用担心自己变得偏执，也不用担心自己会招致世俗的冷嘲热讽。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关于这个技巧我想再举一个例子，我在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身上看到了它最好的一面。在我所讨论的这个意义上，赫胥黎无疑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才能，并充分利用它们。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总是对一切事物的有趣和迷人之处深感惊奇，他像一个年轻人那样对事物的神奇赞叹不已，他常常会说：“妙极了！妙极了！”他睁大双眼，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天真、敬畏和迷恋来观察这个世界，这是一种承认自己渺小的方式，是一种谦卑的方式，然后他从容冷静、毫不畏惧地推进着他为自己设定的伟大任务。
最后，我建议你参考我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本身是有独立立意的，但它同时也可以作为系列论文集中的开篇之作。它的题目是《知的需要与对知的恐惧》（ The need to know and the fear of knowing ），此文很好地说明了我想说的每一个内在的或终极的价值，我称之为存在性价值（Values of Being）。我想说的是，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也是最高的需要，或我在第23章中所说的超越性需要，它和所有的基本需要一样，都可归入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所制定的基本图式中。因此，虽然我们需要真理，热爱真理，追求真理，但其实我们同时也害怕知道真理。比如某些真理可能伴随着责任，因而会引起我们的焦虑。逃避责任和焦虑的一种方式就是逃避对真理的觉察。
我预言，每一种内在的存在性价值中都会包含类似的辩证关系。我觉得可以针对一些主题写一些论文，对此我有一些模糊的构思，比如“对美的爱及担忧”“对好人的爱与恨”“对卓越的追求及毁灭倾向”，等等。当然，这些逆反性价值在患神经症的人身上表现得更强烈，但在我看来，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应该与自己内心的这些不良冲动和平相处。迄今为止，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自觉的洞察力和“修通”，把羡慕、嫉妒、不祥的预感、卑劣的想法转变成谦逊的赞美、感恩、欣赏、崇拜甚至膜拜。这一方法会让你体会到自己的渺小、软弱、没有价值，并接受这些感受，而不必通过摈除这些感受来保护你虚假的高自尊。
再次表明，我认为理解这个基本的存在问题，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接受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存在性价值，从而帮助我们解开约拿情结。
[1] 失去高峰体验对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么，这在科林·威尔逊《新存在主义引论》（ Introductions to the New Existentialism ）中有很好的阐释。
[2] 谢尔顿（Sheldon）在其优秀著作《心理学和普罗米修斯的意志》（ Psychology and the Promethean Will ）中讨论了这个主题，但它被引的次数不多，可能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较早（1936年），那时我们尚未准备好去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