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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理学上的探索引领我走遍了各条道路，其中一些已经超越了传统心理学领域——至少从我的受训经历来看是如此。
在20世纪30年代，我开始对一些心理学问题产生兴趣，但我发现这些问题无法用当时的传统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的”、价值无涉的、机械化的心理学）来解答或有效处理。我提出了一些合理的问题，接着又不得不创造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些心理学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慢慢地变成了心理学、科学、宗教、工作、管理的一般哲学，现在又成了生物学的一般哲学。事实上，它成了一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
当代的心理学已经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被分成了三个（或更多）相互独立、互不沟通的科学或科学家群体。第一股势力是以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机械主义、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这个派别。第二股势力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体系。第三股势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或称为“第三势力”，这是由许多心理学派别集合而成的一套体系。我想要谈的正是这最后一股势力，我认为它包含了前两者，我用“基于行为主义”（epi-behavioristic）和“基于弗洛伊德主义”（epi-Freudian）来描述它。这两个名称避免了那种粗浅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取向，例如，它既不意味着赞同弗洛伊德，也不意味着反对弗洛伊德。我本人既是弗洛伊德主义者，又是行为主义者，同时还是人本主义者，事实上我正在发展第四种可以被称为超越心理学的东西。
这里我谈谈我个人的观点。即使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当中，有一部分人也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反行为主义和反精神分析的，而不是把这两个学派划归到一个更广阔、更高级的结构体系当中。我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将全新的热情投入到“体验”中去的时候，同时也置身反科学，甚至反理性感受的边缘。在我看来，体验仅仅是获得知识的开始而已（体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而知识的发展进步，也就是说，科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这才是人类唯一的终极希望，所以我还是只来谈一下我个人的做法吧。
我个人选择用一种“大胆思考、建立理论、运用预感和直觉，从大体上去尝试推测未来”的方法来开展工作。使用这种方法时会优先考虑去进行开拓、探索、始创，而不是强调应用、确认、核对、验证等。诚然，科学本身有赖于后面这些活动的支撑。然而在我看来，如果科学家仅仅把自己看作事实的验证者，那是极其错误的。
通常来说，先驱者、创造者、探索者都是孤独的个体，而不是一个群体，他孤独地与自己的内在冲突和恐惧做斗争，孤独地抵御自身的骄傲、自大甚至偏执。他必须是一名勇者，敢于冒风险，甚至不怕犯错误。他很清楚自己就像在赌博一样，在缺乏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做出试探性的推论，接着花上数年时间去尝试验证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一定会被自己的想法是如此鲁莽而吓到，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试图确认那些自己本不能证明的东西。
正是本着这样的意义，我提出了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有一个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是无法回避或避免的，即使这会引起对整个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质疑。我坚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那里承袭而来的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和逃避价值的科学模型，对于这些学科保持数据的纯净，以及防止教会染指科学事务而言是必要和可取的，但这种模型却不适合于对生命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甚至，这种价值无涉的科学哲学在所有关乎人的问题上都不适用，因为人的问题所涉及的个人的价值、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等，对于理解任何人，甚至对于科学地预测和控制这些经典的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知道，在进化论理论中，关于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和终极因等这类问题展开过轰轰烈烈的争论——我必须说，在我的印象中这场争论是混乱不堪的——我也必须提出我的另一个感受，我认为在人类的心理层面上讨论上述这些问题能够使焦点更加清晰和更不可回避。
关于进化中的自然发生说，或者纯粹的偶然组合是否可以解释进化的方向等问题，仍然可能会有反复的争论。但当我们在探讨人类个体的问题时，这种侈谈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绝对不可能说一个人成为一名好医生纯粹出于偶然，现在是时候停止认真对待这种观念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远离了那些关于机械决定论的争论，更不想费心去讨论它。
我建议使用精选的好样本（卓越的样本）作为生物试样来研究人类物种所具有的最佳能力，这是一个值得讨论并最终进行研究的问题。举例来说：我在探索性调查中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卓越”的人通常是更好的认知者和感知者，甚至在感官层面本身也有可能如此，比如他们有可能在区分细微的色调差异等方面更加敏锐，对此我并不会感到惊讶。我曾经组织过的一个未完成的实验可以作为这种“生物试样”实验的模型。我此前的计划是在布兰迪斯大学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对每一个新生班级进行测试——精神病学访谈、投射测试、操作测验，等等——从这些被试的学生中选出最健康的2%、中间的2%和最不健康的2%。我们计划让这三组学生接受一系列（大约十二种）感觉、知觉和认知方面的检测，来测试之前在临床和人格方面的发现，即更健康的人对现实有着更好的感知力。我预测这些发现会得到相应证据的支持。接着，我的计划是继续追踪这些人，不仅是在他们大学四年期间，将我们最初的测试分数与他们在大学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实际表现、成就和成功之间进行相关研究；而且我还在想，也许有可能在他们当中开展更长时间的纵向研究，由一个纵向研究团队组织实施，研究可以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我们的想法是，这项研究可以贯穿这个被试群体的一生，通过这样的追踪来最终验证我们所持有的健康观念。这个研究对有些特征的预测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长寿、抵抗心身疾病、抵抗感染等，同时我们也期望这种追踪能够揭示出一些不可预见的特征。这项研究在精神实质上同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的研究类似，大约在四十年前，他在加利福尼亚选择了一些高智商儿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进行测试，该研究持续进行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他的普遍发现是，那些因为智力超群而被选中的孩子在其他所有方面也更加卓越。他得出了一个伟大的结论，那就是：一个人的所有优秀特质之间都是呈正相关的。
这种研究设计将改变我们对统计学的认识，尤其是对抽样理论的认识。我在这里所拥护的是我所称的“成长顶端的统计数据”，它来自一个事实，即植物最伟大的遗传活动都发生在它的顶端。用有些年轻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那地方最有意思了。”
假如我问，“人类有什么能力？”我宁愿向一个精挑细选出来的卓越的小群体提出这个问题，而不是向整个人群提出。我认为享乐主义理论和伦理理论在历史上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把病态的快乐和健康的快乐绑在一起，把疾病和健康、好样本和糟糕的样本、好选择和糟糕的选择、生理上健全的样本和生理上不健全的样本统统进行平均处理。
如果我们想要回答人类能长多高这个问题，那么显然，最好的办法是挑选出那些已经长得最高的人，并研究他们。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能跑多快，那么从人群中挑出一批人并计算他们的平均速度是没有用的，更好的方式是召集那些奥运金牌得主，看看他们能做到多好。如果我们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那些最有道德、最遵从伦理或最圣洁的人来获得最多的知识。
总的来说，我认为可以说，人类历史记录了人性被低估的方式。人性的最大可能性实际上总是被低估。即使有“好样本”，如圣人、先贤和历史上的伟大领袖等人物能够作为研究对象，人们也常常禁不住把他们看作非人的超能天才。
现在很清楚的是，只有在“良好的条件下”人类最大潜能的实现才有可能大规模地达成。或者更直接地说，优秀的人通常需要一个美好社会作为其成长环境。相反，我认为应该清楚的是，生物学的规范哲学应该包括“美好社会”的理论，美好社会是指能够促进人类潜能最大化发展和人性充分发展的社会。我想，对于传统的描述性生物学家而言，这样的观点乍一看可能会让他们有点惊讶，因为他们已经学会了避免使用“好”和“坏”这样的字眼。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在生物学的某些传统领域这类事实其实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了。例如，基因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潜能”，而潜能的实现与否取决于遗传物质、细胞质、整个有机体以及有机体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作为直接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举几个实验来作为例证。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对于小白鼠、猴子，还是对于人而言，如果个体生命早期生活在一个具有丰富刺激的环境中，这对大脑皮层的发育会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通常会使之朝着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哈洛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所进行的行为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隔离会导致动物丧失各种能力，而这种“丧失”如果超过一定程度，往往会变得不可逆转。再举一个例子，在巴尔港的杰克逊实验室的研究者发现，在不和人类接触的情况下，那些在野外奔跑以及在狗群中撒野的狗，将会失去被驯化的可能性，再也不可能成为宠物狗了。
当前有报道说，印度的孩子正在遭受因饮食中缺乏蛋白质而导致的不可逆的脑损伤，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体制、历史、经济和文化都与这一匮乏有关，那么很明显，人类需要良好的社会来允许他们去实现自己成为好样本的愿望。
你能够想象一种生物学的哲学可以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发展，可以在政治上完全中立，可以不必是乌托邦式的或优心态（Eupsychian）的，也不必是改良主义的或革命的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去参与社会运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个人兴趣的问题，而且我知道，一些生物学家会因为自己的知识没有得到运用而感到愤怒，所以他们转向政治，将自己的发现通过政治手段去实现。但我的建议与之完全不同，我认为生物学家一旦认识到用规范化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和其他物种，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把发展好样本作为自己的义务，那么去研究所有有助于培养或抑制好样本发展的条件也就成了他们的科学义务。很明显，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走入社会。
通过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探索性调查，我体会到，那些最健康的人（或最有创造力的人，或最强壮的人，或最聪明的人，或最神圣的人）可以被选为生物试样。或者说，这些人作为先驱者，或是更敏锐的感知者，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不那么敏锐的人，我们所持有的价值是什么。例如，我们很容易挑选出那些对颜色和形状具有非常敏锐的审美力的人，然后去遵从他们对颜色、形式、织物、家具等的判断。我的经验是，如果不去打扰这些高级感知者做判断，我确信，我会在一两个月内慢慢喜欢上那些他们即刻就喜欢上的东西。就好像他们是我，只是更加敏感；或者就好像他们是我，但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困惑和不确定。我可以让他们作为我的专家，就像艺术收藏家会聘请艺术专家来帮助他们挑选艺术品一样。〔这一观点得到了查尔德（Child）的支持，在他的一篇论文中，他发现经验丰富的艺术家，即使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的鉴赏力都是相似的。〕另外我还假设，和普通人相比，这些敏锐的人更不容易受到时尚潮流的影响。
现在，同样地，我发现，如果我选择心理健康的人，那么他们所喜欢的也将是人类所喜欢的。对此，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很中肯的话：“君子认为的善，才是真正的善。”
根据实际经验来看，自我实现者的特征是比普通人更少地怀疑对与错，他们不会因为95%的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而感到困惑。我可以说，至少在我的被试群体中，他们的是非判断往往趋向一致，就好像他们在感知真实的事物本身，而不是去比较个体之间的好恶差异。总之，我将他们看作价值的评估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或者再换句话说，我已经明白，伟大人物的价值观正是我终将认同和看重的价值观，它有着某种非凡的意义，并且最终也将得到“数据”的支持。
我的超越性动机理论（第23章）从根本上说就是建立在这一操作之上的，即把那些卓越的人（他们是对事实和价值的高级感知者）对终极价值的选择作为整个物种对终极价值的可能选择。
我的这些言论很容易引起争论。或许我可以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述，只需问这样一些问题：“假如你选择了那些心理健康的人，那么他们会喜欢什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之奋斗和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但我希望这最好不要招来误解，我只是在有意地向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有关规范和价值的问题。
也许换一个角度更能说明问题。人类是一种经历着选择、决定和追求的动物，这一点我认为已经得到充分证明了，那么，任何对于人类物种的界定，都必须涉及做出选择和决定的问题。但是做出选择和决定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关乎智慧、效率和效能的问题。因此接下来我们可能想要弄清楚的是：谁是好的选择者？他来自哪里？他有怎样的生活经历？这种技能可以传授吗？什么会妨碍这种技能？什么又能促进它？
当然，这些只是古老哲学问题“谁是圣人？什么是圣人？”的新提法；除此之外，也是古老的价值论问题“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取的？什么是值得期待的？”的新提法。
我必须重申，我们已经到达了生物学史上的一个节点，我们现在要对我们自己的进化负责。我们已经成为自我进化者。进化意味着客观的分选，进而意味着主观的选择和决定，而这一整个过程意味着对价值的评估。
在我看来，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新飞跃的边缘，即我们正在将我们的主观生活与外部的客观指标联系起来。正是由于这些新的迹象出现，因此我料想，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有两个例子足以证明这种为未来的研究所做的准备。一项研究是奥尔兹（Olds）做的，这个研究已经广为人知了，他通过在小白鼠的嗅脑隔区植入电极发现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在研究中，小白鼠掌握了一个控制电流的横杆，只要按压横杆，电流就会刺激它的大脑，而一旦电极被植入这个特定的快乐中枢，小白鼠就会一遍又一遍地按压横杆，进行自我刺激。不用说也知道，掌管不愉快或痛苦的脑区也被发现了，而如果给动物一个机会去刺激自己的那个脑区，它会拒绝那样做。对这个快乐中枢的刺激对动物来说显然是“有价值的”（或是合乎需要的、有强化作用的、有奖赏作用的、积极有益的，或任何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况的其他词），它会因此放弃任何其他已知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等。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类似的依据来推测人类的情况，人在主观上对快乐的体验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产生。虽然这类研究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已经能够对一些不同的“中枢”进行区分了，如睡眠中枢、饱腹中枢、性刺激中枢和性满足中枢等。
如果我们把这类实验与另一类实验——例如卡米亚（Kamiya）的实验——结合起来，那么将会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卡米亚的研究结合了脑电波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原理，当被试脑电波中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个点时，给被试者一个可见的反馈。这样，通过允许被试者将外部事件或信号与主观感觉的事件状态联系起来，卡米亚的被试者就有可能自发地控制他们自己的脑电波。也就是说，卡米亚证明了一个人有可能把自己的α波频率调节到一个特定的期望水平上。
这项研究的开创性和令人兴奋之处在于卡米亚很偶然地发现，将α波稳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可以让个体产生一种宁静、冥思甚至幸福的状态。一些后续的研究对那些学习了东方的静观和冥想技术的人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人会自发地产生类似卡米亚的被试者在实验中产生的那种“宁静”的脑电波。这就是说，教会人们如何感到快乐和宁静是有可能的。这些研究具有广泛的、显著的革命性意义，不论是对人类的进步而言，还是对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而言，都是如此。现在我们有了很多的研究计划，足以让科学家们在下个世纪为之奔忙了。到目前为止，心身关系问题虽然依然难以解释清楚，但它终于成了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这些数据对于规范生物学的问题至关重要。显然，现在我们可以说，健康的机体自身会发出明确而响亮的信号，来表明它的偏好或选择，或它认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但把这称为“价值”是合适的吗？可以认为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在价值吗？或是类似本能的价值？如果我们使用描述性的语句说，“若让实验室老鼠在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做选择，它百分之百会按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是任何其他按钮”，这种说法与“老鼠喜欢自我刺激它的快乐中枢”这样的表述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吗？
我必须说的是，是否使用“价值”这个词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上面所描述的一切，不用这个词也是完全可以说清楚的。也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者至少是科学家和大众之间的沟通策略，如果我们不通过谈论价值来混淆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明智。我想，这确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些在心理学和生物学上关于选择、偏好、强化、奖励等方面的新进展。
我还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建立在这种研究和理论之上的循环论证困境。这一点在人类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我猜想，在其他动物身上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好样本或健康的动物会选择或偏爱某某东西”这样的说法中所隐含的循环性。我们该如何解释虐待狂、变态狂、受虐狂、同性恋者、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与“健康人”所做出的不同选择？我们可以将这一困境与实验室中被切除了肾上腺的动物和所谓的“正常”动物做出不同选择的困境相提并论吗？明确地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必须面对和处理，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问题。我们通过精神和心理测验技术很容易挑选出“健康”的人，然后指出，在罗夏测验或某个智力测验中得到高分的人，在餐馆食物选择实验中也会表现优良。这里的选择标准与行为标准有很大的不同。完全有可能，事实上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我们可以通过神经性的自我刺激来证明，一些所谓的“快乐”，如变态、谋杀、虐待或恋物癖，并不是奥尔兹或卡米亚的实验中所指出的那种“快乐”。当然，这是从我们借助精神病学技术而从主观上获知的看法。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迟早都会知道，在神经症性的“快乐”或倒错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大量的愤懑、痛苦和恐惧。通过主观领域我们得知，那些同时经历过不健康和健康的快乐的人几乎总是报告对于后者的偏好和对于前者的惧怕。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已经清楚地表明，性罪犯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柯肯德尔（Kirkendall）也表明了，如果性活动是基于爱的，那么从主观体验上来说，要胜过那种没有爱的性活动。
目前我正致力于发掘我在前文中描述的那种人本主义心理学观点的一系列含义，这将有助于揭示人本主义哲学生物学的革命性影响和意义。可以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机体能够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和自我选择这一论点的。机体倾向于选择健康、成熟和生物学上的成功，这种倾向的程度超越了一个世纪前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总之，它是反专制、反控制的。对我而言，这让我回过头来认真思考道家的所有观点。通过当代生态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我们学会了不去干扰和不去控制，而且对于人类来说，这还意味着对孩子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动力给予更多的信任。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主性，而不是进行预测和外部控制。这里引述我在《科学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Science ）一书中的一个主要论点：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能继续严肃地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有人几乎会说恰恰相反——至少对人类来说不能这样去定义。我们希望自己被预测和可被预测吗？希望自己被控制和可被控制吗？我倒不至于说，自由意志的问题必然要以其古老而传统的哲学形式存在，但我想说的是，这里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求，确实与一些主观感受有关，这些感受包括感到自由而不是被决定，自主选择而不是受外部控制，等等。总之，我敢肯定地说，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更喜欢感受自由，并获得自由。
这一整套思路的另一个普遍但不易被察觉的后果就是，它必然会改变科学家在自己眼中和在普通大众眼中的形象。已经有证据表明科学家在大众眼中的形象是消极的，比如，高中女生会认为科学家是怪物是令人恐惧的人，她们害怕他们，认为科学家不符合自己未来理想伴侣的形象。我必须表明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不只是好莱坞“疯狂科学家”电影所带来的后果，这幅图景中有一些真实而合理的东西，即使它被严重地夸大了。事实上，典型的科学家形象是一个操纵和控制一切的人，是一个对人、动物和事物发号施令的人，他是他所研究的事物的主人。在对“医生形象”的调查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医生通常被视为主人、控制者、切割者、与痛苦打交道的人，等等。毫无疑问，他是老板，是权威，是专家，是掌管一切并告诉人们该做什么的人。我认为，现在拥有这类最糟糕形象的人是心理学家，现在的大学生常常认为心理学家是善于摆布他人的人，是骗子，是隐瞒事实的人以及控制者。
假如机体被视为具有“生物智慧”又将会如何呢？如果我们试着去相信机体具有自主性，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选择，那么很明显，我们作为科学家，更不用说医生、教师，甚至父母，就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变成一个更符合道家式的形象。道家式的（Taoistic），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词，它简洁地概括了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许多要素。道家式意味着发问而不是告知。它意味着不干涉，不控制。它强调非干扰的观察而不是控制式的操作。它是善于接纳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就好比说，如果你想了解鸭子，那么你最好向鸭子提问，而不是告诉鸭子一些什么。对于孩子也是同理。在想要弄清楚“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这一问题时，最好的方式似乎是找出一些办法，让孩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事实上，我们在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榜样。从这些优秀榜样的工作方式来看，他们做出有意识的努力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病人，而是帮助病人——那些不善表达的、缺乏觉知的、意识不清的病人——去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心理治疗师帮助病人去发现病人自己想要的或渴望的是什么，去发现什么对病人自己而言是有益的，而不是对咨询师而言是有益的。这与过去意义上的控制、鼓吹、塑造、教导是相反的，毋庸置疑，它是以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意义和假设为基础的，但是我必须说，要实现这些意义其实很难。比如，这需要我们相信大多数人会朝向健康的发展方向，期待他们会选择健康而不是疾病，相信主观的幸福状态对什么是“对人最好的”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持有这种态度，意味着优先选择自发性而非控制，优先选择对机体的信任而非不信任。它假设人都想要成为完满的人，而不想要生病、痛苦或死亡。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发现病人的确存在死亡愿望、受虐愿望、自暴自弃的行为、自我惩罚的行为等，我们将这些感觉看作“病态”，但如果病人自己曾经体验过另一种更健康的状态，他们其实会更愿意拥有那种更健康的状态，而不是活在这种痛苦中。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对于探索健康而言是愚蠢的、无效的、不得当的。
对于新模型下的道家式教师、父母、朋友、情人以及道家式的科学家而言，他们彼此之间有着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
传统的“客观”概念来自最早的科学研究，研究的对象是无生命的物体。当我们自己的愿望、恐惧和期待被排除在观察之外时，我们是客观的；当一个超自然的神的意愿和安排也被排除在外时，我们也是客观的。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它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这种研究是在与非人类的物体或事物打交道，所以这种客观性和超然性是可以做到的。甚至在对待低等生物时这也会很有效，在对待低等生物时我们也可以做到足够超然、不介入，使我们自己成为相对不干扰的观察者。因为一只变形虫向哪里移动，或者一只水螅吃了什么，与我们都不会有太大关系。然而随着物种等级的上升，这种区分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与狗或猫打交道，那么我们会很容易将它们人格化，我们会把自己的愿望、恐惧、期待和偏见投射到这些动物身上，而与猴子或猩猩打交道时更是如此。因此当我们开始研究人类时，我们当然会认为要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成为一个冷静、镇定、客观、不介入、不干涉的观察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心理学的大量证据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因而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打破的事实。
任何经验丰富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在与任何社会或亚文化群体打交道之前，他必须先审视自己的偏见和预设，这是避免自己对这个群体做出预判的一种方法——提前了解自己的预判。
但我认为还有另一条通往客观性的道路，那就是更敏锐、更准确地感知我们自身之外的事实，观察者之外的事实。这种方法最初来源于对相爱之人的观察：无论是恋人之间还是父母与孩子之间，都会产生对爱的感知，这种感知会使他们获得各种认识，而这些认识是不相爱的人无法获得的。在我看来，在行为学的文献中这类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我相信，如果我不喜欢猴子，我就不会在研究猴子的时候做到更“真实”，更“准确”，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客观。事实上，我对它们很着迷。我喜爱这些猴子，而我对老鼠则没有那样的喜爱。我相信，洛伦茨（Lorenz）、丁伯根（Tinbergen）、古德尔（Gooddall）以及沙勒（Schaller）所报告的研究之所以那样精彩，那样有意义，有启发性，真实可信，是因为这些研究者“爱”他们所研究的动物。最起码，这种爱能激发兴趣，甚至引人入迷，因而使研究者能有极大的耐心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一个母亲被她的孩子迷住了，一遍又一遍全神贯注地观察这个小婴儿的每一个细微之处，相比那些对她的孩子不感兴趣的人，这个母亲更能从最真实的意义上了解她的孩子。我发现恋人之间也有这种现象，他们对彼此如此着迷，以至于打量、凝视、倾听和探索本身就变成了一项迷人的活动，他们可以在这上面花费无数的时间。而对于一个没有坠入爱河的人来说，这种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很快就会感到无聊。
但“爱的知识”——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还有其他的好处。爱一个人，会让他敞开心扉，绽放自己，放下他的防御，使他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都能够袒露开来。总之，他会让自己被看到，而不是躲起来。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彼此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顾忌的。但在爱的关系中，我们变得“无所顾忌”。但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陷于爱、迷恋，或对某人某物非常感兴趣，我们就不会那么想要去干涉、控制、改变、改善那个对象。我的发现是，对于所热爱的事物，我们是会听之任之的。在浪漫之爱或祖孙之爱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可能被视为完美无缺的，因此任何的改变和改善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虔诚的。
换句话说，我们对被爱的对象放任不管。我们对它没有任何要求，我们不希望它成为别的样子，我们承受它，接纳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更真实地看到它本来的样子，而不是让它随着我们的喜好、担心或希望发展成其他的样子。认可它的存在，赞许它的本来面目，这将使得我们成为不干扰、不操纵、不抽象、不干涉的感知者。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做到不介入、不要求、不希望、不改善，我们就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这种特殊的客观性。
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方法，一条通往某种真理的特定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可以更好地接近和实现真理。我不认为这是一条唯一的路，也不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我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爱、兴趣、迷恋、专注，也有可能扭曲关于事物的某些其他真理。我只是认为，在科学方法的整个体系中，爱的知识或“道家式的客观性”，在特定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有其独特的优势。如果我们真切地意识到，对研究对象的爱既有可能会带来某些类型的盲目，又有可能会带来某些类型的领悟，那么我们便有了足够的警惕。
我甚至可以说这关乎“对问题的爱”。比如对于精神分裂症这个问题，一方面，很显然你必须迷恋上这个问题，或者至少对它感兴趣，才能坚持下去，去了解它并对它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如果完全沉迷于精神分裂症的问题，那么在涉及其他问题时他就会失衡。
我在这里使用了阿尔文·温伯格（Alvin Weinberg）的杰出著作《大科学的反思》（
Refections on Big Science
）中的一个章节的标题，这本书包含了许多我想要阐明的观点。使用他的术语，这样我便可以用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方式来陈述我的要旨。我认为“曼哈顿计划”冲击了我所认为的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大问题（Big Problems）
，不仅对心理学而言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拥有历史紧迫感的人而言都是如此（这是评估一项研究是否“重要”的标准，现在我宁愿把它添加到传统的标准中去）。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大问题”是造就“好的人”。我们必须要有更好的人类，否则我们很有可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没有被扫除，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也肯定会生活在紧张和焦虑当中。这里的必要条件当然是定义“好的人”，我在前文中已经对此做了各种陈述。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始资料，一些指标，或许和曼哈顿计划实施前的准备一样充分。我自己也相信这个具有颠覆性的计划是可行的，我确定我可以列出成百上千个附属问题，当然这足以让很多人忙个不停。这个“好的人”同样可以被称为自我进化的人，是对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进化负责的人，是受到了充分启迪的、觉醒的或有洞察力的人，是具有完满人性的人，是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即使存在着社会改革、完美的宪法、出色的项目以及规章制度，也只有当人们足够健康、足够进化、足够强壮、足够善良时才能够理解这些内容，进而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内容付诸实践。
与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同样紧迫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构建“良好的社会”。“良好的社会”和“好的人”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反馈的关系。它们需要彼此，它们是彼此的必要条件。我撇开这二者谁先出现的问题不谈。很明显，它们是同步发展、并驾齐驱的。在任何情况下，缺了其中一个，另一个都是不可能单独实现的。我所说的“良好的社会”，指的是最终只有一个全人类的物种，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我们也有一些初步资料探讨了关于自主的社会安排（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见第14章）。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已经知道，当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时，社会安排就有可能迫使这些人要么做出恶的行为，要么做出善的行为。这里的要点在于，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内心的健康必须被看作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人的好与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的核心理念是，在一些原始文明和大型的工业文明中，存在着一些社会趋势，它超越了自私和无私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换句话说，有些社会安排必然会使人与人之间互相对立；而另外一些社会安排，使得一个人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私利必然要去帮助别人，不管他是否愿意如此。反过来说，那些追求利他和帮助别人的人必然会赢得私利。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像所得税这样的经济措施，它从个体的财运中虹吸利益来惠及大众；这与销售税形成了对比，从穷人身上征收的销售税比例要大于从富人身上征收的比例，而且它没有虹吸效应，而是一种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称的“漏斗效应”（funneling effect）。
我必须尽可能严肃认真地强调，这些是最终的“大问题”，重要性排在任何其他问题之前。温伯格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大多数的工业技术产品和进步，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进步，基本上都可以被认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意味着，除非我们把技术上和生物上的进步交到好人手里，否则这些进步就是无用或危险的。我所说的进步甚至还包括战胜疾病，延长寿命，减轻痛苦、悲伤和苦难，等等。问题是：谁想让恶人活得更长久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原子能的使用，以及在纳粹之前对于研发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的竞争。原子能如果掌握在许多像希特勒一样的人手里，而这些人掌控着国家大权，这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而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其他的技术进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人们总是会这样问一个标准问题：这对某个“希特勒”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作用是，今天恶人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更有威胁，因为先进技术赋予了他们力量。一个极端冷酷的人，有一个冷酷的社会做后盾，是不可能被打败的。我想，假如当初希特勒赢了，那么随后是不可能发生反叛的，事实上，他的帝国可能会延续一千年甚至更久。
因此，我要奉劝所有的生物学家，就像我要奉劝所有其他心怀美好愿望的人一样，把他们的才能用来解决造就“好的人”和构建“良好的社会”这两个“大问题”。
上述事例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想法，即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中立、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仅无关乎道德，还有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我要再次强调，科学本身来源于人以及人的热情和兴趣，正如波拉尼（Polanyi）曾鲜明指出的那样。科学本身必须是一种道德准则，就像布洛诺夫斯基（Bronowski）曾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赋予真理内在价值，那么所有的结果都将由我们为这一内在价值服务而产生。我想补充的第三点是，科学可以寻求价值，这些价值存在于人性本身当中。事实上，我认为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经达到了使这一观点似乎可信的程度，尽管还不够充分和缺乏最后的证实。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使用技术来发现什么是对人类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类的内在价值，我们已经在尝试这样做了。我想重申的是，这些价值既包含生存价值，也包含成长价值，也就是那些能够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善良、更快乐、更能实现自我的价值。
由此我提出了生物学家的未来研究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之间的协同反馈。现在，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以及许多心理学家、生物学家都认为，他们在实践中遇到过的那些疾病，甚至有可能所有的疾病，无一例外都可以被称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身体上的”疾病的了解程度足够深，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内部、个人内部以及社会变量也会成为疾病的决定因素。这样讲绝不是要把诸如结核病或者骨折这样的疾病弄得玄乎其神，而只是想表明，在结核病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了贫穷是与之有关的一个因素。至于骨折，邓巴（Dunbar）曾将骨折病例作为对照组进行了研究，她假设骨折肯定与心理因素无关，但最后她却惊讶地发现骨折背后确实是有心理原因的。基于这些经验，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人格，以及——我可以这么叫它——“事故培养环境”，都了解得非常多了。也就是说，即使是一根断了的骨头，它也是有心身的和“社会—躯体”的（sociosomatic）原因可循的——后者是我自创的一个词。这就是说，即便是传统的生物学家、医生或医学研究者，知道疾病具有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但为了减轻人类的痛苦、苦难和疾病，他也应该用一种更加全面的眼光去审视这些问题。例如，如今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癌症的防治体系中也应该包括所谓的“心身因素”。
换句话说，有迹象表明（大多是推断，而不是确凿的数据），通过精神病学的治疗方法等培养“好的人”，从而提高他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可能同时会使他的寿命得到延长，对疾病的易感性降低。
对低级需要的剥夺不仅会导致传统意义上的“匮乏性疾病”（deficiency diseases），而且这似乎也会导致我在第23章中所称的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ies），即所谓的精神上的、哲学上的或存在性的病态，这些恐怕也可以被称为匮乏性疾病。
简言之，安全与保护、归属感、爱、尊重、自尊、认同感、自我实现等基本需要的不满足，导致了某些疾患和缺失性疾病，如此种种可被称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那些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的、自我实现的人，拥有真、善、美、公正、秩序、规则、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有可能在超越性动机层面遭受剥夺。超越性动机未得到满足或者缺乏这些价值，就会导致我所描述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超越性病态。我认为这些与坏血病、糙皮病、爱的缺失等是属于同一个体系中的缺失性疾病。在此我要补充的是，要用传统的方法证明身体的需要，如身体需要维生素、矿物质、基本氨基酸等，其过程是首先面对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接着找到这种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剥夺了某物就产生了疾病，那么这种物质就是我们需要的。同理，我坚持认为，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我所描述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也是生物学上的需要。也就是说，对这些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剥夺会导致疾病的产生。正是这一原因，我用发明的术语“类本能”（instinctoid）来表明我坚定的信念，这些证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与人类机体本身的基本结构有关的，有某些遗传基础蕴含其中。虽然这种遗传基础可能比较薄弱，这也让我坚信，生物化学、神经学、内分泌系统的基质或躯体机制方面的发现，终有一天能够从生物学层面上阐释这些需要和疾病（见附录D）。
在过去几年里，涌现出了大量探讨有关新千年或下个世纪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会议、书籍、专题座谈，更不用说报纸文章和星期日的杂志专栏了。我大致看过这类“文献”（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对此我感到的担忧常常胜过了受到的启发。其中有95%都在谈论纯粹的技术变革，完全撇开了好与坏、对与错的问题。有时整件事似乎完全与道德无关。人们对新机器，人造器官，新型的汽车、火车或飞机议论纷纷——说白了，就是更大更好的冰箱和洗衣机之类。当然，这类“文献”也时常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它们有时会随意谈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的增强，甚至是整个人类物种灭绝的可能性。
事实上，所有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都不是研究人类的科学家，这本身就是对真实问题视而不见的一种表现。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他们当中的生物学家也是分子生物学方向的，也就是说，这些生物学工作者遵循的是还原论，而不是以描述为主。偶尔被选出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其特长也在于技术方面，是信奉价值无涉的科学概念的“专家”。
无论如何都很清楚的是，“改良”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不考虑目的对手段的改良，这种改良当然也没有考虑到明确的事实，当更强大的武器落入愚蠢或邪恶的人手里时，他们会制造出更多的愚蠢或邪恶。也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可能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益的。
另一个让我感到不安的事情是，关于2000年的许多说法都只涉及物质层面，例如，工业化，现代化，增进财富，拥有更多的物资，通过海洋种植来提高粮食生产力，通过打造更高效的城市来应对人口爆炸问题，等等。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说明大部分预测的粗浅本质：它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只是基于当前的情况而做出的无用推断，是从我们的现状出发而向前抛出的简单曲线。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计算，预测到2000年将会有更多的人口；按照目前城市的发展速度计算，预测到2000年将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城市状况；等等。这就好像我们无法掌控或规划我们自己的未来——就好像我们不满当前的趋势，却又无法逆转这种趋势。例如，我认为对未来的规划应该包括减少目前的世界人口，如果人类希望这样做，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至少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理由阻止我们这样做。城市的构建，汽车或空中交通工具的制造等，也都是如此。我怀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预测本身就是那种价值无涉、纯描述性的科学概念的副产品。